前情回顾
2月9日，星期六，小雨。
帝国之都维也纳！当我想念它的时候我到底是在想念些什么？当我在火车上归心似箭的时候，我一直在想这个问题，以便让我自己显得不那么孩子气。但是我发现这种情绪其实并不是我一个人，这些平日里严肃的军官们，这时候显得比我还要不淡定。每当火车在某个地方停下来的时候，总有很多戴着军官帽的人把头探出车窗或者在车厢里大喊大叫。我不知道他们从哪搞到的啤酒，但是我也跟着喝了不少杯。
有某种情绪弥漫在车厢里，如果让我说那不一定是和平带来的，但与乌克兰的和约肯定是重要原因。正式的条约还没有定下来，但在我上火车之前谈判就已经基本结束，最终签署只是时间问题。在布列斯特我听说匈牙利自己的粮食储备只能再撑两个月，而维也纳连两个月撑不下去。这个星期甚至有飞行员开着飞机从匈牙利往维也纳走私粮食，结果在维也纳新城坠毁，一袋精白面从天上掉下来砸伤了一个火车站站长。恩斯特·赛德勒博士的仕途也险些自由落体，他在这个星期向刚从因斯布鲁克回来的皇帝辞职，只不过皇帝像大地一样拒绝了他。
恩斯特·赛德勒博士。他在1917年6月就任帝国奥地利部分的总理，然而在1918年1月就遭遇了粮食危机和大罢工
在这么紧张的时刻切尔宁伯爵同时为我们带来了面包与和平，虽然这两者都不知能持续多久，但这个消息本身就仿佛在他的头上加了一圈拜占庭圣像上的光环。也正是因着他的功劳，这节列车上的人们自开战以来第一次对“回家”这件事有了一种强烈的期待。但按照我们帝国的理想，军人应该是温和而严肃的，所以我竭力使自己陷入思考，而不是像一个炮兵中校那样跪在座位上看着窗外的土地左摇右晃。
我想到我的家、我的图书室、我的车和我那匹至今还安然无恙的马。我还想到战时通讯社里我的那个办公室，喜欢跑到我办公室里看风景的基施，想那个捷克姑娘——但她在布拉格，所以我用手在空气里划了道线把她划掉了。最后我想到A夫人，想到她让我的表情变得严峻了很多，看来想她比抽象思考对我的形象更有帮助。对于A夫人我有时候真的不知道该说什么好，当我还是一个炮兵中尉的时候我跟在一个匈牙利朋友的身后进了她家的门，我那个朋友顶着一个伯爵的头衔，穿着华丽的骠骑兵制服，我跟在他身后站在一群匈牙利贵族中间觉得自己像一个走错门的马车夫。而A夫人的光芒照亮了整个舞会，而且她居然还跟我跳舞，跳舞对那个时候的我来说还是一件再拿手不过的事。如果那时候的我想到此时此刻我会用将军大衣把自己裹起来，因为想到她而表情严峻，真不知道会作何感想。无论如何我们和俄国人交换战俘的事还没有最后敲定，她的女婿一时半会还回不来，她恐怕还要住上一段时间。
人生就是这样，如果你期待什么那么多半要失望，而如果你恐惧什么，那十有八九你要噩梦成真。我回到维也纳，在办公室里翻看最近两周的文件的时候才发现，基施已经不在战时通讯社了。他被调到海军去了，而且不是海军的报道部门而是直接调到舰上去了。这个时候把一个战时通讯社的中尉调到军舰上还能因为什么？我得说绍贝尔博士比我想象的要厉害得多，他要么之前就调查过我，要么仅仅凭借我那一声故意的咳嗽就看出我对基施的维护态度了，所以他根本没有给我干预军法调查的机会。基施没有被调查也没有被定罪，他只是被调走了，当我在回维也纳的路上闭着眼睛想念自己的办公室的时候，他已经上了去普拉的火车。我看着这份文件，用手摆弄了很久我身上佩戴的伦巴第铁冠章，最后我把这份文件塞回了档案袋。我心里比起愧疚更多的是感到落寞，因为在基施去普拉报到的时候达尔马提亚的海军哗变了，以他的性格说不定其实会很开心。
施特劳森贝格将军最近没时间见我，在切尔宁伯爵已经成为英雄的今天，我的任务实在已经无关紧要了。在我检查信箱的时候我看到两张请柬，一份当然是A夫人的，她总有足够的理由庆祝，另一份是维特根斯坦家送来的。康拉德·维特根斯坦现在在意大利前线，路德维希·维特根斯坦现在在乌克兰前线，而钢琴家保罗因为丢了一条胳膊其实已经不需要再次上前线了，可他还是主动要求上前线，最近因为第四集团军解散了所以被允许回家待上几周。
我觉得从卡尔·维特根斯坦先生1913年去世以来，这家人就有点失去平衡了。卡尔先生是一个能够在生意和艺术之间保持平衡的人，他很有品味也很精明，因此可以拥有庞大的财富来支撑他的品味，但是坦率的说在这样一个强势的帝王般的父亲统治之下，他的家庭里完全没有容纳第二个这样的人的空间。我从孩提时代就认识这家人，当然是因为我父亲跟他们有生意往来的缘故，我有机会真想跟人谈谈我的父亲，但是我不知道该跟谁说。他是一个可爱的有点过分的人，好心肠、风趣、有点小手段，但是总体来说是一个毫无野心只想自己过的痛快的人。所以他的可爱让很多人都愿意把他的小手段当成是白璧微瑕加以容忍，卡尔-维特根斯坦先生对他就是这种心态，有时候我看到我父亲跟他谈某桩投机生意的时候，他那种父兄般的宽容让我不由得对他充满憧憬，但他对自己的孩子们却没有这种宽容。他的一个儿子人间蒸发，另一个则在柏林自杀了。鲁道夫是一个非常了不起的学者，但是当他轻信了另一个学者坦白了自己的性取向之后，不得不在咖啡馆里就着一杯牛奶服下了氰化物。
如果卡尔先生多活五年直到今天，维特根斯坦家族的人绝不失去平衡。康拉德在美国不了解我们这里发生的一切，保罗1914年就上了战场丢了一条胳膊，之后作为伤残军人被释放回来。过去的一年里他动用各种门路，在各个场合为能够再次上前线而努力，我想如果鲁道夫还活着会阻止他的，但是鲁道夫已经死了，而我对此无能为力。但他的残疾救了他，没有哪只军队愿意要一个独臂军官，所以他被派去第四集团军司令部操纵一种无线电打印机，这东西用不着两只手，而且据他自己说这东西的键盘和钢琴的很相似，所以他一只手都比其他人用的快。
失去右手的保罗依然在弹钢琴，拉威尔甚至专门为他写了部左手协奏曲。普罗科菲耶夫也为他写过一部协奏曲，但保罗不喜欢所以没弹过
维特根斯坦老夫人依然仪表非凡，保持着一个资产阶级女性的华贵，但我得说她不是一个合格的母亲。她在精神上还停留在上个世纪，当康拉德滞留美国的时候，我就在她面前赞扬康拉德运气好，结果她像看犹太人那样盯着我，之所以她没有像咒骂犹太人那样咒骂我，可能跟维特根斯坦家族有犹太血统有关。她觉得她的儿子不能上前线不是什么运气，而是耻辱甚至是灾难，所以去年她儿子一回来，就马上去向军队报道了。她说这番话的时候她的另一个儿子还在俄国人的土牢里苟延残喘，但她还是把路德维希也送进了军队。保罗给我看路德维希写来的信，告诉我路德维希当然不敢告诉母亲，布鲁希洛夫攻势里俄国人在他们背后追着射击。
不过今天老夫人对我的脸色还算好，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晋升了，一个将军和一个上校在维也纳布尔乔亚眼中可能有着天壤之别。在宴会上有个相貌很英俊的家伙一直在谈经济问题，但我对这个人完全没有印象。餐后聊天的时候保罗跟我说“我努力过想要回到过去的生活里，但是很多时候其实不可能的，”他指指自己的胳膊：“有一个好钢琴家一半好或者三分之二好总归是不够的。”他苦笑着说：“其实很多事情一旦过去了就再也回不去了。”
1917年夏天维特根斯坦家的下午茶。左二是钢琴家保罗，右一是哲学家路德维希。列奥柏丁老夫人（右三）是他们的母亲
听到这句话，我甚至开始怀疑他与其说是想上前线不如说是想去送死。我问他是不是第四集团军解散之后又要找门路去前线，他点点头。我试图让他打消这种念头，但他并不太想听，他说“你没去A夫人家而来我这，我很高兴，鲁道夫应该也会高兴，”但他还没说完，刚才那个大谈经济学的家伙突然凑过来说：“A夫人？您认识A夫人？那个匈牙利来的A夫人？”保罗听了哈哈大笑：“啊你可找对人了，如果今天这些人里谁能把您引荐到A夫人那去，就是他了，”然后转过来对我说，“我给您介绍一下，这位是格拉茨大学的熊彼特教授，他觉得他很快就要被任命为财政大臣了。”熊彼特听到这里非常认真的对我点了点头，然后同样严肃地说“当然匈牙利人的意见也是很重要的，所以我希望能到A夫人家见见匈牙利的政治家。”我跟他握了握手问他是要担任共同财政大臣么，他说“不不！是奥地利财政大臣，共同财政大臣太无关紧要了，这个大臣除了找美国人借钱之外几乎没有什么情况可做，而随着美国对我们宣战，连这点事也没法干了。”
“我们的处境很艰难，先生们！”这个熊彼特甚至都没有问我是否真的会给他介绍A夫人，就完全认为我会为他效劳了。“非常艰难，战争虽然在东线胜利了，但是德国人想在经济上吞并我们，德国人的野心昭然若揭！”他故意说得很大声，还环顾四周看看有多少人已经围过来了：“他们不会容忍波兰有任何的关税自主，反而要让波兰去工业化，然后成为他们的原料产地和市场，而我们呢？”
1918年的熊彼特已经开始进入奥地利的经济决策圈，他向卡尔皇帝主张不要加入德国人主导的关税同盟，优先解决帝国境内的民族主义问题
“在他们的共同市场计划里，我们的自主性也微乎其微，实际上他们就是要在经济上吞并我们。我们在德国人的战车上浴血奋战了三年多，战胜了俄国人和罗马尼亚人，但是我们付出如此惨重的代价所换来的难道只是成为德国人的殖民地？所以！”他再次提高声调偷偷环顾四周，“这几个月来我都在努力地呼吁！努力地呼吁！让大家都注意到我们的命运，我们必须抗争，为了我们的奥地利祖国！”
“所以熊彼特先生必须成为财政大臣？”保罗跟着说，我哈哈大笑，但是我发现除了我们俩谁都没笑，所以又马上忍住了。熊彼特装作完全没注意到我们俩的嘲笑：“所以我必须站出来，而匈牙利人也应该尽早认识到这一点。”他握住我的手，我只好严肃地点点头。我还是怀疑他能不能如愿成为一个大人物，但带他去见A夫人这个忙似乎是不能不帮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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