纨袴风：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孟德斯鸠|布鲁梅尔|歌德|波德莱尔|狄更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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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工业化的到来，中产阶级的大量出现，社会迎来了一些新的变化。反映在社会风尚方面，则是伴随19世纪宫廷式微，人们开始试图追求个性，寻求自己独特的风格。一些纨袴儿在穿衣、行为等方面，表现出一种新的时尚风格，即表述为“纨袴风”。

“纨袴风”是特定时代背景下的产物。即18、19世纪之交，英法社会政治不稳定时期，民主尚未全面发展，贵族只是部分地动摇。一些纨袴儿试图通过外装、举止将自己打造成一种新型贵族范，以区别于大众中产阶级，不愿与其为伍。他们追求贵族范、与众不同，培养自己高雅品味。

英国式的纨袴风——起源

“纨袴风（Dandyism）发源于18世纪末的英国，摄政时代达到鼎盛，贯穿了19世纪的大部分时期。”主要是英国摄政时代的一些纨袴子弟引领出的一种新时尚。“乔治·布鲁梅尔（1778-1840），纨袴风的主要制造者，不仅发展了一种穿衣风格，也创造了一种行为模式，措辞巧妙的风格，反对炫耀。

《布鲁梅尔》，1805年

布鲁梅尔坚持他是完全自己创造的，他的大胆的自我改变对暴发户和不满意的贵族提供服务：中产阶级可通过区别于同阶级人实现向上层流动，贵族可获得独特性的幻想来加强已下降的地位。像拜伦，布尔，惠灵顿这些贵族们很容易地培养自己对奢侈品的品味，同时像布鲁梅尔、狄更斯这样有野心的社会攀爬者会采取纨袴风在城市化世界里为自己获得一块立足之地。”这些纨袴儿不同于贵族们，他们往往并没有什么太雄厚的出身背景。像纨袴儿的代表人物布鲁梅尔，“可能来自寒门小户”，然而他却凭自己独特的风格，成为“摄政时期乔治四世的亲密朋友”。

布鲁梅尔在穿衣风格上以整洁为主色调，他“将纨袴风的规则归结为‘不要香水但要上好的亚麻布，多多益善，而且必须是带有乡土气息的漂染法’”。并且他格外注重自己的外在形象，为此“每天会花好几个小时在他的梳妆室，细心地剃须、擦洗直到皮肤光泽可鉴，他还尽心打理他的那些亚麻布服装并务必使领巾结打得无可挑剔。”

从总体上来看，“他的衣服反映着时尚潮流，纯白、完美的头发以及精致的组合。颈部服饰是他的装束中必不可少的一部分。或者是阔领带或是穿着直立的衣领”。其对外貌服饰考究程度可见一斑，然而纨袴儿并不只是以讲究外貌服装而著称。

除了外在的别具一格，纨袴儿更注重自己优雅的姿势品味，以区别于中产阶级的大众文化。表现在行为举止方面，则要显示出自我独特的优越感。例如，“当一个穷人向布鲁梅尔要一便士时，他高傲地递给穷人一先令，并宣称道：‘我听说过这种硬币，但从未拥有过一个。’”换言之，纨袴儿还要在行为谈吐方面表现出高贵优雅。

可以说，“身体对纨袴儿们来说就成为重要的‘工具’：这种衣着风格并不仅仅依靠穿着特殊的衣服，而主要还是依靠身体的适当举止、姿态，并且尽量运用自己的机智与风趣”。独特的衣服风格再配上自己的机智与风趣，使纨袴儿赢得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并从心底里产生一种对中产阶级大众文化的鄙视感，以及对自身的优越感。

乔治四世

“尽管布鲁梅尔的社会背景相当寒酸，收入也绝对不丰，但他还是以其无可挑剔的趣味与优雅风度在整个摄政时代的英国闻名遐迩。”之所以会有这样一种现象出现，也与当时的时代背景息息相关。当时政治方面并不稳定，社会正面临着一个巨大的转型时期。纨袴风背后反映的时代意义将在后文进一步论述。

法国式变体的纨袴风——发展

纨袴风起源于英国，之后传到法国，进一步得到发展。在法国，纨袴儿的主要代表人物为诗人查尔斯·波德莱尔。波德莱尔自幼丧父，其母改嫁后，继父是一位军官，家境还算可以，并享有一份资产继承权。但由于“他殷勤地款待朋友们，钱袋向他们敞开，当他花完了家里每月支付的钱后，就去借高利贷”，家人不得不派人对其监督。然而，在波德莱尔看来，“这个世界已经获得一种庸俗的品味，对追求精神境界的人们充满鄙视”，“他宣称纨袴风是生命中精神和道德的典范”。

他所定义的纨袴儿，是“富有的人，对什么都不稀罕，虽然他没有工作，但在幸福的高速公路上追逐着。他被奢侈养育着，从青年时期就习惯于别人对其唯唯诺诺，最后纨袴儿没有任何专业知识，除了优雅。”

波德莱尔在穿衣方面也有自己的独特风格，“只穿按照他的指示裁剪的衣服，这是出自他反复酝酿的一些设计：一套有金属纽扣的蓝色礼服，一幅歌德肖像为他提供了样本；一套黑色短燕尾服，背后开口很宽大；一条天鹅绒紧身衣，显得身材纤细”。在食物方面他也是极力强调精致高雅。甚至，“对于喜爱的书籍，他让最好的精装书装订工用皮革重新包装。”可看出，在生活点点滴滴的细节方面，波德莱尔非常注重雅趣。“他渴望生活在优雅的氛围里”，“一切都是美丽的、奢侈的、安详的、彬彬有礼的，秩序反映在奢华中；生活是优越甜美的，无序和暴力都被排除”。和布鲁梅尔相似的是，二人都花大量时间在衣着装扮上，“没有活动能比花时间在个人卫生和外貌上更加吸引他”。

查尔斯·波德莱尔

他对美的独特追求一直贯穿他整个人生。即使是在晚年患上失语症，“他仍然在身体和精神上保持时尚。他的亲密朋友费利克斯·纳达尔写道：‘我看见他，被失语症严重打垮，无助和疲惫不堪，尽管如此却仍然对他的时尚保持忠诚，他对美的追求保持到最后。’”

波德莱尔作为一名诗人，他的大量作品透露出他在精神上的深深孤独感。“他的孤绝意识以及他在孤绝中所具有的才能，让他在与他人的一切关联中——无论是爱情、艺术还是政治——都看到了某种‘卖淫。’”反映在他的爱情观上则是，“爱情惟一的也是至高的享受，乃是隐藏在造‘恶’的确信之中。——而男人和女人生来就知道，恶中有一切享乐”。另外，在他的作品《我心赤裸》中，他对爱情同样表露出贬低。他认为“每个人身上，每时每刻都同时存在着两种诉求，一种向着上帝，另一种向着撒旦。诉求于上帝，或者说灵性，是一种上升的欲望；祈求于撒旦，或者说兽性，是一种下沉的欢乐。对女人的爱以及同兽类的亲密访谈，狗们，猫们，等等。想必归于这后一种。”政治上，波德莱尔也从未热衷于某个政治派别。

他极力反对民主，鄙视群众。他甚至这样定义广大群众：“浪荡子的反义词，是与这种有教养的杰出个性正好相对立的词，那就是群氓、人群、民众（资产者显然属于群氓的一部分）”。

波德莱尔追求的是“卓尔不群”。“如果我说到浪荡主义时谈论起爱情，这是因为爱情是游手好闲的人自然而然要忙碌的事情；但浪荡子并不把爱情当做特别的目标来追求。如果我谈到金钱，那是因为金钱对于崇拜激情的人来说是必不可少的；但浪荡子并不把金钱当做本质的东西来向往。”于他来说爱情、金钱都不过是外在象征性的东西，当然衣着服装也是如此。

精心打扮的孟德斯鸠.博迪尼，《孟德斯鸠》，1897年

他认为完美的纨袴儿，应该要做到“必须非常的崇高不受任何干扰，必须在一面镜子前安然入睡”。在他看来，精神世界才是最高追求。所有外在象征性的东西，都反衬着“他作为精神贵族的优越性”。

纨袴风的时代意义

正如前文所述，像布鲁梅尔这样一个并不具有贵族身份的人，却只是凭借自己优雅的时尚风格、机智与才思，攀上社会高层地位，必定是特定的时代背景所孕育的。“纨袴风盛行之时确实是政治上很不稳定的时期：18和19世纪之交的一个突出的特征就是社会革命和政治革命带来的骚乱，在这样的环境中，旧的阶级秩序——尤其在法国和英国——迅速退出历史舞台。”然而，新的稳定的社会秩序却暂时未能形成，这一点在法国极为明显。“民主尚未成为万能，贵族只是部分地动摇和堕落。在这些时代的混乱之中，有些人失去了社会地位，感到厌倦，无所事事。但他们都富有天生的力量，能够设想出创建一种新型贵族的计划。”于是，一些纨袴儿通过服装外貌上的考究，精神上的追求，从而营造出一种“卓尔不群”、精神贵族范。一方面，他们似乎预示着新时代的到来，这个时代将不再依靠血统、出身背景，如若具有独特的风趣才思，也可获得一定的社会地位。另一方面，纨袴儿又崇尚着贵族范，反对中产阶级大众文化，不愿与之为伍，甚至极力鄙视广大人民群众。简言之，纨袴儿本身就是一个矛盾综合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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