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华民族经历了上千年的延续，在这过程中朝代更迭、历史变迁，我们无法知晓过去发生的事情，但是因为文字典籍的存在，却让我们能够通过它们来了解过去的历史。
透过文字我们可以了解古代人们的生活和习俗等，通过文字我们也能够知道中华文明的来源，不过文字虽然承载了很多信息，但是那些年代久远的历史，却让我们无法确定、准确地讲述它们是否真实存在。
夏朝是中华文明中的第一个朝代，它古老而又神秘，关于夏朝的传说有很多，正因为这些传说常常出现在我们身边，所以我们理所当然地认为夏朝存在过。
而在之后的研究中，历史学家们发现那些被认为是夏朝遗址的地方，却没有明确的证据可以证明它们就是夏朝时遗留下来的。
夏朝的存在与否还有很多争议，但是在它之后的商朝却真实存在，殷墟以及甲骨文就是实实在在的证据。而与夏朝有关的仰韶、龙山等遗址，却无法证明其与夏朝是否有实际联系。为了能够找寻更多关于夏朝的信息，历史学家们查阅了众多甲骨文，却没有什么发现，大家都产生了夏朝可能并不存在的想法。
毕竟如果夏朝真实存在过，那它应该是被商朝所灭，那么商朝的甲骨文记载中就应该出现关于夏朝的信息，然而在甲骨文中却找不到丝毫有关夏朝的记录。另外商朝甲骨文中记载了很多商朝时期的大事件，连规模比较小的伐蜀战役都有所体现，而覆灭夏朝的丰功伟绩却没有任何说明，这让人难以理解。
在之后的研究中，中国科技大学有一位名叫孙卫东的教授指出：夏朝肯定存在过，只不过它并不存在于中国。
这一想法的出现，引起了大家的广泛关注，因为在此之前所有人都在思考夏朝存在的真实性，却没有考虑过夏朝可能建立在其他地方。在这种想法的驱动下，人们开始将眼光放到了国外，经过多方调查，大家发现夏朝可能在古埃及，而中华文明也可能源自古埃及。
为了证明这个猜测，历史学家们研究了一些殷周时期留下来的青铜器，结果发现那些青铜器的质地以及化学性质等特性与中国本土的矿石相差很远，而与古埃及的矿石与青铜器很相像。
除了青铜制品中的疑点，古埃及的尼罗河也是一个值得探究的要点。在《史记·夏本纪》中有关于夏朝河流的记载，文中写夏朝的河流是自南向北的流向。对比这一条线索，世界上只有尼罗河是这样的流向。
有了这两个较为确切的证据，大家不由得相信了夏朝就是古埃及的观点。于是又有了这样的推测：之后出现的商朝则是由迁徙过来的古埃及人建立。少了战争和暴力因素的影响，商朝的建立就显得较为平和，所以商朝人就没有将其记录在甲骨文中。
这样的观点不仅推翻了夏朝是中国本土文明发展的结果，而且还否定了中华民族文明的本土性，孙卫东教授作为一个中国人却质疑自己国家的文化，这不禁令人唏嘘不已。反观听到这个消息的外国人，他们却一致地认为孙卫东教授的观点是无稽之谈。
并且外国的一些网友还针对孙卫东教授的“证据”列举出了自己的证据，比如孙卫东教授认为《史记·夏本纪》中提到的河流是尼罗河，而外国网友们却找到了同样自南向北流向的其他河流，中国的乌苏里江就是其中之一。
为了能够反驳孙卫东教授的那些说法，外国网民还研究了中国和古埃及的文字，两国文字虽然都是象形文字，但是两者却存在很多差异，甚至没有任何联系。不仅是孙卫东教授提出的两个观点被外国网友推翻，他们还解释了关于埃及人东迁的可能性。外国网友提出如果古埃及人东迁至中国，那么他们在沿途一定会留下痕迹。
但是经过研究观察，大家在古埃及人可能经过的路线中并没有古埃及人的DNA。且不说这些专业领域的发现，单单是古埃及人和中国人的长相就存在很大差异，那么中国文明怎么可能来源于古埃及文明呢？也许夏朝存在过，也许没有存在过，但是中华文明却是真实地影响着中国人以及全世界，值得我们骄傲与自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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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朝到底存不存在？学者：子虚乌有
作为中国历史上第一个真正王朝，夏朝是否存在一直备受争议，出现争议的原因在于：因为最早记载夏朝和大禹的是西周时期，与夏朝至少隔了600余年，无法作为证明夏朝存在的得力证据。
正因如此，别说西方学者否定夏朝存在了，即便国内不少知名学者，如胡适、顾颉刚、郭沫若等都否认夏朝存在，认为夏朝纯属子虚乌有，只是周朝人虚构的一个王朝。其中，顾颉刚还认为“大禹是条虫”，不是真实的历史人物。
那么，夏朝到底存不存在呢？其实，从目前考古发现和传世文献记载来看，夏朝不是不存在，只是我们还没有揭开它的面纱罢了。
《史记·夏本纪》
《史记·夏本纪》是司马迁对先秦诸多夏朝记载的一次集大成者的总结，提出了夏朝完整的帝王世系表，以及夏朝的重大政治事件，犹如我们的家谱一般。
问题在于，司马迁总结的夏代世系到底可不可靠？尽管无法直接证明，但殷墟甲骨文考证出的商代世系，与《殷本纪》中记载的几乎一样，因此《史记·夏本纪》中所记的夏代世系被多数学者认为是可信的。
这一推理的最大逻辑漏洞是：周朝人会不会虚构了一个夏朝，并编造了一个完整的夏朝世系，以至让司马迁误以为真。客观地说，这种可能性非常小，周朝人虚构夏朝和帝王世系目的何在？
夏朝遗址考古
目前，考古发现的疑似夏朝的遗址很多，其中有三个非常重要。
一，河南登封王城岗遗址，就非常符合史书中的“禹都阳城”记载，不论是古本《竹书纪年》，还是《史记·封禅书·正义》记载，都显示大禹在阳城建都，地理方位高度吻合。而且，考古发现距离王城岗遗址15里地方，发现了战国时期的韩国阳城（出土文字记载），显然“韩国阳城”的叫法并非偶然。
二，安徽蚌埠市涂山南麓的禹墟遗址，与史书记载中的“涂山之会”高度相似。首先，两者都叫涂山；其次，涂山之会是诸侯大会，所谓禹会诸侯，此前是大禹治水和禹征三苗，此后大禹建都阳城。在禹墟遗址上，考古专家发现超大型祭祀平台，和35个参会诸侯插旗的坑洞。
三，河南的二里头遗址，被很多专家认为是“夏墟”，里面出土了大量青铜器等文物，风格与商朝大不相同，但可惜的是，二里头遗址没有出土文字，导致判断该遗址无法成为证明夏朝存在的关键证据。
这些遗址无论从时间和规模上，还是从建筑、文物等风格上来看，都与史书记载上的夏朝高度相似，但缺少文字证据的硬伤依然存在。
殷商后裔的记载
夏朝存在之所以成谜，有一个关键因素是甲骨文中无“夏”，或者说商朝人没有记载夏朝。尽管我们可以用商朝频繁迁都，直到盘庚迁都于殷来说明商朝官方文献可能大量丢失，或甲骨文只是占卜问鬼神的卜辞，不记载历史，或商朝人本身粗鄙不重视记载历史等来说明，但作为一个后来者，却对前朝毫无记载，这的确说不过去。
不过，在北宋宋徽宗时期，山东临淄出土的一组春秋时期青铜器叔夷钟（宋穆公后人，齐灵公时任齐国正卿），上面铭文追述宋人祖业：“隙成唐，又严在帝所，溥受天命，删伐夏司，败厥灵师，以少臣惟辅，咸有九州，处禹之堵”，不仅提到了夏朝，也提到了大禹。
众所周知，武王伐纣之后，将纣王兄长微子分封在了宋国，因此宋国人是殷人后裔。叔夷钟的铭文，与史书记载殷革夏命的说法完全一致，成为两周史籍有关夏王朝记载的有力佐证。
最新考古发现
2002年，收藏专家在海外文物市场上偶然发现一件青铜器，后被命名为“遂公盨”（见上图），盨盖缺失，内底铭文10行98字，是西周中期遂国的某一代国君“遂公”所铸的青铜礼器。
遂公盨中虽然没有提到“夏朝”，但却提到了大禹治水，以及因其德政而被推举为王的记载：“天命禹敷土，随山浚川，乃差地设征，降民监德，乃自作配乡（享）民，成父母。生我王作臣，厥沬（贵）唯德，民好明德，寡顾在天下。”由于有功于民众，大禹得以成为民众之王、民众之“父母”。
这一青铜器的发现，将大禹治水的文献记载提早了六七百年，是所知年代最早也最为详实的关于大禹的可靠文字记录。
史书记载大禹开启了夏朝，因此证明了大禹存在，虽然无法100%地说明夏朝存在（因为大禹存在不代表夏朝一定存在），但却是一个得力证据。
其实，如果换成是欧美历史上的王朝，以目前考古发现和文献记载来证明，夏朝存在已经是铁板钉钉了，但换成中国就备受质疑。
不过，真的假不了，我们相信夏朝一定存在，只是暂时还没有找到进一步证据罢了。用事实打脸，希望未来有考古发现让西方学者彻底闭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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