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明代，从县令被调到知县，被调整人为何还会欢天喜地去上任|京畿|县令|明朝|武德|知县

明、清时期的《顺天府志》以及《宝坻县志》均记载了这样一位官员：“武德智，馆陶人，由乡进士令原武，有善政，以嘉靖十四年荐移知宝坻政，平事练民，有前武后武之称，犹汉代之呼大小冯君也……”

清光绪年间《顺天府志》记载的武德智

大概意思就是在明朝嘉靖十四年（1535年），以举人出身任河南省开封府原武县令的馆陶（时属山东省东昌府，今属河北省邯郸市）人武德智因为很有政绩，被举荐到北直隶顺天府宝坻县任知县。由于政务平实，处事干练，在民间他和前任武尚信一起就有了“前武后武”的美称，这是效仿汉代时先后担任西河上郡太守的冯野王、冯立兄弟俩，因为居官清廉公正，治绩优良，受到吏民赞美为“大冯君和小冯君”的说法，后来就以这个典故称誉家族中人相继为官并均有政绩者。

当然对于稍懂一些历史的人来说，难免会对武德智由原阳令调任宝坻知县会感到诧异，因为在古代县令和知县都是属于管辖一县的最高长官，只不过在不同的朝代称呼不同、级别不同罢了。县令最早出现于战国时期，而知县则是宋朝之后才出现的，它们的级别一般来说县令是正五品，知县为正七品，因此单从品级上看县令要大于知县。

那么武德智为何因为有“善政”却由县令调整为知县呢？这样不就相当于贬官了吗？

其实有这样的想法是毫无必要的，按照明朝的官制，在县一级是只有知县，而没有县令的。至于志书记载武德智原来是“令原武”，后来又“知宝坻政”，这两种说法的意思是一样的，想来应该就像书法作品里要避免重复字出现的道理一样吧，如果在同一篇文章里出现两次“知某某政”是不是显得就有些不太美观？所以在明朝把“县令”看成是“知县”也是没错的了。

明朝的行政管理体系及官员设置

那么武德智从原武荐移到宝坻担任知县，是对他有“善政”奖励吗？

当然是奖励了！在明朝时，原武和宝坻是无法相比的。

论地理位置及政治地位：

原武只是普通的一个县（1950年，原武县和阳武县合并成为原阳县），在明朝时期还时常受到黄河泛滥、改道的影响，在黄河中下游各地的志书上经常可以看到“河决原武”、“河决阳武黑阳山”的记载，作为决口发生地的百姓时刻面临水灾影响，生活贫困、挣扎在死亡线上，而官员们的精力则全部用来保障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的方面，稍有不慎，如果因失职造成巨大损失，不只是丢官甚至要丢脑袋。

明朝的开封府原武县及黑阳山

而宝坻则不一样了，它属于北直隶顺天府，是真正的天子脚下，还没有各种自然灾害的影响，人民安居乐业，经济发达，有“畿东大邑”之称。到这里当官则不需要太过于关注民生，而可以把精力放在其他方面，如果干出成绩或者是能够“攀龙附凤”，飞黄腾达是可以在短时间内是可以实现的。

位于京畿之地的宝坻县

从面积人口等方面看

按形成于明末清初的《类书集成》的数据：

原武县，编户一十四里（按明清时编户为以一百十户为一里，有1540户，每户按5口人计算全县为5500人）；县域东西广四十里，南北袤五十五里；县城城墙建于明洪武四年，先为土城，周四里九十八步，高二丈三尺，广二丈，池深一丈，阔二丈。直到崇祯十三年才改为砖城。

而宝坻县人口及面积要大得多：编户三十二里（参考原武县计算方法，全县为17600人；东西广八十里，南北袤一百七十五里；县城城墙先为土城，明弘治年间由武德智的前任、知县庄襗甃以砖石。周围六里，高三丈有奇，广一丈，池深一丈，阔一丈六尺。

因此，无论是在政治地位的“软实力”方面，还是在经济、人口等“硬实力”方面，武德智从原武到宝坻都算得上是“重用”了。

而武德智到了宝坻任上也没闲着，没有辜负朝廷对他的褒奖。

就像前面所说的他的前任、把土城改成砖城的知县庄襗在弘治年间想疏浚内河，并且还想：“于河之南辟路建桥，以汇地脉”，在河的南侧修路建桥，达到汇集地脉之气的目的，但是没有实现。自打那之后也没有官员再提及这件事情。等武德智上任后，在很短的时间内就在学宫的棂星门前开辟了一条道路，并命名为云路，取平步青云之意，还建了一座桥，命名为升迁桥，意味着县内考生平步青云之后就要升迁。由于汇集了气脉之气，此后的几年内县内文风果然越来越盛。因为治理教化有方，数年之后武德智被提拔为知州。

清乾隆年间《宝坻县志》中的宝坻县城

礼部侍郎谢丕为此还专门撰写了《增新儒学路桥记》，他称赞道：“武君之举岂不重有光哉”，武君的做法难道不重大、不是一件光荣的事吗？因为：“虽然宝坻物产丰富，但是栋梁之才的宝贵，与物产的宝贵相比要强只万倍？因为修了这条路建了这座桥，贤才的出现就会像河流奔涌、树木丛生一样层出不穷了”，到了那个时候宝坻的著名就“不在于物而在人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