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随着新冠肺炎的发酵,城市生活正面临着翻天覆地的变化。就像历史上经历过的许多次的瘟疫一样,城市是这次新冠肺炎疫情的漩涡中心。新冠病毒起先爆发于一个人口密度很高的城市。它在城市之间传播,并在城市中夺走了很多生命。如今,纽约已经成为全球最严重、最惨烈的疫情中心。

因为对病毒的恐惧,大多数人都躲在家中,不敢走上空旷的街道。我们中的大多数人开始对以后的城市生活感到迷茫:餐馆能生存下来吗?我们还能回到工作岗位吗?人们还会乘坐拥挤的地铁吗?如今大家都在用Zoom办公,今后写字楼还有存在的必要吗?想到这里,住在农场的想法似乎突然变得很有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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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IMMYHOYT

城市的繁荣源自城市提供的种类繁多的工作和娱乐机会,以及无尽的商品和服务。如果对疾病的恐惧成为一种新的常态,那么城市的未来将变得乏味,甚至我们可能会迎接一个反乌托邦的未来。但是,如果城市能像过去面对灾难时那样,找到自我调整的方法,那么当下或许就是它们最伟大的时代。为了帮助我们理解新冠肺炎疫情后的城市生活,《外交政策》邀请了来自世界各地的12位专家提出他们的见解与预测。

城市终将从病毒中幸存

Richard Florida

多伦多大学罗特曼管理学院教授,纽约大学研究员,CityLab联合创始人,《创意阶层的崛起》、《新城市危机》作者

伟大的城市将会在新冠病毒的侵袭中幸存下来。自吉尔伽美什时代以来,城市一直是传染病的中心,而疫情总是会反弹,一次比一次凶猛。黑死病在中世纪摧毁了欧洲的城市,又在20世纪初席卷了亚洲的城市。1918年的西班牙流感夺去了全世界上5000万人的生命,然而纽约、伦敦和巴黎都在这场流感之后变得更强大。历史告诉我们,大量的人口往往会在疫情后搬到城市居住,因为流行病的爆发导致人口骤减,城市因此能够提供更好的工作机会和更高的工资。

这场危机可能为超负荷运转、过于集中的城市提供了一个短暂的窗口,重新焕发创造力。

——Richard Florida

城市和大都市区的某些方面将被重塑,这取决于疫情将持续多久。对公共场所,尤其是地铁和火车中密集人口的恐惧,加上对更安全、私密的空间的渴望,可能会吸引一些人到郊区和农村地区。有孩子的家庭,尤其是弱势群体,会选择用他们的城市公寓换一栋郊区有后院的房子。城市人口外流的同时,也会有力量把其他的人推回大城市中心。

雄心勃勃的年轻人将前赴后继地涌向城市,寻找个人和职业的发展机会。由于疫情造成经济下滑,城市的房租不再高不可攀,艺术家和音乐家或许会因此回到城市发展。这场病毒引发的危机可能为超负荷运转、过于集中的城市提供了一个短时间的窗口,重新焕发创造力。在预测城市消亡的同时,我们也无法忽略这些新生的可能性。不得不承认,城市化向来都是比传染病更强大的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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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nmt Outdoor Studio

疫情并非就业市场的末日

Edward Glaeser

哈佛大学经济学教授,《城市的胜利——城市如何让我们变得更加富有、智慧、绿色、健康和幸福》作者

在新冠病毒疫情爆发之前,我相信城市能创造足够的服务岗位,以对抗机器人产业对人力的冲击。长期以来,找不到工作的人可以去咖啡馆端咖啡,给别人带来快乐的同时也能挣钱养活自己。但是,如果流行病成为一种常态,那么人与人之间的互动只会产生更多的恐惧而不是快乐,这些工作就会消失。

如果新冠大流行成为新常态,那么城市中数以千万计的服务业岗位将消失。

——Edward Glaeser

将近一个世纪以来,西方城市一直都没有受到过传染病的侵扰,以至于我们忘记了自从雅典的瘟疫夺走伯里克利的生命以来,传染病就在不断塑造城市的命运。在这一百多年里,工作岗位从农场转移到工厂,再到现在提供了美国80%就业岗位的服务行业。

就美国而言,有3200万人从事零售业、休闲业和酒店业的服务工作,这些人站在疫情的前线。最近的一项调查发现,如果新冠疫情持续4个月或更长时间,预计有70%的小型餐馆将永久关闭。如果疫情大流行成为新常态,那么数以千万计的城市服务业岗位将被取消。阻止这场劳动力市场末日危机的唯一且明智的方法是,投资数十亿美元用于医疗保健基础设施,尽可能减小这场可怕的疫情爆发所带来的负面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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Jerome Labouyrie

疫情给了我们一个更好的机会重建家园

Robert Muggah

伊格拉佩研究所和 SecDev 集团的创始人,《未知之地:未来100年的100张生存地图》作者,将于2020年8月由企鹅出版社出版

新冠肺炎的大流行正在改变城市生活:医院不堪重负,商业受到冲击,数字基础设施越发紧张;人们被限制进入公共空间,被迫待在家里,加剧了心理健康的挑战。在没有疫苗的情况下,这些问题将一直存在。在疫情发生之前,城市已长期面临低收入和财政赤字问题。现在的首要任务是拯救生命,提供基本的服务,维护法律和秩序。对于发展中国家的城市和非正规住区来说,这些措施尤其重要,因为在这些地方,不断上涨的粮食价格会增加饥饿和社会动荡的风险。

不少城市的市长已经在重新审视城市计划,以预防下一次流行病的发生。

——Robert Muggah

不少城市的市长已经在重新审视城市计划,以预防下一次流行病的发生。短期内,许多国家将引入大规模的检测和数字追踪技术,改造建筑物和公共空间以保持社交距离,并加强卫生系统以应对未来的威胁。这次疫情还加速影响了城市更深层、更长期的发展趋势,例如零售业的数字化,向无现金经济、远程工作和虚拟服务的转变,以及街道步行空间人性化改进。如果保持社交距离的规定长期存在,公共交通将很难满足乘客的需求,因此无人驾驶汽车和微型交通网络可能变得越来越重要。

这次疫情也暴露了全球城市治理的质量和不平等的现象,也为城市规划者和企业家提供了一个能更好地重建家园的机会。他们中的一些正在探索如何改进其分区规划和采购政策,以更好地推进智能密度和绿色投资。城市是创新的完美试验场,荷兰阿姆斯特丹、英国布里斯托尔和澳大利亚墨尔本等都将在城市计划中优先考虑循环经济和气候复原力,努力消除极端不平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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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readtruck Films

渴望享受城市生活的简单乐趣

Thomas J. Campanella

康奈尔大学城市规划副教授、城市与区域研究项目主任,《布鲁克林:曾经和未来的城市》作者

历史上,城市经历了数次可怕的大流行病,但依旧蓬勃发展,变得更加庞大和密集。即使是在有悠久反城市主义历史的美国,人们对于经历了新冠肺炎之后的城市生活是否会萎缩的担忧也只是暂时的。与乡村比起来,城市往往被认为充满了腐败和不道德,这一信念促使不少人从城市迁往郊区。即使是美国第一座伟大的规划城市费城,也通过其异常庞大的原始地块避免了旧世界的稠密人口对城市的威胁。这座城市的开拓者威廉·佩恩(William Penn)在1660年代从伦敦的瘟疫和大火中幸存下来,并希望在他的城市中这两种灾难都不会存在。

历史上,城市经历了数次可怕的大流行病,但依旧蓬勃发展,变得更加庞大和密集。

——Thomas J. Campanella

目前的大流行只是专家预测城市死亡的最新历史转折点。在原子时代,城市突然成为炙手可热的目标,促进了冷战时期的城市分权运动。对于马歇尔·麦克卢汉(Marshall McLuhan)、乔治·吉尔德(George Gilder)和阿尔文·托夫勒(Alvin Toffler)等未来学家来说,正是数字通信扼杀了城市,并使他们称之为“ultrah-high-abstraction workers”的人重返农村生活。911事件引发了摩天大楼和曼哈顿下城的震动,但这两者都没有消失的迹象。

疫情过后,我们的城市会是什么样子?我们喜爱的酒吧、餐馆和咖啡馆可能会消失,被其他的店铺取代。老年人和其他免疫力低下者可能会暂时远离城市,留下来的是更年轻、更健康、更能承受风险的人群。对感染病毒挥之不去的恐惧与因隔离而产生的对外界的渴望相互抵消:人们紧张地走出封锁区,能在城市街道上无所畏惧地相互靠近成了最简单的乐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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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MDO

城市将在预防和应对疾病上有出色表现

Rebecca Katz

乔治敦大学医学中心教授,全球健康科学与安全中心领导

从全世界来看,年轻人纷纷涌向城市,寻找工作和教育资源、与同龄人交流的机会,以及文化和艺术的新体验。随着新冠疫情的扩散以及我们对传染病风险认知的提升,人口密度突然变得不再那么有吸引力。城市中的合租公寓对于初来乍到的新市民来说是一个可负担的安家之选,但在需要社交隔离的情况下却面临着严峻的考验。与此同时,我们也看到城市中的富人纷纷逃往郊区的避暑别墅,他们中的许多人可能会重新思考自己想要的是什么。

虽然无法预测新常态将是什么,但很可能是逆城市化

——Rebecca Katz

现在,我们中的许多人已经通过无数次Zoom网络会议养成了远程工作的新习惯,我们也可能开始看到大批人从城市迁往乡村。虽然无法预测新常态将是什么,但很可能是逆城市化。

然而,我们也充分期待城市的领导者能在疾病预防和应对方面有出色的表现。曾经资金不足、人手不足的卫生部门能变得更加强大,保障城市人口健康的最佳做法可以被制定,以保持城市的吸引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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Federick Legrand

我们可以创造更美好的城市未来,不让任何人掉队

Maimunah Mohd Sharif

联合国人类住区规划署执行主任

大约95%的新冠肺炎患者生活在城市地区,凸显出城镇和城市中的不平等。疫情将对世界上最脆弱的人群造成最严重的打击,包括全球居住在人口密集的非正规住区和贫民窟的10亿居民,以及其他无法负担住房的人群。没有住所,就无法遵守居家令。没有安全的避难所,无法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就地庇护令没有任何意义。

没有安全的避难所,无法获得基本的公共服务,居家隔离措施没有任何意义。

——Maimunah Mohd Sharif

由于不平等和基本人权保障迟迟未能得到解决,新冠疫情的出现加剧了城市人口之间的差距。疫情防控需要解决这些问题,并让所有城市居民都能享受到基本的公共服务,特别是医疗和住房,以确保城市中的每个人都能有尊严地生活,且为下一次全球性的危机做好准备。地方政府应当借助国家政策的支持,成为推动减少不平等的主导力量,增强城市及其居民的韧性。我永远是一个乐观主义者,我坚信,我们可以创造更美好的城市未来,不让任何人、任何地方掉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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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itizen Care Pod

印度城市发展速度将会放缓,变得干净而不拥挤

Kiran Bedi

印度朋迪榭里副州长;印度警力中第一位女警官,曾担任德里监狱的督察长

经历疫情后,城市将不再那么拥挤,并放慢其发展速度。就像我们在印度看到的那样,城市化的速度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迅猛,人们可能会重新考虑农业。

就像我们在印度看到的那样,城市化的速度可能不再像以前那样迅猛。

——Kiran Bedi

城市的多样性和公共生活将面临考验。疫情期间,外出就餐的次数减少,送货上门的需求增多,奢侈品消费减少,观影也从从公共电影院转移到家庭电影。除非能维持良好的社会距离并做好消毒清洁工作,否则健身房和理发店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将无法营业。商业性行为也将暂停。

保持社交距离的防控规定使得城市交通将不得不更加个人化。全球旅游业将受到冲击,国际旅行将变得更加昂贵。城市中的工作方式将发生改变。在电话会议和云端共享的技术支持下,在家办公将成为一种选择。办公空间的价格将大大降低。城市的空气会更清新,城市生活的成本也会降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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Matias de caro

打造安全且弹性的都市

Janette Sadik Khan

彭博社负责人,曾于2007年至2013年期间担任纽约市交通部专员

我们可以从街道入手,改善疫情之后的城市。过去,城市的道路拥堵、弥漫着汽车尾气,美国每年有130万人死于交通事故。通过维护和更新街道,居民可以通过步行、自行车和公共交通安全、经济、方便地在城市自由穿梭。我们有机会让城市居民享受到真正的交通独立——拥有出行的选择权和不必拥有汽车的自由。

这次疫情揭示了城市对基本工人的依赖程度,也显示了基本工人对于通过公共火车和公共汽车前往医院、杂货店等工作场所的依赖程度。

——Janette Sadik Khan

我们能否经受住这场大流行病的考验,其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取决于我们是否能提出新的安全规范从而保证乘客和公共交通工作人员的安全,也有取决于政府是否会扩展公共服务投资,从而能更容易地应对下一次危机。我们所面临的挑战并非城市生与死的老生常谈,而是我们是否有想象力和远见来改造街道,打造一个安全且有弹性的城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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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dgar Jerins

疫情将催生新的机构

Bruce Katz

德雷克塞尔大学金融实验室创始董事

历史告诉我们,危机通常会催生新的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美国在9/11事件后成立了国土安全部(the Department of Homeland Security),2008-2009年次贷危机后设立了美国金融消费者保护局(the Consumer Financial Protection Bureau)。因此,这次新冠肺炎也很有可能会推动城市的体制变革,完善城市应对灾难的新能力。

历史告诉我们,危机通常会催生新的政府部门和研究机构。

——Bruce Katz

小型企业,特别是那些地处商业不发达的社区或者企业主为有色人种的小企业,将面临前所未有的冲击,这将要求新的政府部门或非营利机构为遭受财务危机的企业提供服务,并为新创业者提供培训。我们已经有了企业孵化器和加速器,现在我们需要再生器,以及以股权为驱动的金融产品,而不是更多债务。与此同时,公共土地银行和非营利性开发公司的重要性也不容忽视,它们可以将土地集中起来,加速振兴,哥本哈根的城市与港口发展公司和辛辛那提的中心城区开发公司就是城市复苏的极佳案例。不过,尽管这两家公司的模式长期以来备受推崇,却很难被复制,因此,如果没有根本性的制度变革,城市的全面复苏将是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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Loes van Duijvendijk

城市住房成本将会下降

Joel Kotkin

查普曼大学研究员,城市改革研究所执行主任

《新封建主义的到来:对全球中产阶级的警告》作者

城市对人类社会仍有至关重要的作用,但城市需要变革。新冠病毒和高密度生活的关系密不可分——病毒从中国一个人口密集、卫生环境较差的城市开始流行,全球大流行之后,世界各地的大城市普遍都面临更高的住院率和死亡率,和人口密度较低的地区形成鲜明对比,在美国这种情况尤其明显,纽约市已经成为美国疫情的“震中”。

或许可以考虑发展个人快速公交和无人驾驶,而不是强迫人们去乘坐拥挤的地铁。

——Joel Kotkin

问题的解决方法或许可以考虑进一步开发城市外围地区,这需要在土地使用和区域规划上有实质性的改变;在条件允许的情况下鼓励远程工作;发展个人快速公交和无人驾驶,而不是强迫人们去乘坐拥挤的地铁。20世纪上半叶,城市因遭受流行病侵袭,人口密度降低,曼哈顿的人口从1920年的将近250万下降到1970年的150万,伦敦和巴黎也经历了这样的过程。随着越来越多的人搬到外围区域,城市中心变得更加安全和卫生。类似的策略或许可以在未来帮助我们改变城市,人口的分散有机会促使工作机会向外扩散,并降低城市住房成本。新一代的郊区将以更低的排放、更多的家庭办公和更短的通勤时间为目标需求而设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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Vlad Mitrichev

疫情给全世界的城市敲响了警钟,让我们重新思考城市规划

陈庆珠

新加坡科技设计大学教授、李光耀创新型城市中心主席

新冠肺炎大流行给全世界的城市敲响了警钟,让我们重新思考城市规划,并把卫生安全作为首要任务。新加坡的卫生系统在2003年SARS疫情后已经进行了重组,但这次新冠肺炎不同于SARS。对于一个没有乡村的城市来说,公共卫生安全会面临多方挑战,尤其是医疗和食品供应链的脆弱性。

对于一个没有乡村的国家来说,公共卫生安全会面临多方挑战,尤其是医疗和食品供应链的脆弱性。

——陈庆珠

对于新加坡来说,城市的建设和维护离不开外籍劳工,因此保障他们的健康也是防疫中很重要的一个部分。新加坡的总人口为570万,其中近100万是半熟练和非熟练工人,包括外籍家政工和约30万的外籍劳工,大多从事建筑业工作。他们中的大部分都住在大型集体宿舍里,近距离的集体生活和拥挤的工地为病毒的传染提供了可乘之机。疫情过后,政府必须重新审视劳工集体宿舍的设计,并加强规范。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当前新加坡在经济增长和发展方面严重依赖外籍劳工这一发展模式将被重新定义。政府长期提倡用科技高生产力,这一举措将加大力度推动,以减少生产力对人力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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Pledge

我们必须重拾对高密度生活的信心

Dan Doctoroff

谷歌“人行道实验室”首席执行官;前纽约市副市长,分管经济和城市重建

疫情过后,城市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届时,城市的复苏将受到一种新增长模式的推动,这种模式强调包容性、可持续性和经济发展机遇。早在病毒大流行之前,全球已有不少城市社区形成共识,通过降低生活成本、制定更有力的计划来应对气候变化。像纽约等一些生活成本较高的城市甚至出现了居民搬离城市的现象。

疫情之后,城市将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强大。

——Dan Doctoroff

大流行之后,随着对城市公共卫生和高人口密度生活的信心恢复,城市人口将逐步回升。但是,当人们回到城市——就像他们过去那样,我们必须实施新的政策和技术,使更多的人能够负担得起在城市的可持续生活。

更便宜、灵活的建筑方法,如高大木材建筑,可以降低建造成本,并显著减少建造过程中的碳排放。不断新增的交通选择和扩张的公交版图帮助居民在不买车的情况下轻松到达目的地。全电动社区依托能源创新,能够在减少对气候影响的同时节约公用事业费。如果我们抓住这个机会更好地建设城市,我们不仅能够见证城市的复苏,还会收获较疫情发生前更好的发展机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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