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越是穷人，越喜欢说“祖上曾经富过”，一个时时把家谱挂在嘴边的人，自身状况一定好不到哪里去，因为除了祖先，他实在没有什么可以拿出来炫耀的了。如果我们真的坚持这样的想法，并且和杜甫生活在同一个时代的话，一定会因此轻视他的。
杜甫最喜欢炫耀他的祖先，当然，他的祖先中也的确有两位很值得炫耀的人物：一位是晋代的大将军杜预，非但功勋盖世，而且学富五车，在唐代官修的儒家经典里，就有杜预为《左传》做的注释，这是唐代考《左传》的科举考生必读的内容；还有一位就是前文介绍过的杜审言，他是唐代的诗歌大家，也是一位极尽夸张之态的自恋狂人。
史籍里的杜预还是蛮有温良恭俭让之风的，不知为何传到杜审言这一代偏偏性格张狂起来。杜甫幸或不幸地遗传了杜审言的狂妄基因，却失去了杜审言得以狂妄的家世。
杜甫那时，家道早已中落，远不及先祖时代的既富且贵。所以杜甫要想谋取前途，也必须和所有的有志青年一样，跋山涉水，到京城长安寻找机会。所谓寻找机会，机会其实只有一个，那就是创始于隋朝并兴盛于唐代的科举考试，而要想通过科考，打点门路的本领比一切都更为重要。
在打点门路这件事上，祖先的名望其实是一笔丰厚的无形资产。
这样的资产可不是人人都有，就连家财万贯的李白都不具备。然而遗憾的是，杜预名头虽响，毕竟是太过久远的人物，和现实社会已经没有任何关系；杜审言倒是去今未久，当年的相识故交有不少依然健在，只是以杜审言的为人处世，每认识一个人也就等于得罪了一个人——
杜甫其实只要看看自己的父亲就能知道，如果祖父的人脉真的管用，那么父亲杜闲也就不会一辈子沉沦下僚了。
这些理性的考虑一概被杜甫作为负能量而果断舍弃，任何一个在长安见过他的人都会相信：他身上的正能量每天都是被加满格的。没错，如果他的自信稍差一点，脸皮稍薄一点，早就受不了“朝扣富儿门，暮随肥马尘”的遍干权贵的日子了。
今天我们读诗词，读历史，很容易有一个错觉，仿佛唐代真的是诗人们的天下，其实在任何一个历史时代，都只有帝王将相、达官显贵们才是真正的天之骄子，这些人的名字很多早已被历史淡忘，但就是这些人，主宰着那些在后来成为文学里程碑的大诗人的升沉荣辱。
唐代史料里，我们每每能读到权贵阶层奖掖后进的故事，以至于一时很难理解像杜甫这样的大才为何就是走不通门路，得不到赏识。
其实人情世故的规则并不难解，权贵接引人才无非有两类，要么是岐王那样的富贵闲人，会欣赏王维那样多才多艺、形容俊雅的才子；要么是有政治动机的官僚，要借此广植党羽，扩大自己的声望和势力。
杜甫既没有王维那样的相貌和才艺，也没有政治站队的心思和眼力。像他这样的人，落到“残杯与冷炙，到处潜悲辛”的下场，其实并不令人意外。
时势偏偏也和杜甫作对。奸相李林甫担心民间疾苦上达天听，暗中动了手脚，使杜甫参加的那场科举考试无一人中选。李林甫为此向玄宗皇帝道贺，说这样的考试结果当真证明了野无遗才，证明了陛下是何等之圣明。
落榜考生自不甘心，却也无可奈何。有的人回乡复读，有的人留在长安寻找新的机会。
杜甫就是后者当中的一员，其境遇正如今天怀着满腔热情租住在阴冷地下室的北漂一样。盘缠已经耗尽，机会却永远不曾到来。本以为只要挨到下个月就会有转机，岂料挨过了一年又一年；本以为总会挨到峰回路转，岂料这一路只是每况愈下。
人们总会用“既然冬天降临，春天必不会远”之类的道理来开解自己，却从来不敢认真想过：自然界的春天可以预期，人生的春天却无法预期。没错，人生的低谷往往都有尽头，只不过我们不知道这尽头到底还有多远，也并非所有人都能挨到那里。人们也会在逆境中相信，既然倒霉的事情接二连三，那么未来的日子总该是光明一片，但没有人在买了一篮鸡蛋并接连吃到坏鸡蛋之后，会相信篮子里其余的鸡蛋一定都是好的。
毫无逻辑的励志信念支撑着我们的逆境生活，也幸好我们总是缺乏理性的。
诗人比常人更缺乏理性，信念的支撑力也自然比常人更大一些。
天宝九年（750年），唐玄宗举行祭祀大典，杜甫抓住这个机会写成三篇歌功颂德的赋文呈献给朝廷。命运的转机似乎就此降临了。
唐玄宗欣赏杜甫的文采，特地安排宰相在集贤院里亲自考校杜甫的文章。这次考试成为杜甫一生中最露脸的一场演出，使他直到晚年依然对此事津津乐道，全不顾“好汉不提当年勇”的人生训诫。
然而这终归不是机遇，而是昙花一现的一点点幸运火花。
在集贤院大放异彩之后，杜甫万没想到自己得到的依然只是冷处理，投诗干谒的日子竟然还要继续下去！长安人又何曾想到，这个在饥寒交迫中苦挨岁月的背时者，将会在中国文学史上获得“诗圣”的殊荣呢。
人若到了这般境遇，真恨不得“只依靠大地的香气而生存，如同植物受着阳光、空气的供养”。病急乱投医，为了生计只有更降低道德底线，杜甫甚至托人去走杨国忠的门路，这也是无可奈何的事了。
杜甫常年困居长安，已经沦落到与贫民为伍去抢购降价官米的地步，曾以为近在咫尺的远大前程一天比一天更显得遥不可及，人也变得愤世嫉俗起来。
年已不惑的伟大诗人就这样养成了最标准的愤青心态，一如今天的愤青一样，携着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负能量开始抱怨起社会的不公。如果诗人有幸接受今天那些人生导师的真诚指点，或许会放弃“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过于高远的理想，踏踏实实地找一份足以养家糊口的工作，过一种自得其乐的小市民生活，相信社会上一切所谓的不公其实都是合情合理的。做人还是务实一点的好，“市侩”这个词虽然听上去有点刺耳，照其标准生活起来其实绝对会愉快很多。
人生有所追求，往往取法乎上仅得其中，取法乎中仅得其下。这几乎是所有人都会经历的事情，只要调整一下心态就好，也没什么大不了的。然而杜甫的问题是，取法乎极上而仅得乎极下，理想与现实的反差过于强烈，而性情的执拗与内心的坚守又不容许自己做出过多的妥协。这是一道无解的人生难题，不是渺小个人的任何努力可以解决一二的。
年复一年，足足十年的蹉跎，杜甫终于谋得了一个河西县尉的差事。
虽然职位低微，毕竟是仕途上的一个起点。任何人只要经历过杜甫所经历过的一切，至此都会生出如获至宝的狂喜。
但杜甫偏偏作怪，不肯赴任，幸好朝廷也没有太为难他，改授他右卫率府兵曹参军的职务。杜甫后来在诗里说：“不作河西尉，凄凉为折腰。老夫怕趋走，率府且逍遥。”意思是说，若做了河西县尉，难免要向乡里小儿低声下气，自己在面子上挂不住，而兵曹参军的品级虽然也低，负责的事情虽然也很琐碎无聊，毕竟不用迎来送往，能给自己保留最后的一点尊严。
以今天的眼光来看，杜甫困居长安求仕十年，所得到的不过是一个基层公务员中的冷门职位。接下来杜甫究竟是会更谋进取还是索性自暴自弃，我们毕竟不得而知，因为就在这个小职位还没有被诗人坐稳的时候，安史之乱突然爆发了。造化弄人，莫过于此。
那段日子里，杜甫携家带口，忙于躲避兵难。待家眷稍稍安顿下来，杜甫便忙不迭地远赴灵武，寻找唐肃宗匆忙建立起来的临时政府，渴望在危难关头为国效力。舍小家，顾大家，没人比杜甫做得更好。
后人推崇杜甫，除了推崇他的诗歌成就之外，更将他奉为忠君爱国的典范。多年以来，朝廷只是一直在冷落他，肉食者们也全然不把他的才华、抱负、偃蹇、贫困放在心上，以杜甫如此遭际，不衔恨朝廷、投靠叛军便已经算是高风亮节了，偏偏位卑未敢忘忧国，在受尽了侮辱与损害之后还能不畏艰险，赤心奉献，圣人的境界也莫过于此了。
杜甫一生，无论做任何事情都比常人坎坷许多，寻找中央政府的旅途照例不顺。
杜甫深陷沦陷区，被安史叛军抓为俘虏。而讽刺的是，杜甫虽以栋梁之才自居，叛军却和朝廷一样丝毫不将他放在眼里，就连看守工作都懈怠得很，终于使杜甫成功出逃，继续自己富有使命感的朝圣路。
终于寻到肃宗朝廷的时候，杜甫已是一身狼狈，几乎要衣不蔽体了。
肃宗虽然不觉得杜甫这样的小角色能派上多大的用场，但还是给了他一个左拾遗的小官，以奖励他的忠君报国之心。
左拾遗属于谏官，负责向皇帝进谏忠言，以收拾遗补缺之效。乱世用人总会不拘一格，左拾遗官职虽也不高，毕竟天颜咫尺，只要表现够好，有的是破格提升的机会。更何况杜甫的微时故交房琯已经位至宰相，有这条人脉做保障，又何愁没有大好前程呢？
然而命运再一次捉弄了诗人。房琯以食古不化的风格指挥了一场覆亡之战，门下琴师董廷兰又倚仗房琯的权势招财纳贿，还在案发之后求得了房琯的庇护。肃宗皇帝盛怒之下，数罪并罚，罢免了房琯的宰相职务。
这样的处罚既非不公，亦非过重，偏偏杜甫很欣赏房琯的为人，于此时此际拿出直言犯上的劲头，忠实履行着左拾遗的职责，认为房琯的罪行可以原谅。
如果说肃宗此前只是盛怒，那么此刻就是抓狂，若不是碍于不可以言论治人之罪的政治传统，这一刻就是杜甫人生的终结。
诗人的不识时务是可以被我们理解的，肃宗皇帝的愤怒也同样可以获得我们的同情。
无论如何，杜甫的进言也许错了，但一片赤胆忠心绝对可以昭告日月。是的，杜甫无论进谏什么，始终怀着早年“致君尧舜上，再使风俗淳”的梦想，不沾染任何的私情，不掺杂任何的私利。
所以谁也没法儿苛责他什么，大家都知道他的家人寄居在鄜州，只在贫病交加里度日，他的幼子甚至险些就饿死了。朝廷索性表现得大度一点，特批诗人回家探亲，反正他在朝廷里是个只会添乱的角色，谁还都拿他没有办法——因为他确实站在了道德的制高点上，他那忠君报国的赤诚足以令所有人相形见绌。
战乱年间，得官与弃官都变得容易许多。又是几番波折，杜甫终于离职而去，反正朝廷也不需要他真做什么。但他没资格去做隐士——
隐士只对自己负责，为了不与世界同流合污，他们可以忍受贫寒，甚至不介意冻饿而死；杜甫却是有妻儿老小的人，他总不能抛下他们不管，何况他对现实无论再怎样失望，一颗拳拳之心始终不能冷却对朝政大局的关切。
晚年的诗人流落剑南，投奔有通家之好的剑南西川节度使严武。
严武和杜甫虽然贵贱悬隔，却很有几分同病相怜：严武也是房琯的同情者，也和杜甫一样因为房琯事件遭到贬谪。所以，杜甫虽然以赤胆忠心自命，从不拉帮结派，事实上却和严武同属于一个政治阵营。
严武此时坐镇蜀中，拥有开府大权。他有能力重用杜甫，更有足够的清醒和精明来冷落杜甫。所幸严武在生活上并不曾亏待故人，使诗人得以在成都浣花溪搭建草堂，好歹有了一个住处。
虽然这座茅屋经受不起狂躁的秋风，但杜甫还是由茅屋为秋风所破而想到了“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若想到杜甫是在何种情境下写出这样的诗，今天的读者很容易就会联想起周星驰在《喜剧之王》里那句最有杀伤力的台词：“我养你啊！”
悲哀的创痕在你身上刻得越深，你越能容受更多的欢乐——这样的说辞注定会遭到世俗的讥嘲，但它对于绝少部分人而言是货真价实的真理。杜甫就是这样的人，只不过他毕竟遗传着杜审言的基因，太小的欢乐就足以令他忘形。
杜甫这样的人，可以做偶像，却绝不可以做朋友。严武念着通家之谊，给流落蜀中的杜甫雪中送炭。若是换作平凡人，要么对此感激涕零，从此任凭恩主驱使，要么则难免生出一点寄人篱下的苦闷，在朋友兼恩主面前总会有些难堪。
杜甫不同，焦头烂额的生计问题方才告一段落，狂傲的天性便再也抑制不住了。他对严武真是太不见外，去见严武就像出入自家一样随意，全失了最基本的社交礼数，甚至会在醉酒之后大大咧咧地站上严武的床，瞪着严武说：“严挺之竟有你这么个儿子！”这样的口气，完全是把严武当成子侄小辈了。
严武终于恨得要杀杜甫，这当然也是情理之中的事情。
严武从小就是个狠角色，八岁那年就有过持刀杀人的不俗战绩，亲手刺死了和母亲争宠的一位姨娘。只有杜甫看不出严武身上的杀气，这在很大程度上不是源于对严武的了解，而是源于对自己的信心。
他始终以为自己立心坦荡，如同一个向着阳光行走的人，地上从来没有任何阴影能捉住自己。所以他想不到自己竟然得罪了严武，而那位被侮辱与损害的封疆大吏此刻正在大门口召集官吏，准备给他安个罪名，开刀问斩。
也许真有天意。严武正要出发的时候，帽子一连被门上的帘钩挂住了三次。似乎正是这小小的帘钩以一种奇异的方式阻止了将帅的威武杀伐——就在被延误的这一点珍贵时间里，严武的母亲及时赶到，按住了儿子刚刚举起的刀斧。
如果杜甫有先知先觉的话，一定甘愿让严武在此刻杀掉自己。因为他是一个绝对不甘平庸的人，而一辈子既然已是庸碌无成，索性要一个悲壮的收场，总也好过老死牖下，更何况严武的慈悲并没有给自己换来多长的一段生命。杜甫最后的岁月照例是在贫病交加里度过的，时而遇上兵乱，时而遇上洪水，时而绝粮累日，终于病逝于行往岳阳的舟中，时年五十八岁。
他的一切辉煌璀璨都是死后的事情，千秋万岁名毕竟只是寂寞身后事。在他沉默之后才真正开始歌唱，在他到达山巅时才真正开始攀登，在山河大地索取了他的躯体时，他才真正开始舞蹈。如同一株蒲公英，在种子圆熟丰满之后便匆匆交给大风吹散。此时回顾杜甫一生诗作，觉得他在二十出头时写下的那首《望岳》读来最令人百感交集：
岱宗夫如何，齐鲁青未了。
造化钟神秀，阴阳割昏晓。
荡胸生曾云，决眦入归鸟。
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
写这首诗的时候，杜甫刚刚落第不久。人生的第一次坎坷并不曾稍稍减损他的自信，他继续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漫游齐鲁大地，登泰山而小天下。他坚信自己“会当凌绝顶，一览众山小”，是的，“会当”，总有一天会如此的，只是在他五十八年的全部生涯里始终都没有等到。
而那些冷落过他的帝王将相、达官显贵也不曾料及，这个心性偏狭、狂妄放肆的讨厌鬼将会永远地凌驾于自己之上，将自己衬得那样渺小，一如泰山脚下卑微的土丘与草垛。
杜甫名字考杜甫，字子美。甫，是对男子的美称，比如孔子名丘字仲尼，便可以称他为尼甫。
杜甫名与字相应，皆含有嘉美的意思。
与君初相识，犹如故人归。
一笑相逢蓬海路，人间风月如尘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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