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网易研究局出品——如何更快乐
你快乐吗？如何才能做一个快乐的人？金钱和快乐一定成正比吗？快乐的影响因素有哪些？网易研究局邀请长期从事快乐研究的全球知名华裔经济学家、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黄有光解读快乐的秘密。
NO.048 快乐是否能够进行人际比较？
我们上次讨论了经济学者对快乐或效用的衡量与人际比较的怀疑。不过，并不是所有的经济学者，都认为快乐与效用不能够基数衡量与人际比较。例如，1996年经济学诺奖得主James Mirrlees的得奖文章（Mirrlees 1971），以及此文框架的许多应用与拓展者，不但应用了人际可比的基数效用，还用了效用主义的社会福祉函数（社会福祉等于所有人的效用的总和）。不过，多数经济学者还对效用的基数可量性有所怀疑，尤其认为效用的人际比较是不可能的。
经济学者认为效用是不可以进行人际比较的看法，有很长的历史，至少可以追溯到Robbins （1932，1938) 及更前的Jevons与Wicksteed等。他们强调每一个人的心都是不可知（inscrutable）的，效用的人际比较是完全没有客观根据的价值判断，是非科学的。这种看法虽然也有一些根据，所谓“知人知面不知心”，但显然是极端的。根据这观点，当你的孩子伤心地在哭时，你不能够说他伤心地在哭，只可以说他流泪、喊叫；是否伤心，是不可知的。他人之心，虽然很难完全知悉，但也不是完全不可知。【详见（黄有光2011）关于‘子非鱼，安知鱼之乐’的论述。】
其次，效用的人际比较本身，并没有直接的规范性的含意。例如，说选择甲选项（比起乙选项）会使张三的效用增加的程度，大于使李四的效用减少的程度，并不表示社会应该选择甲。要得出这个规范性的结论，还须要基于“社会的选择应该把总效用极大化”之类的规范性判断。如果所根据的规范性判断是要把总效用极小化，或把效用最低者的效用极大化，上述人际效用比较可能蕴含社会应该选择乙。因此，效用的人际比较不是价值判断，最多只是关于事实（虽然这事实是人们的主观效用）的主观判断。这种正确的方法论上的观点，在有关经济问题上的关于事实的主观判断方面，增加经济学者所可以扮演的角色。如果把它们归为价值判断，则经济学者也没有比他人有比较专业性的作用。（详见拙作Ng 1972。）
第三，人际效用比较的不可能性是基于每人心中有一个灵魂的观点。（不过，灵魂的存在也未必完全排除效用的人际可比性。）达尔文进化论与神经学等方面的进展，尤其是有关大脑的分割试验，强烈支持（虽然并没有证明）心灵的唯物主义（生物与神经元）基础。这使效用的人际比较至少在原则上是可能的，虽然在实际比较上还不能达到很准确的程度。
如果心理状态是完全由大脑状态决定的，则每个人的快乐，作为一种心理状态，原则上是可以被他人通过对其大脑的状态的观察而看到的。不同人之间的心理状态也可以通过对他们的大脑状态来比较。例如，如果痛苦的感觉就是大脑内的C类神经纤维的放电（firing），则我们就可以通过观察C纤维的放电，而比较不同人之间的痛苦。近年来，对人们快乐的研究，已经有采用对大脑的有关部位的观察来进行。
我们的大脑分为两个半球，中间由胼胝体连接。在对有些癫痫病例的治疗中会切断胼胝体，以断绝两个大脑半球之间的信息沟通，减少癫痫的发作。左半球是控制右侧身体的，它在语言能力上占优；右半球擅长于涉及到空间视觉的活动，虽然它具有一定的语言理解能力，但是不能够进行口头表达。选一个大脑被分割为两半的人作为试验对象，然后给他的左手（左手的神经信号是送到右脑的）一个小的物体，比如说茶匙，然后问他左手中拿着什么，他会回答说“什么也没有”或者“我不知道”，这是因为负责讲话的左脑没有收到来自左手的任何神经信号，而右脑又没有说话的能力。但是，如果给他看一副画着包括茶匙在内的各种东西的图片，右脑就会指挥左手，指出刚才所拿着的东西是茶匙。有一次，实验者把一副裸体女人的图片给一个年轻女人的右脑看，她咯咯地笑，并显示出羞涩和尴尬。但是当问她为何笑时，她却回答说：“这部机器很好笑”。显然，笑是由右脑指挥的，而给出口头答案的左脑并不知道笑的原因，只是在为刚才的笑试图找一个似乎合理的原因而已。
上述分隔大脑的现象，似乎显示一个人有两个而不仅仅是一个心灵。至少是在大脑左右半球被分隔开的时候，一个人有两个心灵。一个著名的神经生理学家、生理学诺奖得主Sir John Eccles认为只有左脑具有意识，而右脑只是一付自动机器而已（Eccles，1973)。然而，实在无法想象自动机器怎么会笑，并且会觉得尴尬，还会通过手指来回答问题。而且一些关于右脑具有自我意识的证据，使Eccles的论点更加站不住脚。当向试验对象的右脑提问“你是谁？”的时候，她能够从字母表里选出字母，拼出自己的名字。由于意识是自我意识的前提，如果自动机器没有意识的话，是不可能具有自我意识的。因此，不能否认人的左右脑，至少在分隔的时候，是各自具有意识和自我认知的，也就是具有心灵的。但是，我们也不必像Puccetti (1981，1993) 那样，相信即使不分隔左右脑，每个人的大脑里仍然有两个独立的意识。[Nagel (1979, 第11章)对于在分隔和不分隔左右脑的情况下, 判断一个人是有一个还是两个意识的问题，做了深入的讨论。]
心灵在正常的情况下是一个统一的整体, 但是通过仅仅切断两个脑半球之间的通讯，就可以把一个人的心灵分割为两个, 那么很难不同意心灵仅仅是物质性的大脑的某种属性。这对唯物主义是一个很强而有力的支持。东汉哲学家王充说，‘神之于形，犹利之于刀；未闻刀没而利存，岂容形亡而神在？’人的精神或心灵对于形体，就像刀的锋利对于刀本身。如果刀不存在了，刀的锋利不能还存在。那么，人的形体如果死亡了，他的精神或灵魂怎么还能够存在呢？不过，神之于形，会不会是像驾驶员之于汽车呢？汽车坏了，驾驶员还可以健在呀！
也可以进一步指出，如果把两个人的大脑用类似胼胝体的东西连接起来，这两个人的心灵就可以灵犀洞通（不只是“一点通”）。你就可以感觉到我的刀伤的痛苦，我也可以享受到你吃冰激淋的快感！快乐的人际比较，就会差不多是百分之百！
如果笔者的判断是对的，绝大多数的（尤其是中国的）经济学者在本体论上是相信唯物主义的，而大多数经济学者又认为快乐与效用是不能够进行人际比较的，甚至在原则上就是这样的。根据上述议论，多数经济学者的这两种观点，严格的说，在深层次上，是相互矛盾的。
读者们，今天，我们讨论了快乐的人际比较的原则上的可能性，在下一次的文章，我们会讨论如何进行这种比较。
文献
黄有光（2011）。《宇宙是怎样来的？》，复旦大学出版社。
ECCLES, John C. (1973).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Brain. New York: McGraw-Hill.
JEVONS, W. S. (1888). Theory of Political Economy (3rd ed.). London: Macmillan.
MIRRLEES, James A. (1971). An exploration in the theory of optimum income taxation. The Review of Economic Studies, 38(2): 175-208.
NAGEL T. (1979). Mortal questions.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Cambridge.
NG, Yew-Kwang (1972). Value judgments and economists' role in policy recommendation. EJ, 82:1014-18.
PUCCETTI, Roland (1981). The case for mental duality: Evidence from split-brain data and other considerations. Behavioral and Brain Sciences, 4(1), 93-99.
PUCCETTI, Roland (1993) Dennett on the Split-Brain. Psycoloquy, 4(52) split-brain.1.puccetti.
ROBBINS, Lionel (1932). An Essay on the Nature and Significance of Economic Science, London: Macmillan.
ROBBINS, Lionel (1938). Interpersonal comparison of utility: a comment. Economic Journal, 48: 635-41.
WICKSTEED, Philip H. (1933), The Common Sense of Political Economy, in (ed.) L. Robbins, London: Routledge.
往期回顾：
黄有光简介：
Monash大学荣休教授、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牛津大学Global Priorities Institute咨询委员。
1942年出生于马来西亚。1966年获新加坡南洋大学（Nanyang University）经济学学士学位，1971年获悉尼大学经济学博士学位。1974年至1985年在澳大利亚Monash大学任副教授（Reader），1985-2012年任讲座教授（personal chair）, 2013年后成为终身荣誉教授（Emeritus Professor）。于1980年被选为澳大利亚社会科学院院士，于1986年被选入Who’s Who in Economics: A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of Major Economists 1700-1986的十名澳大利亚学者与全球十名华裔学者之一, 于2007年获得澳大利亚经济学会最高荣誉—杰出学者（Distinguished Fellow）。受邀请于2018年到牛津大学作第一届Atkinson Memorial Lectur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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