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2年10月14日凌晨4时，美军以320门大口径火炮、47辆坦克、50余架飞机对我上甘岭阵地进行密集轰炸，火力密度高达每秒落弹六发。
火力准备结束后，美伪军以两个师的兵力猛攻我15军45师阵地。
经过白天的鏖战，敌人夺取了上甘岭表面阵地，志愿军退守坑道继续坚守。黄昏，志愿军发起反击，成功夺回一大半表面阵地。
之后，双方进入了拉锯状态，往往是白天美伪军拿下阵地，到晚上又被志愿军夺回，高地得而复失，失而复得，一天之中几度易手，阵地上尸横遍野，鲜血染红了高地。
就在十五军的战士们开始在上甘岭的坑道里苦熬苦撑的时候，在几公里以外的五圣山以北，黑黝黝的夜路上，正匆匆行进着一支队伍。
这支队伍断断续续地从山路上经过，以团、营为建制，多数是步行，也有些营、团可以坐上运输营装备的卡车。
队伍的行列中，疲惫的士兵们小声开着玩笑，每个人的脸部表情都是轻松的。
不远处五圣山以南方向的照明弹的亮光似乎离他们很远，那不时传来的枪声、炮声对他们早就习以为常。
这是一支刚刚在金城阵地上换防撤下来的队伍，番号是中国人民志愿军第十二军。
十二军隶属于三兵团建制，但在划分防区的时候，该军被划到二十兵团的防区，接替二十兵团所属六十七军的防御阵地。
就如同三十八军被划分到三兵团防区一样。现在，十二军历经一年之久的金城防御，其间不乏激烈的苦战和相持阶段的苦熬，终于到了换防的时候了。
谁也没有料到对于这支队伍来说，残酷的战斗非但不是结束，而是刚刚开始。
这些在夜路上奔赴休整地谷山的队伍，一部分师、团就在五圣山附近接到了停止前进的命令。
停止向休整地谷山前进，那就意味着休整也要停止。这些从战场上下来的将士们很快就明白了：新的战斗任务又降临到他们身上了。
在十二军军部，军长曾绍山召见最先开上去的九十一团团长李长生，要求该团“代表十二军投入战斗，第一炮要打响”。
而李长生则担心“一个团先上去，脱离师、军，归十五军指挥，摸不着十五军军长的脾气，怕打不好”。
不过，李长生不是怕打仗，恰恰相反，他很想到上甘岭打打仗、过过瘾，特别是在他看来，曾军长让他的九十一团先上，是对他能力的信任。
曾绍山
当然，李长生作为一个一九三八年入伍的老兵，知道战斗中什么最宝贵。
所以，当曾绍山问他：“明天要开上去了，你有什么要求？”李长生几乎没考虑就提岀了他的要求：“军长，能不能给补充点新兵？一打起来，怕兵员补充不上……”
曾绍山那天“出奇的大方”，大概他也知道了十五军的伤亡情况，一下子就拨给了九十一团一个新兵营。
在通往上甘岭的道路上，由九十一团开始，接着又是九十二团、九十三团和三十四师一零六团，加上军前指、师前指，和火炮部队、运输部队，一拨又一拨连夜开进。
汽车灯似一条长龙盘旋在夜路上。马达彻夜轰鸣。汽车拖着火炮，士兵们扛着枪、背着干粮袋脚步匆匆。他们绝大部分人神色庄严，甚至感到激动，当然也不乏紧张和某种恐惧。
在沿途宣传队员和政工干部们的口号鼓励下，他们心甘情愿地策动自己的双腿，或是被运兵卡车载着，整营整团奔向上甘岭那两个小小的高地。
“渡江先锋连的弟兄们，咱们开路吧，打仗就是大会餐，走哇！”
“九十一团是红军团，咱们团又什么仗不敢打？冲吧，都跟着！”
“王克勤连的跟着点，怕死的才掉队……”
“欢迎十二军老大哥来参战！”“向十二军学习！”……这些嘈杂的呼喊和口号扫除了士兵们心头残留的胆怯，他们觉得身上热血涌动，便迈开大步紧跟着队伍。
尽管有战斗力颇为强悍的十二军作后盾，可第三兵团司令员王近山依然对上甘岭战局忧心忡忡，每天就是在西霞洞三兵团指挥部驻地来回踱步。
王近山没有抽烟、喝酒的嗜好，一到压力大的时候就在地图前来回踱步，活像一只困在铁笼里、来回奔走却找不到出路的雄狮。
现在，王近山一脸的严峻，忧心忡忡。他在等待十五军军长秦基伟，也在等待着上甘岭阵地十五军到底是否能顶住的回答。
谁能给王近山一个放心的回答，王近山不知道。但是，他早已自己做了一个肯定的回答：决不放弃上甘岭！
不过，决心并不等于放心。十五军历经七昼夜熬战，军预备队也已经用上去，但终因伤亡过大，不得已而退守坑道。敌人占了表面阵地，我方被捂在坑道里，困难可想而知。
所幸十二军正好由金城撤下，给王近山提供了成功的筹码。他立即上报志司，要求将十二军调往五圣山方向，做兵团预备队。
与此同时，他亲自打电话给十二军军长曾绍山，要十二军预做准备，先调三十一师，再视情况调三十四师两个团和三十五师一个团陆续开上。
在十五军方面，王近山已令四十五师残部集中所有力量用于防守上甘岭的两个高地，将两个高地以外的防务转交第二十九师担负。
另由四十四师抽出一三二团，担负原二十九师八十七团在发利峰、五在峰地区的防务，而让八十七团全部力量用于上甘岭作战。
为了加强上甘岭的炮火，王近山亲自给志司打电话，调来一个火箭炮团。此外，还将炮七师一个营、炮二师四个连和一个高射炮团加强给十五军。
同时，王近山还打算将刚刚调来的一千二百名新兵补充给四十五师。
为了确保上甘岭作战所需弹药，王近山亲自打电话找洪学智——他与洪学智同在四方面军干过，王近山当红军师长时，洪学智是军参谋长，二人是老关系了，说话很随便。
“你个洪麻子哟，我上甘岭要是守不住你要负一半责任！”
“你别废话，你王疯子一撅屁股我就知道你要拉什么屎，有屁快放！”
“我上甘岭方向炮兵集结不少，炮弹可不能不够打的……”
“你放心近山，你们五圣山是重点，你们的弹药、给养，我洪麻子用肩膀扛也给你扛上去！”
问题是，十二军的参战部队尚在准备中，增派给十五军的炮兵部队还没有到位，而大反击的弹药准备和其他准备也需要时间完成。
在此期间，上甘岭两个高地防守坑道的部队必须坚持住，而这一点正是王近山担心的。
在等待秦基伟到来的时间里，王近山一直紧张地踱着步子，几次拿起床头那本《安娜-卡列尼娜》，试图读上几段以缓解紧张的心情，但都没什么成效。
他的耳边不时地响起一个令他心灵战栗的声音，那个濒死的伤员战士对他说的话：
“首长，你让我上去，看一眼美国大鼻子兵是……是啥模样……我连美国兵都没见着，就给打断了腿，我死不暝目呀……”
王近山忘不了这位躺在担架上的战士。那是五次战役二阶段，部队后撤转移时，王近山的坐车被堵，道路前方有一个很大的炸弹坑。
王近山下车后，在道路上的人群中，看到担架队抬着一些从前线运下来的伤员。
当人们知道站在面前的人是兵团首长的时候，那位离王近山最近的伤员就开口了，他流着泪说了那一段以后让王近山永远难忘的话。
后来，在志愿军司令部召集的总结五次战役的会上，王近山冒了一炮，把那个战士对他说的话捅到了会议上。
他不管不顾地说：“我们的兵连美国人都没见到，就让人家炮给拍了，这么打仗怎么行？这是放羊撵狗的打法，不讲战术！这样打滥仗，是葬送军队，是拿我们的兵去送死！”
王近山的话说得分量很重，情绪也显得很激动，他身边的十九兵团司令员杨得志拽他的衣襟，暗示他别说了，而王近山却“没管那一套，来了个竹筒倒豆干净彻底”。
奇怪的是，主持会议的彭德怀司令员却没有发脾气，对于王近山这种发怒式的埋怨，彭德怀竟一反常态地承受住了。
或许是大家都为五次战役二阶段的惨重损失而深深失悔吧，特别是三兵团折损了一个一八零师，这么大的作战失误，无论是六十军，还是三兵团，都承担不了这个责任。
“你们大家不要互相埋怨了，三兵团虽然配属九兵团，但总的部署还是志司决定的，责任由我来负……”
彭德怀说完这句话，会场爆发了热烈的掌声，人们对敢于负责的司令员肃然起敬。
这事虽然过去一年多了，但王近山始终没忘记那个伤员说过的话。
毫无疑问，近战是我军的特长。近战就得抓住敌人，不能让敌人躲得很远，用大炮和我们的步兵作战。
现在，王近山在作战方面的天赋使他毫不费力地感觉到：他的军事生涯中又一次成功的机会来到了。
上甘岭，你不用去追击敌人，你也不用遗憾看不到美国兵的大鼻子，你躲在阵地上，敌人找你来了。
“他要占山头，他就得派人进攻，就得和我的步兵纠缠，那他的长处就失去了，我的长处就发挥了。”——王近山曾反复对他的秘书武英说过这番话。
现在，距成功似乎不远了。只要十五军能坚持几天，等十二军开上去就是胜利！
晚饭前，秦基伟赶到了三兵团驻地。
一见面，王近山愣了一下，他觉得秦基伟好像一下子老了几岁。也难怪，一个师基本打光了，而那两个小山头却还在敌人的掌握中，我方被逼入坑道坚持……
仗打得如此残酷，胜利还是个未知数。并且，谁都知道，一个将领如果守不住要他坚守的阵地，那是莫大的耻辱，也许在军界同行中从此再抬不起头……
整日在紧张地思考，筹划，从来不敢睡个囫囵觉，吃饭总是没胃口，全部心思都系在一个悬念上：能不能守住？
而且，失而复得，得而复失，失而又复得，得而又复失……这循环往复的熬煎，连同成千的士兵的陆续阵亡，作为一军之长，压力之大可想而知。
因此，表现在秦基伟脸上的，必然是“眼眶深陷、发青，面容消瘦，眼珠发红，布满血丝……”
王近山上前握住秦基伟的手，问道：“怎么样？我看你可瘦多了？”
“你不也一样吗……”秦基伟笑道。
“你给我个实话，秦麻子，”王近山正色道，“你能不能顶住？”
“我一个师—四十五师搞得差不多喽！二十九师也拿上去一个团……”秦基伟叹道，“我四十四师、二十九师还有其他防区，兵力再无法调动……”
“我问你能不能顶住？”王近山紧盯着秦基伟，“要是不行，你就下来，我让十二军顶上去？”
一听王近山这话，秦基伟如雷轰顶，脸就涨红了，他吼道：“我不下，不下！我要死就死在上甘岭！我死也不下……”
秦基伟的激动是有原因的：他当然知道，十二军是王近山的老部队，解放战争时，王近山就当过十二军军长，在这之前还担任过六纵（十二军的前身）的司令员。
王近山率领这支能征惯战的部队打过很多有名的硬仗。而十五军在解放战争时期隶属于陈赓率领的四兵团。
而且，一般说来，在四兵团的三个军——十三军、十四军和十五军中，十五军还算不上陈赓最倚重的。
正由于这些原因，秦基伟才显得很激动，他坚持不下上甘岭。
“虽然十二军是你的老部队，能打，但我十五军也不是吃素的！”秦基伟的强硬态度里，含着上面这句潜台词。
“那么好！”王近山大手啪地将桌子一拍，豪爽地说，“一言为定，十五军不下来！不过，十二军也要上，我把十二军配属你指挥！怎么样？再增调些炮兵，还有一个喀秋莎火箭炮团！”
“王司令……”秦基伟一时哽咽了。把十二军这样的主力部队配属给十五军，这种支持和信任还有什么说的？
“只要兵团首长信任我，我就咬牙打下去，保不住上甘岭，我提头来见！”秦基伟斩钉截铁地回答。
若干年后，王近山对别人提起这段往事，诙谐地说：
“秦基伟这人英雄主义很厉害，爱戴高帽子，好胜心很强的，我给他来了个激将法……这一招真管用了，他还真凭四十五师那点残余力量，在坑道里坚持下来了……”
其实，十五军决不只是满足于能在坑道里坚持下来，为大反击争取时间。他们上上下下很快达成共识：要夺回阵地，把阵地完整地交给十二军的部队。
“军长给我打电话，告诉我十二军要参战，我当时就松了一
口气，想着总算快熬出头了。”
崔建功师长回忆道，“军长问我，能不能把阵地夺回来再交十二军，我说那当然，不能让人家替咱擦屁股。”
“军长说，那好，就这么办！我给你补充新兵，你抓紧训练一些完整的连队，参加反击！”
“接完军长的电话，我心里有了底：这两个小山头，反反复复夺了多少回，那时候心里真没底，谁知道守到啥时候是头？现在十二军要上来，这最后的大反击，只能成功不能失败……”
为此，崔建功补训了十几个连队，把那些打的剩十几个、几十个人的连队，用新兵补齐，展开临战训练。一千二百多新兵补了十三个连队，每个连队都达到了一百几十人。
一三五团七连就是这十三个被补足缺额的连队中的一个。当时，该连仅剩十几个人了，已在五九七点九高地的坑道里坚守了九昼夜。
“后来，在坑道里接到命令，让七连从坑道撤出，回五圣山后方，我都不信这是真的，”
七连指导员林文贵回忆道，我问报话员，是不是听错了？我又接过话筒听，这回相信了，是营长在传达团指挥所指示，让我们连撤回五圣山，另有任务……那时候，我们都抱着早晚得死在坑道里的想法，一接到让撤离坑道的命令，都傻愣了。”
当然，撤回来并不是休息，而是紧张地训练，准备又一次地厮杀。
“进坑道前，我们连长牺牲了，二排长也战死了。回来后，又给派来个连长，补了不少新兵，然后就开始训练。就几天时间，训练要求不可能高，只要达到新兵们能把手榴弹甩岀去、炸响，能装子弹会扣响枪机就行……”
林文贵不无伤感地说：“我们连第一次上去，连里有一百六十多人，回来剩下十几个；第二回补充了新兵又上去，是一百五十多号人，下来剩了三十多……牺牲的那些人好多都是刚见过几天的新兵，更别说能记住他们的名字了。”
在道德洞十五军指挥所，军长秦基伟召集了作战会议，十五军的三个师和十二军三十一师以及炮兵部队的领导参加了会议。
军里决定，除四十五师以一千二百名新兵补齐十三个连队参加反击之外，另从二十九师八十六团和八十七团各抽五个连参加反击作战。
此外，要求四十四师和二十九师八十五团在各自防区组织战术反击，牵制敌人，配合上甘岭作战。
在运输方面，则从二十九师抽三个营加上从机关抽调的人员加强运输力量，保证按时将三万发迫击炮弹和一万枚手榴弹送上阵地。
在西霞洞三兵团指挥所，王近山亲自给炮七师师长颜伏打电话，内容是：“每门炮必须储备够三百发炮弹，不到最后反击时不用，没有统一命令，一发炮弹也不能放！要集中起来，一下子锤掉美国佬！”
大反击还是由猛烈的炮轰开始的。
10月30日晚上十点，十五军集中了一百多门山炮、榴弹炮、野炮、火箭炮和迫击炮，开始向五九七点九高地实施炮火准备。
按照作战部署决定先反击五九七点九高地，待巩固后再反击五三七点七高地北山。
这样，一百多门大炮集中轰炸一个小山买，其势如排山倒海，摧枯拉朽。
一位在五九七点九高地坑道里的姓武的副班长，被猛烈的炮击震得两耳嗡嗡直叫，身子像坐在轿子里，摇来晃去。不过，他觉得开心极了，因为这是“我们自己的大炮发言了”。
还是在三十日下午，坑道里的部队就在报话机里听到指挥所发来的密语：“同志们，准备好，你们的战友马上要去看望你们了！”
这消息让坑道里的人一下子振奋起来，熬了若干艰难至极的日子，总算盼到了大反击，像地鼠一样憋在坑道里的日子要结束了，该出去透透气了。
他们不再考虑以后的日子，把能找到的食物统统吞入肚腹，把保存备用的数量少得可怜的水分成若干份，每个人都一饮而尽。
他们像等待节日焰火一样，盼望着大反击的炮火来临。而当大炮轰隆轰隆越响越密集时，他们简直心花怒放。
军后勤火线运输队一位背枪弹的运输员，不知道夜路上跌了多少跤，一脸大汗，背上来六箱炮弹，正赶上看见炮兵射击，炮手一发接一发地装填，炮弹嗖嗖嗖地出膛，几秒钟一发。
那位运输员看呆了，他卸下炮弹箱，就朝炮手们吼起来：“你们就这么打炮弹？老子们小半夜才能背上来一趟，跟驴似的驮，你们就这么打？”
当时一位炮兵团长罗占华正巧去营指挥所路过，看到这一幕。他当然理解那位运输员的心情：
几个钟头的夜路，闯过一道道封锁线，跌了数不清的跤，好不容易背上来几箱炮弹，却不够一门炮打一分钟的。
大反击的炮火准备非常聪明，当我方一百多门大炮将五九七点九阵地“耕了一遍”之后，“炮火开始延伸，按惯例，我方的步兵反击将要开始；
步兵也配合得不错，打起冲锋的信号弹，机枪也开始咯咯叫唤。敌人认为我们反击开始了，就成连成营的爬出掩体，涌上阵地，准备阻击我们的步兵，没想到却上了当……”
原来，这是指挥部事先安排好的计谋。待敌人大群的涌岀掩体后，我方的炮火又转回头来杀了个回马枪，火箭炮又来了第二次排射，把刚刚爬出掩蔽部的敌人炸得七零八落。
而且当步兵真正开始冲击时，迫击炮群又以每门炮每分钟二十发的速度展开急速射击。
三十号那晚的炮击，摧毁了高地上敌人百分之七十的工事。
据火箭炮二零九团一位侦察股长说，仅在三十日夜里，他们全团火箭炮一次齐放，加之兄弟部队的野炮、榴炮、迫击炮急袭，他“发现敌人一车一车运走尸体，一天就拉走三十卡车”。
难怪美七师一个名叫里基的上尉告诉随军记者：“中国军队的炮火像下雨一样，每秒钟一发，可怕极了，我们根本没有藏身之处……”
山摇地动的炮击声中，守卫坑道的部队终于等到了反击的命令一一各个坑道里的报话机沙沙作响，传来指挥所的密语：“开饭！”
“开饭喽！”“开饭喽！”各个坑道里的士兵们欢呼着，端着他们的冲锋枪，纷纷跳岀坑道。而在山坡下不远的地段，担任反击任务的七个连队已分成几路冲了上来。
炮火准备开始前，匆匆补充了一百多名新兵的一三五团七连，从五圣山后辺隐蔽运动到五九七点九高地下的一个主坑道，当时只伤亡了五六个人。
后来，进攻的命令发出了，这些刚刚学会放枪和扔手榴弹的新兵鱼贯而出。两天后，一百五十多人只回到这个出发坑道里三十多人。
七连指导员林文贵回忆说，“像一场恶梦一样，仗就打完回来了，一点人数，少了百分之八十，根本想不起来，谁谁是怎么牺牲的……”
一三五团四连指导员宋春元亲自带着几十个人向十号阵地冲，他掌握着重机枪和无后坐力炮支援战士冲锋，他不停地大喊：“不怕死的冲哇！决不后退！”这样，四连拿下了十号阵地。
八十六团三连负责拿下一、三、七号阵地。冲锋开始时，爆破组长邱宪章和另外两个战士肖柱义、琴玉生冲在最前边，一出坑道就屈身向山上跑。
这个爆破组乘着敌人被强大的炮击炸得发蒙的时候，一口气儿冲到地堡近前。但是山上的土被炮火炸得很松，常常进三步退两步……
好不容易运动到敌人的第二道铁丝网附近（铁丝网已经被炮火摧垮了），距敌还有十几米，敌人却突然打起照明弹，跟着敌人的机枪就响了，接着又打来化学炮。
邱宪章机灵地立即卧倒了。但肖柱义和琴玉生没躲得及，两人栽倒在山坡上。说起来就这么简单一一在战场上牺牲就是这么简单的事。
这时候，三连仅仅从坑道里运动出来两个班，坑道口就被敌人的火力给堵塞住了。敌人占据了表面阵地十几昼夜，火力组织得非常严密。
连长一出坑道口就挨了一梭子机枪，又给抬回坑道里，剩下副连长张洪山带着岀了坑道的两个班迅速展开火力，他喊着：“拼老命也要压住敌人，掩护爆破组前进！”
爆破组已经不是组了，只剩下邱宪章一个人。而他面对着的是敌人的三个火力点。
邱宪章经过观察，决定先炸毁正前方的中心地堡，因为中心地堡下面的坡坎太陡，这使地堡里射出的机枪弹道总是高出地皮三十厘米。
而邱宪章是个老兵，他知道，自己贴地爬行时，身体只占二十五厘米上下。
事实证明，邱宪章的选择是对的。他像一只狸猫似的顺着那个三十厘米的空隙蹿到地堡跟前……不到三分钟，他已经贴到中心地堡射击孔的右侧。
邱宪章带着一种猎人即将收获猎物的满足感，把爆破筒插进地堡，拉开导火索，然后纵身向外跳几步卧倒。只听“轰隆”一声，地堡倒塌了，几挺机枪和操纵它的人一起断了气。
紧跟着，邱宪章又接连炸毁了另外两个敌人的火力点。这时候，他已负伤——在炸毁最后一个火力点时，一发子弹击中他的左肩，一下子将他击倒，甩出去老远。
不过，这次他并没有牺牲，并且，第二次负伤还在等待他。
占领一号阵地后，邱宪章受命带领十几个负伤的同志守一号阵地，并待命配合连队反击三号阵地。
他先是领着这十几个伤员，向八号阵地上冲来的两个排敌人甩了一阵手榴弹，把敌人打退又用同样的战法，打退了从三号阵地上反扑的敌人。
后来，连队反击三号阵地时伤亡太大，邱宪章便带领一号阵地上的伤员们参加进攻高地主峰三号阵地的战斗。
就在他从一号阵地向三号阵地运动时，又被一阵炮击，炸得屁股开了一道大口子，鲜血直流……
副连长张洪山叫他下去，他不听，“端着转盘枪歪歪斜斜地向三号阵地冲。”
从一号阵地到三号阵地之间，一共有十几个地堡，现在已经被炮火摧毁了，阵地上到处是敌人的尸体，破卡宾枪和修筑地堡用的破钢轨。
邱宪章在向主峰运动时，遇到了新战士刘荣华。刘荣华跟着邱宪章这个负伤不下火线的老兵，胆子壮了，两人一直运动到离主峰五十公尺的山梁左侧。
上面有一个大地堡，三挺机枪从三个射孔里喷吐着火焰。邱宪章用手比画着叫刘荣华掩护他去爆破。
但刘荣华坚决要求自己去，理由是邱宪章两处负伤，而他自己却没有挂一点儿花。
邱宪章答应了他的要求，便用冲锋枪向右侧打了两枪，用子弹给刘荣华指岀运动的道路。
在刘荣华向地堡运动时，邱宪章甚至顾不上包扎自己臀部流血过多的伤口，他把冲锋枪的皮带套在脖子上，坚持向地堡射击掩护刘荣华。
这时候出了一个意外情况，使得邱宪章临近了他生命的最后几分钟。
眼看刘荣华就要冲上去了，却忽然停了下来。在他的头上就是接近地堡的一个大石块，石快被照明弹照得通亮，跳上石块就等于跳到敌人的鼻子尖上，将自己展现在照明弹雪亮的光圈中。
就如同没上过台的演员，在即将登上灯光通亮的舞台而面对万千观众时的紧张心情一样，刘荣华也害怕了。
夜战中，黑暗是隐蔽、安全的前提，而在敌人的眼皮子底下，跳上照明弹照耀下的石撅，刘荣华不由得胆怯了。
这里并不说明这位新战士惧怕死亡，而更多的是惯于在黑暗中作战的士兵对光照的不由自主的警觉和恐惧的一种条件反射。
但是，就是刘荣华这瞬间的犹豫，把邱宪章推到了生命的最后时刻。
邱宪章看见刘荣华停下来，他便坚持着爬起来，开着冲锋枪向大地堡扑上去。
他这样做，本心是想把敌人的火力吸引过来，但刚冲上两步，就被敌人的机枪揭倒了。
他脸上身上到处是血，冲锋枪也摔掉了，又摇摇晃晃爬起来，但没站稳，又被子弹击倒，从此再没有爬起来！
刘荣华看到邱宪章的行动，流了泪，他再不犹豫了，跳上了石块，顺着裂缝爬过去，向地堡里投进了两颗手雷。
随着惊天动地的巨响，地堡里的守卫者“立刻为邱宪章之死偿清了债务”。
和邱宪章同属八十六团的一位新战士林炳远，也得益于像邱宪章一类的老兵的相助。
十一月一日晚上，林炳远和另外两名战士由班长带领着，负责守卫二号阵地。
敌人冲上来时，林炳远和班长刚爬岀坑道，坑道口就被敌人排炮炸塌了，那两个战友被捂在坑道里，过了不久，班长也被炮弹炸死了，阵地上只剩下林炳远一个人。
天蒙蒙亮了，敌人黑压压一片向阵地涌上来，几辆坦克隆隆地吼叫着，一路辗压着尸体和破碎的枪支。
作为一个刚上战场的新兵，林炳远慌了：这么多的敌人我一个人怎么对付？敌人冲上来怎么办？
他心里一急，也不看敌人还有多远，抱起手雷就往下扔，这时候，背后有人按住了他的手。
他一回头，是二排的机枪班长马正斌上来了。一见到班长，他紧张的心情顿时松缓了一些。”
马班长让林炳远不要慌，等敌人离近了再打。
后来，敌人爬到离阵地十几公尺了，马班长一声令下，他们就向敌人扔开了爆破筒和手雷。
看到敌人死的死、伤的伤，连滚带爬地跑，林炳远心里当时就有底了：这打仗并不难呀……”
从炸死第一个敌人开始，林炳远觉得自己“完成了一个新兵向老兵的转变”。
后来，他被炮弹炸伤了头部，觉得并不太痛，倒是又松了一口气：这回打也打了，伤也负了，剩下的最多不就是给打死呗……
林炳远胆子壮了，这一天，他和马班长“从早到晚，打退敌人一个班到一个连的十四次反扑”。
第二天，马班长牺牲了，是被突然飞来的一发炮弹炸死的。林炳远“除了觉得难过之外，一点儿也不觉着害怕”。
一个连的敌人分两路冲上来，林炳远把马班长的遗体拖进堑壕里，然后把手雷和手榴弹全都捆在身上。
等敌人离他剩下二十米的时候，他先蹲在工事里，朝敌人扔了三个手榴弹。
然后，趁着手榴弹爆炸的烟雾，他跳出工事，向左边的敌群扔一颗手雷，又向右边的敌群扔一颗手榴弹，左右开弓，一颗接一颗，“只炸得敌人的钢盔飞起多高。
敌人像羊群炸了群，连爬带滚往回蹿，林炳远就跟着屁股追，一直追到山下的凹部里。
敌人挤成了一团，林炳远又朝人堆里扔出几个手雷和爆破筒，直炸得血肉横飞。
从上甘岭战斗中幸存下来的老兵说，从来没见过上甘岭战斗中战士们那种慷慨赴死的情形，黄继光式的英雄行为成为普遍的现象。
大反击开始后，在西霞洞三兵团指挥部，警卫员和炊事员们遇到一件难办的事：王近山一连三天没吃饭，两个通宵没睡觉，动不动就要发火骂娘。
“王疯子疯了……”警卫员和炊事员们小声告诫着，言外之意是，这时候千万别招惹他。
但是，让首长吃饭，保障首长的身体健康，是警卫员和炊事员的责任呀，不过，谁能让他吃饭呢？不管谁送吃的东西进去，都让给斥骂岀来，谁敢再去？有人便想到了司机朱铁民。
朱铁民是专门给王近山开车的司机，年龄仅比王近山小两岁，已经三十六七了。
司令部一班勤杂人员中，他算是岁数大的，因此被称为老朱。而且，王近山很喜欢他，因为朱铁民开车开得又快又猛，胆大心细，很对王近山的脾气。
所以，大家就撺掇他去劝王近山吃饭。
这天上午，朱铁民端着炊事员刚做好的热汤面走进王近山的工作室。他是满怀信心进去的，却没料到“几句话就让首长给我打发出来了”。
朱铁民对王近山说：“首长，你吃碗热汤面吧，趁热吃……”
王近山看也不看：“什么热汤面，端走端走。”
朱铁民：“首长你三天没吃东西了……”
王近山：“三天不吃不关你的事。”
朱铁民：“首长你再不吃东西，你就指挥不了作战了！”王近山：“不吃不吃我吃不下，你别啰唆了，岀去岀去！”
让朱铁民稍感安慰的是，在他被王近山赶出屋子，“刚走到门口，首长说了句，老朱，你去作战处问问李德生来了没有？总算给他留了点面子……
确实，王近山在焦急地等待李德生的到来。
李德生在朝鲜
自十月三十日夜间大反击开始以来，一连几天，上甘岭阵地又重复了反复的拉锯争夺战。
此间，十二军三十一师九十一团率先参战，九十二团、九十三团也已开到上甘岭，部分投入战斗。而且，十二军还要相继将三十四师和三十五师的三个主力团拿上去。
这样，势必要有十二军一位指挥员前去统一指挥。王近山担心，秦基伟对十二军的部队不熟悉，很难让部队发挥最大作用。
王近山当然明白，各军的部队，还是由自己熟悉的首长直接指挥更利于作战。
曾经有人问过他，为什么十二军由你指挥就能打胜仗，可同样的部队交给别人指挥就不行呢？是不是十二军骄傲，别人指挥不了？
对此，王近山的回答是：这很简单，我对我的部队熟悉。就像一个工人修机器，该用扳子的地方就不能用钳子。比如我手下的几员战将李德生、尤太忠、肖永银就各有特点。
李德生打仗很硬，不怕苦，任务交给他，那他就像老牛顶架，缩不回来。襄樊战役，打琵琶山、真武山、西门——刀劈三关，我交给李德生，他就给拿下了。
尤太忠打仗机动灵活，分割穿插，端敌人司令部，巷战、掏洞都是拿手戏。
肖永银打仗“滑”，他的十八旅你放多远也不用担心，他吃不了亏。
追击敌人扩张战果是他的特长，号称横扫八百里。敌人一溃逃，你让十八旅上去，不用下命令，他能连敌人的车马夫、厨子都抓回来，一个也别想跑掉。
现在，在上甘岭作战敌我双方“胶着”的关键时刻，王近山把自己的老部队十二军拿上去，把能攻善守的李德生拿上去，足见下定了必胜的决心，押足了筹码。
上午十一时左右，李德生赶到了三兵团指挥部，随身只带着一个作战参谋张军。
从红军长征时候开始，李德生一直是王近山的老部下。抗日战争初期，王近山任七六九团团长时，李德生任营长；
解放战争时，王近山任六纵司令员，李德生在他手下任十七旅旅长；
后六纵编为十二军，王近山任军长，李德生任三十五师师长。部队入朝后，李德生还担任三十五师师长。五次战役后，李德生才被提升为十二军的副军长。
对于这次王近山的召见，李德生有两点印象很深：一是“王司令员指挥作战一向从容，那天在对着地图给他讲上甘岭形势时，显得有几分焦虑”；
再就是交代完任务后，王近山叮嘱说，“战斗可能是空前激烈、残酷的，要准备打苏联斯大林格勒大血战那样的仗，一个战士，从战斗开始打到结束时指挥一个连！”
李德生接受任务后，“连饭也没敢留在兵团吃，就离开了西霞洞。”因为时间紧迫，王近山命他在十一月六日中午十二时以前在五圣山开设十二军前进指挥所。
李德生当即吩咐参谋张军骑摩托车截回三十四师和三十五师的三个主力团，因为这几个团正在向谷山后方行进。
李自己则乘车先回十二军军部，然后马不停蹄赶赴十五军军部道德洞。
送走李德生后，王近山才似乎松了口气，他对兵团副政委杜义德说：“李德生一上去，我就可以放心睡一觉了。”
接着，他便大喊警卫员：“你们几个警卫员躲哪里去了？赶快去伙房找点吃的东西来！”
这个时候，比王近山更感到轻松的是四十五师的师、团指挥员。
反击成功后，四十五师已遵令陆续将部队撤出阵地。到十一月五日，四十五师在上甘岭两个高地的防务已全部交给十二军和二十九师。
精疲力尽的部队终于得到了喘息。师长、团长、营长们一个个如释重负。
十一月五日，在四十五师指挥所，四十五师三个团长和他们的师长崔建功“劫后重逢，悲喜交加”。
一三三团团长孙加贵说：“师长呵，我真没想到还能活着下来见到你呀！”
一三五团团长张信元说：“这回我真知道啥叫千斤重担了……”
一三四团团长刘占华说：“师长，咱开戒吧，痛痛快快喝它一家伙！”
还有什么说的？他们当然要喝酒，喝老白干——东北出的六十六度的老白干，要痛痛快快地喝，喝它个一醉方休！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