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9年的一天，刚刚升任吉林省白城军分区司令的郑其贵正如往常一样在办公室批阅文件，突然卫兵来报，表示有人声称是司令员的故人前来拜访，正在大门口等待。
听闻有老朋友前来，郑其贵先是一惊，随后便十分开心地随着卫兵快步赶往大门口。
来到大门口，来人见到郑其贵便激动地挥着手大喊道：
“老师长是我啊！”
郑其贵看到后，端详起这人，不多时也同样激动地说：
“原来是你啊！”
原来，前来拜访郑其贵的故人不是别人，正是其在郑其贵任180师师长时的警卫连副连长，二人是抗美援朝期间的老战友。
在随后的话家常中，两人回忆起在朝鲜战场上180师的辛酸往事，一时间竟泪流满面令人动容。
180师在朝鲜战场遭遇了什么？又有着怎样的心酸而悲壮的往事？
为兵团断后的180师
180师的故事，还要追溯到抗美援朝战争中，我志愿军发起的第五次战役。
在完成战略进攻意图有效消耗“联合国军”的有生力量后，1951年5月21日，彭老总向志愿军各部下达了结束进攻任务，全军转入战略后撤的命令。
而负责掩护志愿军3兵团的重任，则落在了180师的身上。
180师隶属于60军的战斗建制，但在第五次战役中，为了最大限度集结优势兵力打击“联合国军”的薄弱地带，志愿军司令部抽调了该军下辖的179师和181师加强前线进攻部队。
剩下的180师则随着战役的进行，也被3兵团司令部临时征调，成了直属的兵团总预备队，用于应对各类突发状况。
也就是说，60军麾下的三个师全部临时被调离，在5月19日至21日的这三天中，60军军长韦杰成了名副其实的光杆司令。
原本我军从各部之间临时抽调部队的情况并不稀奇，但在形势严峻的朝鲜战场上，指挥权未能归于统一却埋下了隐患。
可即便短暂的成为了光杆司令，韦杰作为一名出色的指战员也并未因此懈怠，反而派出了更多的通讯侦察部队，时刻关注三个师的动向。
在彭老总下达撤退指令后，面对归建的三个师，韦杰迅速作出了部署：
他命令179和180两个师迅速北渡汉江，在春川地区建立防线以此掩护3兵团的撤退，而前出距离较远的181师则迅速后撤，并作为第二梯队接应友军部队。
这样的布置本可以让60军在完成掩护兵团撤退的情况下，仍能全身而退，但意外却发生了。
5月22日，受制于朝鲜狭窄且泥泞的道路情况，志愿军司令部直接命令39军于当天提前撤退，从而避免23日总撤退时的交通压力。
但这条命令却成为了引发蝴蝶效应的第一次颤抖翅膀，在得到总司令的命令后，误以为可以提前撤退的3兵团司令部，也下令早已面临粮草补给压力的15军也即行撤退。
这一撤，就导致了180师原本稳固的左翼突然出现了真空，这就为美军机械化部队随后的侧翼包抄，对180师实现合围创造了条件。
此时，唯有依仗右翼63军的180师仍有机会向北机动，有着较大概率跳出美军的包围圈，可23日的一封电报，却彻底改变了180师的命运。
由于“联合国军”的反击十分凶猛，我军的很多伤员来不及转移。
于是3兵团司令部直接越过了60军军部，向180师下达了“就地坚守，掩护三千伤员转移”的命令。
当日中午，得知讯息的韦杰也发出多封电报，要求180师执行兵团司令部的命令死守汉江北岸，为友军和伤员的转移创造条件。
得到命令的郑其贵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坚决执行命令，于是在当日下午，他便开始着手前往一线布置防御阵地。
可就在此时，他却收到了一个晴天霹雳般的消息：右翼的63军突然撤退了！且临行前并没有及时通知180师！
据63军军长傅崇碧后来回忆，63军之所以撤退，是因为遭到了美军精锐部队的合围，如若不及时撤退则很可能全军覆没，因此不得已才选择了撤退。
但由于63军和60军分属不同兵团系统，因此在撤离时以为上级部门会协调的63军并未及时通知180时。
至此，失去了左右两翼友军庇护的180师，彻底成了一支滞留在汉江北岸的孤军。
通讯不畅致使180师身陷重围
在63军不辞而别后，180师的高级指战员们迅速聚集在一起开了一场紧急的临时会议，会议的主题只有一个：撤还是不撤？
当时，副师长段龙章和参谋长王振邦在分析了局势后，都表示成为孤军的180师已经陷入万分危急的境地，如果不果断北撤，则有被“联合国军”包围的危险！
对于180师的险境，久经战阵的郑其贵焉能不知？但他从全局考虑，沉思片刻后便仍作出原地坚守，等待上级新的指示命令。
郑其贵以大局为重的精神无疑值得敬佩，但也在客观上让180师的处境越发艰难。
就在180师召开紧急会议之时，60军军部也急得如同热锅上的蚂蚁，深知180师危在旦夕的韦杰不断尝试与3兵团司令部取得联系，以便及时作出决策。
可令韦杰没想到的是，发出去的电报如同泥牛入海杳无音讯。
原来，为了防止泄露电讯信号而暴露位置，在全军撤退后3兵团司令部就关闭了电台，直到三天后26日，3兵团与60军的通讯才得以恢复。
在联系上级无果的情况下，韦杰无奈下令维持原命令，让180师在汉江南岸固守以确保保障伤员转移的计划得以实现。
牺牲自我，保全战友，这正是180师的担当所在。
5月24日，美军集结大批“联合国军”，以美7师为先头部队发起了对180师的猛烈进攻，同时，围猎180师的其他部队也开始向其侧翼展开。
当日下午，面对越来越危急的战局，韦杰终于坐不住了，在仍无法联络上兵团司令部的情况下，其果断下令让滞留南岸的180师立刻渡江向北撤离。
面对汉江的波涛江水，拥有近万人的180师紧靠着3根横江铁索开始了强行渡江，面对美军不断袭扰的战机，全师仅一夜之间就损失了600余人。
郑其贵后来回忆这渡江的一夜，总是老泪纵横，但在付出极大的伤亡后，180师总算跳出了“联合国军”的包围圈，韦杰的决断，给了180师一线生机。
5月25日，全部渡江的180师收到了韦杰的命令，让他们在加德山建立阻击阵地，主力则向马平里附近撤退。
在那里，韦杰为他们安排了179师接应，只要两军成功会合扼守住咽喉要道，180师就算是逃出生天了。
可意外再次发生了：失联已久的3兵团司令部在此时突然给180师发来电报，令其原地阻击。
随着时间的推移，停下脚步的180师终于身陷重围，被兵力数倍于己的“联合国军”彻底包围了。
尽管后来60军和3兵团组织了多支部队前往救援180师，但因天气原因和弹药不济，最终都未能成功。
5月27日下午，回天乏术的韦杰终于下令180师全军突围，可连续征战早已疲惫不堪，且伤亡巨大的180师在此时甚至连一支营级以上的成建制部队都没有，全军突围谈何容易？
无奈之下，28日凌晨，郑其贵下令砸毁电台、烧掉密码本和机要文件后，全师化整为零分散突围。
180师作为整建制部队的战斗就此结束，这也是整个抗美援朝战史上第一次也是唯一一次师级部队成建制的被歼灭，成了志愿军最挥之不去的伤痛。
悲剧之下的意义与反思
据后来的志愿军战史统计，此役180师折损大半，令人心痛。
战后，180师的师长郑其贵因“机械式执行命令导致指挥不力”被解除职务，可相较于个人的处分，更令郑其贵放不下的是埋骨他乡的数千战友，直至后来也难以忘怀。
1959年，因多年尽心工作而重新得到组织信任，升任白城军分区一把手的郑其贵，突然被警卫员告知有声称是故友的人拜访。
来人不是别人，正是他180师的警卫副连长刘先勇，当初分散突围后郑其贵就是靠着刘先勇的英勇护卫才突破重重封锁成功归建。
故人相遇，郑其贵热情地接待了刘先勇并与他拉起了家常。
原本有说有笑的两人在聊及第五次战役时，都不约而同地变得沉默起来，郑其贵掩面哭泣地喃喃道：
“是我的责任呀。”
刘先勇见状擦着眼泪上前安慰着老首长，良久郑其贵才从悲伤中平静下来，此情此景令人动容。
但180师的牺牲就是全然没有意义的失败吗？显然不是！实际上，180师的故事中饱含着自我牺牲，保全战友的伟大色彩。
首先，郑其贵始终坚决执行坚守任务的根源，除了作为军人服从上级命令的原因外，更重要的是他始终将3000友军伤员摆在心上。
郑其贵很明白，如果他们不能阻击迟滞“联合国军”的凶猛反击，那么本就行动不便的伤员群体将断无生路。
在自己和战友之间，郑其贵和180师选择了牺牲自我，保全他人，其中无疑饱含了我党一直以来的献身精神。
其次，相比于3000伤员，180师的节节阻击还有着更大的战略意义，那就是有效迟滞了美军反扑的速度，使得维系9兵团生命线所在的华川没有迅速落在“联合国军”手中。
华川处在北汉江和马平里身后，是9兵团撤退道路上的咽喉之地，一旦其过早落入“联合国军”手中，那么我9兵团则可能归路断绝，那样的话，整个朝鲜战争的历史都将被改变。
作为唯一挡在华川面前的部队，正是有了180师的顽强阻击，才让美军的机械化部队直到5月27日才占据了这一重镇，而此时9兵团早已全身而退。
因此公允而论，180师的牺牲也绝非全然没有意义，相反，他们直接保护了数千伤员和9兵团将士的安危。
此外，180师的悲剧中也存在着许多值得反思和借鉴的教训，直到现在也对我军的发展建设提供着指导性作用。
例如，在180师的悲剧中，最关键的因素便是各级之间的通讯不畅，这是让180师身处绝境的根本所在。
如果当时志愿军的通讯系统能够更加高效及时、能够下沉到更基层的单位实现一线情况与最高指挥层的信息互通，那么180师的悲剧显然可以避免。
当然，我们都知道志愿军当时简陋的通讯体系，是受制于我国在那时候羸弱的国力和科技水平，这是难以避免的客观限制。
但在此之后，我军十分注重军队通讯体系的建设，尤其是在最近几年解放军实施新军改后，以合成营为基础的新一代电子通讯系统建设成了改革的重中之重，其中想必就有朝鲜战场中吃过通讯落后苦头后的奋发图强的考量因素在吧。
结语
五次战役之后，毛主席力排众议将180师留在60军的序列继续在朝鲜作战，重建后的180师也知耻而后勇，在1953年的夏季反击战中一小时之内便打穿韩5师的阵地，将战线向前推进15公里。
在金城反击战中，更是以一己之力拖住“联合国军”三个师上百次的反扑，不仅坚守住了阵地还消灭了7000敌军，终于一雪前耻。
而承担了主要责任被贬谪的师长郑其贵，此后也仍然在军中服役，即便被降职也无怨无悔始终优秀地完成着组织交给的分内之事，1959年升任白城军分区司令员便是对其的肯定。
以史为鉴，可以知兴替。
当我们回顾历史时，即便面对180师这样的惨剧，我们也应该将眼光放长远、将格局进一步打开，不应只沉溺于悲伤和责难。
而是以更加理性和思辨的态度去考量这些挫折之中所蕴藏的、值得我们后人去反思、学习和借鉴的教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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