随着全球癌症发病率逐年攀升，抗肿瘤药物研发已成为医药领域的重中之重。中国作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和人口大国，近年来在抗肿瘤药物研发领域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如今，中国抗肿瘤药物正迎来“出海”的历史性机遇，不仅为国内外患者提供了更多治疗选择，也向世界展示了中国医药创新的实力与潜力。
在这条“出海之路”上，中国抗肿瘤药物历经了从无到有、从仿制到创新的艰苦跋涉。众多科研机构、医药企业以及政府部门协同作战，攻克了一个又一个技术难关，推动了中国抗肿瘤药物研发从跟跑者逐渐变为并跑者，乃至在某些领域实现领跑。
如今，中国抗肿瘤药物已经具备了与国际接轨的质量标准和疗效评价体系，一批批具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创新药物相继问世，为中国肿瘤患者带来了福音。同时，随着国内医药市场的逐步开放和国际贸易的深化，中国抗肿瘤药物正加快“出海”步伐，积极拓展海外市场。
在近日召开的中国苏州创新药物医学大会暨2024CMAC年会上，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李进教授应邀发表了主题演讲，分享中国抗肿瘤药物的“出海之路”，为与会者提供全新视角，更加深入地理解和把握中国抗肿瘤药物在国际市场的发展脉络与未来趋势。
为什么要“出海”？
中国经济的快速发展催生了本土药物产业的壮大，但这只是起点。李进教授表示，我们的目标是将服务延伸到全球患者，并让中国生物制药企业在世界舞台上与跨国巨头竞争。2023年全球药企营收排行显示，尽管中国生物制药企业数量众多，但我们的企业却未能跻身前30强，最高排名仅在第39位。这一现实反映出，中国生物制药企业与国际先进水平之间仍存在显著差距。创新能力是衡量企业竞争力的核心。在全球生物制药企业前50强的名单中，美国以强大的科研实力独占17席，日本虽小却有6家企业上榜，相比之下，中国只有4家企业入选。这一数据不仅揭示了中国生物制药行业面临的挑战与压力，更警醒我们，前方的道路仍然漫长且曲折，我们需要承担的任务依旧艰巨而繁重。
在比较中国与美国的生物制药企业时，一个显著的差异跃然纸上：截止2023年，美国制药企业的数量为4712家，而中国生物制药企业的数量已迅猛增长至11820家。然而，这一庞大的数量并不等同于实力的强大，反而透露出中国企业普遍规模较小的现实。很大程度上源于中国缺乏有效的企业合并机制，许多小型生物制药企业在国际市场上显得力不从心，缺乏足够的竞争力。因此，政府部门应当积极发挥引导作用，推动企业间的合作与兼并，以整合资源、提升实力，进而在全球生物制药领域中占据更有利的位置。
新药研发是企业创新能力的集中体现。在美国的4712家制药企业中，4694家企业专注于创新药物的研发，新药项目占比超50%。相比之下，中国在创新药物研发方面的企业数量相对较少，占比不到25%，这一现状值得我们深思。
在价格策略方面，国内市场与国际市场在药品价格上却存在显著的差异，这种巨大的价格差异不仅限制了国内制药企业的经济收益，更在一定程度上削弱了它们的创新能力和研发动力。造成价格差异的原因包括国内支付能力的限制和价格体系等问题。李进教授呼吁，国家政府部门应鼓励创新药物在价格体系上有所突破，并为此提供政策支持。中国的GDP虽然总量巨大，但人均水平并不高，这导致药品定价不能太高。我们应通过政策支持创新药品，确保企业有足够的利润，以持续投入研发。另一方面，巨大的国内市场也意味着通过适当的定价，我们能够实现规模效应，从而为企业带来收益。我们不应陷入恶性价格竞争，而要积极推动创新，提升产品的国际竞争力。
李进教授指出，进入国际市场不仅可以扩大市场份额，还可以促进技术交流和学术合作，提升研发能力，向世界证明中国药物研发的质量，增加国际学术界和行业的认可度。中国生物制药企业应立足全球，以满足全世界患者的需求，特别是在中国药物有特殊优势或特定疾病的情况下，惠及全球患者，这是我们走向海外的重要意义所在。
中国抗肿瘤药物出海现状
自2018年以来，国家药品监督管理局（NMPA）批准进口的抗肿瘤药物多达70余个，而中国自主研发并在海外成功上市的抗肿瘤药物仅有7个，这一鲜明对比揭示了中国药品国际化进程的相对缓慢，折射出我国在抗肿瘤药物研发领域的全球引领度仍有待进一步提升。
其中，新一代BTK抑制剂泽布替尼的表现尤为引人注目。其通过创新、优化的分子结构，使得药物的溶解性及靶点选择性更强，不仅在治疗效果上得到了广泛认可，更在安全性方面通过了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FDA）的严格审批，充分展现出了其卓越的创新性。泽布替尼的成功，不仅彰显了我国药品研发实力的提升，也为国内肿瘤药物研发领域树立了新的标杆，激励着我们继续前行，为全球肿瘤患者带来更多希望。
李进教授认为中国在创新药物研发方面的潜力巨大。从中国药物许可引进（license in）和对外授权（license out）情况可以看出，过去，国内开发的产品主要以引进国外技术为主，对外输出的产品相对较少。但近年来，随着中国科技的飞速发展，特别是在肿瘤药物研发领域，我们已经看到了显著的进步。自2010年的下半年开始，引进的产品数量逐渐减少，而对外输出的产品数量却在稳步增多。尤其是抗体药物偶联物（ADC）类产品，在2022年迎来了爆发式增长，多款中国研发的ADC产品已实现对外授权。这一方面证明了我们的产品已获得国际市场的认可，但也从侧面反映出中国在全球市场开拓方面尚存短板，这也是我们寻求对外授权的深层次原因。倘若我们已具备足够的实力与资源，又为何需借助外部力量，而非独立开展全球多中心临床试验，并直接进军国际市场呢？因此，这提醒我们必须正视差距，不断提升自身实力。
中国抗肿瘤药物出海方式分析
中国抗肿瘤药物的“出海”模式可概括为三种：
第一种是“自主出海”，通过在海外自主开展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直接将药物推向国际市场。
泽布替尼首个中美双报成功出海上市的原研抗肿瘤药物，打响了自主出海的第一枪。特瑞普利单抗是FDA批准上市的首个中国自主研发和生产的创新生物药，基于POLARIS-02研究及JUPITER-02研究的出色数据，打破了难治性鼻咽癌的诊疗困局，中国创新药和临床试验质量被国际认可，标志着中国生物制药的重要进步。
第二种是“借船出海”，通过将海外/全球的专利权、开发权、商业化权，出售给国际企业，依托其全球研发和市场网络，推动药物的开发与商业化。呋喹替尼中国首个获FDA批准的小分子抗肿瘤药物，通过与武田合作，顺利通过了FDA审批，成为“借船出海”模式的典范。
第三种是“联手出海”，即在药物早期研发或临床研究等不同阶段与国际企业共同开发，实现资源共享和优势互补。
中国抗肿瘤药物出海挑战与应对
中国抗肿瘤药物“出海”仍面临诸多挑战。要成功进入国际市场，进行国际多中心临床试验（MRCT）是关键。过去，桥接试验虽然常用，但其局限性也日益凸显，特别是在样本量和适用性方面，桥接试验已难以满足当前复杂多变的临床需求。而MRCT能够克服区域、人种和经济差异问题，是实现国际化的重要途径。
李进教授表示，在探索出海的道路上，我们始终在上下求索，不断面对并克服各种挑战。数据挑战是首要一环，我们需合理评估产品的竞争力，并积极开展适应性临床研究，如MRCT和中美双报，以确保产品的科学性和有效性得到国际认可。
与此同时，审批和监管等法规问题同样不容忽视，与不同地区药监部门保持充分沟通至关重要，加强与国际制药公司紧密合作，并雇佣了解国际注册流程和法规的专业人才，才能确保我们的产品符合各国的审批要求。
在商业化方面，我们应积极与国际制药公司或研发机构建立合作关系，或在目标国家建立当地团队，以更好地适应和融入当地市场。在进军市场前，我们要进行充分的市场调研，深入了解患者需求、竞争环境，并据此制定精准的市场推广策略。同时，我们应重视公共关系建设，积极参与社会责任项目，加强药物的社会认可，为产品的长远发展奠定坚实基础。
面对不同国家的医疗体系和支付环境，我们需要充分调研，制定灵活的定价策略，以适应不同国家的报销政策和患者支付能力。我们相信，通过不懈的努力和持续的优化，一定能够在国际市场上取得更大的成功。
近日，《自然》增刊 “自然指数-卫生科学” 正式在线发布，数据显示，美国在这一学科领域居于主导地位，紧随其后位居前五位的国家分别是中国、英国、德国和加拿大。美国仅有三亿人口，为何其科研实力如此强大？相较之下，我国拥有14亿人口的庞大基数和数量众多的医疗机构，但为何在临床研究领域，仍然未能迎头赶上美国的步伐？作为一名临床医生，李进教授深有感触，繁忙的临床工作往往限制了临床医生投身于科研的时间和精力。为了应对这一严峻的挑战，我们亟需建立的是以科研为核心的研究型医院，而非仅仅侧重于临床服务的传统医疗机构。李进教授任职的中国药科大学附属上海高博肿瘤医院就是一所以临床诊疗与研究能力为基石，旨在打造与国际标准接轨、满足中国生物医药产业创新需求的研究型医疗组织。李进教授团队研发的人工智能化临床试验平台加速了药物研发迈入数智化赛道，全面助力临床研究模式创新及效率提升，加速中国抗肿瘤药物“出海”进程。
李进教授最后表示，医药领域应携手并进，共同致力于开发更多创新产品，以救治广大肿瘤患者。展望未来，中国抗肿瘤药物的“出海之路”将愈发宽广，我们的目标是星辰大海。在这条充满机遇与挑战的道路上，中国抗肿瘤药物必将绽放出更加璀璨的光芒。
李进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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