火器帝国：清朝的武力核心绝非弓马骑射|弓马骑射|枪炮|清军|清朝|火器帝国|鸟枪

早期的后金军队曾以弓马骑射作为主要招牌战术。等到入关建立清朝，皇帝们依然定期强调骑射立国+骑射为本。以至于给人留下错误印象，觉得爱新觉罗家的子孙不重视火器发展。

然而，清军的火器装备数量非常庞大，占全军比例相当之高。而且有非常完善的生产机制，以及相应的规范编制，足以傲视前明对手。

做为中枢的工部

公元1631年，后金仿照明朝设立工部，专门办理兵器制造等事务。到1648年，清廷颁定工部设满、汉尚书各1人，满、汉左右侍郎各1人，掌全国造作之令。其中，下辖的虞衡清吏司主要职掌军器、军装和军火制造。其司以下设军器科、军器案房、军器算房等部门，制备军装、军火及旗帜等物，供在京军营及近京旗营领用。由兵部制定枪炮图式，交工部的下属部门制造，按名册发给。此外，司下还设有收发八旗大小枪炮、铅子的铅子库，收储废铁炮子的炮子库等。

到康熙年间，清廷又在景山特设枪炮制造处，由工部直接管辖。早期有比利时人南怀仁指导工匠造炮。他主要负责设计，下辖监造官督促工程建造，掌景山炮鸟枪监造处之行政。作官系工匠之头目、领班一类的人，匠役即为工匠。在康熙朝中后期所铸火炮的铭文中就有总管监造官、监造官员外郎、工部员外郎、笔帖式、作官、匠役等六类。总管监造官由随侍警卫皇帝的侍卫处中的一等侍卫担任，掌该处的行政及造炮事宜。监造官员外郎工部员外郎协助其工作。笔贴式即书记官，掌该处的文书之事。

景山处不但有完善的职能分工，因为有掌握较先进知识的西洋人主持设计，工匠的技艺也非常精良。再加上皇帝亲自指导、监督，所以造出的火器是当时的顶尖水平，制品也被冠以“御制”之名。京城还有由工部管辖的铁匠营枪炮制造处，当时制造一般的军营常用枪炮，其制品称为“局制”。

此外，工部直管机构制造的火器，在清初往外拨发非常多。尤其是三藩之乱与噶尔丹战争，经常调出的鸟枪数以千计、火炮超过百门。后来由于地方制造权限和能力的提升，往外地调拨的火器数量大减。

内务府

内务府下辖的养心殿造办处，原是清初在紫禁城内设立的制造器用的机构。自1693年开始，设立枪炮制造作坊14个。其中铸炉处、炮枪处直接或间接制造火器。其中，铸炉处有铸匠、锉匠，炮枪处有铁匠，各按其技能制造兵器装备等物。管理大臣根据各工种的难易，成品数量、质量，完成的期限，进行考核与赏罚，并将合格成品贮于库内备用。

养心殿造办处的生产力很高。公元1728年，负责管理该处的怡亲王胤祥向皇帝汇报，过去的一年中总共制造了子母炮100门+鸟枪12000杆。1767年，造办处则为八旗制造了6000杆赞巴拉特鸟枪。同时，造办处还常奉命给各地八旗驻军调拨、换发各种火器。如1730年，就给天津水师营新设赶缯船造拨大铁炮80门。1754年又给镶黄、正白二旗火器营拨换铁子母炮3门。

京营八旗自制枪炮的机构

清廷规定八旗装备除工部安排制造，还可由八旗都统衙门安排制造，经费则由工部报销。八旗都统衙门内设有左右铁匠局，匠役要去武备院学习兵器制造技术，还要面临对技艺的严格考核。

按《大清会典》的记载：八旗兵各营都设有匠役兵。其中骁骑营铁匠隶铁匠局，鞍匠、铜匠、箭匠及上三旗的弓匠，均隶武备院，下五旗的弓匠分隶各王公府，这些匠役承担了八旗兵各营部分装备兵器的制造、维修、保养等任务。清廷还在顺治初年于京城不少地方，建造收贮八旗军火的厂房。

其中：

镶黄、正白、镶白、正蓝四旗，在镶黄旗教场空地上各建造35间火炮厂房。

正黄、正红二旗，在德胜门内各建造30间火炮厂房。

镶红、镶蓝二旗，在享成门内各建造23间火炮厂房。

镶黄、正黄二旗，在西直门之北安民厂建造12间火药厂房。

镶白、正白、镶红、正红、镶蓝、正蓝六旗，在天坛后建造20间火药厂房。

此外，安民厂还建造了收贮火炮的厂房。右安门内的灌灵厂建造了收贮火药、烘药与铅子的厂房。安定门内的绦儿胡同局建造厂收贮火炮与军器的厂房。西什库中的戊字库与丁字库建造了收贮弓、刀、箭、弦、鸟枪、硝、硫等军器的厂房。

部分权限下放地方

清朝前期，各地部队所需要的武器装备，有相当部分来自各地驻设立厂局。顺治初年，就曾规定各省需要铳炮、火砖、火箭、喷筒、火毯、铁弹、铅子等项，由各督抚奏请、准其造备将用过工料银，报部察核。1653年，又议准各省军器，或遇缺额，或新增，该督抚照兵部经制额数具题。由工部核准成造，仍将动支钱粮奏请开梢。所以，各省所用的兵器，历年都有制造，有时制造数量与品种都相当多。

自雍正时代起，一些地方的驻军已设有枪炮厂，制造鸟枪与火炮。如1724年，川陕总督年羹尧主持新造子母炮1200门，闽浙总督满保奏报满汉各营增添新造子母炮2500门。1735年，河南省驻军所设立的枪炮厂，开始制造驻军所缺少的鸟枪。1769年，四川省驻军造炮厂经批准后，制成40门劈山炮，所需经费由工部核准报销。1782年，驻守浙江省的乍浦满营，将原有旧式鸟枪进行改制。1784年，清廷命陕甘总督转伤凉州镇，会同凉州府，制造17门大神炮与104门劈山炮。运往哈密等地，分发给各营应用。1787年，闽浙总督伍拉纳奏报，为福建绿营替换陈年旧枪和坏枪，并给新募士兵配发武器。在两个月之内赶造了16000杆鸟枪。

道光年间，地方驻军制造火炮的数量口渐增多，其中福建与广东等沿海驻军制造大型火炮的数量空前。如1825年，驻福建省福州三江日水师旗营，铸造5门子母炮。五年后又制造10门抬炮。1826年，广东虎门海口新铸10门4000-5000斤大型海岸炮，还将50门旧式1000-4000斤大炮改铸成6门新型海岸炮。同年，又为虎门的蕉门炮台新铸9门新型海岸炮。1835年，批准驻军为虎门各炮台铸造20门6000斤与20门8000斤大型海岸炮。

如果有重大战事，清廷为尽可能保证参战清军的所需要火炮。除后方向前线输送，还经常派遣工部官员带领铸炮工匠随军出征。如清军在大小金川作战时，因为崇山峻岭造成重物运输非常艰难，便就地设置若干炮局。只从后方运输原料，再由工匠在前线制造，免去长距离艰苦跋涉的耗费。第二次大小金川之役期间，各炮局总共制造重量自100斤-5000斤以上不等，冠以天成将军、平逆神威大将军、神勇大将军、奇防将军、威远、劈山等名目的铜、铁炮657门，铸造生、熟铁炮弹536546斤。

重中之重

随着制造机构完善和扩大，清军的火器装备量也迅速扩张。八旗中最先开始装备火器的汉军，在入关前就拥有大量火器。清军在战争中制造、获得的火器也主要由汉军配备使用。1683-96年，是汉军火器营建立和完善的时期。其后，满洲蒙古也建立起火器营编制。这些火器营是专职的火器部队，除去辅助人员外，全部配备鸟枪与各类轻重火炮的战斗人员13000余人。虽然清廷对八旗的具体实力长期保密，无法统计整个八旗武器装备中的火器数量和比重，但从京师到驻防的每个营都配备了鸟枪和火炮。

另外，根据多个地区的驻防文献记载：驻防八旗中使用火器的总人数为60%。更有甚者，如嘉庆年间的乌鲁木齐、吐鲁番、哈密三地，驻扎旗兵共5564人，配备鸟枪4892杆，火炮82门，军械库里还存放着812杆鸟枪。

其次是绿营，由于直接脱胎自前明官军，所以火器数量庞大且杂乱。清朝入关后，通过正式确定绿营的武器编制，才将效率低下的火门枪逐渐淘汰出主武器序列。1727-32年，又开始对绿营的武器进行大范围的规制。其中，山东省每兵百名分作十份:鸟枪五份，此外别设炮手。山西省各营每兵百名分作十份:弓箭六份+鸟枪四份，别设炮兵。广东省各营每兵百名:设鸟枪兵+长枪兵共五十名+炮兵十名。云南、贵州、广西三省各营每兵千名:设鸟枪兵六百名+以炮兵百名兼习牌、刀。福建省水师于定例每兵千名设鸟枪四百杆外，再增鸟枪百杆。所有地区，每兵千名设子母炮、威远炮共十门。

在各省绿营的火器编制中，鸟枪兵、火炮兵的数量约占到总兵力的40%-60%左右。其中，云南、贵州、广西三个边疆省份鸟枪兵和火炮兵占比能达到70%。

在实际的战事中，火器数量经常占总兵力的60%-70%：

1678-79年，清军与吴三桂对峙洞庭湖的最后阶段，前者动用了32000-33000大军进攻。其中包含新募的12000绿旗兵，全部充为枪手。新到的发贡、子母等炮有1000门之多，常规情况是5人搬运、操作一门火炮，约为5000人担当炮手。算下来的话，新增的火器兵就已经占比51-53%。若再加上原来就已经部署在岳州前线的火器兵，则占比当接近甚至超过60%。

1723-24年，西北边境防御准噶尔部的傅尔丹、祁里德一路军队有兵6098名。其中鸟枪4179杆，子母、威远等炮76门。同样以每炮5名兵来计算，该路军队火器兵占比达75%。1754年，对准噶尔最后战役的筹备过程中，陕甘总督永常的奏报是，拟于每百名出征士兵中用鸟枪兵75名，炮手5名，占比高达80%。由此可见，清军不但火器走上了更加规范化的发展之路，其装备数量也在不断推向新的高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