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志勇/文 好多年前，我曾想写写我的“阅读史”，如果写下来，完全可以写本书。既然敢说是“阅读史”，那阅读就不是阶段性的、一时的，而是始终如一、持续地、不间断地阅读。
阅读完全是个人的事，是一种自我的需要，是个人的生活，不是外界强加的。尤其是最近几年，我身体出现了问题，更加感到阅读是和生命一直相随的伙伴。2023年的3月和10月，我相继做了两次肿瘤手术，在我生命难熬的时刻，能和我日夜时时相伴的就是读书。
那些解开历史谜团的书
今年我读了《魏晋南北朝》，之所以想读，是因为这本书是日本汉学家川胜义雄写的，而日本人对魏晋南北朝这一时代的研究很有独到之处。这段历史是中国进入历史分段研究以后，最为漫长的一段分裂状态。此前陈寅恪先生曾有魏晋南北朝的专著——主要是他的讲义，但读起来相对比较吃力。而这本日本学者研究的专著很好读，思考起来没有障碍。
《魏晋南北朝》
[日] 川胜义雄 | 著
林晓光 | 译
后浪 | 九州出版社
2022年1月
从某种意义上来说，美国学者、欧洲学者、日本学者对中国古代史的研究，其实要比我们自己研究的成果有价值。原因很简单，那就是“前提”和“方向”不同。我们的学者完全可能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最后的结果是错误的，那是因为一开始的方向和价值观念就是错误的，然后一路思考都是错误的，导致错上加错。
魏晋南北朝无疑是中国的历史上“华丽的黑暗时代”，但在文化上，却创造出了最惊人的新文明：佛教、道教的宗教信仰在这个时代的中国传播开来。300多年的大分裂时期，是群雄割据的混乱时代，也是文学艺术、思想文化波澜壮阔的时代。
西方历史学者的研究，最显著的特点是从一个看似很小的切口开始，不断引申、扩展，从而展现大历史下符合逻辑的一个结论。《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这本书，采取的就是一个有意思的切口。门阀，指有权有势的家庭和家族，所谓的门阀、大族，其实就是贵族阶层。严格意义上来说，中国没有形成贵族阶层，普遍认为在魏晋南北朝时期短暂地存在过贵族阶层，只是很快就消亡了，这本书其实就是在探寻中国的这一贵族阶层是怎样消亡的。
《中古中国门阀大族的消亡》
[美] 谭凯 | 著
胡耀飞 谢宇荣 | 译
甲骨文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7年4月
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历史学博士谭凯所采用的“切口”，就是解读和研究近几十年来不断出土的数千万碑志，进而解开中古中国门阀大族消失的谜团。客观地说，这本书还不够深刻，但整体很好看，知识量和信息量很多，有一定的阅读价值。
不断地重温历史，其实是善良的人们期待绝不让一些历史重演，但这对许多人来讲不只是一种情绪，也是一种理想。就像《零年：1945现代世界诞生的时刻》里说的，在“零年”——1945年，一个旧的世界走向尽头，一个焕然一新的、前途未卜的世界也拉开大幕。
可是，人类社会不是白纸一张，历史更不是想忘就忘得了的。即使二战结束了几十年，各种局部战争依然持续不断，而今的俄乌之战，是不是会演变为第三次世界大战，还有待观察。
那些蕴藏精神财富的书
9月，我读了吴敬琏先生的《中国经济改革进程》。吴先生的这本书从中国经济体制和经济政策变迁的历史维度，分专题梳理了中国经济改革进程的前因后果及其演化路径，从中也可以看到市场经济和统制经济两种不同的模式在中国经济改革进程中长期存在的矛盾和冲突，以及市场化和法治化改革停顿会给中国经济社会发展带来的重大风险。
尽管“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起决定性作用”已经写入党的决议，但市场经济取向与统制经济模式之争并不会就此消失，因此，从历史经验中汲取智慧仍然对国运兴替具有重要意义。
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不论是“左”的极端主义还是“右”的极端主义，都会给社会带来灾难。中国改革虽然取得了显著成绩，但距离建成富裕、民主、文明的国家的目标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特别是近年来由于一些重要经济和政治领域的改革迟滞，一些社会矛盾变得尖锐起来。人们由于社会背景和价值观上的差异，往往对这些矛盾的由来做出不同的解读，提出不同的解决之策。
在这种社会矛盾凸显、不同政治诉求之间的争辩趋于激化的时刻，如何正本清源，重聚改革共识，防止各种极端思潮撕裂社会，避免“不走到绝路不回头”的历史陷阱，就成为关系民族命运的大问题。因此，当前最重要的是通过自由和切实的讨论，求同存异，寻求共赢的解决方案。
年初我还读了《制造消费者》，这本书看起来是讲消费，其实是一本商业社会发展史。短短两个世纪，世界就从农业社会彻底转变为商业社会，在这个极度便利、高速发展的消费时代，社会心理和社会文化经历了深刻的变化。市场力量的崛起，也催生了全球社会与政治的多重变革。品牌、大型百货公司、公关和广告的繁荣、商品价值的过度包装，无不影响着人类自我认知、自我实现的方式，使我们从自给自足的生产者“进化”成了“买卖机器”。
《制造消费者：消费主义全球史》
[法]安东尼·加卢佐｜著
马雅｜译
万有引力｜广东人民出版社
2022年6月
完全可以这样说，今天的每一个人都不由自主地依赖着市场，这不仅是物质上的需要和满足，也是精神上的需要。我们不仅看到商业如何制造消费，同时也深深感受到商品带来的巨大力量。
然而，不到200年的消费史，到1960年就算是结束了，之后的商业都是全面的不断重复和翻版。即使是今天互联网的发展，很多现象就像40年前的电视机给世界带来的冲击一样，其消费现象和消费形态本质是一样的。今天的智能手机，其实是通过影像、视听手段满足人们文本的、图像的消费。
10月份，我再次入院，这次我带上了《国富论》。说实话，过去我几次翻开，但都没读完，这次在医院里等待手术前，完完整地读完了上、下两卷。伟大的作品之所以伟大，就是通俗易懂。我没想到的是，《国富论》早在1931年就已被翻译成中文了，但我们竟有长达几十年将之拒之门外，改革开放之后，一些中国人才有机会阅读。
亚当·斯密被世人称为“现代经济学之父”，他的三大理论分别是劳动分工理论、生产要素理论和宏观调控理论。在阅读过程中，我常常感叹斯密的伟大和博学。今天我们有互联网，而那时他对资料的汇集是怎么实现的呢？
我始终在想一个问题，人类社会发展至今所有留下的精神财富或智慧财富，是人类都应共享的，而这些财富在上百年前就已形成，老实说，已无需我们再去求证和证明什么了，而是需要我们去理解和接受——当然，是随着社会的发展用辩证的发展的态度去接受，而不是僵化地接受。同时，辩证地接受也绝不是推倒重来。
《国富论》
[英] 亚当·斯密 | 著
王亚南 | 译
商务印书馆
2015年6月
在10月份的手术前，我紧赶慢赶地读完了《国富论》，躺在病床上，多少有些感激这场“疾病”，不然，我还不知道这两本书会在什么时间读完呢。
那些催人思考的书
今年有一次前所未有的阅读体验，就是读迟子建的《额尔古纳河右岸》。这本书我很早就有了，但一直没有看，近日读完后，仿佛书中的人物我都见过，仿佛我在很久以前就知道了书中的一切。
在我10岁左右的时候读过一本小人书，写的是鄂伦春人的生活，作为一个北方人，在看书时，我对鄂伦春族人展开了无限的想象。迟子建在小说中写的则是另一个少数民族——鄂温克族人和他们的生活，尽管鄂温克族和鄂伦春族是完全不同的两个民族，他们所处的地域、使用的语言也不同，但都来自于东北雪域平原，我总觉得两个民族非常相似。
在我记忆里，这两个民族还有一个共同之处，那就是正在不断走向没落。迟子建所捕捉到的正是鄂温克人百年来不断走向没落的历史。在迟子建看来：人们的出生是大同小异的，死亡却各有各的不同。所以，这本小说写的就是一个又一个活蹦乱跳的人各自走向死亡的故事，但是作者竟将死亡写得如此认真，仅凭这一点，这实在是一本奇书，但又是一本真切、真情之书。
12月，我又读了《四海之内》，是1987年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李约瑟先生的论文、演讲、随笔集，主要是讨论中印传统文化以及批评西方的偏见与政策。从李约瑟的文字与思想中可以看到西方精神的精华，其中压卷之作应是《现代中国的古代传统》。
《四海之内》
[英] 李约瑟 | 著
劳陇 | 译
三联书店
1987年10月
李约瑟特别受中国人的欢迎，他把中华文明拔到了一个很高的程度，鼓舞了不少中国人。在他看来，中国古代科技的发展，对人类做出了很多重要贡献，但为什么科学和工业革命没有在中国近代出现？
这还让我想起，黄仁宇先生提出的另一个问题，那就是：中国为什么没能产生资本主义？在黄仁宇看来：一只走兽，除非脱胎换骨，否则不能兼任飞禽。黄仁宇先生的思考，其实从另一个角度回应了李约瑟之问，科学和科学精神，对中国人来说“始终就志不在此”。100多年来，我们仍没有对科学和科学精神的认识，而更多的是一种“自信”，这实在是太可怕了，宁可不相信科学，也要相信自己。
今年全年一共读了46本书，我喜欢慢慢读，读点别人不读的书，读点难读、难懂的书，也喜欢阅读与我相伴的日子。出院回家后，我连衣服也没脱，就先到书房里坐坐。
（作者系中国民营经济50人谈成员，资深报人、财经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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