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时代里安顿身心——自然博物类读物带给我们的启示|卡夫卡|大时代|大自然|自然博物|达尔文

付如初/文

近些年，图书市场有一个非常突出的特征，就是心理治愈类和自然博物类书籍的市场份额逐年上涨，可见读者的阅读需求——身处工业化、城市化、信息化、人工智能化、后疫情化的大时代，人们积累了太多的创伤感、无力感和幻灭感，更需要被抚慰、被托举——仔细想来，自然博物也未尝不是心理治愈之一种，只是方式有差别。

中国人历来有寄情山水的传统，无论是以山水比德行，在山水中寻找“仁”与“智”，还是在荣枯中找兴替，望春山而欣然、观秋树而悲叹，我们总是倾向于对自然倾诉个人的穷达遭际和出世入世的怀抱，因此，我们文化中默认的自然往往是去科学化、知识化和生态化的。作为一个混沌整体，它总是需要“为我所用”；它在社会生活的彼岸，是心志受挫的避难所、仕途能量的蓄水池；它永恒如时间，博大如天地，美善如信仰；它无条件地接纳，无差别地供养，因此我们总是用诗词歌赋、水墨丹青追随它、歌咏它，实际上却很少以它为主体，认识它、尊重它。

在如此的文化传统中，我们接纳外来的自然博物类书籍就有了扎实的心理基础。而当我们从越来越多的书中看到，观鸟、闻树、荒山野营、洞穴探险都能成为治愈自我的办法，发现有人真的能够写出“一花一世界，一树一菩提”的内部景观，能够在《瓦尔登湖》开拓的路径下，从各个角度、各种层面充分体会自然的独特智慧、自然的鲜活具体，那我们的自然观会瞬间被改写：原来所谓的“天地与我并生，万物与我为一”，并非只是哲学观念，它是现象本身、真实本身、科学本身，更是方法本身——有时候我都在想，自然博物类图书对我们自然观的改造，可能不亚于上世纪八十年代改革开放之初，西方现代派小说对我们小说观和现实观的改造——展现在我们面前的，不只是崭新的看待自然的眼光、安顿自我的路径，更是由自然博物思维所建构的新的话语体系，进而在这个体系之下描摹出来的新世界。

众所周知，我们所身处的世界，越来越如结构主义语言学所说，是语言建构出来的。与社会性语言的虚假伪饰、真假难辨相比，自然语言的严谨周密、真实质朴更动人、更安全、更值得信赖。

《十三种闻树的方式》：“我们呼吸着这棵树，再无烦恼”

树跟我们感官的关联，总是视觉优先。树干、树枝、树叶构成的整体形象是伟岸挺拔还是袅娜婆娑，总是先映入我们眼帘，给我们造成视觉冲击。然而，在美国生物学家戴维·乔治·哈斯凯尔这里，“气味是树木的主要语言”，树与嗅觉的关联更大，我们之前熟悉的树的实用性、观赏性，都跟树的气味密切相关——在写了广受好评的《树木之歌》《看不见的森林》之后，他想用一种陌生化的方式让我们感知树。

他说：树木是大自然最伟大的关联者。当城市试图用化工气味控制我们的感官，树木给我们打开了众妙之门。而“嗅觉是所有感官中最粗鲁的”，也是最容易被忽视和抑制的，但它在外部世界与我们的记忆和情感之间建立了最快、最深的联系，并且能够活化所有其他的器官。我们鼻子里的一两千万个嗅觉受体细胞，会让一种味道钻进来，无数种感受冲出去。对此，我们的语言虽然乏于描述，身体却总能精确感知。

他以十三种生长在世界各地、和我们的生活紧密相关的树木为例，描述它们的种子、花、叶子、树干、木屑的气味，描述它们给我们的嗅觉、味觉、听觉增加的感官之乐。其中有我们熟悉的：银杏、月桂、橡木、橄榄；也有我们陌生的：七叶树、美洲椴、山毛榉。它们有的气味美好，有的则令人不忍卒闻；它们有的出现在餐桌上、酒吧里、音乐厅里、书店里、药店里，有的出现在马路上、壁炉里、车里，甚至坟墓里……对我们熟悉的，作者尽力写出它们不为人知的一面；对我们不熟悉的，他又用打比方、做比拟等方式，全方位建立跟我们的关联。

为了拉近树在嗅觉上和我们的距离，拉近我们和相关知识、历史的距离，每一种树，作者都调动拟人、通感等多种修辞手段，调动树木和个人记忆的关系，力求准确地描述出它们的气味，进而追溯气味形成的自然原因和人为原因，追溯树种迁徙变化的历史、植物殖民的历史。每一个短短的章节中，作者都下功夫、用心思、拒绝掉书袋。说起来，擅长做知识普及的自然博物学者总是会让笔下的文字轻盈曼妙如科普散文，他们也总是善于调动人的好奇心，善于用可读性、趣味性、故事性包裹专业知识和科学常识，如犹太人教孩子阅读之初在书上涂上蜂蜜。

或许你无法逐一记忆每一种树的气味和我们的生活有什么具体的关联，但每看到那些丰富的知识、微妙的细节，你都会对身边耳熟不能详的树木世界发出惊叹——自然拥有如此精微深沉的智慧，我们却总是粗枝大叶而不自知。一个令人欣慰的事实是，我们看似生活在钢筋水泥、手机网络中，实际上却每一刻都生活在森林中，这是我们的大幸运，却常常被我们忽略。与此同时，我们可以从树木的世界中获悉：尽管我们从自然中知道了天敌和猎物的无尽冲突，从社会中知道了个体必须通过不断竞争脱颖而出，但异常激烈的达尔文主义的生存之战却并没有把生命割裂成原子，“物竞天择的过程反而创造了一个熔炉，熔化了个体之间的壁垒，焊接了一个坚固而多元的网络”，这网络恰恰是森林的精神、自然的精神。

生命就是如此矛盾，冲突中充满了协作，破坏中充满了创造。与人类并不都是脸带善意一样，气味也并不都是美好的，但每一种气味的个性形成都是有原因的：或者是为了防御被动物采食了种子而不能繁衍，或者是为了保护自己别被人类看中而受到砍伐，或者是为了让人类喜欢自己、更加爱护自己。

当我们看到，银杏的种子散发出的是“充满腐臭气的生命之光”，它毫无节制的繁殖力只是为了嘲笑我们的拘谨，让自己得以从恐龙的世纪活到今天，即便是核爆炸也莫之奈何；当我们看到同样是香气四溢的西黄松，每一株的香气却都有区别，它们各自融合先天遗传和后天经历，彼此对话，相互独立；当我们看到，人类闻嗅芳香产生的愉悦印证了人类和昆虫的血缘关系，人类并非自认的“万物的灵长”，而不过也是感官的奴隶；当我们看到金汤力和殖民、贸易、酒与药物研发、全球史，以及生态进化启发下的民主浪潮密切相关……内心对树木的智慧，对作家的匠心佩服得五体投地——以自然为师，知识专业密集而表达通俗优雅，是很多博物类图书的谦卑品质，也未尝不是人类治愈自大病的有效途径。而科学，于今天的我们而言，依然是去除蒙昧、消除傲慢的途径之一；自然，依然是弥合矛盾、弱化分歧的途径之一。

书中出现最多的词，是“防御”。跟动物能够用辗转腾挪、登高爬低规避风险、自我保全不同，跟人类能够靠盖房子、坐车子、找位子用以自我保全不同，植物的生命只能扎根原地，根往下而枝叶往空中，获取有限的资源，这种用空间换时间的方式，必然会调动它更多的静悄悄的生物特性。而作者，用感官第一、头脑第二的方式书写这一切，恰恰是想提醒我们：生命之初，感性是第一位的，大自然推崇的共情和交流，感同身受是第一位的；一味的理性至上，一味的头脑风暴，会让人充满理智的烦恼，失去基本的愉悦。我们需要树木的香气进入我们、拥抱我们，需要它们“在我们焦虑的额头放下一只安神的绿手”。

《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

自然在笔下飞翔

尽管以树为支点撬动整个自然世界的再书写，但戴维其实也很会写鸟，他的鸟类知识甚至一点儿也不亚于树木的。是啊，自然书写中怎么能没有鸟呢？鸟儿可是天空的灵魂啊！显然，波兰新生代自然作家斯坦尼斯瓦夫·乌宾斯基也深深体会到了这一点。他用一本充满自然生趣和人文情趣的《抓住十二只喜鹊的尾巴》，专门讲述他作为观鸟爱好者的故事，记录下人在鸟儿的世界流连忘返的所见所闻、所思所想。

这本书的原名直译是《鸟儿歌唱》，而之所以用现在的书名，是因为在波兰俗语里，常用“抓住两只喜鹊的尾巴”来比喻同时做许多事。观鸟，可不是只是看着林间空地和仰望天空那么简单，它的确需要“同时做很多事”：积蓄热情、储备知识、准备装备、出门寻访、回家记录，从鸟的名字到叫声、从分类到繁衍特点、从自然到人文、从历史到环保……这还不算，真正发烧级的观鸟爱好者——“BCD症候群”（BirdingCom－pulsiveDisorder，观鸟成瘾患者）见到鸟的时候“意志毫无招架之力”，他们留意哪怕最微小的动静，会在车水马龙中因为一声鸟叫悍然刹车。即使看电影，他们也能一耳朵就知道背景音中的鸟鸣跟季节对不上、跟环境不匹配，而18世纪末的画面上飞过戴着环志的鸟儿，会让他们大跌眼镜，毕竟鸟类环志始于19世纪末。

作者行文的时候也“同时做很多事”：在以观鸟爱好者为主角的书中，他兼顾观鸟和鸟文化，既写那些可爱又神奇的鸟类——不限于十二种，又写波兰历史上著名的鸟类乡村画家、爱鸟的作家、电影人、学者，甚至奥斯维辛的观鸟人。他到波兰乡间、到城市公园、到波乌边境、到英国……寻访他们的足迹，探寻鸟与人互动的故事。

于是，我们一会儿为飞行健将北极燕鸥——又名“天堂鸟”——的迁徙之旅惊叹，一会儿又为衔着高尔夫球的乌鸦捏一把汗；我们一会儿为白鹳的美好倾倒，一会儿又对猫头鹰的神秘好奇；一会儿我们沉浸在詹姆斯·邦德的故事里忍俊不禁，为007原来跟鸟类学家同名而会心微笑，一会儿又对未卜先知般唱出莫扎特名曲的紫翅椋鸟倾心不已；一会儿为《游隼》的作者约翰·贝克社恐般的赞美静止和无为动容，一会儿又为《自由》的作者乔纳森·弗兰岑被埃及鸟贩质问深思……因为作者有条不紊的忙碌，我们得以看到一个美好、复杂，充满了人文精神和生态疑难的鸟类世界。这世界提醒我们注意生态系统的精确运行机制，更让“首要任务便是不伤害”的观鸟伦理深入人心。

乔纳森·弗兰岑之所以被质问，是因为他在《国家地理》发表了一篇《最后的挽歌》，谴责那些大肆屠杀飞跃地中海的候鸟的人。作为温饱不愁的“文明人”，他关心鸟的命运，而在埃及鸟贩眼里，狩猎是生活来源，这些迁徙鸟类变成盘中餐理所应当，和水里的鱼儿没区别。所以他们才会问：“你们美国人同情鸟类，怎么不去同情那些被炸弹炸得无家可归、流离失所的人呢？”弗兰岑被问住了，无言以对。而本书的作者年轻的乌宾斯基说：“这也并不难反驳，因为对大自然之美的怜爱与珍惜不代表必须要舍弃对人类痛苦遭际的同情和帮助。”说法有些书生气，但未尝不切中要害：爱鸟与爱人，并非非此即彼，就如爱护动物和谴责宠物伤人并不矛盾一样。

说起来，波兰文学真是颇有魅力，早年曾有被鲁迅先生激赏的诗人密茨凯维支，有诺贝尔奖现实主义大师显克微支，后来有很多中国读者熟悉的诺贝尔奖诗人切斯瓦夫·米沃什、维斯瓦娃·辛波斯卡，最近又有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精灵小说家托卡尔丘克，这块命途多舛、充满了历史忧郁的土地上长出了一种富有忧伤格调的，充满了隐喻气质、反思精神和神秘气息的文学。这种文学和比亚沃维扎的原始森林、和二战炮火中的波兰动物园（《动物园长夫人》）一起，向全世界播撒治愈的力量。乌宾斯基的这本书，显然也在这个治愈序列里，而因为他出色的文笔，他也得到了波兰文学的最高奖——尼刻奖，托卡尔丘克也得过。

《机忆之地》：

AI获奖会制造新的焦虑吗？

当我们沉浸在自然博物类图书构建的新世界，想着有朝一日，“生物历史学”“生物全球学”会不会真的勃兴，如鸟儿和树木般冲破时间、地域、文化的壁垒，重新构建一个自然新世界的时候，人工智能的世界仍在进发。在文学上的表现，一边是世界科幻大会在成都召开，又有中国作家获奖；一边则是江苏省青年科普科幻作品大赛评奖结果公布，一篇叫《机忆之地》的匿名参赛作品获得二等奖。很快，清华大学新闻学院教授沈阳在个人社交媒体上公布，这是他用AIGC写出来的。

据悉，他给AI指定的是卡夫卡的风格，然后经过几十次的提示语，进行了约66次对话，用5个非连续的时间段共约3小时，形成了4.3万个字符，最终他从AI的回答中复制出5915个字符，形成了《机忆之地》的3.0版。所谓3.0版，应该是他的选择版，之前则是问答版和AI回答版。

这个短篇小说写的是神经工程师李晓意外失去记忆、成为元宇宙的流浪者之后，到“机忆之地”寻找自我的故事。所谓“机忆之地”，是由失去记忆的人形机器人和AI守护的区域，埋藏着诸多神秘。而她刚到此地，就找到了一个AI伙伴，两个人一起，进入这片看上去冰冷，实际上充满活力的领地。她们找到了“共鸣祠”水晶，找到了日记和用以警示AI越界的城市大钟，最终她们找到了爱和情感——记忆的秘密。

尽管完全不得卡夫卡的神韵，但主题选择没有偏离人类永恒的话题：记忆、自我、情感等等，故事讲得也还算流畅、完整，而且带着科幻小说普遍轻视语言、重视奇思妙想和场景再现的特征。如果没有人公布，我并不确定自己能不能读出其中的人工智能感，只是阅读中感觉整个文本都像拼接而成的，缺乏语感和行文的流畅。小说的词汇量很小、句式很机械，句子和句子、段落和段落的衔接缺少变化。至于情节推进方面，更是理念先行的味道很足，寻找记忆的每一步都缺乏必要的情感逻辑——但这些问题，很多作家也或多或少的有。

所以，当记者问我，AI会不会给作家带来焦虑的时候，我持保留态度。如果作家的追求仅仅是完成一种类型化的文本，完成一个逻辑自洽的故事，那他很可能会焦虑，但如果作家看重语言的创造力和情感逻辑的推动力，那焦虑大可不必。文学毕竟是与情感有关的、创造性的事业，它需要独特的语感、独特的人物心理用以创造独特的世界。

更有意思的是，小说中除了莫名其妙的雾气，全篇没有一处自然的痕迹。AI在海量数据库里抽出的关于卡夫卡风格的信息，居然完全在自然之外，很值得玩味。要知道，尽管更注重荒诞和隐喻，但卡夫卡也是会写小动物的。（《地洞》）

不过，AI写作还是给人带来了来到世界边缘的感觉。这正是一百多年前，《游隼》的作者约翰·贝克的理想。他总想成为一只鹰，拥有黑色镰刀般的翅膀，飞到人类世界外面的世界，站到所有事物的边缘，借此洗去作为人类的污秽——与他相比，以“隐士”著称的梭罗简直是巨大的社牛，他在《瓦尔登湖》里对奴隶制度、对商业贸易、金钱法则的议论，带着为迷失的人类指点迷津般的挥斥方遒——于是他用十年的时间，追踪一对到英格兰东南沿海过冬的游隼，不厌其烦地用日记体写下它们洗澡、捕猎、漫无目的游荡的细节。他绝口不谈人事，只渴望得到鹰的认可。他安安静静地写，唯一的对象就是天上的飞鹰和地上的自己。不知道为什么，我总是感觉贝克的渴望更让人心安，更令人向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