打开网易新闻 查看精彩图片

刘刚/文

倭国自有独立心

真正的“唐化”,是隋炀帝开的头,但日本人认同的却是唐朝。

唐与日本,从未有过正式的外交,遣唐使滔滔而来,遣日使却绝迹了。以“天可汗”自居的大唐皇帝,带着傲慢与偏见,躺在天朝上国的云端自嗨不已,忽略了那位“山川异域,风月同天”的“日出天子”,而无邦交的后果,便是必有一战。

圣德太子标榜的那位“日出天子”,竟然是一位女王,曰推古女王,待天皇制确立后,又称推古天皇,当然是第一位有历史记载的女天皇,然其来历,则颇似卑弥呼死后那被推举出来的壹与小女子,也是被人操纵着上台的,那操纵者便是苏我氏。

苏我氏之于推古女王和圣德太子,本来就是亲戚,故飞鸟初期尚能形成合力,排除异己,而有一片兴旺的景致。但好景不长,那圣德太子何许人物?独立云表,举首天外,如高蹈之鹤,可入世,也可出世,唯独不能俯首,那推古女王也非等闲辈,毕竟是皇族,岂肯任人摆布?再怎么也得撑住个共和的格局。

但那苏我氏却要独擅政权,欲置女王于掌股之间,而圣德太子则极力推动倭国王权升级,使之向日本天皇制发展。此举有内外两方面影响,对外,与中国争平权,对内,同苏我氏相抗衡,以至于苏我氏杀害其子,亦未改其志。

他按照道教“辛酉年”的说法,来为他的大和国缔造“皇纪”。“辛酉年”,每60年轮现一次,故称“一轮”。每一轮辛酉年,都是变革之年,而第21轮的辛酉年,则是大变革之年。推古九年,亦即公元601年,恰好为辛酉年,这一年,圣德太子推行改革,于是,以该年为起点,反推以前21轮辛酉年,以之为大和开国元年,规定该年阴历1月1日为神武天皇登极日。

以此推算,日本皇统被提前了约千年,但历史不能留白,故又于此空白中,虚设了10位天皇,欲使皇统无缺。

由此可见,圣德太子非以历史方式,而是以神话与历史交错的方式来建构皇统,还采取了中国式的帝位纪年法,以神武纪元,在开启日本历史的同时,也开始了日本的历法。

日本初历,也从中国拿来,但非第一手,而是通过朝鲜半岛,经由百济转手,曰《元嘉历》,又称《建元历》,南朝宋何承天造,“元嘉”为年号,辛弃疾词云“元嘉草草”,正其时也,其兵法“草草”,历法又如何呢?不过数十年,至梁而终。

但在日本,它却传了100多年,从公元554年传入,直到697年才废除,后改用唐朝《仪凤历》,该历原名《麟德历》,乃唐高宗诏令李淳风所造,于麟德二年(665年)颁行。然至开元二年,仅40年,又出了问题,或曰“不亦近儿戏乎”?日本在文武天皇元年(697年)至天平宝字七年(763年)采用《麟德历》,因为是唐朝仪凤年间传入日本,所以,又称《仪凤历》,进入奈良时代,就用此历。后来,唐改用《大衍历》,日本也跟着用。由圣德太子推广的,便是《元嘉历》。此历虽非由其引入,但以之赋能于国体,并且普及于社会,则为其首功。

他两手抓,一手抓历史,一手抓历法,以此两手,提撕其国体,一如太史公所言,此乃“究天人之际”——历法为“天”,他“究”天时以立法;历史为“人”,他“究”人文以成史。

然此天人两手,之于圣德太子的取舍,已然失衡,其于历史,有了独立心,可谓自觉,让历史跟中国脱钩,化为神话。故日本神话有一特点,即为国家神话。各族神话,皆始于开天辟地和造人,唯有日本神话,一上来就缔造国家,其欲消除弥生时代和古坟时代的中国影响,以独立的神话建设一个独立的国家。

然而,在历法方面,他却没有自觉,依然追随中国,用中国的历法来管理日本时间。由此看来,他是天归天,人归人,采取了从实际出发的天人相分的立场,非以儒术天人合一。

对于以神权立国的日本来说,其当务之急,是神,而非天,即以神话的方式,处理好神人关系,建立其历史的谱系。故其国家观念趋于神道,以天皇为主导,而非以天命、天道。

有了独立的国家意识,还要有个独立的国号。“倭国”之名,乃汉家古史称呼,非其自称。其自称者,先以“大和”,后以“日本”。称“大和”者,以其国族之性自立;称“日本”者,以其国体神性自命。前者,受了儒教影响,表达“和为贵”主张;后者,受道教影响,以泰皇为天皇。

以道教修史开国,以儒教建制理政,此二者之于圣德太子均已大成,放眼中华,其于儒、道之学,可谓“舍我其谁也”!然自汉、唐以来,中华建国大业,已从儒道互补,转向儒道释三教合一。其于儒道并用虽已应手,于三教一体,却未得心,故以遣唐使来华求学,然其重点已转向佛教,以佛法为日本立心。

脱倭入唐要唐决

自汉、唐以来,倭国之于儒、道二教,拿来就用,未有请教一说,然日本之于佛教,则多有“未决”,故由遣唐僧将“未决”之文书带到中国“请决”,请唐僧解惑,谓之“唐决”。

日本《续藏经》里,收录了六份“唐决”,由中日僧人间一问一答,每份提问,多者有30问,少则仅6问。这本来是日僧之于天台宗章疏所思而生的难题,因其内部多歧义,难有共识,故请唐僧答疑,而有所谓“唐决”。

后来,“唐决”问题扩大化,从佛学一隅,延及整个中日关系,如以“日本”为国号,虽由其自定,但因需要中国承认,而必须经由“唐决”,毕竟当年被赐封过,独立要有分寸。

同样,“唐决”也要拿捏好分寸,不能过分。

唐太宗时,亦曾遣使访日,高表仁以新州刺史奉命。新州,岭南瘴地,人称“广东大法场”,言其“死人多也”。其时,新州为贬官去处,唐太宗竟然从这里,从长安城外,山高帝远处,挑了这么一位使者,成就史上最差外交。

高氏随遣唐使归,经由对马岛,至难波津,日廷以船32艘及鼓吹、旗帜等迎于江口,迎来高氏一行,引导至馆,另以专人安排入馆,赐神酒,甚欢。然而,却在宣旨仪式上与日廷发生礼仪之争,他要求天皇面朝北,跪拜接旨,遭拒,不宣而去。

高氏此举,还以为他在新州当刺史,全然不以外交为意,以天皇为下吏,听宣而已,史评高氏“无绥远之才”。“无绥远之才”,此乃事后言。当用人时,太宗定然不这么认为,但他未有经历隋炀帝那一番“日出天子”问候“日落天子”的遭遇,尚未触碰倭国追求“日本”的独立的国家意志,故其对于“日本”多少有些随意,皇帝有多随意,臣下就有多任性。

任性之外,还有可能,就是高氏受了惊吓,因其惊魂未定,而言出如箭,一时便收拾不住了。他受何惊吓竟至于此?据《唐会要》卷九十九之“倭国”条载,高氏自云,曾“路经地狱之门,亲见其上气色蓊郁,又闻呼叫锤锻之声,甚可畏惧也”,这有可能是由于航海的生理反应,产生的恐惧性幻觉。将一个世家子弟从山沟里提撕出来,投放到未知的大海上,会有什么样的感觉?如此问题,唐太宗似乎从未想过。汉、魏时期,中国以带方郡,君临朝鲜半岛,遥控倭国,可谓得心应手,太宗何不沿此老例,从辽东派出使者,驾轻就熟,以期那一帆风顺呢?

史称太宗“知人善任”,何以他用人如此也?还有比经过地狱惊吓的任性更为“任性”的吗?乾隆皇帝之于马戛尔尼,大清朝的“任性”,还真就不值一提了。

马戛尔尼来到中国,不跪中国皇帝,因为跪与不跪,不仅有关人格,还关乎国体,所以,不跪有不跪的道理。而中国方面,清廷训斥马戛尔尼,亦自有其训斥的道理,既来中国求见皇帝,见了皇帝,就该遵守拜见皇帝的礼仪,不要求从思想上拜,从信仰上拜,但最起码要入乡随俗,从面子上,也得拜一拜。再说,清廷要求的是来使,它并未派使者到英国去向英国女王宣旨,要求英国女王必须跪拜,若果如是,中英战争就不会等到鸦片战争的时候,有可能在乾隆朝就爆发了。

唐使如此傲慢,将大唐帝国那不可一世的派头表露无遗,把“普天之下,莫非王土”的欲念推到了无以复加的极致,促使日本在朝鲜半岛问题上同中国从合作转向全面对峙。

不过,大唐就是大唐,同晚清不一样,同样的傲慢,但结果却不一样,一个把人打了,一个被人打了,一个成了刀俎,一个成为鱼肉,何以差别如此之大?关键在时运。“时来天地皆同力,运去英雄不自由”,在国运的风头上,连猪都能起飞,那便是大唐的运势。一旦运去,黄龙变病蛇,即是晚清格局。

其时,交了好运的,不独大唐,倭国亦然。

大化改新后,倭王要“改新”为天皇,倭国要“改新”为日本,又不想征求中国意见,不想看大唐眼色,不想再领教中国皇帝的傲慢,所以,打起了朝鲜半岛主意,与大唐角力。

试以角力,争取天皇自命,实现日本自立。

唐高宗时,因朝鲜半岛局势,日以遣唐使,要介入半岛政治,《唐会要》里,“高宗降书慰抚之”曰:“王国与新罗接近,新罗素为高丽、百济所侵,若有危急,王宜遣兵救之。”

但日方我行我素,不听建言,援手百济,绝交新罗,与大唐对立,为显示其实力,还动起了小心思,《日本书纪》里有这么一条,说日本“使于唐国,仍以道奥虾夷男女二人,示唐天子”,以此告示大唐,日本亦有朝贡国,可以和中国平起平坐。此举,使大唐警觉,故再有遣唐使至,即“幽置别处,闭户防禁”。

巨人梦的泡沫一旦泛起,小豆男就“作”起来了,把自己当作钓鳌巨人,来与大唐一战。

660年,唐灭百济,倭欲复之。两年后,倭船百余艘,护送百济王子复国。第三年,又兵发数万,放舟千艘,与唐师战于白江口,其时,倭众唐寡,自以为必胜,不料,一交手就被大唐碾压,倭以举国之力,负重如山,可在大唐看来,则不过一碟小菜,一夹而已,毕竟体量不同,倭国小舢板怎敌大唐楼船?

唐乃百战之国,内战外战兼修,东洋西域通吃,战于天下,百战不殆。倭居小岛,罕见江河之大,难言平原之广,提到高原,还以为在天上——“高天原”,如此这般,怎能角力大唐?当巨人的泡沫碰到了真正的巨人,想想那结果会怎样?

本想一战“改新”——因其“稍习夏音,恶倭名”,欲“更号日本”,结果力有未逮,被打回原形。比“武”失败——巨人梦醒,“日本”泡汤,于是改“文”——回到小豆男,应了那句“小的是美好的”的格言,大唐看“小日本”越看越顺眼。

唐将刘仁轨自白江口一战击溃倭军后,新任带方州刺史,控引倭国。665年,百济镇将刘仁愿派郭务悰使日,重启汉、魏方式。倭则弃武从文,退出半岛政治,转而补习中国文化,其结果,用武力强求未能得到的,反而以文化认同的方式达成了。

有人认为,白江口战败以后,对倭国产生的影响,就如同明治维新时期和第二次世界大战以后一样,举国奔走,全力引进敌对国家的体制和文化,正是这一点,使倭国变成日本。但有所不同的是,日本唐化并非从白江口之战以后才开始,而是自秦、汉以来经历了一个漫长的历程,隋、唐时期,唐化加速,而有大化改新速成,然而,欲速不达,白江口战之后,“改新”受挫,但未退缩,反以“脱倭入唐”为其国策,正如明治维新时“脱亚入欧”。“入唐”以后,倭国迅速进入“唐决”时代,不但政治上向大唐看齐,通过“唐决”成为律令国家,而且在文化上,也以大唐为标准,要求对所有“未决”的问题进行“唐决”。

奈良时代,以大唐法系为依据,出现了倭国律令化的第一个“唐决”,那便是天智天皇时期制定的《近江令》。《近江令》作为“日本最初之法令”,即取自唐令,可以说它是大唐法系在东洋结的第一个律令之果。

此后,堪称“唐决”典范的《大宝律令》,从内容到形式,也来自大唐《永徽律》,尚可见其母法,还是当时唐律。

《大宝律令》由律6卷、令11卷组成,律,为刑法,令,是国家行政制度和户籍、田制、税制、兵制及司法制度等规定,其中包括天皇的职权、官制、学制及等级制度,相当于行政法、民法、诉讼法,《令义解》以之作为国家的基本法予以重视。

《大宝律令》,由文武天皇下令,大宝元年(701)制定,大宝二年(702)推行,就在推行的那一年,作为《大宝律令》主纂人员,粟田真人被任命为第七次遣唐使远赴长安,这一次,他带来朝贡的宝物应该就有《大宝律令》,此来中国交作业,不但要展示其唐化的政治文明成果,还要来请示中国女皇的“唐决”。

六月,他从筑紫(今九州福冈)出发,十月之前,就已经到达长安。士别三日都得刮目相看,何况国别30年,那就更要令人瞠目了。日本史书《续日本纪》曾记载其事迹如下:

初至唐时,有人来问曰:“何处使人?”答曰:“日本国使。”我使反问曰:“此是何州界?”答曰:“是大周楚州盐城县界也。”更问:“先是大唐,今称大周。国号缘何改称?”答曰:“永淳二年,天皇太帝崩。皇太后登位,称号圣神皇帝,国号大周。”问答略了,唐人谓我使曰:“亟闻,海东有大倭国,谓之君子国,人民丰乐,礼义敦行。今看使人,仪容大净,岂不信乎?”

由此看来,他是一位很不错的国家形象代言人,由他代言的倭国,终于被他说成日本了,《旧唐书》亦有记载如下:

长安三年(703),倭臣粟田真人,来贡方物,其职位,犹如中国户部尚书,大唐女皇武则天赐宴于大明宫麟德殿。

我们看他外表,见他“冠进德冠,其顶为花,分而四敌,身服紫袍,以帛为腰带”,美轮美奂;看他气质,以其“好读经史”,发为“容止温雅”,有如玉树临风一般。女皇赐宴于他,他被授职为“司膳卿”,与女皇共餐,不但打开大唐美食空间,还开放天听,让他进言,听罢叹曰:如此美好的人物怎能倭字当头?

此前,倭已向中国提出变更国号申请,《旧唐书》有云:“日本国者,倭国之别种也。以其国在日,故以日本为名。或曰:‘倭国自恶其名不雅,改为日本。’或云:‘日本旧小国,并倭国之地。’其人入朝者,多自矜大,不以实对。故中国疑焉。”

有人以为,这是通译有误,而产生的误会,其实不然,这样的解释,倒更像是同意更改之后的一种托词,总不能这样说吧:对不起,我错了,当时我瞧不起你。外交是不会认错的。

于是,在美食开胃、美酒开怀的快乐中,优雅地把问题甩给通译者,一个华丽的转身,就让翻译去背外交的锅。

当中国官员询问来使更号之由时,就有了使者“盖以神武天皇东征之时,于日下登陆,遂致统一全国“,而通译却误译为“日本(日下)旧小国,并倭国之地”一说,遣唐使来也说法不一,三番两覆,中国方面,因疑其不实,遂不承认改号。

但这不过是一个细节,细节就是细节,既不能成为本质,也不能决定大体,或曰“魔鬼藏在细节里”,也许。但更多的是,魔鬼藏在人心里,人心里的想法、看法,才能反映实质。

当他心里面就这样认为时,你要去改变他很难,当他从心理上已然接受,你再去改变他,他就会说,很容易,这不过是个小问题,改改就可以,所以,最根本的问题,在人的心理。

对于一个心理上不想改变的人,你怎么说都无用,一旦心理变化,就“心有灵犀一点通”,要心相印,才能理相通,心通,谓之奇遇,便是一见相知。女皇之于粟田真人,就是如此。

但女皇就是女皇,会克制感情用事,看得出她对真人颇有好感,所以赐他“司膳卿”,也就是陪她吃过一顿饭的人,没有实质意义,却有纪念意义,纪念他们的相知。

女皇给了他一个最大的礼物——“唐决”,就是同意了他将国号改“倭”为“日本”的请求,这是天皇本人亲自来也不见得会有的礼物,何以就给了粟田真人?因为她看到了文明。她不但从真人身上,看到了作为其个体的风采与文采,更从他带来的《大宝律令》中,看到了作为其国体的文明开化程度和文化发展水平,同时,还看到了日本作为一个国家的“脱倭入唐”的决绝。

唐高宗和武则天,一个唱红脸,一个唱白脸,一个把倭国打怕,一个给日本国号做“唐决”。适逢女皇登基,其本人亦自改国号,于此兴头上,遂同意日本。《史记正义》云:“倭国,武皇后改曰日本国。”

(作者近著《文化的江山》1-8卷,中信出版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