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居正，是明史著名改革家。他从平民中崛起，官至内阁大学士，在明万历王朝初年当了十年首辅。他为扭转嘉靖以来朝政腐败的局面，协助小万历皇帝推行改革，终于使危机四伏的大明帝国又焕发了生机。然而，在他病逝仅一年又十个月时，张居正辅佐十年的明神宗万历突然翻脸，下诏查抄他的家产。其长子张敬修不堪严刑追逼，自缢身死。弟弟张居易、二子张嗣修俱被削职，发配边地充军。张氏家属饿死及自杀者数十人。凡被认为与张结党的官员，统统被削职。张居正苦心经营十年，为什么生前轰轰烈烈，死后却被问罪抄家?
作为万历帝的老师，张居正费尽心力，企图把小皇帝引向他所认为的理想境地。因此，他对万历表现得十分严厉和刻薄，甚至达到令成年人都难以忍受的程度。诚然，张居正的主张和作法很难有多大过错。然而，他在铁面无私的同时，却失去了为人臣应该“以敬为上”之道，忘记了自己的身份和地位。其实，对于朱明朝廷来说，张居正不过是一条善于捕猎的走狗，小皇帝需要他去挽救颓危的朱氏朝廷，一旦首辅弃世归天，这具尸体对皇帝来说已没有任何用处。首辅威风凛凛的形象，帝师严厉斥责的声音，权臣行使权力的姿态，一幕幕都在已亲政的皇帝脑中闪现。至于首辅当年劳瘁心骨、弃家忘身的精神，非议满朝、左右受敌的处境，使大明国库积金四百余万两、存粮可支十年之需的功绩，统统都化为乌有。
张居正自身也不是一位气量宽宏的大臣。他总认为以自己的权威可以压抑当时的舆论。然而事实却绝无可能，他的改革家形象也因此大大削减，更增加了百官对他的仇恨。于慎行是张居正选定给小皇帝讲学的讲师之一，本可飞黄腾达，只因他在夺情事件中，对张居正多有批评，从此官运一蹶不振，直到张居正死后才被重用。一些大臣恃于张居正的权威，上疏慰留张居正，而一向被认为是张居正私人的吏部尚书张瀚“独不与，抚膺太息曰:‘三纲沦矣!’”事后，他立即被参奏，勒令致仕，参奏中却一字不提他和首辅的冲突，而是假借别的小事。这一参奏引起官员们更大的愤怒，因为他们知道，朝廷的纠察官员都是张居正夹袋中的人物，他们只纠察对张居正不利的人而不顾舆论。
按理说，我们可能认为数百名朝官是不顾大局，是否定张居正改革的艰辛及改革成就的，但大多数官员是支持和同意改革的，他们反对张居正肯定不是以罢废改革为目的，也不能说他们都是一群党同伐异专事攻讦为能事的小人。只是，张居正自信过度，“无老者宽大之风，无大臣休休之量”，故人人都承认他的政绩，却人人不喜欢他。
在争夺首辅之位和夺情事件之后，张居正的权力达到了顶峰。而且，他也和首席宦官有了默契，行使职权具有相当的威望，无宰相之名，而有宰相之实。他将自己的亲信布置在内外机要之处，也将自己的权势推广至监察弹劾部门和文书教育部门，亲身管理吏户礼兵刑工六部，把所有文官摆在他个人的严格监视之下，并凭个人的标准加以升迁或贬黜，因此严重威胁了他们的安全感。当时的文坛领袖王世贞与汪道昆，都是他的同年进士，张居正任首辅后，他们主动投到门下，希望能够晋升，但张居正觉得他们都是吟风弄月之人，没有创立文治武功的胸襟，因此冷落他们。更严重的，1581年，张居正以考核的名义，使南北两京三百三十一名官员同时遭到降级或免职的处分，其中一重要因素便是官报私仇。因为四年前其中许多官员曾反对他以“夺情”为口实在职守制。正是这些人在他死后与反对派联手，对他精心培植的改革力量与家人进行了残酷打击与无情迫害。
同时，刚愎自用，偏听偏信，使他自蔽视听，不能客观地用人，没及时务色一个能担重任的后继者。继任者张四维一向受到张居正的垂青，此人家资万贯，倜傥有才，但品行素来不端，可他“岁时馈问居正不绝”，极尽逢迎拍马之能事。一朝大权在握立即转向，首先发难攻击张居正的李植，就出自他的门下。继任的申时行也是张居正的助手，他以一手漂亮的文字博得张居正的欢心。但他为人柔而多欲，是个貌似宽厚，实则利欲薰心的伪君子。拟旨宣布张居正“诬蔑亲藩”、“专权乱政”、“谋国不忠”等几大罪状，就出自他的手笔。在他主政期间一切新政全都废除。如果没有这样的两面派和伪君子窃居要职，推波助澜;如果不是张居正刚愎自用、偏好阿谀奉承，新政尚可延续时日。
张居正英明一世，却毁于褊衷多忌，没有洞察埋伏在身边的异已分子，以致祸发萧墙，遭此败北。另外，那些和他结怨的人，有遭他整肃的特权人物，有被他触犯的既得利益者，有被他革职或降级的官员，有长于文笔而短于治国被他弃而不用的笔杆文人。这些受过他打击的人无时无地不在盯着他，寻求报复的机会，这必然预示着人在政在、人亡政亡，他死后也自然成了“乱政之权奸”、“万古之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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