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硝烟弥漫，尸横遍野，生灵涂炭，贵贱皆殁，兵起之际万民癫狂，鸣金之年举世齐喑，古今悲怆凄惨者，莫若一战。
往期回顾
作者|高凌，独立学者，历史作家，关注近代德奥史。近年在《经济观察报》《南风窗》《解放日报》《社会科学报》等报刊媒体发表了历史类评论文章多篇。本文为网易历史频道独家稿件，谢绝转载。
1918年的这个时候战争已经尘埃落定，当交战双方幸存下来的士兵爬出战壕彼此试探着握手和交谈的时候，他们以埋葬一颗炮弹这种充满象征意义的行为纪念了大战的结束。在之后的一年里交战各国的政府首脑、高级官僚、外交精英、军事、政治、民族乃至语言学的专家们聚集在巴黎，开了维也纳会议以来持续时间最长的一次国际会议，而他们所要实现的目标其实和埋葬炮弹的士兵们一样，那就是重建被大战所破坏的和平。当然他们的这番努力的结果对我们来说完全不陌生，巴黎和会以后二十年一场新的战争就重新爆发。曾经被看作是“终结战争的战争”的世界大战和所有这些人物的付出换来的只是“二十年的休战”。而且紧跟两次世界大战之后的还有横断欧洲的铁幕和漫长的冷战，二十世纪几乎一直被战争和对战争的恐惧所笼罩，而一切悲剧的源头都在1914年的那个夏天。
但如果我们把目光转回1914年的夏天我们最大的感受应该是当人类的命运被从另一个方向被决定的时候，那些把整个欧洲推进一场战争里的人当中，没有哪一个人是惊天动地的伟人，或者十恶不赦的战争狂魔。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只是一个普通的公务员虽然是高级公务员。1914年的那个夏天他们要么处在职业危机当中，要么处在家庭或者情感危机之中，有的人还两者兼而有之。比如英国外交大臣爱德华-格雷和德意志帝国的帝国宰相都死了妻子，而德意志帝国的外交国务秘书正忙着结婚。威廉二世1908年差点被破退位，而奥匈帝国皇帝此时已经八十四岁从1906年以来就已经淡出了帝国的政务。英国的自由党内阁因为爱尔兰问题已经濒临崩溃，法国的维维亚尼总理领导的是一个少数派内阁，只要激进社会党发起一次信任投票内阁就要垮台。
1914年欧洲各国的当事人当中没有谁是英雄，他们当中的大多数人甚至连成为英雄的念头也没有，当萨拉热窝事件爆发的时候，他们当中绝大部分人是在公文里读到了这件事，然后以一种敷衍了事的态度来加以处理。只有极少数人要么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要么为了保住自己的饭碗，或者是为了作职业生涯里的最后一搏积极投身其中。所有这些人在百忙之中抽出时间以惊人的高效率制造了一场世界大战，6月28日普林西普扣动他的板机，8月2日德国骑兵就进入了卢森堡。而他们所造成的灾难决定了之后一个世界人类的命运，他们在一百多年前漫不经心的毁掉的那个世界，则已经永远无法重现人间了。
总参谋长的中年危机
说到中年危机康拉德-冯-赫岑多夫将军其实1914年已经六十二岁了，但一战前的社会和我们这个时代其实很相似，那就是中产阶级成熟的越来越晚。因为消费越来越高，而中产阶级的收入却无法同步跟进，所以男性结婚的年龄越来越晚。除了少数贵族和富二代，很多辛勤苦干的中产阶级其实要多四十岁前后才结婚。考虑到奥匈帝国的军费按照制度属于奥匈共同事务，所以每十年才有一次机会在奥匈会议上讨论，而匈牙利人又坚决的反对任何提高军费的主张，所以直到1905年匈牙利人被哈布斯堡皇室要在匈牙利搞普选的威胁吓到以前，这个帝国的军费在将近三十年的时间里毫无增长。十九世纪末这个镀金时代里的军官阶级在收入上就被社会抛下的更严重，所以一个像康拉德将军那样的军二代，有一个说起来有点尴尬的贵族出身，没有什么过硬的家庭背景和人脉，纯靠努力学习和辛勤苦干才终于熬出头的将军，中年危机因为他人生里的春天来得实在太晚了。
康拉德将军人生的贵人是皇储在萨拉热窝遇刺的弗朗茨·费迪南大公，作为这位皇储的“美景宫宠儿”（今天作为美术博物馆的美景宫在战前是皇储在维也纳的官邸）康拉德将军随着皇储的崛起而步步高升。1906年四十三岁的皇储逼迫七十六岁的皇储撤掉了80高龄的总参谋长贝克将军，同时还踢开了贝克和他所掌握的军队内最大派系心目中的继任总参谋长，“贝克的皇储”波蒂奥雷克将军，让他成为总参谋长。他人生里的春天才算到来。进入人生的春天的康拉德将军在这段美好岁月里主要做了三件事，写情书、鼓吹开战和推动军队近代化建设。这三件事是按照他付出精力的多少排列的。康拉德将军当然早在三十四那年就结婚了，否则他也不可能有一个专门靠半夜溜进老爹的办公室偷文件出卖情报的儿子了，但是他妻子在他晋升总参谋长的前一年死了。人生三大幸事虽然调换了一下次序，但总归在一年多的时间里相继落到康拉德将军头上，于是他像所有春天里的男人一样恋爱了。1907年他在维也纳认识了富商赖宁豪斯的妻子吉娜，于是从1907年到1915年的8年时间里他给吉娜写了三千多封信。婚外恋这种事在1900年前后的贵族社会里原本是司空见惯的事情，比如吉娜的丈夫赖宁豪斯先生自己就不在乎。但对公职人员来说还是多少有点敏感，而且康拉德将军的后台老板皇储弗朗茨·费迪南大公是一个极其虔诚的天主教徒，衡量人好坏的第一标准就是是否虔诚和严守道德，自然不可能容忍康拉德丧偶之后的这段风流佳话。所以他一方面以一天一封甚至两天三封的速度给情人写信，另一方面又把这些情书按照时间顺序妥善排列锁在自己家里，一直到他1925年死后吉娜才知道他是这样一个了不起的作家。
如果帝国军事近代化的最大推动者的主要精力用在恋爱上，那么奥匈帝国军队的近代化进展也就可想而知了，而这支军队传统的弊端和腐败自然也就愈演愈烈。在康拉德恋爱的这段日子里军队的丑闻接连不断。甚至直接牵连到总参谋长自己，在“杨德里契丑闻案”中，军队发现这位向俄国出卖情报的炮兵军官的情报来源是总参谋长，总参谋长自己当然没有出卖情报，他要赚钱的方法比这个多得多。于是经过进一步调查人们发现原来出卖情报的人是总参谋长的儿子，这位赫岑多夫公子用每天晚上溜进老爹办公室偷看机密文件这种传统的“儿子偷爹不叫贼”的方式来窃取机密情报换零花钱。
在腐败、泄密、叛国和渎职的一系列丑闻冲击之下此时的奥匈帝国陆军处境岌岌可危。而在康拉德眼中军队不但是帝国的支柱，还是他自己人生的基石。如果帝国军队的形象崩溃了，那么对康拉德来说降薪和比降薪更可怕的失业都摆在眼前。而且如前所述军官阶层收入菲薄，虽然康拉德晋升了也有了捞外快的渠道，但他的花销也变大了。在20世纪初的维也纳一个身处帝国核心决策层的总参谋长，如果要维持体面的生活，即使有办法捞钱其实也很难有什么积蓄。所以对康拉德来说无论是为了他所属的军队还是他自己唯一可行的选择就是发动一场战争。只有通过一场战争才能证明军队的价值，重树军队的形象，同时也让康拉德自己脆弱的地位变得不可挑战。所以在1910年前后他成了维也纳最气势汹汹的战争狂人，对任何争端和危机给出的建议都是战争。
如果说这个时期的康拉德叫嚣战争还是为了他的军队和职业前程，那么很快他这样作就不再是为了军队而是为了他自己了。首先是天下没有不透风的墙，他和吉娜的关系最终还是传到了皇储耳朵里。皇储斐迪南大公是宁可因为贵庶通婚，让妻子得不到大公妃的头衔，让孩子们失去皇位继承权，也非要和所爱的人结婚的人。他听说自己选拔的人居然跟有夫之妇搞婚外恋之后的愤怒可想而知。而且皇储之所以选择康拉德就因为他是埋头苦干的下层军官的典型，但是这位将军自己爬到军队的顶点之后居然也开始过快活日子了。而且明知道奥匈帝国的军队不堪一战却为了军队的面子整天鼓吹战争，这让一向以开明和了解军队实情的人自居的皇储越来越对这位过去的“美景宫宠儿”感到不耐烦。终于1911年当康拉德再次叫嚣预防性战争的时候，皇储给了他一句简单明了的回答“滚！”五十九岁的康拉德从自己人生的巅峰陡然下坠。
虽然这次失败持续的时间并不长，1912年皇储就又让他当上了总参谋长。但康拉德很清楚他和皇储之前的信任和感情已经完了。在任命他之后皇储的军事副官公开说选择康拉德是因为一时找不到更合适的人选。而且陆军内部所有的派系其实都针对他，1906年他上台时就彻底触怒了贝克将军的一派，而陆军中和贝克有矛盾的舍穆瓦将军的一派在反对他的这个问题上其实和贝克高度一致。这种派阀倾轧的结果就是贝克的皇储此时在波斯尼亚当驻军长官的波蒂奥雷克将军就成了最可能的新任总参谋长人选。康拉德将军认识到自己最终退出历史舞台只是时间问题了，然后更大的丑闻就爆发了，1913年奥匈帝国军事反间谍机关的缔造者和领导者雷德尔上校被发现是俄国间谍，而他之所以被俄国人收买是因为同性恋。这个和康拉德一样毫无家庭背景的人收入微薄却在布拉格买了豪华宅邸，在维也纳租了豪华公寓，雇了四个仆人，还攒下两百万克朗的财产。但在康拉德领导的总参谋部却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怀疑。如果这种事被新闻界抓到整个帝国军队铁定颜面无存，于是康拉德甚至都没有组织像样的审讯，搞清楚雷德尔究竟出卖了哪些情报就急不可待的逼迫他自杀来息事宁人。
可惜的是雷德尔虽然自杀了，但丑闻还是曝光了整个1913年夏天奥匈帝国的报纸、议会，街头巷尾都追着雷德尔丑闻跑。康拉德唯一的选择就是再次鼓吹一场新的战争，针对巴尔干的小国塞尔维亚。皇储对康拉德的无能已经怒不可遏，1913年的秋季军事演习上，皇储和康拉德爆发激烈争吵。原因在于康拉德反对皇储临时改变演习课目。而皇储之所以改变演习课目，是因为皇储心目中的新人总参谋长人选在规定的对抗演习当中被对手的部队打的人仰马翻，如果继续进行对抗演习铁定要以失败收场。而如果他在演戏中失败，那么皇储就会失去任命他成为总参谋长的充分理由，所以皇储宣布最后一天的对抗演习取消，改成对抗双方一起进攻阵地的“插旗演戏”。作为弥补1914年夏天要在波斯尼亚举行一次临时的军事演习，这个命令等于在所有人面前，宣布了康拉德垮台。1914年的这次军事演习里如果皇储心目中的新任总参谋长表现良好，那么皇储就会任命他来取代康拉德，如果依然不行那么皇储在结束军事演习之后访问萨拉热窝，就可以名正言顺的任命接待有功的波斯尼亚驻军长官波蒂奥雷克将军。换而言之到1914年7月无论演习成功还是失败康拉德都完了。
但历史的有趣之处就在于当1914年6月28日康拉德绝望的丢下皇储夫妇自己登上回维也纳的列车。当车驶抵阿格拉姆的时候他在包厢里接到了皇储夫妇遇刺的消息。这位总参谋长前美景宫宠儿的兴奋之情可想而知，因为就在他即将从人生的巅峰彻底跌落的时刻，命运突然给了他这样一个普普通通的职业军官第二次机会，让他可以扭转自己本来已经绝望的职业生涯。现在他终于可以发动他梦寐以求的巴尔干战争，而此前坚决反对他的皇储自己却用生命给他创造了宣战的绝好口实，斐迪南大公在生命的最后一站里又一次扮演了康拉德的救星和恩人。
经过1914年那个繁忙的7月，康拉德成功发动了巴尔干战争，并且眼睁睁的看着这场巴尔干战争变成一场欧洲战争，最终变成世界大战。虽然后者出乎他的意料，但毕竟康拉德扼住了自己命运的喉咙，1914年已经八十四岁高龄的皇帝显然不愿意在战争期间撤换总参谋长。而且康拉德将军自己也成功的把每一个潜在的竞争者，从从波蒂奥雷克到奥芬贝格都踢到前线去指挥作战，胜利了功劳归自己，失败了就指责他们指挥不力。这个1914年就铁定要下台的总参谋长一直到1917年新皇帝卡尔站稳脚跟之后才被踢到意大利前线，而在那里他还成功的组织了一次伊松佐河攻势，为自己的才能找到了最好的辩解。甚至在战争失败帝国灭亡以后，人们为了保全军队的颜面都不愿意去批评这位总参谋长，相反大家更愿意把罪责推到捷克人头上。无论1914年以后的欧洲有多少输家，康拉德将军都赢了，尽管他战胜命运的代价是那个多瑙河大君主国的灭亡。
大总统的绝地反杀
说一群公务员在1914年制造了一场世界大战其实是很有道理的，但客观的说也并不是所有的人都是公务员。比如说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就肯定不是公务员，这个人身上甚至没有多少公务员做派。他是一个比较典型的第三共和国平民政治家，他对卡约的憎恨也不是那种常见的派系倾轧或者职场斗争相反他们俩之间的斗争虽然从本质上可以看作是两种政治路线的斗争，但表现出来的却怎么看都像是公报私仇，而这种张牙舞爪的政治斗争本身就是第三共和国历史的一个独特风景。
第三共和国在一战前的一个最重要的变动就是共和派本身的分化。十九世纪末的德雷福斯事件当中面对右翼的猛烈攻击，法国所有支持共和国的政治派别组成了联盟取得了最终的胜利。在瓦尔德克-卢梭时代这个最终取得胜利的共和派几乎囊括了所有赞同共和制的政治精英。日后彼此恨不能拳脚相加的卡约和普恩加莱这一对儿冤家也不例外。在瓦尔德克-卢梭那一届执政两年多的内阁里，普恩加莱是内阁在议会里的支持者，而卡约则是内阁的财政部长。
但遗憾的是共和派大同盟也随着胜利的到来而逐步瓦解，当时的共和派面对两个重要的议题，一个是社会公平一个是收复失地。前者是极左翼的社会主义者的主张，要求对“金钱至上”的资本主义进行遏制，追求社会公平。而另一个则是1870年战败以来法国国内强烈的复仇情绪的体现。从某种意义上说复仇主义的源头其实来自在德雷福斯事件当中的右翼。但是爱国和收复失地这样的主题在19世纪末已经凌驾于左右派斗争之上，成了法国政坛的政治正确，即使是左翼也绝不敢加以抗拒，只能强调法国不会主动对德国宣战，但如果德国人制造战争法国人必须保卫祖国。
当这两个主题最终撕裂共和派大同盟的时候，普恩加莱和卡约这对冤家也分别选择了不同的路线。当然我们都知道在这对仇家的斗争中最终是普恩加莱笑到了最后。但是如果把时间倒回二十世纪初，那么实在没有谁能看出这一点。从出身上说普恩加莱出生在洛林，1870年的战争让他的故乡先成为战场后来则干脆成了德国领土。他从上学到成为年轻律师，到进入议会走得是一条外省青年才俊攀登社会金字塔的典型路线。跟他相比卡约天生就是作部长的料，作为部长的儿子卡约是第三共和国上层布尔乔亚的典型。毕业于巴黎政治经济学院的卡约，有钱在政界有门路，长得还帅还有品位，既风雅又风流，具备美好年代巴黎风流人物的一切优点和缺点。在雷德福斯事件的高潮，他一方面展现了自己在财政问题上的高超手腕，一方面坚定的支持重审，所以成了内阁的财政部长。而跟他相比，普恩加莱在这个问题上要保守得多，因为在普恩加莱看来对军队的抨击会损害军队的荣誉和人民对军队的信任，而一旦军队失去荣誉和人民的信任，就会失去战斗力，无法去收复被德国人强占的故乡。如果不是军队在重审问题上表现的太过分，以至于激起了普恩加莱的义愤，他是不会站出来抨击军队支持重审的。
普恩加莱和卡约在德雷福斯时代只是暂时的站在同一个阵营里，而他们之间的矛盾很快也随着德雷福斯事件的终结而爆发出来。在社会地位更高的卡约看来收复失地远不如社会公平来得重要，所以他把“累进所得税”视为自己的理想，累进所得税在我们这个时代已经司空见惯，但在二十世纪的欧洲则意味着拥有话语权的中产阶级和拥有政治影响力的上层阶级要承担更重的税收负担。每个人都要在良心和钱包之间作一个选择，而当他们面临这种选择的时候，如果有人能给他们提供一个推脱的借口他们无疑会感激涕零。而普恩加莱选择的《三年兵役法》刚好就是这样一个让人们既保住钱包又说服良心的选择。在普恩加莱看来收复1870年的失地才是当务之急，在法国无论是工业还是军备还是人口都不如德国的情况下，单靠法国自己肯定无法战胜德国收复失地，所以法国就必须紧紧抓住法俄同盟这个东西夹击德国的机会，当德国制造一场战争的时候联合俄国一起打败德国。为了抓紧法俄同盟，法国就必须证明自己有充分的准备和能力承担起法俄同盟所带来的军事义务，所以法国必须扩充军队。按照这个逻辑《三年兵役法》是法国承担同盟义务的保证，也就是法俄同盟的保证，也自然是收复失地的保证。所以洛林人普恩加莱全身心的捍卫《三年兵役法》，当卡约反对它的时候，他也就自然的反对卡约的《累进所得税法》。普恩加莱和卡约就这么从过去的盟友变成了冤家。
1906年普恩加莱是萨里安内阁的财政部长，内阁垮台之后卡约在继任的克雷蒙梭内阁里当了财政部长。1911年卡约先在莫尼内阁里当财政部长，然后又取代莫尼自己当了总理兼财政部长。而当他试图通过与德国进行妥协以缓解紧张的欧洲局势，进而削减军备竞赛带来的财政负担给累进所得税创造条件的时候，又是普恩加莱领导议会高喊爱国口号推翻了卡约内阁，然后自己出来当总理。但普恩加莱的内阁也只维持了一年，之后普恩加莱自己当选为总统从名义上说是当上了共和国元首，但事实上第三共和国的总统此时已经成了橡皮图章，而议会里卡约的激进社会党拥有151各席位是议会里的第一大党，卡约再次强势执政只是时间问题。果然1913年12月卡约就再次成为杜梅尔克内阁的财政部长。再次进入执掌财政部的卡约的首要目标当然是半年之后的大选，而且为了赢得大选卡约公开宣称，如果他在大选中获胜就会组织以“国际主义者”饶勒斯为外交部长的新内阁。新内阁不会继续让法国为了法俄同盟而纵容甚至鼓励俄国的沙文主义，相反法国要通过与德国的和解恢复欧洲的和平，同时重新审议《三年兵役法》。同时作为选举活动的一部分，左翼报纸开始曝光普恩加莱为了竞选总统收受俄国资助的事实，所有这些迹象表明普恩加莱在1914年年初已经到了身败名裂的边缘。不但他自己有可能从此丧失主导法国政局的能力和机会，还可能连他视为平生理想的收复失地也随之告吹。但是任何时代都有人愿意为总统分忧，而1914年跳出来为总统分忧的好汉，就是右翼的《费加罗报》的总编卡尔梅特。
作为对左翼报纸爆料总统收取俄国贿赂的回答，卡尔梅特开始发表文章宣称卡约收了德国人的钱，但同时又拿不出什么更好的证据，于是卡尔梅特发动所有渠道去收集卡约的罪证，甚至收买了卡约的女仆，但真正提供爆炸性新闻的还是卡约的前妻。卡约的前妻向卡尔梅特提供了卡约写给第二任妻子的情书，情书这个东西在任何时代都足以造成丑闻，尤其是在电视还没有发明，大家都靠文字和少量图片去想象的年代，被泄露的情书是最适合报纸吸引眼球的东西。这也是为什么康拉德将军对自己的情书如此谨慎的原因。如果信任卡约夫人是巴黎公认的美女那么这些信就更有吸引力，如果主编再善意的提醒这些情书的日期显示，卡约是在与上一任卡约夫人离婚之前写的。那么毫无悬念的整个巴黎随之轰动了。
卡约自己对这件事的态度其实很简单，那就是等到5月大选之后再说，但是卡约夫人不是一个能够忍气吞声的人，她解决问题的方式是跑去《费加罗报》编辑部要求见卡尔梅特，然后要求卡尔梅特道歉，当卡尔梅特拒绝的时候，卡约夫人用装在手袋里的一把漂亮的袖珍小手枪朝卡尔梅特先生开了六枪。在缔造第一次世界大战的宣战先贤当中卡尔梅特先生可能是第一个为之献出自己生命的人。
卡尔梅特为了支持法俄同盟和收复失地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但结果却有点事与愿违，虽然卡约出于谨慎宣布辞职，但他的党在1914年5月的大选当中凭借公平纳税的口号还是战胜了神圣的祖国。卡约虽然身陷丑闻，在7月法庭宣判以前都无法组织自己的内阁。但普恩加莱也只剩下一个多月的时间，六月他不得不认命另一个左翼人士，曾经反对过《三年兵役法》的维维亚尼为总理。并且7月就把维维亚尼带上法国号巡洋舰去访问彼得堡。而左翼多数的议会甚至差点让他连这次访问也去不成，因为饶勒斯发起了一个动议要否决访问的拨款。于是1914年7月当普恩加莱在法国号巡洋舰上去彼得堡的时候，这位共和国元首竟然有了和康拉德将军一样的绝望心境。再过几天法庭就会宣判，无论结果如何卡约都将被宣布与案件无关，然后维维亚尼内阁就会倒台，饶勒斯就会成为新内阁的外交部长。法国将对德国寻求和解，法俄同盟随之松动，欧洲战争或许会被避免。但普恩加莱的梦想和他自己的政治生命也就随之终结了。只有发生像萨拉热窝那样的奇迹才能拯救普恩加莱，而到达彼得堡以前，普恩加莱都还没有意识到普林西普是怎么再几天前就为他准备好这样一个奇迹的。
奥匈帝国的外交部和总参谋部机关算尽，特地选择普恩加莱从彼得堡返回法国的航行途中向塞尔维亚递交最后通牒，但却没有想到欧洲外交界传统的非正式外交渠道，早就泄露了最后通牒的存在。当普恩加莱到达彼得堡，意识到俄国人已经知道了奥匈帝国对塞尔维亚的战争企图，而且准备不顾一切的站在塞尔维亚一边的时候。他明白他的机会来了！他在彼得堡坚定而果断的行动了起来，尤其是维维亚尼唯一关心的就是卡约什么时候推翻内阁，所以毫无作为的情况下。普恩加莱发挥了一个共和国总统本不能发挥的作用，去鼓励俄国盟友采取坚决而果断的行动。当他回到法国听说俄国已经宣布动员的时候，他明白欧洲战争已经来了。而且是以最符合第三共和国爱国主义热情的方式由俄国人点燃，但经由德国烧到法国人身上的。于是当德国要求法国保证不会再德俄战争中进攻德国，甚至要求法国牺牲尊严放弃边境要塞的时候，普恩加莱说服了维维亚尼，坚定的捍卫法国的尊严和主权。法俄同盟构想的夹击实现了，虽然是以法国帮助俄国夹击德国的方式，而不是预想的俄国帮助法国夹击德国，但总归是成功的实现了夹击不是么？
更重要的是随着战争的到来，卡约和他的朋友们完了。7月31日原本应该成为外交部长甚至在十月份应该去领导一次欧洲和平大会的饶勒斯被打死在咖啡馆里。卡约还试图反对战争，但他这样做的结果是他被控叛国罪，1917年议会剥夺了卡约的豁免权，1918年卡约被逮捕，虽然无法证明卡约的叛国罪，但人们依然判了他三年监禁。而普恩加莱则成了共和国的英雄，一位山穷水尽的总统，在最后一刻实现了他的绝地反杀。
大使的远大前程
在发动世界大战这个系统工程当中，康拉德将军是为了保住饭碗，而普恩加莱是为了保住自己的地位和影响，毕竟第一次世界大战之后他还要再当两次总理。但既然是一个系统工程就总有一些人不是为了这么肤浅的目标而投身其中的。任何时代总有一些人不是为了度过难关，而是为了事业更上一层楼或者伟大的理想而投入一桩伟大事业的，哪怕是世界大战。
比如说塞尔维亚军官团里的黑手会就是如此。1914年的那个夏天全欧洲所有强国的首脑和核心人物当中没有任何一个人想要一场欧洲战争。柏林和维也纳的核心人物只想要一场短促的而且局限在巴尔干的局部战争。而俄国首脑则连巴尔干的局部战争也不想要，俄国外交大臣相信凭借法国和俄国的威慑可以让奥匈帝国放过塞尔维亚人。
列强之所以能够形成如此一边倒的反对战争的态度，是因为塞尔维亚实在太弱算不上是强国。塞尔维亚人是唯一目标明确的想要一场欧洲战争的人，因为如果德奥成功的吓退俄国人，把战争局限在奥匈帝国与塞尔维亚之间，变成一场巴尔干战争，那么塞尔维亚的命运即使不是灭亡也必然是一场惨痛的失败。只有把巴尔干战争扩大为一场欧洲战争，塞尔维亚才能找到希望。
发动战争并且把战争扩大化是塞尔维亚唯一的生路，这是塞尔维亚黑手会的坚定信念，也是萨拉热窝事件之后塞尔维亚大部分核心人物的信念。而让他们产生这种信念的人，无疑就是俄国驻贝尔格莱德大使尼古拉-哈特维奇。说到大使我们就不得不谈一谈这个时代的外交官，在老欧洲那些君主国的最后年代，传统君主国里外交优先的原则，让外交官这个职业在这些国家的公务员当中占据了一个非常优越的地位。德意志帝国直到最后时刻才接受了一个既非贵族也非外交官的帝国宰相。在俄国虽然随着立宪制改革，已经形成了一个大臣会议，而且有了一个类似于首相的大臣会议主席，但外交大臣依然保持着相当的独立性。而外交大臣和大使之间也保持着一种非常暧昧的关系。大使一般都是贵族出身的职业外交官，他们和大臣并没有本质的区别。而且因为君主国的外交很多时候就是君主之间的私人关系，所以这些大臣常常有机会越过大臣来直接和君主联系。
当这些大使遇到一个强势的大臣时候他们就会显得顺从而高效，而一旦他们遇到一个弱势的大臣，他们往往就自己来扮演外交大臣。俾斯麦在当驻巴黎和彼得堡大使的时候就经常越过大臣直接向国王表达自己的意见，而他自己当了大臣的时候又严厉警告大使们不许干他干过的事。好在德意志帝国和奥匈帝国的外交部近些年来一直掌握在一些强势大臣手中，所以德奥的外交官没有出现什么哈特维奇这样的人。如果说出过，那也是德国出过一个敢于违背皇帝的意见擅自采取行动的外交国务秘书契尔什基。正是因为他敢于这么作，所以他被德皇威廉二世一脚踢到驻暹罗使馆，而暹罗在二十世纪初是一个锻炼人的好地方，所以1914年当他作为驻维也纳大使发电报警告德国外交部必须对维也纳人提供正式的警告以免他们轻举妄动的时候。德皇在回电里让他闭上嘴不要胡说八道，他的态度立刻就出现了一百八十度大转弯，在7月的日子里一再催促奥地利人勇敢坚定的去解决塞尔维亚问题。
但法国和俄国这时候都是弱势大臣在位，法国自从德尔卡塞辞职以后就再没有一个强势外交部长，1914年的外交部长是总理维维亚尼兼任的，他6月13日才组阁到任才一个多月。而俄国的萨佐诺夫虽然1910年就当上了外交大臣，但相比被踢到巴黎当大使的前任伊兹瓦斯基也是一个比较软弱的外交大臣。伊兹瓦斯基曾经试图依靠沙皇越过强势的部长会议主席斯托雷平独自推动一项对德奥的缓和政策。依靠奥匈帝国的支持为俄国争取到海峡通行权但却遭到了失败不得不辞职。更愿意接受一种集体决策机制的副大臣萨佐诺夫成为了大臣。而这个人事交替的结果有两个，第一是在俄国的大臣会议上，斯托雷平取得了压倒性的优势，虽然理论上大臣们可以越过他直接向沙皇寻求支持，但再也没有人这么作了。1911年斯托雷平遇刺之后，他的追随者农业大臣克里沃舍因则在相当大的程度上继承了斯托雷平的这种影响力。反过来说则是伊兹瓦斯基垮台之后，俄国外交大臣对大使们的影响力也衰退了。伊兹瓦斯基自己成了强势的驻法大使，而萨佐诺夫难以对抗老上司的结果就是其他大使们也纷纷采取类似行动，其中最耀眼的一个无疑是哈特维奇。
哈特维奇作为俄国外交部的资深公务员曾经被外交大臣拉姆斯多夫伯爵赏识，甚至被看作是最有可能在1906年接替拉姆斯多夫伯爵的人物之一，但是他的职位被伊兹瓦斯基夺走了。而他的敌人伊兹瓦斯基也知道他们之间的这种敌对关系，所以把他踢到波斯去当大使。一直到1909年伊兹瓦斯基自己也垮台了，他才得到一个在地位上说无关紧要，但在政治上却极具影响力的驻塞尔维亚大使职位。
而哈特维奇自己也把这个职位看作是自己作为英雄凯旋彼得堡的机遇牢牢的抓在手里，并在几年间把外交大臣扔在一边全身心的投入到他所倡导的泛斯拉夫主义外交里去。俨然成了巴尔干各国尤其是塞尔维亚政府的幕后老板。在哈特维奇看来通过扶植塞尔维亚，可以可以真正把俄国的外交推上泛斯拉夫主义路线。而这种泛斯拉夫主义路线对俄国的最大回报就是俄国可以以一种深受巴尔干各斯拉夫国家欢迎的姿态强势主导巴尔干，如果巴尔干形成一个俄国主导的斯拉夫国家联盟，那么就不仅仅是解决1908年伊兹瓦斯基所没能解决的“海峡通行权问题了”，而是俄国可能夺取海峡本身了。而这种前景正是大臣会议里的强势人物克里沃舍因所期待的。在斯托雷平时期俄国通过引入外资修筑铁路，并利用铁路重新规划农村居民点和土地所有制。同时依靠外债进行急剧的工业化，而俄国唯一能够出口创汇的商品就是粮食。而粮食出口的最佳航路就是黑海，所以黑海和地中海之间的海峡的通行权对这个时期的沙皇俄国来说是生死攸关的问题。如果哈特维奇的手段能够奏效，让塞尔维亚在俄国的扶持下成为巴尔干强国，那么保加利亚和罗马尼亚肯定也会随之倒向俄国一方。如果成功实现整套计划，那么哈特维奇无疑就会成为俄国政坛弥漫着的泛斯拉夫主义的英雄。当他凯旋彼得堡的时候，就不仅仅是成为外交大臣那么简单了。
与哈特维奇在贝尔格莱德的恣意挥洒相对的是，1913年12月当德国派遣军事代表团的时候，俄国大臣会议已经在讨论对德国宣战问题了。但是这次会议上大臣会议主席科科夫佐夫拒绝在萨佐诺夫保证英国会站在俄国一边参战以前对德国宣战。这次会议上俄国的忍气吞声让萨佐诺夫在克里沃舍因眼中成了软骨头。哈特维奇这样的强势大使就变得更加为所欲为。所以当1914年萨拉热窝时间发生的时候，无论维也纳还是柏林都觉得哈特维奇和哈特维奇背后的俄国才是塞尔维亚的恐怖主义的真正支持者。而哈特维奇自己甚至公开对行刺事件幸灾乐祸，刺杀消息传到贝尔格莱德的当天哈特维奇就公然宣称“只要不是塞尔维亚人干的那就是天赐良机。”甚至还在外交场合表示“奥地利人本来也不喜欢他们的皇储，刺杀事件是哈布斯堡的运气”。俄国大使馆还是各国使馆当中唯一不为皇储降半旗的一个。
而哈特维奇为推动俄国和塞尔维亚之间的友谊所做的贡献还没有完。实际上1914年7月的那些关键的日子里，奥匈帝国驻塞尔维亚大使一直都不在贝尔格莱德。这位奥匈帝国大使在1914年的最大贡献就是递交最后通牒和以惊人的速度率领奥匈帝国使馆离开塞尔维亚。除此之外大概就是见证了哈特维奇在巴尔干泛斯拉夫主义道路上的谢幕演出。7月10日奥匈帝国大使终于回到贝尔格莱德，而哈特维奇也越来越感到事态正在变得严重，所以希望能够减弱俄国在整件事情里的影响。于是他当天晚上就访问了奥匈帝国大使馆，试图澄清事实，比如他并没有拒绝为大公降半旗、没有说过那些引起误解的话如此等等。但这些都不重要了，因为在澄清事实的过程中，9点20分他心脏病突发死在了奥匈帝国使馆里。
这位充满泛斯拉夫主义热情的外交官为塞尔维亚的扩张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而他的死也立刻成为导致世界大战的重要一环，塞尔维亚的大小报纸纷纷宣称奥匈帝国外交官毒死了俄国大使，贝尔格莱德爆发大规模反奥抗议活动，这些反奥匈的抗议活动成了维也纳决策层中仅存的反战派，匈牙利首相蒂萨倒向主战派重要原因。当然另一个重要原因是奥地利警察成功的从被捕的刺客们的供词当中拿到了塞尔维亚军队训练他们、给他们提供武器、和帮他们越过奥匈与塞尔维亚边境的供词。当这两个因素与德皇的空头支票一起出现在蒂萨伯爵面前的时候，这位拥有一票否决权的大人物也开始支持对塞尔维亚开战了。
而反过来看哈特维奇自己，如果说他的目标是成为英雄凯旋彼得堡，那么他的目标显然只完成了一半，哈特维奇今天在世界上可能已经被遗忘，但在塞尔维亚却确实成了英雄，今天的贝尔格莱德还有一座哈特维奇的铜像和一条以他名字命名的大街。一个俄国人为了塞尔维亚的领土野心，付出了自己的平生心力，还为了成功发动世界大战献出了自己的生命。谁说1914年的夏天欧洲没有崇高理想？哈特维奇成为外交大臣可能就是他心中最崇高的理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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