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情回顾
11月2日，星期六，多云。
在这个霍亨索伦和哈布斯堡两大王朝分崩离析的秋天里，中欧的两座首都同时显露出一种启示录式的氛围，你不用懂吉卜赛算命术也能从街头看出什么是一个社会的死相。比如说，柏林的死相就是一种心肌梗塞或者急性中毒（我相信很多德国人自己就这么想）式的暴死，你能看见像绞刑犯一样爬到树枝上迎接李卜克内西的工人，还有像扛着毛瑟枪一样扛着牌子高喊鲁登道夫万岁的老兵，当然还有幸灾乐祸的施莱歇尔和他的容克朋友们。天晓得如果这些军官老爷或者李卜克内西的朋友们把一挺马克沁机枪丢到亚历山大广场上，那些蚂蚁一样的人群能干出什么来。
相比之下，维也纳正安静地死于流行感冒，而且我没在打比方。今年春天克里姆特去世的时候，维也纳郊区也爆发过一波重感冒，当时我们都以为那只是慢性营养不良的正常后果，至少我们的战时通讯社当时是让维也纳的报纸这么“认为”的。但当我这个星期回到维也纳的时候才发现，我们的报纸已经把今天出门需不需要小心感冒写进了天气预报里。街头载客的电车变少了，但那些像巨型储物柜一样的运尸电车变多了。考虑到当时正是万圣节的傍晚，那些活动的太平间更让人感到不寒而栗。
尽管如此，维也纳人上街集会的热情看起来并不比柏林差，只不过他们都显得比柏林人更疲惫，穿着比应季更厚的衣服，像一群长期无家可归的流浪汉。和正在成为德国革命者集贸市场的柏林相反，随着战争接近尾声，我们帝国内部最危险的那些人反而在弃维也纳而去。捷克人在布拉格建立了新的政府，克罗地亚人、斯洛文尼亚人也已经宣布自治，既然维也纳无法镇压他们，他们也对维也纳无欲无求。这些真正有理由也有能量推翻帝国的人都抛弃了维也纳，而最有理由保卫哈布斯堡王朝的贵族和军官们不是跟皇帝一起待在巴登就是已经逃到乡下去了，留在维也纳的不是像基施那样的社会主义者和他们的工人兄弟，就是基督教社会党的市民，当然还有倒霉的犹太人。即便给这些挨了整整四年饿的家伙们一人发一门野战炮，他们也没法打下一座巴士底狱来给你看。
在这种比起革命或者黑死病爆发更像狂欢节散场一样的气氛里，我好不容易才等到一班电车，从北站回到城南的战时通讯社。是的，现在我已经是陛下的侍从武官了，但既然我不知道这份工作（以及我们的军队）还能存在多久，而战时通讯社又正好位于维也纳和巴登之间，我决定暂时不把办公室的东西搬到皇帝身边去。早在我去柏林之前战时通讯社已经人去楼空，这完全可以理解，因为事到如今我们不但影响不了维也纳以外的报社，就连在维也纳稍微有点影响的报纸也不服我们管。如果说我们的前线部队正被意大利人揍得满阿尔卑斯山乱跑，那我们在后方的这场宣传战也已经彻底失败了。
而就是在我们这群败兵留下的虽然空荡、但还算整洁的战场上，我发现了像星期五一样站在自己的工位前向办公室门口张望的罗特，还有像鲁滨孙一样悠然坐在罗特工位里的青山荣次郎。我对他们的出现感到惊讶，但他们却是一副恭候多时的样子，罗特甚至已经等得有些不耐烦了。
“老爷您总算来了！我和库登霍夫先生都准备走了。”
“罗特先生，现在维也纳的电车好不好搭你应该比我更清楚！”比起这个我更在意为什么他会在这里，“你的报社工作呢？还没去报到吗？”
“报告老爷，我还没从通讯社脱队，现在没法办入职！”罗特像哨兵一样挺直了身子，但他那张怎么都严肃不起来的脸上很快又露出了一种滑稽而抱歉的表情。“就算我现在申请退役，也没上级给我批条子嘛。
后来我才明白赖在社里等着帝国完蛋并不是让罗特心怀歉意的真正原因，但当时我的注意力已经转到了突然出现在办公室的荣次郎身上。和上次见面的时候比他还是一点都没变，在这个糟糕的年头这种永恒不变的形象简直为他笼罩上了一层神秘感。事实上作为一个刚从哲学系毕业、又和家人断绝了关系的贵族子弟，能够在现在的维也纳毫发无损本身已经是一种奇迹。当我向罗特问话的时候，他一直静静地坐在办公桌后面看着，而当我的视线对准他的时候，他也按着西服的第二颗扣子站起来了：
“还以为再也见不到您了！”荣次郎用一种郑重的姿势和我握手，“我要离开维也纳了，说不定什么时候能回来，但应该不会再像现在这样常住在这里。我觉得有必要来和您道个别，所以拜托罗特先生直接把我带到了这里，但愿不会太冒昧。”
当时的荣次郎简直像是变了个人一样，无论对我还是对罗特都摆出一副贵族社会专属的礼貌态度，让我一时无法想象就是眼前的这个人曾经和我们一起去看过柯克施卡画展的后台。但平心而论，也许这才是符合他家庭出身的风格，那个跟我们打成一片的青年哲学家只是他在维也纳市民社会里的短暂化身罢了。
从战时通讯社进城的路和来的时候一样难走，当我们来到布里斯托酒店的时候餐厅里已经没有几个客人，门童和服务生也打起了呵欠。在饭桌上荣次郎说他打算回波希米亚去，虽然他的日本母亲还是无法接受伊达，但在这个节骨眼上没有什么比确保家产的安全更重要。“我们的土地迟早是要被收走的，”荣次郎谈论波希米亚革命的语气和谈论如何猎松鸡没什么两样，“所以多一个人回去登记就能多保留一处。这可真是人道！当我母亲发电报叫我回去的时候，我还以为她是让我用猎枪保卫庄园，现在看来只要去签个字就行了。”
“但你必须首先成为捷克公民？”这让我想到了M。她已经毫无疑问是捷克的第一批公民了，因此在回维也纳的路上，我把她留在了更安全的布拉格。
“是的，他们不再承认外国人的地产，也不承认贵族头衔。这就是民族自决嘛，”荣次郎露出了恶作剧般的微笑，“我觉得这并不重要。在1918年这个冬天发生的事情看似决定了欧洲的命运，但从地缘政治的角度来看，这一切只是历史的一个小插曲。”
我没有想到这位哲学博士居然也开始对地缘政治感兴趣了。“难道还有什么比哈布斯堡君主国的瓦解更重要的地缘政治事件吗？”
“当然，而且捷克这个国家的存在本身就是这样的一个例子。如果没有哈布斯堡的统治，波希米亚的工业产品就没有出海口，这个地区只有可能成为德国人的供应商。”
“没错，”最近突然开始变身温和君主主义者的罗特也发话了，“而且不只是捷克，我们君主国治下的所有民族本质上都夹在德国人和俄国人之间。今天它们得到了民族主义者想要的自由，明天它们就能把中欧变成下一个巴尔干。整个世界都会看着我们像现在这样在战壕和街垒里打来打去，直到2000年。”
“我觉得全世界都会这样。土耳其人和阿拉伯人，俄罗斯人和乌克兰人，无论最终结果如何，民族主义者已经赢了。”这再一次让我想到M，感到有些伤心。
“其实在维也纳也是这样，德意志奥地利的政府最近一直在和皇帝讨价还价，”说到这里荣次郎撇撇嘴，“停战谈判一开始他们就打算撇清责任，让皇帝和帝国政府当战犯。这样崭新的奥地利共和国就会拥有全世界最后一群既讲德语又热爱和平的无辜人民。不过您二位觉得是谁让我们陷入这场发明民族的赛马游戏？”
罗特沉默了一会。“我觉得是那些将军们！当然不包括您，”说着他对我挤了下眼睛，“我们明明有这么漂亮的帝国和这么漂亮的军队，为什么要让他们去打仗呢？在1914年的那个夏天所有人都在考虑自己能从皇储的死里赚点什么，没有人想到我们根本打不起这样一场仗！”
“呃平心而论，在1914年夏天没有人知道这场仗会把整个欧洲拖进来。”我还想多插两句嘴，但一想到贝希托尔德伯爵府上的那场聚会，我决定暂时保持沉默。
“我觉得您说的没错。”荣次郎接过了我的话头：“其实在1914年没有人知道为什么这场战争要把整个欧洲拖进来，而假如这场战争只发生在欧洲，我们现在也不需要这么急着从帝国的船上跳下去。毕竟自从滑铁卢之后，欧洲没有因战争灭亡过一个国家，只有那些基于封建制度的小国家不断地整合成更大的国家。迄今为止的民族主义把人民的概念扩大了而不是缩小了，君主和民族之间也没什么矛盾，正如我们在意大利看到的。”
“所以您觉得即便有了这场战争，帝国也不一定会完？”
“这我可不敢保证，既然这场战争是以意外开始的，它就同样有可能以意外结束。”荣次郎把胳膊搭在桌面上，“但无论这场战争今后怎么结束，有一点是确定的，那就是迄今为止把封建的小国度融合成统一国家的民族主义，在最近两年里扮演了完全相反的角色。捷克人和匈牙利人当然从1848年开始就想要建立独立的国家，但他们在这70年里都多少适应了在皇帝之下的这种生活方式。
“这场欧洲战争当然动摇了帝国的生态系统，但如果这只是又一场欧洲战争，”荣次郎强调了“只是”这两个字，“那么哈布斯堡的政治智慧依然可以派上用场。我们现在的这个中欧帝国不就是在丢掉葡萄牙、丢掉西班牙、丢掉佛兰德斯、丢掉德意志之后形成的吗？没有谁比哈布斯堡更擅长对付欧洲的问题。”
“那么，您觉得这不是欧洲的问题？”罗特第一次露出了怀疑的表情。“我开始有点跟不上您这地缘政治学的节奏了。”
荣次郎对罗特的后半句似乎毫不在意：“我不是那种认为威尔逊或者托洛茨基毁了这个美好年代的反动主义者，但我不得不承认，是他们和他们的巨大国家，而不是卡拉乔杰维奇和他的塞尔维亚，甚至大南斯拉夫，代表了20世纪的趋势。您现在的恐惧可能来自多瑙河对岸，但用不了三十年甚至二十年我们就都会明白，其实真正的危险来自大西洋和东欧平原。”
这时服务生向我们询问是否要再开一瓶酒，在接近十点的时候对堂食的客人这么问就是在委婉地催我们结账了。走出布里斯托酒店我们发现街上依旧冷冷清清，等不到电车的我们决定在尚且不算寒冷的夜里稍微再走一走。欧洲战争的话题就这样继续了下去。
“既然您提到了危险，”罗特问，“那这是不是说欧洲未来还会爆发像今天这样的战争？我觉得欧洲人肯定已经累了吧。”
“战争肯定是会有的，”荣次郎目不转睛地盯着前方，“但肯定不会像今天这样。威尔逊先生说这场战争要终结一切战争，如果我们把他说的战争定义成18世纪以来发生在欧洲大陆上的这些战争的话，那他其实是对的。我们现在的这场战争在爆发的时候和七年战争或者18世纪的那些王位继承战争没有太大区别，王室之间围绕着欧洲地图的画法小打小闹，一签条约马上举杯敬和平。但从1917年开始，这场战争突然变成了一场没有拿破仑的拿破仑战争，军事不再是政治的延伸，而是成为了政治本身。”
“所以威尔逊想要再开一场维也纳和会嘛！”
“这种认识是错误的。”我第一次听到荣次郎如此明确地反驳别人的意见，此时的他仿佛已经从公子哥变成了一个年轻的政治家。“威尔逊能得到的只有可能是威斯特伐利亚，美国扮演的了法国或者瑞典的角色，但外来的秩序维持者不可能只有一个人。”
“英国？”我问。
荣次郎摇了摇头：“英国距离殖民地太远，距离欧洲又太近，随着技术的发展他们不可能独善其身。”这时罗特说：“那么……苏联？”荣次郎耸了耸肩：
“我知道这不太现实，但未来只有可能如此。”
这个猜想让我们都陷入了沉默。荣次郎继续说：“所以我虽然欢迎威尔逊的介入，如果没有他的话欧洲的局势的确无法收拾，但我觉得他的想法不能解决欧洲的问题。在卡拉维尔帆船和印刷机的时代德意志人才开始意识到自己的邦国太过微小，而在潜艇和轰炸机、甚至坦克的时代，我们欧洲人也应该有同样的认识。”说到这里他站在原地，认真地看着我们。
“先生们，我觉得未来的欧洲只有可能走向统一。如果说这在这场战争之前只是一个理想，那么从1918年开始，这就将变成现实，无论是通过和平的联合还是通过一场前所未有的征服战争。我觉得既然最近四年已经证明了战争有多么可怕，那就应该有人站出来把这条和平的路走下去。”
说来奇怪，在喝过气泡酒和红酒之后看这位年轻人用一种前所未见的语气发表这番政治宣言，我非但没有被煽动起来，反而感到一种冰冷的陌生。相比之下罗特的反应更温暖一些，或者说有些过热了。他大笑着搂住了荣次郎的肩膀，像醉汉一样说：“我们先不要管德国和法国能不能合并！先找一个地方喝啤酒再说！”
我们最后并没有找到喝啤酒的地方，不知道是不是万圣节的关系，沿街的啤酒馆全都提早关门了，但罗特的兴致一直不低。他像话痨一样跟我们聊起最近新闻圈里的各种小道消息，尽管这些消息大多都不是什么好事。
在布达佩斯革命终于爆发了，有人开枪打死了蒂萨伯爵，艾贡·席勒也和克里姆特一样死在了病床上。这些人里每一个人的死讯都值得我写一大篇感想，但当他们像接受审判一样集体倒下的时候，我的神经反而没有那么敏感了。我更在意意大利前线的匈牙利部队集体解散之后，莱哈尔和西格莱依的新军有没有拉起来。最让我感到唏嘘的是在我们海军的联合力量号战列舰，南斯拉夫人明明已经在普拉接收了我们的舰队，意大利的鱼雷艇还是把她拦腰击沉了。一切仿佛都在与我们所在的这个旧世界为敌。
把青山荣次郎送上末班电车之后，我和罗特决定各自走回家。在分别前，罗特突然压低了声音，跟我说自己有一个不情之请。我问他想说什么，他忐忑了好一阵，才用几乎只有他自己才能听见的声音回答：“既然您已经当上侍从武官了，能不能让我也见一见皇帝？”
热门跟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