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煤气费到“水浇地钱” “开源模式”的异变|开鲁县|水浇地|水田|煤气费

据“中国三农发布” 4月22日报道，位于内蒙古通辽开通县建华镇双胜村，村民曝料，自己与十几名村民共同承包的5000多亩土地还在合同期内，却被村镇两级阻挠春耕。

为什么阻挠种植户春耕呢？具体原因是从2024年4月份开始，承包土地的合同费用需要上涨。理由是，当时的牧草地新增了4650亩浇水田。

双胜村村委会副主任华泽亮表示:“你只要交钱，我们马上就撤，草地变成水浇地就得交钱。至于什么问题，你们可以去问上，我也不管什么法律条文，上面让我敛钱我就敛钱，什么条文法律呀？”

双胜村党支部书记杨华则称:“当时那块地坑洼不平，也属于沙沼地，再加上当年的水利设施跟不上，所以没有人愿意承包，即使今年有人承包，来年没有什么收获，也都退包了。如今不一样了，刚开始他们承包的是草地，如今已经变成水浇地了，所以镇里让我们要向承包户收取水浇地钱！”

媒体曝光此事后，当地已成立工作组就此开展调查。23日，当地纪委监委工作人员回应称，已关注到此事，正在核实涉事村镇干部是否存在违法违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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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看到这里，大家可能有个疑问，为什么堂堂的镇、村两级干部，盯上了农户那点“水浇地钱”？甚至当着记者的面也要强收？

这只能说明，这些可能不合规甚至不合法的“水浇地钱“，对村、镇两级干部而言，非常重要。

当一个地方镇、村两级为了“水浇地钱”而不惜各种强压，从逻辑上推断，当地财政一定是遇到了什么问题，需要从这点新增承包农田“开源”。

那么，内蒙古开鲁县的财政状况是个什么情况？

根据开鲁县财政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该县一般公共预算收入实现了显著增长，其中：税收收入完成28632 万元，同比增加 6112 万元，增长 27.14%；非税收入完成 47066 万元，同比增加 1289 万元，增长 2.82%。

然而，开鲁县当年的上级补助收入完成 403249 万元（即40亿），是其一般公共预算收入（ 75698 万元，即7.5亿）的5倍多，而且增长了40.15%。

这就说明，开鲁县是一个高度依赖转移支付的财政结构。

值得注意的是，该县一般债券转贷收入 139274 万元，全部为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同比增加 109238 万元，增长363.69%；再融资债券转贷收入的激增，揭示了该县面临沉重的债务压力，以及通过借贷来维持财政运转的现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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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依赖上级补助和债务融资的财政模式，反映了开鲁县在经济发展与公共服务提供上可能存在的深层次财政困境。一方面，地方财政收入增长难以满足日益增长的公共服务需求和基础设施建设投资；另一方面，大规模的债务融资虽短期内缓解了资金短缺，但长期看却可能累积成更为沉重的财务负担，限制了未来发展的空间。

在此背景下，双胜村土地争议事件的发生，似乎成为当地某些人试图在财政困境中寻找新“开源”渠道的一个极端表现。这些镇村干部，试图通过对土地性质变更的名义，向农民额外征收费用，这种行为无异于从农户手中“榨取”资金，以解燃眉之急。

如果此类现象不被媒体曝光，不仅会严重损害农民的合法权益，挫伤其耕作积极性，导致土地撂荒，粮食安全受威胁，更可能破坏农村稳定，激化社会矛盾。长远来看，这将对地方经济发展产生负面影响，损害政府公信力，形成恶性循环。

但显然，有些人顾不了那么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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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有关普通人的“收费之痛”事件不断，如果说，前两天重庆、成都曝光的煤气费异动，是市民之痛，那么，“水浇地费”，就是农户之痛。

从日常生活的煤气费到农业生产中的“水浇地费”，表面看似是费用名目的转换，实则是基层治理逻辑失衡与民生权益保障缺失的深刻体现。无论是作为国企的煤气公司，还是镇村，在面对某种营收或财政困境时，采取最为简单粗暴、有违公平正义的“创收”方式，体现了治理逻辑的扭曲与公共利益与私人权利的错位。

农民投入大量心血将贫瘠的土地改造成高产的水浇地，却面临突如其来的经济负担，这不仅是对他们劳动成果的否定，也是对农民财产安全感的严重打击。随意增设煤气、水浇地等费用，无视合同精神，更让人对于煤气公司、开鲁县镇村行为合法性和公正性充满了质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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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此类事件一再发生，会产生怎样的影响？

2011年译林出版社出版的《弱者的武器》一书中，就描绘了这种现象带来的后果。

该书通过深入研究马来西亚一个村庄的社会生活，展现了农民如何利用非正式、分散而日常的手段来对抗不公的权威和体制。作者斯科特认为，相较于公开的、有组织的斗争，农民更倾向于采取不易察觉、个体化的“弱者的武器”来进行反抗，比如，农民在种植园或地主土地上工作时，通过故意放慢工作节奏、假装听不懂指示、或是做些无关紧要的事来消极抵抗。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抵抗行为，实际上减少了生产效率，对剥削他们的经济体系造成了微妙但持续的破坏。

农民常常在表面上对权威表现出顺从，但在执行指令时却故意误解或遗忘，以此来规避不公的劳动要求或税收。通过这种策略，他们既避免了直接对抗可能带来的严厉惩罚，又在日常生活中找到了反抗的空间。

在村落中流传的谣言和对权威的讽刺，是另一种非直接的反抗形式。通过这种方式，农民在不直接挑战权力结构的前提下，表达了对不公的不满和对统治者的嘲讽，从而在社会心理层面削弱了权威的合法性。

通过这些案例，斯科特之处，在权力严重不对称的环境中，弱者难以发起正面挑战，因此他们选择了一种更为隐蔽、不易被察觉的抵抗策略。这种抵抗虽然看似微小，但长期积累下来，对权力结构有着潜移默化的影响。

斯科特还强调，这种日常形式的抵抗不是个别行为，而是普遍存在且持续进行的。它揭示了农民对不公的感知以及他们维护自身利益的智慧和韧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