导语：田双琨为著名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唯一亲传的斫琴弟子，曾跟随管平湖先生，开创了新木制琴之先河，但作为中国最有资历的北方派斫琴家，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名单上却没有出现他的名字。他仍几十年如一日，在北京老胡同的出租屋里兼工作室里，每天坚持修琴、斫琴，他说“人终有一死，我要多留些好琴下来。将来死了，琴还在、音还在，别人弹起时也会想到你”。

《大国小民》第395期，文|民 婷

近年，古琴市场异常喧嚣。2010年，一把宋徽宗御制清乾隆御铭的“松石间意”古琴拍出1.3664亿元价钱，创世界古琴拍卖纪录。2011春季，一把唐代“大圣遗音”古琴再以1.15亿元成交……

古琴，从解放时被老百姓认为只是板凳上绕着7根绳，5元一把都嫌贵的破旧玩样儿，到现在被捧上国宝级的“亿元”神坛，不过是五十年光景。贫贱也罢、富贵也罢，一位耄耋之年的老人却一直不离不弃陪伴着它。

他就是斫了一辈子古琴的人田双琨，作为著名古琴大师管平湖先生唯一亲传的斫琴弟子，今年已是八十有五的耄耋老人。尽管当年他跟随管平湖先生，开创了新木制琴之先河，但作为中国最有资历的北方派斫琴家，在中国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的名单上却没有出现他的名字。

这位历经新中国古琴斫琴历程的老人，几十年如一日，在北京老城区里的一个出租屋兼工作室里，送往迎来，帮人修着琴、斫着琴，甚至做些给琴上弦这样相当基础的修理工作，因为一些年青人虽然喜好琴，却并不会给琴上弦，这是种有点技巧的力气活儿。

一

文化厚重的北京老胡同中不知藏着多少隐士。我走入喧嚣的南锣鼓巷，穿过挤满游客的巷子，拐入一个狭长幽静的胡同，被一道清脆舒缓的古琴声深深吸引。寻声驻足，抬头望见一栋青砖白瓦、嵌着红窗的小阁楼，门楣上用苍劲的笔法写着“虞田琴斋”四个大字。玻璃门上贴着一句话“此屋内东西除了老头不卖，全部可以卖”。

大门敞开着，我走过去探身望去，一位鹤发童颜、身板笔挺、神采奕奕的老人，穿着一身深蓝外套、灰色棉麻裤子，闲适地在桌边喝茶。看见我在门口，虽不相识却慈祥地笑着让我进去坐坐。

走进琴斋，屋内布局古朴素雅，墙右侧挂着伏羲式、神农式、仲尼式等各式古琴及田老和徒弟门的合影，左侧最明显之处挂着中国古琴大家管平湖先生抚琴的一张黑白老照片。照片上写着生卒年月日。“管先生最常弹的是一把黑色古琴，是从日本辗转带回中国的。带回时有些问题，他把琴两边增加宽度，里面打开修好，调好琴弦，以后便常带在身边”，田老抚摸着管先生的照片说。

管平湖的父亲管念慈，曾是清代宫廷如意馆画院院长。既精于绘画，又擅长弹琴，被光绪称之为横山先生，曾名望一时。因从小耳濡目染，管平湖对绘画和古琴非常感兴趣。但十二岁时，管平湖开始师从父亲学琴。好景不长，次年其父去世。家道中落，管平湖被迫离开故宫，开始了颠沛流离的贫困生活。

出来后，他生活身陷贫寒，家徒四壁，囊空如洗，不得不以卖画为生，常吃了上顿没下顿。“有时为了卖一把扇面，从北京北城步行到南城”，管先生的嫡传弟子王迪回忆，“潦倒时做过故宫博物院的油漆工”。1949年前夕，他的生活越发窘困，只好靠画幻灯片来糊口，到了冬天连生火都困难，在北方零下几十度寒冬忍饥挨饿。

虽生活穷苦潦倒，但是并未影响其对艺术的追求。从故宫出来后，他继续拜师求艺。先师从其父之徒叶诗梦。随后，拜师当时被社会名流誉为“民国古琴第一人”的古琴大师杨宗稷，也是古琴重要门派“九嶷派”的创始人。由于勤学苦练，“约二年”，已学得《渔歌》等多首名曲。

如武侠小说中武功高强的侠客总会受到高人指点，管平湖也曾得一位老者真传，这便是他另一位重要师傅——悟澄和尚。他向其习‘武彝山人’之指法等，历时四五月整理指法，出山后曲风大变。

管平湖得九嶷派、武夷派及川派等门派名琴家之真传，集各派名曲之长，汲取民间音乐营养，融会贯通，不断创新，自成一家，形成中国琴坛上有重要地位的“管派”。（资料出自《说不尽的管平湖作者：郭平<古琴丛谈>》）

直至二十世纪七十年代，管平湖先生演奏的《流水》一曲被选为代表中国音乐随美国的卫星上天，在太空中向未知生命广播，管平湖先生自此名动天下。因此人们往往会忘记管平湖先生其实也是精通斫琴的琴家。田双琨先生回忆说，管先生是在琉璃厂附近找师傅学的斫琴。

时代的发展埋了师徒缘分的伏笔。

二

1949那年，田双琨16岁了，是个脑子活络的河北农村的年轻人。一次务农活遭遇大冰雹的艰辛，让他下了决心——一定要找一个不种地的营生。 后来就从老家河北深县到北京，投奔了一个远房姑姑。为了谋生，他学过纺织、做过珐琅、制过眼镜，

因心思灵敏、手艺灵巧，每到一处都很快上手，“但感觉都不十分喜欢”，直到一家乐器店当了学徒，心才安定下来，“这行一干就是一辈子”。

在乐器店，他学习制作京胡、二胡和三弦等乐器，因聪明能干、处事周全，很快从学徒一步步升至掌柜。当时二胡的生意最好，特别是抗美援朝，需要文艺节目上前线，当时定二胡的单子很多，乐器店生意特别兴隆。但这期间田双琨却从没机会做过古琴。

田双琨回忆说，“那时古琴是少数官宦子弟、文人后代的玩儿样，平常百姓连古琴和古筝分不清，全北京城会弹古琴者不超30人”，当时的乐器市场上从来没有听说过要买新琴或者定制新琴的事，因为那时“琴家觉得500年以上的老琴才能弹，谁会要新制琴呢”。

风云变幻，世事诡谲。因公私合营，田双琨所在的乐器厂也并入国营的民族乐器厂。他从作坊的学徒就成为了新时代国营工厂的一名技工，但因为技术过硬，期间设计出20多台制作民乐的机器。

彼时，与田双琨虽为街坊，却根本不相识的管平湖先生，生活亦出现转机。 1952年，中央音乐学院筹建民族音乐研究所，诚聘管先生为一级教授。“他觉得一级太高，三级就很满足了”。因不再为生计发愁，管先生开始潜心研究古琴古谱，将《离骚》等绝响重新打谱，重现世人，并着手对一些老古琴进行修复。

1958年音乐艺术研究所接到上级指示，要发展民族乐器。古琴新制的任务就分配给管平湖，而民族乐器厂就派出优秀工人田双琨来协助管平湖先生。按古琴制法做出古琴来，这在古时叫做“斫琴”，本素不相识的管平湖和田双琨，因此结下师生缘和琴缘。

田双琨印象里与管先生见第一面的时候，就是很亲切。这与他当年在各个乐器作坊里遇到的形式各色的老板、老板娘都非常不一样。古琴新制，就是管先生说怎么做，田双琨来照着做。管平湖为了提高田双琨对古琴的理解力，曾亲自带其拜访李伯琴（李莲英的义女）等古琴名家，观摩这些名家所收藏所用的古琴，并对其讲解历代古琴的外观构造特点，“唐代的琴比较厚、圆，宋代的琴面扁，声音宽松……”

历时几个月，在管平湖的指导下，田双琨试制了2张七弦琴。为了检验古琴新制是否成功。音乐艺术研究所决定召开一次古琴鉴赏会上，田双琨被管平湖带着去见“公婆”，揣着那两张新制的古琴请当时的琴家弹奏，获得溥雪斋、查阜西、吴景略、王迪等国内古琴名家的一致好评。后来在做第3把古琴的时候，管先生就允许田双琨按照自己的想法，进行了创新制作。

管平湖也教田双琨修琴，“管先生提出修琴要整旧如旧”。査阜西先生一张唐代名为“一池波”的古琴，因被人修整，把老皮揭了，成为哑巴琴，甚为可惜。鉴赏会后，很多古琴家开始找田双琨修琴调琴，“后来从未断过联系，关系一直很好”。

上级组织分配的任务完成之后，管平湖先生让田双琨到自己家里来学琴，结果一曲终了，田双琨就知自己不是学琴的材料，主动请辞。讲起这段往事，田双琨总是告诫登门拜访的人学古琴得要有文化。

好景不长，文化大革命很快席卷冲击了整个古琴领域。在浩浩荡荡的破四旧运动中，全国很多古琴被砸坏，有的甚至直接被板车拉去焚毁。“管先生为了保护古琴，先带头把家里的好花盆砸了，然后把古琴藏起来”。

1967年，管平湖因病于北京去世，一代古琴大师陨落。

文革结束后，管平湖嫡传弟子王迪先生又开始找到田双琨修琴。两人还就琴轸如何固定琴弦更牢，做了一些发明，并申报了相关专利。田双琨有一次听王迪说，她邀请曾为孙中山先生做过雕塑的著名雕塑家曾竹韶先生，为管平湖先生塑过铜像。

因为十分想念先生，田双琨四处打听到，找到了曾竹韶老人。上门拜访前，他精心斫琴一把，赠予了曾老，以答谢为先生塑像之恩。原来，曾竹韶也十分爱弹古琴，收到古琴后，很开心，当即将所剩唯一的管平湖先生的铜像送给了田双琨。

三

管平湖去世后，田双琨成为国内仅有的几位会斫琴之人。1970年，江青为“革新”中国传统文化，在民族乐器厂成立琴、瑟、筝乐器改革组。田双琨被任命为任古琴组组长。“江青觉得古琴声音太小，要改大。我觉得她对这个完全不懂，提出的方案完全不合理”，试验多次失败后，小组最终解散。

十年浩劫后，全国古琴发展很长一段时间停滞，田双琨也过着颠沛流离的生活。1985年到1990年期间，他奔波于北京门头沟、山西太原等多个偏远地区，办了5个乐器厂，教当地农民制作乐器，“但是当时古琴市场几乎没有需求，期间没有做一个古琴”。

1990年，田双琨辗转回到北京，成立自己的“虞田琴斋”。“据我所知，当时几乎只有北京、南京、上海等几座有点文化底蕴的城市才有人弹古琴。而全北京加上我，只有两人在做琴。因需求少，有人订制我才做，每张琴卖近2千元，一般老百姓买不起，都是有些家底和文化的人弹”，田双琨谈着琴斋刚创办时苦心经营的状况。

2003年，古琴入选“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代表作”名录。2008年，北京奥运会开幕式，古琴被在举世著名的舞台中心演奏，它顿时从极度冷门的领域变成人们争相追捧的新宠。

“以前，北京少年宫办了一个古琴班，连老师都请不到，因为挣钱少，人家不愿教”，田老对古琴艺术成为“非遗”后带来的变化感触颇深，“后来，向我订制琴的人越来越多，有老板甚至放话：‘你放心做吧，做多少我要多少’，也有画家一口气列出长达1米的定做清单”。

由于手工制作一把古琴要经过十五六道工序，至少需要经过几个月，有的甚至需三代人的努力，古琴界曾流传着“爷爷备料、儿子做琴、孙子弹琴”，因此做好一把古琴在选材、工艺等方面非常考究。但是由于古琴市场需求旺盛，为了提高生产效益，很多地方开始采用工业化或者电脑3D的制作方式，甚至有些声名显赫的斫琴大家也悄悄玩起流水线。

田老摸着古琴说：“木头不像钢材，木头有阳阴面，有质地硬的软的，手工做可因材而做，用电脑控制机器掏膛流水生产线上完成的古琴，千篇一律没有性灵”。

在全国上下“非遗”热迅速升温中，已经年过七旬的田双琨曾接到一个陌生人的电话，邀请他参加展览，并说这回就可以填写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人的表格，但展览要交15000元。田双琨一听就生气了，说“这个是不是传承人，是就是，不是就不是，花钱评资格，我不去”。后来不会电脑，不会上网，没有文字助手的田双琨再也没有机会从正规渠道获得非物质遗产传承人的申报资格。八十五的田双琨回想这一段说，只能怪自己没有积极认真地对待这件事情。

现在进入耄耋之年的田双琨仍然坚持斫琴不辍，遇到有缘人甚至还会送琴，“因为现在不靠这个吃饭了”，田双琨几十年间送出去百余件古琴，有的古琴甚至是用2300年前的古木做的，“人终有一死，我要多留些好琴下来。将来死了，琴还在、音还在，别人弹起时也会想到你”。

目前，田双琨在全国各地收了80多个徒弟，“有来自北京和扬州的、也有台湾的、德国的等，年龄最大的70多岁，也已在各地带徒弟”，田双琨称赞有的弟子很不错，在全国多种乐器制作大赛中获奖，有的获得国家发明专利，“但是也有很多是附庸风雅，将古琴装点门面，弹几天还未入门，就开始在各地表演”。

谈到与弟子之间的关系，田老感叹道：“不论所学年限长短，感觉年纪大的徒弟似乎更重感情，时常惦记着来看望，一些年轻的徒弟，包括清华北大的高学历博士，刚拜师时，天天往这边跑，三天两头打电话问候，一旦学完从此再不联系”。

（此文得到北京市希望公益基金会真传计划的帮助。“真传计划”（公众号“zhenchuan-school”）由北京希望公益基金会发起，旨在减少传统文化传承学习中存在的“失真”现象，使文化传人更直接、广泛地与中国人的启蒙教育、家庭生活对接，从而再续真传。项目包括中国文化传人公开课、“真传计划”以及“传人会”。真传计划正在协助田双琨先生进行一些相关资料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