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次上海7人旅行团疫情已波及7省市，并由此还牵出另一条兰州5人旅行团的疫情链，实为造成极大的影响，也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整个事件到今天为止其实脉络渐明，按时间线简单回顾一下几个要点：
首先，疫情是怎么发现的？
根据已披露的信息，旅行团中上海夫妇闫某、姜某计划10月16日到西安兵马俑博物馆游览，按姜某所说，兵马俑博物馆要求进馆出示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而额济纳旗的核酸报告是13日傍晚做的，若16日游览兵马俑明显已超过48小时。为此，10月15日一早，他和妻子主动到嘉峪关市中医医院又进行了一次1:10的核酸检测。
而正是在这次嘉峪关市中医医院的混检，结果为可疑阳性，从而在随后的西安核检中闫某、姜某被确诊，本次疫情发现。
第二，嘉峪关与西安有没有及时有效通报沟通？
再看时间线，10月15日17：30，嘉峪关市中医医院混检结果显示为可疑阳性，遂联系10人到医院采样复检，而此时闫某、姜某和旅行团其余人已于当日13:38持额济纳旗的48小时核酸阴性证明，乘坐MU2165航班（嘉峪关—西安）在15:25抵达西安。
根据嘉峪关的通报，10月15日21：00另外8人复检结果全阴，21:40嘉峪关疾控人员电话联系上闫某、姜某二人，要求其在当地尽快尽早做核酸检测。
注意这里问题来了，从17：30混检结果为可疑阳性，到21:40嘉峪关疾控人员电联二人，时间差为4小时10分。
根据姜某的说法，电联后当晚就有去做核酸，因为太晚做不了，于是第二天（16日）早去的西安市第八医院核检。
10月16日17:00西安市筛检结果阳性，随即对二人落实留观措施，后经省市疾控中心核检确诊阳性。
问题又来了，闫某、姜某有没有告知西安八院自身为可疑阳性的事实？或者说嘉峪关疾控人员有没有准确告知闫某、姜某为可疑阳性？从西安八院的处置来看显然并不清楚二人已为高风险人群。
直接一点的问题就是，嘉峪关有没有第一时间通知西安疾控？还是仅通知闫某、姜某二人？因为这牵涉到是否可以将该二人列为高风险人员，是否采取留观等措施？
据新京报《我们》报道，10月19日姜某在接受采访时表示，15日当晚拨打12345并未提及混检异常一事，仅询问是否有机构能半夜做核酸检测，对方表示无这方面资料。
而根据西安通报，直至17日早上8时30分，西安市疫情防控指挥部才接到嘉峪关方面协查通报。
自10月15日17时30分至10月16日17时，足足24小时；自10月15日17时30分至10月17日8时30分，足足39小时。 要知道抗疫可就是与时间赛跑啊！
可见，正是这种没有有效的机制性沟通，使得闫某、姜某这类高风险人员没有被采取隔离或有监督的自我隔离，处在完全自由的状态。
正如环球时报总编辑胡锡进所言，在防疫体系里应将可疑阳性迅速列为高危人群，限制他们的活动，或者对他们提出带有法律责任的自我停止公共场所活动的警告。体系没有在这个时间空挡里规定他们的义务，这是防疫体系本身的一个漏洞。
第三，作为高知人群的闫某、姜某防疫意识有待提高？
我们看到，在已被嘉峪关疾控部门通知可疑阳性的情况下，闫某、姜某显然并没有足够的重视，严重缺乏防疫意识，依然前往景点、美术馆、餐馆等人员密集的公共场所，造成严重的风险。要知道，同行的其余五人也都在各处景点游玩，这波及面得多广。
新冠疫情已两年，很多人已疲惫、放松、麻痹了，可事实上疫情并未结束，新的变种更具传播性，我们必须深刻认识到疫情的长期性和复杂性，而且必须是全民认识到。抗疫不只是政府的事、国家的事，抗疫也不能只要求政府、职能部门。归根到底，抗疫打的是全民战争，抗疫人人有责，才能最终完全战胜疫情。
我们回过头来再看，如果闫某、姜某没有计划去兵马俑，他们大概率也不会主动去核酸检测；如果秦始皇帝陵博物院没有“进馆需出示48小时以内核酸检测阴性报告”的规定，他们也不会去核检；如果他们不需要去核酸检测，必然会导致疫情继续隐匿或迟发现，这样一来传播可就海了去了，细思极恐。
由于陕西、西安举办十四运会的需要，西安今年早早就从严执行了防疫新规，而正是在这种硬核防疫新规下，秦始皇帝陵博物院在此前的防疫基础上加严补丁，使本次上海旅行团疫情首先在西安现形！如此，当然可以说，兵马俑“立功”，本次上海旅行团疫情的发现西安硬核防疫功不可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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