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津湖战役两年后,志愿军为战俘办奥运会,而美军却对我们下黑手……

2021-10-04 10:17:46 后厂村体工队

文:体工队特约作者苏联红军

1952年11月15日,在长津湖战役结束约两年后,一场“奇特”的运动会在朝鲜半岛北部的碧潼郡进行。来自美国、英国、法国等11个国家的500多名“运动员”、“教练员”和“工作人员”参加了本次运动会,不过在这次运动会上,他们并不以国籍划分,而是代表各自所属的营地参赛。

不要为没有一名运动员、教练员或是工作人员来自中国而感到惊讶,因为参赛人员都是在朝鲜战争中被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俘虏的“联合国军”军人。

这届运动会的官方名称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某种程度上来讲算得上是中国和朝鲜合办的一届奥运会。这届奥运会为期12天,进行了拔河、田径、篮球、体操、拳击、摔跤、足球、橄榄球、棒球和排球等27个项目的比拼。

这次运动会对朝鲜战争的走向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也让新中国在国际社会上树立起了令人极其深刻的正面印象。直到今天,虽然欧美媒体会尽量避免提及朝鲜战争这场他们没有打赢的战争,但是没有人会否认中国军队严明的军队纪律和优待俘虏的政策。

彰显人道主义的伟大比赛

朝鲜战争爆发后,1950年10月,“联合国军”无视中国警告,在麦克阿瑟的指挥下越过三八线,并于10月19日攻占了平壤。在警告无效后,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在司令彭德怀的指挥下越过鸭绿江,伟大的抗美援朝战争开始了。

在进入朝鲜后,志愿军多次击败“联合国军”并俘虏了大批的敌人。不过在改造俘虏思想这件事上,志愿军遇到了不小的挑战。

与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不同,这一次中国军队的对手是以美、英为主的西方军队,士兵的思想十分顽固。由于西方世界一直以来的反共宣传,加上朝鲜战争美国通过操纵联合国得到了授权,这使得他们不仅不认为自己正在侵略别人的家园,反而认为自己才是解放朝鲜人民的“王师”。

同时,在处理俘虏的问题上,志愿军的盟友朝鲜人民军也给志愿军出了不小的难题。在朝鲜战争中,除了中国军队以外,屠杀战俘十分常见,即便是朝鲜人民军也概莫能外。比如1950年8月12日,朝鲜人民军就在马山附近对已经失去战斗能力的75名美军炮兵进行了处决,史称“血腥峡谷屠杀”;5天后,朝鲜人民军又在庆尚北道的倭馆对42名已经投降的美军士兵进行机枪扫射,史称“303高地屠杀”。

原本西方媒体就对朝鲜人民军的屠杀行为大做文章,在志愿军入朝作战后,西方媒体更是“理所当然”的将志愿军与朝鲜人民军画上了等号,如若在处理俘虏的问题上稍有不慎,便有可能给西方落下口实,导致国际观瞻对中国不利,并进而导致战争的扩大。因此在原有的俘虏政策作用有限的情况下,志愿军必须通过其他方式来向外界证明,志愿军优待俘虏不是一句空话。

幸运的是,在对俘虏们的日常管理中,碧潼战俘营主任、志愿军战俘管理训练处主任王央公发现,俘虏们之所以抗拒改造,是因为中国与国外的生活习惯完全不同,因此王央公要求尽量满足俘虏们的合理要求,俘虏们的待遇一直比较好。在感受到了志愿军的诚意之后,俘虏们的态度开始松动,他们开始搞不懂,与中国毫无过节的他们为什么要来中国的家门口打这样一场战争。

王央公

同时,王央公还着手丰富战俘们的日常生活,战俘们不断收到志愿军送来的各种体育用品和器材,关押生活也开始变得丰富多彩起来。几个月后,战俘们甚至组建了体育俱乐部,可以组织体育比赛,这也进一步推动了战俘运动会的举办。

1952年秋,战俘们向志愿军俘虏管理训练处申请举办运动会,王央公批准了战俘们的申请。同时王央公还决定,让附近几个战俘营的战俘也来到碧潼战俘营参加比赛。然后也就有了开头那一幕。


改写历史的一届运动会

在讨论该届运动会的名称时,美军黑人战俘普雷斯顿·E·里奇提议将运动会命名为:“中国人民志愿军碧潼战俘营奥林匹克运动会”,原因是参加运动会的人来自多个国家,已经达到了奥运会的规模了,这一提议被大家一致通过。

黑人的提议得到通过,这让另外一名黑人士兵克拉伦斯·亚当斯大为震撼。亚当斯后来在自己的回忆录中写道:“那是我平生第一次感到平等。在战俘营内,大家没有军衔,中国人阻止军官们对我们发号施令,在这里没有发生任何种族歧视和以权压人的行为。”

既然是奥运会,就要有火炬传递和奖牌。战俘们设计了火炬传递路线,并请求志愿军在碧潼战俘营的主席台上设置了一个主火炬塔;为优胜选手颁发金银铜牌在当时的情况下有些不现实,不过志愿军在国内采购了许多景泰蓝花瓶、扇子等工艺品运送到朝鲜,以此来作为奖品发给选手们。除了提供场地和奖品之外,志愿军没有进行任何干预,让战俘们完全按照自己的想法来。

1952年11月15日,运动会正式召开。参赛运动员们穿过一扇临时搭建的“凯旋门”进入体育场,门的上方用中文和朝鲜文写着“和平之路”。圣火经过传递后交到了王央公的手中,王央公亲手点燃了主火炬塔。

在运动会上,战俘们除了参赛之外,还可以选择担任教练或是工作人员。比如有的战俘当起了记者和摄影师,志愿军还专门为他们腾出一间屋子来当MPC(主媒体中心),并提供了几台照相机。战俘们对运动会十分关注,碧潼战俘营每天都会出版奥运新闻报纸,运动会的瞬间也被他们用照相机记录了下来。

澳大利亚战俘汤姆·霍利斯参加了篮球的比赛,并在代表碧潼战俘营5号营地队击败了美国队(美国俘虏太多,因此碧潼战俘营有一个营地专门关押美国人),最终获得了一个花瓶,但是花瓶上面有裂纹,志愿军告诉他这是在运输途中在躲避美国的轰炸机时磕的。气愤的霍利斯后来还随便找了一个美国战俘和他打了一架。

运动会不仅让许多原本就是好友的战俘再次相见,也让原本陌生的战俘成为了朋友。比如来自希腊的战俘安东尼奥·桑多里奈奥斯就结识了澳大利亚的战俘们。在来到朝鲜之前,桑多里奈奥斯从没当过兵,他是比埃雷夫斯港(前两年被中国企业收购)的一名潜水员,平时以采集海绵为生,来朝鲜打仗只是为了赚钱。澳大利亚战俘们教会了他英语,并让他对澳大利亚产生了向往。在战争结束之后,桑多里奈奥斯移民到了澳大利亚。

战俘运动会让战俘们其乐融融,志愿军看在眼里乐在心里。相比之下,朝鲜人民军那边则是一万个不理解加不乐意。朝鲜人民军总参谋长南日大将说:“称他们是运动员真的是太客气了,他们就是侵略者,只不过是打了败仗而已。”而朝鲜人民军名将方虎山大将则说:“运动员?谁请他们来了?”

当战俘运动会结束时,许多战俘对志愿军都有了全新的认识。战俘们由此相信志愿军是真的优待俘虏,与古往今来任何一支军队都完全不一样,是一支走在时代最前面、将人道主义落到实处的军队。

志愿军成功举办战俘运动会的消息不久后传到“联合国军”这里,时任“联合国军”司令马克·克拉克听后都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起初美国人还以为这不过是中国军队的文宣攻势,到后来随着越来越多的俘虏被释放回国,全世界都知道了中国人真的为俘虏们举办了一届运动会,中国人改写了世界战争史。

1953年,汤姆·霍利斯被释放后回到澳大利亚。在战俘营关押期间,霍利斯是个不折不扣的刺儿头,经常寻衅滋事并且试图越狱,直到回国后他还宣称他曾被关押在水牢里,不过当澳大利亚媒体询问他志愿军举办了战俘运动会是否属实时,霍利斯回答:“是真的,我参加了运动会,中国人对我很好。”

霍利斯的回答让澳大利亚安全情报部门大为惊慌,甚至怀疑他被中国人洗脑了,霍利斯因此被调查了很长一段时间。

没有回家的他们

1953年,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与“联合国军”的和平谈判进入尾声阶段。1953年5月26日,来自澳大利亚的士兵爱德华·伯克斯在战争中被志愿军俘虏,伯克斯的母亲给克拉克写信,请求克拉克救救她的儿子。克拉克回信里写道:“他被中国军队俘虏,他不会受到伤害。”1953年8月26日,伯克斯被志愿军释放。

与此同时,“联合国军”又是怎样对待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的战俘呢?在“联合国军”设置的战俘营中,分为直接遣返战俘(严重受伤不能在一年内康复者)和不直接遣返战俘。在直接遣返了75823名(朝鲜人民军70183人,志愿军5640人)战俘后,时任美国总统艾森豪威尔提出“尊重战俘的个人意愿,由战俘自己决定的最终去向”,拒绝将22604名不直接遣返战俘遣返。这令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始料未及,也无法接受,停战协定因此无法签署。

在和谈期间,“联合国军”纵容台湾当局和李承晚当局派遣特务进入战俘营,在战俘营内进行反共宣传,并教唆叛徒和反共主义者阻拦战俘回国。一些志愿军战士在反动势力的威胁下被迫将反共标语纹在了身上,还有的则直接被特务用烙铁烙在了身上。最为恶劣的当属志愿军战士张子龙被害一案,张子龙坚决不去台湾,被特务和叛徒们活生生的挖出了心脏,特务用这种方式来恫吓其他战俘。

22604名战俘中有14704人来自中国大陆,最终他们当中只有440人返回大陆,其余的被送到了台湾或是第三地。在台湾,大部分战俘没有享受到特务们此前承诺的待遇,并饱受欺凌,许多人后来又偷渡回了大陆。

1953年6月,李承晚当局在没有与任何一方沟通的情况下,擅自以“就地释放”为由扣押了20000多名战俘,妄图破坏和谈成果。志愿军与美国在达成默契的情况下发动了金城战役,对韩国军队进行了惩罚性作战。韩国军队在金城战役中一败涂地,丢失了和谈前控制的金城郡(今朝鲜金化),意识到无力再战的他们最终放弃了任何不切实际的幻想。

1953年7月27日,《朝鲜停战协定》签署。

然而在停战后,出现了令美国意想不到的状况,在中方的战俘营里,有22名战俘拒绝回到美国和英国,而是选择去中国,还有6名士兵留在了朝鲜。美国政府一改此前的“尊重个人意愿”的说法,声称这些士兵是被共产党所洗脑,这些士兵后来在美军定性为叛逃,并被不荣誉退伍。

这21名战俘在抵达中国后努力学习中文并融入中国生活环境,其中最为出名的当属列兵詹姆斯·温纳瑞斯和此前提到的克拉伦斯·亚当斯。温纳瑞斯在中国被称为“老温”,他被保送至人大进行学习,并在中国先后结了两次婚。温纳瑞斯再后来被分配到山东大学担任英语教授,中美建交后他来往于中美之间,为中美民间交流做出了巨大的贡献。温纳瑞斯在晚年曾希望加入中国国籍并入党,不过最终未能如愿,他于2004年去世,死后被葬在山东济南。

“老温”后来在济南第四造纸厂工作

克拉伦斯·亚当斯则在战俘营当中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并在后来努力学习共产主义政治理论课程,并在战俘营中向其他战俘宣传马克思主义。越战期间,亚当斯在广西用电台向在越南的美国黑人士兵喊话:“黑人兄弟们,你们被告知是为了越南人民的自由而战。但你们自己有自由可言吗?在美国你们只能坐在巴士的后排,白人的餐馆、商店和社区不对你们开放,你们也没有投票权。回到美国去吧,为了你自己的自由,为了黑人的平等而战吧!”

亚当斯也在中国娶妻生子,他于1966年回到了美国。他因自己在越战期间的行为被指控扰乱军心,但最终没有被起诉。亚当斯回到家乡孟菲斯后在那里开了一家中餐馆,并撰写了自传《美国梦:一名黑人的战俘生活和在中国的12年》。亚当斯在晚年加入了美国共产党,并投身于黑人平权运动。他于1999年去世,他的自传直到他去世8年后才得以出版。

亚当斯的自传

在战争中被俘虏意味着九死一生,倘若被志愿军俘虏则就幸运了许多。不过和俘虏相比,那些烈士的名字和事迹却更应当为我们所铭记。

我母亲的四个舅舅先后入朝作战,有两个舅舅最终从朝鲜战场归来,另外两个舅舅在1952年满18岁后去了朝鲜,然后再也没有回来,他们在入朝当年就在一场不知名的战斗中牺牲,长眠在了一块无名高地上。

我听我母亲说过,有两个舅舅被分派到了不同的部队,在一次行动中,两支部队相遇,他们可以借助着月光看清彼此的面庞,不过由于当时是隐蔽行军,为了遵守部队的纪律,他们不能彼此相认,那是他们在朝鲜战场上唯一一次兄弟相见。

每当我看到有志愿军烈士的遗骸从韩国运回国内时,我都忍不住掉眼泪,因为我在猜测那其中可能就有我母亲的舅舅。他们每个人都拥有名字,他们不只是一个名字,而是我们的亲人。

在战俘营内举办的运动会如同是卓别林的喜剧一样,无论战俘运动会带给人们怎样的快乐,让人们忘记了战争的残酷,然而战争才是它的悲剧内核。但愿这样的运动会不要有下一次。

你的名字无人知晓,你的功绩永世长存。

作者:苏联红军

(责任编辑:周峻涛_NS457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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