礼县，地处甘肃省山大沟深的南部地区。在这个默默无闻的国家级贫困县上，诚实善良的五十几万农民精打细算地与穷苦进行着艰难的抗争。

二十世纪末期的几年时间，礼县一时在中国乃至世界经济大国名声鹊起的原因却来自于一场令许多专家、学者、政府官员和普通有良知的老百姓都深感痛心的盗墓风潮。这场“古墓浩劫”堪称千古遗恨。

据公开的文字记述，1987年，礼县部分乡村的农民在经济利益的驱动下，四处寻找、悄悄开始了一股挖掘“龙骨”的地下活动，将其作为名贵中药材出售，换取钱财。

所谓“龙骨”，其实就是大型的古生物化石。

挖掘龙骨很快成为一时风潮，由礼县波及邻近的天水市、西和县的数十个乡镇，蔓延西汉水流域一百余公里及其主要支流。期间不断传出有人挖龙骨时挖到古墓、得到宝藏的消息象风一样快地传播各地，也风一样快地引来了一些不法文物贩子。他们最初以低廉的价格搜罗流散在农民手里的零星古董、继之以越涨越高的现金坐地收购出土文物。对穷困有切肤感受的农民深知“一分钱难死个英雄汉”的硬道理，他们做梦也不会想到，那些锈迹斑斑的铜壶烂罐、一小块渗透土沁的玉石片竟然能够轻而易举地卖到三五万元钱，这种从前想都不敢想的暴利，不啻是多少代人渴望早上出门，把挡路的石头踹上一脚、石头立马变成金疙瘩一类的美梦眼下果真变成了现实。

“若要富，挖古墓，一夜变成万元户。”龙骨，很快就被人置之脑后，忘得一干二净，再也没有人指望依靠它发家致富了。

关于礼县盗掘古墓的起因，还存在另一种没有见诸文字的说法。

赵小钧，作曲家，礼县永兴乡龙槐村人，近年一直在搜集礼县盗墓活动的资料。

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赵小钧介绍：盗墓是从90年开始的，也就是在我们村的村头河边小时候上学时有一个乌鸦洞，从那开始，据说盗出来了七个鼎，六个簋，其中有两个方簋，四个圆簋。

无论起因怎样，个别农民通过盗墓的确有钱了，而且是突然间有了很多很多的钱。

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赵小钧介绍：有个小伙子就刚才讲的那个榆树坡上的车马坑，他盗完以后晚上文物贩子给他把钱一分，他把钱装在自己的衬衣里面，扎的腰带，拿到他们家里面站到炕头把衣服一提，把钱全部落在炕上到时候，把他父亲吓哭了，他的父亲想他的儿子肯定在哪偷盗了，他父亲就下炕去悄悄的把大门锁上，就开始盘问他的儿子，说你是不是偷盗了，哪儿来的这么多钱，儿子就讲说是挖古墓卖的钱。

个别农民的瞬间暴富，刺激了更多农民的致富欲望。一场肇始于“先富起来”的脱贫梦，很快演变为部分村庄大规模的盗掘古墓，而且来势迅猛，极为罕见。

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赵小钧介绍：到了我们的五号墓据说七八个人文物的数量背了一晚上，鼎里面可以藏一个小孩，因为他们这次参与的人数是当时是最多的一次，这个消息就再封锁不住了，这就全村全民皆兵，能拿起一个铲刀的小孩都上山了，而且八岁的小孩可以认出墓土。

隐藏在幕后的不法文物贩子以金钱为诱饵，推波助澜；当地的不法农民为挣钱不择手段，不计后果，把礼县的古墓推向了毁灭性的灾难。

这是一个大型炭墓坑，盗墓者把力出尽了，用背斗从盗洞里往上背土，修的台阶，深的挖不出来了，就点着了，点着光炭就烧了一个月。

盗墓者利令智昏，几近疯狂。如果出去盗墓，没有收获，回来时竟然就会把铁锨反复抛向空中，砍断有线电视线路，以发泄心中的怨恨。

渐渐盗墓的中心地址集中到了礼县永兴乡的大堡子山上。

大堡子山位于西汉河北岸，像连绵的群山中独独伸出的龙头，挡住了通往礼县的去路。解放后，为了通行便利，县上炸开岩石，在南侧修筑了一条盘山公路。

1987年以前，礼县大堡子山附近的农民在山上种庄稼、栽果树，延续着数千年以来的劳作方式，修梯田的时候，他们也偶尔挖出过青铜器，但没有人拿回家去，更谈不上贩卖。农民认为，那是死人用过的死铁烂铜，“拿回家坏人”，意思是拿到家里会给家人带来不祥，所以就主动卖给国营废品收购站，拿到三、五块钱卖些煤油、食盐，补给家用。

然而，这些二十年前的寻常景像，现在来说仿佛已是遥远的犹如另一个星球上的故事。

到了1992年和1993年，礼县的盗墓活动进入了最疯狂的时期，大堡子山成了部分农民实现发财梦想的天堂。国内和香港、澳门地区的不法文物商贩趋之若鹜，住在距离礼县70公里以外的天水市，派出“马仔”打探消息，鼓动、引诱、收买当地农民不分昼夜挖掘墓葬，迅速形成了勘探、挖掘、收购、贩运一条龙的作业系统。

一些目不识丁的农民，在盗墓过程中很快掌握了基本的文物知识，他们对文物的识别、断代、辨伪能力和职业文物工作者相比毫不逊色。

当地农民介绍：刚开始掏古墓的时候，古墓都是这样找到的，土色有混合土，有封土的分界线，生土和熟土的分界线找到了，根据这个就掏进去，生土是白色的，熟土不白，看去是混合土，这里面就掏过来，看再有没有分界线，如果再有一个分界线，就说这里面有第一道墓门，挖进去，可能这里面还有二道墓门，看再没有有另一个墓室，有时一个墓里面有个三个墓室、四个墓室进去。

外来文物贩子雇用的“马仔”们拿着所谓“老板”给的钱东奔西走，从农民手上压价收购，加价后交给守株待兔的“老板”。

当地农民介绍：这么长的石磬，丢了几十个，一个人拾了，好像一个几十个元，百十个元卖了。掏了两只玉龙给广州客倒了15万，文物贩子全国都有，有钱的来了，没钱的也来了。

外地文物贩子看到这些几乎都可以定为国宝级的文物，器型厚重高大，独特完整、纹饰精美、锈色一流，明知“马仔”从中加了钱，也一概收买，根本不在乎价格高低。他们清楚，到手的文物卖到广州等沿海口岸城市就会获取暴利，卖到国外的价格更是天文数字。

礼县秦风艺社社长李永强介绍：这些文物贩子为了不引起别人的注意，他们故意把钱的数字说得很小，通常把一万元称作一块钱，把一千元称作一毛钱，把一百元叫一分钱。

疯狂盗掘古墓的野火，最终“包剿”了大堡子山。这座尘封的古代大墓，遭遇了一场千古浩劫。几乎一夜之间，大堡子山就变成了满目疮痍的狼藉之地。

目睹古墓被盗的惨状，当地的一些有识见、有责任感的人士忧心如焚，开始了呼吁行动。

祁波，礼县人，靠着勤奋从县通讯员当上了《甘肃日报》社的记者。

《甘肃日报》当时驻陇南地区记者祁波介绍：1993年春天，西汉水流域大堡子山一带，盗掘古墓的活动非常猖獗，我记得五月份有一天我上来到这一带进行采访，第一次上来我点了一下有6个洞，时隔不到一个月，上来我数了一下，满山遍野千疮百孔，大约有64个洞，当时最多的一天这一带盗掘古墓的农民两千四百多人，波及到全县18个乡镇，56个村，整个大堡子山群众来盗墓的有一些带着铺盖卷，拿着锅碗瓢勺，当地就餐，晚上都是灯笼火把架子车，一家有时候有五六口人参加盗墓。

1993年6 月20号，《中国青年报》发表的《古墓悲歌》和《甘肃日报》的《盗墓贼西窜》、《礼县盗墓狂潮为何愈演愈烈》等文章，引起了甘肃省领导和有关部门的高度关注。

此前，已经了解礼县盗墓活动的、时任甘肃省副省长兼甘肃省文物管理委员会主任的陈绮玲，深感事态严重，不久即赶往礼县。

甘肃省原副省长陈绮玲介绍：上了大堡子山以后看到当时挖的是到处都是坑坑洼洼，坑坑洼洼，有一个比较大的墓可能就是后来说的中字墓，有很多的没有点完的蜡烛，还有废弃的手电筒，到处都扔着呢，就说明这些盗墓者除了白天光天化日下挖以外，他们晚上也在抢时间，挑灯夜战。据说当时的文物贩子是坐地在那收，如果挖出来的是铜器、金器、玉器文物贩子就收，如果是陶器，文物贩子不收，所以他们就当场砸碎了，非常可惜。

从盗墓现场回到礼县招待所，陈绮玲副省长心情沉重，彻夜难眠。

回省城之前，陈琦玲副省长又召集有关人员，在天水市召开了更大范围的专题会议。回到兰州，甘肃省委、省政府又召开了联席会议。

接二连三的省、市、县三级文物保护会议精神的贯彻，基本遏制住了礼县的盗墓活动，现存在礼县博物馆的部分文物就是那时截获并保护下来的。

1994年3月，料峭的春寒还未散尽，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礼县博物馆的工作人员就进入了大堡子山，对被盗掘的墓葬进行抢救性的清理发掘。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辉介绍：当时上去那个现状是惨不忍睹，满山遍野都是巨大的坑洞，就跟上甘岭战役写的美国人炸的上甘岭一样的，全是非常大非常大的坑洞，满山遍野都是。

现状如此，那么考古工作者在大堡子山被疯狂盗掘后的墓地上能有重大发现吗？能够揭示出一些鲜为人知的秘密吗？

礼县地跨长江、黄河两大流域，人类早期的文明活动在这里留下了清晰的痕迹。早在7000年前，这里诞生了灿烂的仰韶文化；4000年前，寺洼文化和仰韶文化在这里交融。高寺头遗址出土的这件仰韶文化半坡类型的红陶少女头像，是《中国美术史》选用的经典。

在大堡子山脚流过的嘉陵江支流——西汉水是一条倒流河，从东向西把卤城、祁山、等三国名城和大堡子山串连在河道北岸十公里长度的距离内，在那一带行走就像走进了历史的长廊。然而，正是这条长廊所拥有的地下丰富的遗存，却使它遭到了两千多年不遇的最严重的破坏。

在将近8个月的时间里，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考古人员和礼县博物馆清理了一座车马坑、两座大墓和九座小型墓葬。这是两座“瓦刀”型车马坑。西面的车马坑盗损严重，已无发掘价值，考古人员就发掘清理了东面的车马坑，也叫一号墓。这座车马坑全长36.5米，墓室长14.65米，宽12.95米，深5.4米。根据遗存残迹判断，原葬车马4排，每排3乘，总计葬车12辆，马48匹。两座大墓均坐西朝东，南北并列。北边一座为目字形大墓，全长115米，墓室呈斗状，有二层台，深16.5米，墓底中央有腰坑。南边一座为中字形大墓，标号为三号墓，全长88米，墓室也呈斗状，有二层台，深15.1米，墓底中央也有腰坑。

这次发掘，使考古队员倍感痛心。偌大的墓葬，早已被盗墓者洗劫一空，没有发现重要的器物，收获极小，只有坑底比比皆是的盗洞，给考古人员留下了伤心的记忆。

长115米、深16.5米的墓道，怎么会盗的那么干净、彻底呢？

大堡子山掏墓的人七八百人，上千人，卖吃的、啤酒，卖凉面的，都上山搭的帐篷。

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赵小钧介绍：一开始挖的时候因为是人太多，人山人海，各自为阵，互相往下挖，但是挖下去以后发现墓土永远取不干净，他们又在墓地下又开始一直就随着墓土乱碰乱摸，这要墓土还有，他就一直随着墓土往前走，结果大家挖的是一个墓，那个墓太大，所以就形成了像地道战一样的，留着土柱子，大家就四处乱蹿。

由于盗墓者对大堡子山的盗掘是从墓地的东北和北部开始的，经过几年的盗掘，逐渐蔓延到墓地的中心区域，所以盗洞均按中、小型墓的规格，五到七米挖一个，竖挖下去之后，盗墓者按照土色留下防止塌方的保安土柱又横向挖掘，最终盗洞相互串通，当恰巧挖至置放随葬品的位置时，其他盗墓者便蜂拥而至劫掠干净。

尽管如此，让考古队员感到欣慰的是，这次发掘，基本上探明了大堡子山陵区墓葬的分布特点和墓葬的形制，有助于对陵区性质、规模的研究和判断。大墓残存的礼乐器物、车马、殉人、殉葬的牲畜等遗迹证明，大墓应属西周晚期至春秋早期。车马坑与两座大墓处于同一方向，坐西向东，合为一体，形成完整的陵园格局。只是墓葬主人的身份，却因大量文物的流失而无法考定。陵区的主人会是谁呢？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辉介绍：现在盗墓都是集团化的，有人负责收赃，有人负责销赃，所以很快，他有专门的渠道，现在包括在日本的美秀，法国的吉美，看到的那些东西，都是非常精美的，无论从他的艺术价值还是从它的历史价值来说那都是无法估量的。

按照农民的说法，他们只是把文物就地卖给了天水人，然而，令人大为震惊的是，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国宝级文物在短时间内却出现在美国、法国、英国、德国、日本和我国的台湾、香港等地，其品位之高，数量之多，外流速度之快，均令国人瞠目结舌，痛心疾首。也正是有关专家、学者对一时间国外、国内出现的这批文物的高度关注和重视，逐渐揭开了这个陵区的主人之谜。

1994年春，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先生在法国的一家私人博物馆发现了出自甘肃省礼县的五十余片秦人金箔饰片和两只金虎。金饰片镂压鹰、龙图形等，长52—57厘米、宽32—37厘米，与中国海关查获的二十余片走私金箔如出一辙。

1994年夏天，中国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著名史学家李学勤先生在美国纽约发现了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一对秦公壶。这对青铜秦公壶通高42.3厘米，形制庄重，纹饰瑰丽，是秦人在春秋早期的盛酒礼器。

1995年春，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四只青铜列鼎和两件青铜簋在香港“露面”。上海市博物馆出重金买回了这四件。四鼎腹内壁皆铸有铭文，其中，两件铜鼎的铭文为“秦公作铸用鼎”，另两件铜鼎的铭文为“秦公作宝用鼎”。

根据目前国内外所藏实物的信息资料显示，大堡子山所出器物，主要是数量可观、规格甚高的青铜器和各类金制品，还有数量相当多的玉器。

因为散落世界各地的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青铜器多有铭文“秦公”二字，专家、学者就初步断定，礼县大堡子山可能是秦人早期的一处园陵，后来的考古发掘和研究证明：它就是几个省一直在寻找的秦人第一陵区——西垂陵区。

先秦史学者祝中熹介绍：当时找的范围都是在陕西关中一带来找，西垂陵区发现之后就把秦人最早的一处国君陵墓找到了，所以我刚才说不仅在地域的分布上，而且在时间的顺序上都填补了一段空白。

礼县大堡子山的被盗大墓是秦人的第一陵区，其损失自然就可想而知了。

礼县博物馆已经去世的资深文博工作者吕自俭先生在回忆录中写下了这样一句义愤填膺的感叹：“礼县大堡子山先秦陵墓的被盗抢是历史的耻辱与悲哀。”

就在我们拍摄时，一个当地的文化工作者对摄制组的工作人员说：你们录下的这些声音千万不要销掉，现在国际上收藏的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文物还有没有面世的，更多的恐怕还是重器。如果有一天出来了，和他们说的能对上，那就能证明那是礼县大堡子山墓葬的器物。

这些目前公之于世的文物，可能只是礼县大堡子山陵区被盗掘文物的极小一部分，其它的文物至今下落不明。礼县的农民中，不少人还记着他们见过的那些稀世之宝。

陕西省考古研究所原所长韩伟先生从法国带回的这册图录，是法国收藏家收藏的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金箔图录。依此作为参照，考古工作者说很难断定还有多少礼县大堡子山的文物深藏在国内外的密室里。

甘肃省原副省长陈绮玲介绍：历时三年，我们从93年到96年，把盗墓的狂潮才基本上遏制住了。

然而，礼县大堡子山的盗墓活动平息几年之后，一些盗墓者受暴利的驱使，又将黑手伸向了大堡子山西垂陵园的另一处墓葬——圆顶山。

礼县秦风艺社社长李永强介绍：盗墓比我们礼县开金矿的还厉害，一般开金矿去你把钱投资在里面，有时候连个金子渣渣都找不着，这文物弄上一件倒出去就是几十万。

圆顶山在礼县永兴乡赵坪村西北的南河岸，从西和县向北流来的漾水河，经圆顶山脚下西流而去，在不远的西北角与西汉水汇合。圆顶山上有赵坪村和西边的龙槐村的土地。

和高耸独立的大堡子山相比，圆顶山地势平缓，河南岸广阔的二级台地上，散布着许多先秦的贵族墓葬。从方向上看去，仿佛死去的贵族依然隔河仰望着大堡子山陵区里的主人。他们生前无法预料的是，在沉睡了2000多年以后，盗墓贼疯狂的的铁锨和撅头捣毁了他们的葬身之所，绞碎了他们在地下宁静的守望。

先秦史学者祝中熹介绍：那一个地区非常重要，早在很多年之前就经常出土一些比较贵重的文物，它和大堡子山陵区隔水相望，它的时代比大堡子山陵区要晚，是一个贵族墓区。

在永兴乡龙槐村的紧靠河川的地埂前，就是逶迤西去的漾水河。在这块长度不足70米的土崖上，至今彰显着紧密相连的盗洞，足见那时盗墓的规模之大，参与的人数之多。

大堡子山秦公墓被盗掘的惨象历历在目，圆顶山贵族墓葬的保护迫在眉睫。有关方面认为，这些贵族墓葬拥有极大的考古价值，为了防止大堡子山墓葬的悲剧重演，必须进行抢救性发掘清理。

1998年2月23日至5月22日，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和礼县博物馆完成了圆顶山部分墓葬的发掘清理工作。出土了大量精美的青铜器。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辉介绍：咱们国家原来对秦早期的贵族墓葬完全不了解，那么这批东西当然是非常珍贵的一批材料。

考古人员发现，圆顶山墓地范围广，跨时长，墓葬时代应为春秋早期，但也不排除春秋中期的可能性，具体年代要比大堡子山的西垂陵区时间晚得多。

先秦史学者祝中熹介绍：现在大家都承认了它可能是春秋中期的，春秋中期秦国墓葬，在全国范围内来说发现的也比较少，好多墓葬被完整的保存下来了，墓葬里面的东西损失的只是很少的一部分，这就给我们对于秦人在西汉时、南汉，它的国人墓葬情况有了初步的了解。

圆顶山墓地和出土的器物证明，秦人都邑东迁之后，仍有秦国公室贵族留居西垂，也就是现在的礼县，守护着桑梓故土上的先祖宗庙和公陵祖茔。

圆顶山的五座墓葬共出土青铜器300余件，还有玉器、石器、骨器、铁器、陶器、贝类等百余件。陶器有大喇叭口罐、鬲、壶、仿青铜鼎的陶鼎等。

这件礼县圆顶山贵族一号墓出土的秦人蟠虺纹车形器，是该墓区所出器物中最引人瞩目、研究价值最高的一件。全器通高8．8厘米，长11.1厘米、宽7.5厘米。盒为长方体，有盖，盖由中间纵向启缝的两扇合成。盒沿四角各饰一较大的立鸟，鸟足部可以360度的转动，当四只鸟方向旋转至同舆向一致时，厢盖可开启；如果鸟站立的方向同舆的方向错位，则厢盖即被锁住。构造设计十分巧妙。盖扇对接处，一侧为一蹲坐的熊纽，一侧为一跪坐的人形纽，人、熊相向，车厢体四楞上各有一只行虎，虎首向上昂扬，大耳巨嘴，和同地所出器物附饰的虎形风格相似。盒体下附带轴的四轮，每轮辐条八根，车毂突出，车轮至今仍可转动运行。盒身四侧及盖面，通体饰蟠虺纹。

这个车形器物的功用是什么？有的专家认为是缅怀先人的微型挽车；有的专家认为是贵族妇女的首饰盒。

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副所长王辉介绍：四轮的比较少，不多见这东西，具体的有些东西我们还可能没有看到，但据我知道的这东西是不多见的。

圆顶山二号墓出土这件蟠虺纹扁圆腹盉，通高32厘米，宽35厘米。全器附饰各类动物共计32只，有圆雕，有浮雕，有镂空，大小不一，形态各异，生动活泼，配置协调，再衬以繁密细致的蟠虺纹，充分展现了春秋中期青铜器华丽瑰异的纹饰风格。

秦人贵族墓里的青铜器尚且如此美轮美奂，秦公大墓里的器物理应更加精美绝伦。然而，面对洗劫一空的大堡子山秦公大墓，我们只能沮丧的合理想象、推猜墓葬里存有的那些不知去向的、宝贵的、震撼人心的各类器物。

甘肃省原副省长陈绮玲介绍：圆顶山是贵族墓，可以想象到圆顶山能挖出这么多的宝贵文物，那大堡子山的那个文物肯定是那是没办法想象的。

200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等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2006年，联合课题组在甘肃礼县秦人西垂陵园——大堡子山遗址进行发掘。这次令国内外考古界高度关注的发掘，将会出土哪些国宝级的文物？破解哪些历史上的谜团？

一座鲜为人知的大堡子山，一场罕见的群体性盗掘古墓事件，一批流散世界各地的珍贵器物，一些人、一些声音，被疯狂盗掘后的秦公大墓发掘能有收获吗？墓葬的主人到底是谁？

1974年，秦始皇兵马俑在陕西出土，这座被誉为世界第八大奇迹的“地下军团”，一面世就轰动了世界，同时也激发了人们对秦史的兴趣。众多历史学者、考古专家通过对历史文献和考古研究发现，秦人有四大陵园。到1987年，秦人四大陵园中的第二、第三、第四陵园，即雍城陵园、芷阳陵园和临潼秦始皇陵园都在陕西省先后发现，唯有秦人的第一陵园却一直难觅踪影。学术界出于秦史研究的需要，地方政府出于改革开放后对旅游产业的开发，都在积极寻找秦人的第一陵园。然而，在长达近十年的寻访中，谁都没有找到。那么秦人的第一陵园究竟在哪里呢？

《史记·秦本记》记载，秦的祖先最初居住在“西犬丘”，因牧马有功，且在与西戎的长期战争中不怕牺牲，最终胜利被西周王朝封地授侯，得以建立秦国。然而，《史记》后的个别重要史书却记载“犬丘”有两个，一个在今陕西省，一个在今甘肃省。因此，确定秦祖先最初居住的“西犬丘”的准确位置，就成为解开秦人第一陵园在哪里的关键。

1919年，甘肃省礼县红河乡出土了一件后来被称做“秦公簋”的青铜器，这件现藏于中国历史博物馆的国宝，上有铭文105个字。70几年前，这件簋几经周折传至北京，著名学者王国维 郭沫若等人考证后撰文认定，该簋是“秦公”簋，是秦肇始文明的最重要实物证据之一。王国维先生参照《水经·漾水注》的说法认为，秦的早期都邑西垂就是“汉陇西郡之西县”。西县， 是汉代的县治，也就是今天的礼县。另一些学者认为，秦人第一陵园是在陕西省宝鸡市的西山。这两种意见都因为没有实物证实只能成为推测秦人第一陵园所在地的参考理论。

让王国维、郭沫若等大师难以预料的是，上世纪90年代礼县大堡子山两座秦公大墓的被盗，却意外地给他们的推断做出了定论，他们的推断是正确的，西犬丘就在甘肃省礼县。礼县是秦人早期的一处重要都邑，是秦先祖、秦文化的真正发祥地，是千古一帝秦始皇的“老家”，礼县大堡子山被盗秦公大墓就是秦人的第一陵区——西垂陵区。

2004年，甘肃省文物考古研究所，北京大学考古文博学院，国家博物馆考古部，陕西省考古研究所，西北大学考古文博学院五家单位，组成联合课题组启动早期秦文化考古调查发掘与研究项目，重点调查礼县西汉水上游地区，新发现数十处早期秦文化遗址。2006年联合课题组将工作重点转移到大堡子山遗址。

大堡子山位于礼县永坪乡和永兴乡交界处的西汉水北岸。大堡子山以东河谷平坦开阔，一马平川。以西则河谷狭窄蜿蜒，山势险峻。墓葬遗址大堡子山西面、南面石壁陡峭 ，不可攀登。东面较缓，北面与如海涛起伏的群山相连接。遗址总面积约5万平方米。

从地理位置看，大堡子山“两河夹一山”的独特地势完全符合先秦选择陵园的“风水”取向。

这位守护大堡子山秦公大墓考古发掘现场的农民说：山下的一户人家看好了这块地方，埋葬了老人后家里不顺当，只得把坟墓迁往别处。

“埋葬秦始皇先人的地方，一般的老百姓，能镇得住吗？足见现在的当地人，仍对秦帝国怀着深深地敬畏心态。

20世纪90年代被疯狂盗掘后被抢救性发掘的秦公大墓——遗址南北长107米，东西宽16.4米，建筑基址四周为夯土围墙，中间有18个大型柱础石，每一个的直径都接近一米。东墙、北墙以及南墙东半部只剩地基部分，宽2至3米左右。从地层堆积和夯土内的包含物判断，这个建筑规模宏大。大约始建于西周晚期，春秋初期战国时期被废弃，汉代遭到严重破坏。由于现代平田整地东墙地上部分完全被毁。专家认定，这个遗址应该是秦人的大型府库类建筑。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又在被盗秦公大墓西边20余米处发掘出了一个祭祀遗迹，发现的主要遗迹有人祭坑四座，灰坑6个，乐器坑1座。

人祭坑里有一具年龄约为35岁的女性尸骨和一具中年男性尸骨。还有童男、童女的祭祀骨架。专家认为，这种把人当作祭祀的祭品可能是用于祭祀地神，非常符合秦人的历史特征。

在这座为东西方向的长方形乐器坑内，南北两侧排列着乐器。南侧为铜钟镈与钟架，北侧为石磬与磬架。11件属于春秋早期的3个铜镈和8个甬钟，在坑道里一字排开，一概外观完整，锈色深绿，花纹精美无比。

铜钟、铜镈由西向东、由大到小依次排列，在3件镈上发现3件铜虎，镈、钟上附有铜挂钩，置放在镈、钟之上或一侧。镈和甬钟的表面还有残留的布纹。在20世纪90年代礼县群体性的疯狂盗墓事件中，这些钟镈和石磬与盗墓者擦肩而过，侥幸保存下来，实乃不幸中的大幸。

在钟架的一侧，考古人员发现了一组石磬，共10件，也是按照由东向西、由大到小的方式排列，石磬的上方是磬架。这组石磬很有可能就直接悬挂在磬架上，这套编钟保存的非常完好，出土后仍然可以发出清脆悦耳的美妙音响。

西北师范大学音乐学院教授朱东生介绍：从镈到钟，这十一件乐器当中，它们的音域宽到三个多八度。有三个多八度的音域，就可以演奏很多器乐。古人他对器乐的排列是按宫、商、角、徽、羽编造的，按咱们现在的话讲是哆 来 咪 嗦 啦 用这五个音来组成的。用这五个音就可以演奏很好的乐曲。

这些钟、镈和石磬再现了秦人的音乐，也向后世昭示了秦人宫廷乐队的宏大规模。

礼县大堡子山钟、镈和石磬的出土，轰动了甘肃和邻近的省份，许多秦文化研究人员和新闻记者纷纷来到发掘现场观看，报导这批稀世珍宝。

然而，这些国宝还不能够说就是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最大最好的乐器。因为，流失世界各地已经面世的钟镈就可以证明，只是它们再也不能团聚一起，重现早期秦人音乐的辉煌了。

乐器坑里出土的这些珍贵文物，只不过是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殉葬坑里的一部分。联系到与祭祀坑相距不过20多米距离的两座秦公大墓，其中一座目字型大墓全长115米，一座中子型大墓全长88米，任谁都会想到：一个殉葬的乐器坑尚且有如此精美的青铜器，那么，在那两座被盗掘一空的秦公大墓内的器物，又该是何等的美仑美奂？

甘肃省原副省长陈琦玲介绍：现在听到的就是当时农民说，挖出来的棺材是用金箔包的。

秦公大墓的器物被盗掘、被倒卖、流散在国内的我们只能沮丧地承认，没有流落到国外也算是一种最低级的幸运吧？毕竟它们被国家追缴收藏的可能性相对国外较为容易。

然而，礼县大堡子山上秦公大墓的文物到底有多少流散到了国、内外，谁都说不上具体的数字。从当地一些自诩见过真东西的人的话语中，还可以得到一些信息，它们也能够帮助我们展开对那些流失文物的想象与怀念。

兰州城市学院副教授、作曲家赵小钧介绍：大堡子山出土的镈钟，据知情人士讲，他自己经手过的，就已经是一米四多高，而且他说，还有更高的，他们拿不动的，他们没有盗出来的，他们盗出的石磬，按照他的臂膀应该是一米八还要过，他就说他仅能够着两头。金石他们是阴阳乐器，所以有那样大的编磬，那我们就相信有知情人士说，他们看到的没有拿动的没有挖的出来的编钟，已经超过了他自己拿下的一米五以上的，这我相信是一个事实。

综合判断，这些对礼县大堡子山被盗掘青铜器体积巨大的描述，有可能是真实的。或许真有那么一天，他们讲到的这些青铜器会在世界上的某一个地方出现，尽管没有人能够预言那个日子，但可以肯定那些文物的出现，必将引起考古学和收藏界的震动。

法国收藏家克里斯蒂安·戴迪先生收藏有礼县大堡子山出土的六十余片秦人金箔饰片和两只金虎。1994年，为了在两年一度的巴黎古董展览会上配合他的展览，印刷了图册《秦族黄金》，在该书的序言里戴迪用流利的繁体中文写到：

“一个难得的天赐良机，让我获得了如此罕见的珍宝。”他说的珍宝中最珍贵的一定当是这对通长41厘米、高16厘米的金老虎。

法国人克里斯蒂安·戴迪是通过何种“天赐良机”“获得了如此罕见的珍宝”，这个过程的背后肯定掩藏着一些不为人知，但人人都知道是违法的故事。

有人传说，金虎一共出土了八对十六只，那么另外的六对十二只又流落谁家？现在哪里？

1993年12月21日，法国人克里斯蒂安·戴迪收藏的这批文物，在苏黎世联邦综合科技研究所做了碳14分析，标本年代表明，秦人金箔饰片和两只金虎的铸造年代在公元前943年至791年，距今2805年至2700年左右。

至于秦人黄金的来源，克里斯蒂安·戴迪分析，早在公元前八、九世纪，秦人已经从中亚得到黄金。如果真的能够证明，那么就“可能会将中亚地区与中国之间的贸易往来的已知年代推早七八百年。”

应克里斯蒂安·戴迪先生的邀请，陕西省考古研究所所长韩伟先生于1994年，参观了法国的“秦族黄金”展览。对于黄金的来源他也推测可能来自于“河西走廊和阿尔泰地区。”这也意味着秦人“大约在公元前八、九世纪已于西域甚至西亚进行交通贸易了，这比汉武帝时凿通西域要早七八百年。”

如果这种结论能够得到实物和史料证实那么早期秦人的外贸历史又得重写。

也有早期秦史学者认为，礼县自古就是秦陇和巴蜀的交通要道，不能排除黄金来自四川的因素。考古学研究证实，秦文化和巴蜀文化的交流由来已久，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出土过大量的黄金制品，而且时代远远早于大堡子山的秦公大墓。

事实上礼县本地就产黄金，并且矿点多，品位高，现在就是甘肃省年产过万两的黄金大县。这对于秦人黄金的来源又该如何解释？秦人的黄金真是对外贸易换来的？或者出自礼县之外？到目前这还是一个没有答案的悬疑。

无论黄金来源于何处，秦人大量使用黄金装饰棺椁等器物的做法充分证明在秦始皇嬴政统一中国的600年前，秦国的国力已经非常强盛。秦人用黄金装饰棺椁，在当时是一种僭越行为，有悖于周王朝的礼制。因此，有专家认为，春秋早期的秦人，对传统制度是极其蔑视的，也“正是这种反传统的民族性，使得秦人从甘陇一带一步步向东挺进，创造了秦族、秦国、秦朝的辉煌发展史，对中国历史给与了深刻影响。”

法国人克里斯蒂安·戴迪收藏的秦人金饰片上，镂压着鹰、虎等，精美无比。而散出的兵器，也见证了秦人高超的冶炼技术。

秦人以养马起家，马匹和车仗是他们生活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考古人员在清理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及其周围的墓葬时发现，这些墓葬都有车马坑，由此可见秦人对马的重视程度。

秦人的这些车马器它们做的何等精美、何等牢固、何等独特！

总括上述，强盛的国力、剽悍的种族、锐利的兵器和众多马匹战车，成了秦人由西往东攻伐扩张的保障。公元前221年，秦人的后裔 嬴政，吞并齐、楚、燕、韩、赵、魏六国，建立了中国历史上的第一个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王朝。秦始皇称帝15年之后，这个帝国就被揭竿而起的农民大军所埋葬，随着短命的秦王朝的灭亡和这个帝国有关的许多历史真相也逐渐模糊。尤其是很少见诸于历史文献记载的秦人在建国以前的历史，一直迷惑、困扰着学术界，秦西垂陵区的发现，为揭开这些问题提供了线索和实物依据，具有非常的意义。

司马迁的《史记·秦本记》记载：“女修织，玄鸟陨卵，女修吞之，生子大业。”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博导赵逵夫介绍：大业就是秦人的祖先，从大业开始，秦人进入到父系氏族社会。玄鸟是什么呢？就是燕子。《毛诗》的毛传中说，春天的时候就来，那正是燕子，候鸟。

秦人把自己和鸟卵联系在一起，就说明秦是原属于以鸟为图腾的氏族。

但是，也有人结合礼县大堡子山上，秦西垂陵区出土的装饰棺椁的黄金鸱枭认为，秦人的性格既剽悍又是反传统的，不会把温顺、弱小的燕子作为他们的图腾，应该考虑秦人以鸱枭这种猛禽作为图腾更加符合秦人的性格，这也为秦人在棺具上为什么装饰鸱枭找到更为合理的解释，至于木棒上的金皮老虎则只有施展合理想象的余地了。

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礼县发掘了8处周秦文化遗址，它们与礼县众多的寺洼文化遗址明显分开但又紧密相连，由此形成了一个特殊景象。

先秦史学者祝中熹介绍：从文献记载来看，秦人活动的时间也正是犬戎族活动的时间，那么秦人活动的地域也正是犬戎族活动的地域，那么现在我们又考古发现了他们的实物存在，也是形成了这么一种犬牙交错的情况，和秦人打交道最多的就是犬戎族，而且最后犬戎族被秦人征服之后，他们就共融相处、共同开发了陇南地区。

寺洼文化要分布甘肃东部。考古学家认为，寺洼文化应该属于西戎文化遗存。秦早期文化联合考古队调查发现，西汉水上游除了周秦文化之外，其余都属于寺洼文化，数量有22处之多。寺洼文化陶器多见双马鞍口罐，带划纹的簋式豆，无耳高领罐，双耳罐，鬲等。参照其它地区的寺洼文化年代估计，西汉水上游寺洼文化的年代是从西周早期前后延续到春秋时期，基本与当地周秦文化遗存的时代是重合的。从出土实物分析，当时居住于西汉水上游地区的寺洼文化创造者，就是与“在西戎保西垂”的秦人经年战事不休，厮杀不止，发生过许许多多纠葛的“西戎”民族。

西北师范大学文史学院教授、博导赵逵夫介绍：“西戎”实质上是对远古时候，一直到秦汉时代西部的少数民族的统称。在西部的少数民族很多汉代以前主要的是羌族、氐族。

出现在礼县周秦时代墓葬中的秦文化与寺洼文化器物，肯定包涵着更多更深刻的内容和不为人知的秘密。因为有关西戎的研究目前还存在许多的空白。

礼县地处长江中上游区域，古代是一片浅海湾现在这些美丽的山峦就是古老的地理遗存。和礼县秦人西垂陵区发现紧密相关的一系列问题的出现，给历史学、考古学人类学、地方史、地理学等专家学者提供了更宽泛的思考空间。为什么礼县出土的器物有的带着明显的巴蜀文化特色？

在古代，礼县“地扼蜀陇之咽喉 势控攻守之要冲”，也是黄河秦陇文化与长江巴蜀文化的交汇点。文物出版社出版的这本《秦西垂陵区》中就登录了礼县出土的许多巴蜀文化的器物。

秦人第一陵园——西垂陵区和“西犬丘”两大千古之谜的解开，系统可靠地解释了秦人由东西迁，在西垂发祥、到雍城发展、于咸阳壮大、进而灭掉六国、一统天下的历程，填补了先秦文化研究的部分空白。对研究秦人早期的政治、经济、军事、文化、冶金、铸造、礼制、陵寝制度等方面有着不可估量的历史价值和学术价值。

可是，现存礼县出土的青铜器上，诸器大多自铭“秦公”，诸如秦公鼎、秦公簋、秦公壶等等那么礼县秦西垂陵区到底埋葬着哪位秦公呢?

从目前看根据学术界研究的情况比较多数的学者倾向于认为可能是襄公或文公的墓。也有人认为，二号墓墓主可能是秦襄公，三号墓的墓主可能是襄公夫人。其论据主要是秦公大墓出土的青铜器有浓郁的西周晚期风格，与秦文公之世有着不应该忽视的时间差异。

“秦公”究竟是谁？学术界目前众说纷纭一时还不能确定。然而，早期秦文化联合考古队于2006年9月，在礼县大堡子山被盗掘的秦公大墓西侧祭祀遗址上发掘出来的这三只镈，形制和纹饰相同，镈身布满龙纹图案，其中最大的一件高65．2厘米，通宽49．3厘米，镈鼓部铸有6行28字铭文：“秦子作宝龢钟，以其三镈，乃音锈锈灉灉，秦子畯索命在位，眉寿万年无疆。”

这三件镈的主人显然就是这个 “秦子”，可是，这“秦子”又确指的是谁哩？

目前，海内外已经发现了多件署名“秦子”的器物，其中的大部分出自礼县大堡子山被盗的秦公大墓。

那些有“秦子”的器物，学者们都认定属春秋早期，可是，笼统的一个“早期”，时间跨度最少也有几十年，在君位更换比较频繁的情况下“秦子”不可能只有一个。因此“秦公”没有确定，“秦子”又成为学术难题。这大约就是秦西垂陵区发现之后给学术界提出诸多问题的一个缩影吧？

先秦史学者祝中熹介绍：我们现在发现的只有两个大墓，按照《史记》的记载埋葬在西垂地区的还应该有秦庄公，再往早里说，非子以前，包括大骆在内，非子以前秦国的国君都是生活在西北地区的，那么他们的墓葬到底在何处呢？比如说秦国的国都，就是我们说的西垂都邑，也就是犬丘到底在什么地方？陵区是在大堡子山，它的国都离大堡子山不会太远，但是到底在哪里呢?还有你比如说寺洼文化问题。

事实上，秦西垂陵区出给学术界的所有难题，全部可以归结在一个核心问题上，那就是上世纪九十年代发生在礼县的疯狂盗墓，在那次堪称千古遗恨的盗掘秦公大墓中，倒卖之外不知毁坏了多少被盗墓者认为不值钱的宝贵的文物。陶器被砸了，石磬白白送给了外地的不法文物贩子，只有青铜器、金器、玉器他们才认为是文物而金箔竟按克算重量，也给卖了。

2006年，秦早期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礼县调查钻探面积150万平方米，发现城址一座，夯土建筑基址26处，中小墓葬400多座以及零散分布的文化层堆积等等，足以证明礼县文物遗存的丰富，也说明礼县的地下还埋藏着一些历史的真相。

2008年11月，中国国家文物局主管的《文物》月刊，以二分之一还多的篇幅发布了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大墓及其周边墓葬的发掘简报。礼县大堡子山遗址考古项目在2006年，入选“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后，2007年又获得了2006---2007年度国家文物局田野考古奖三等奖。

秦早期文化联合考古队在礼县大堡子山遗址发掘出土了一些国宝级的文物，破解了一部分历史之谜，同时也提出了更多的历史和现实问题。

著名历史学家、中国先秦史学会理事长李学勤先生在《甘肃考古文化丛书》总序中写道：“中国历史文化早期的一系列核心疑问和谜团恐怕都不得不求解于甘肃。”

1996年，甘肃省人民政府将礼县大堡子山秦公墓地列为全省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公布了大堡子山秦公墓地保护范围。

2001年7月，该墓地又被国务院正式列为全国第五批文物保护单位。

现在，被盗的车马坑和秦公大墓的二号墓、三号墓已经被回填了十几年，遗址上年年生长着青青的冬小麦。

想想这处祭祀坑东边甚至使用炸药回填的长115米和88米的两处秦公大墓、一处车马坑，到现在多少专家、学者、研究人员也确定不了到底是哪位“秦公”“秦子”的墓葬，想想流失的那些不知数量的珍贵文物，我们对此深感难过与愤怒的难道只是因为失去了一处两千多年前秦人墓葬和墓葬里珍贵的国宝级文物吗？不、不仅仅是这些，被盗掘的那是我们中华民族一段珍贵无比的历史，一段我们的骨肉血脉，它留给我们的是无法弥补的文化缺失和痛彻肺腑的千古遗恨。

上世纪末期在礼县发生的群体性疯狂盗掘大堡子山秦公大墓事件，并没有使那些想依此脱贫的人有一个真正富裕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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