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曾财安
今年以来，垃圾收费成为本港一大热议话题，有市民对此事所持的意见与政府不尽相同，部分人的反应更相当消极。特区政府从善如流，早前把实施日期推迟至8月1日，赢得时间在一些大厦与处所实行先导计划，累积经验以作后用，但何去何从则似乎尚未有最终的决定。
老祖宗的几千年智慧告诉我们，尽管是用心良苦，但如果政府所推行的政策涉及多数人长远利益的话，要诀就是要懂得掌握人人皆有与生俱来的利己心态，把政策与民心捆绑在一起，使两者有机结合，方能去其弊而取其利，产生积极正面的效果。倘若不首先把这个环节处理妥当，就等于是好事变坏事。以各种情况来看，特区政府在垃圾收费方面必须慎之又慎。
减少垃圾废物，还市民一个更加清洁宜居的环境，哪怕是最顽固的人都不会反对，但前提必须是市民能轻松配合相关措施，而且无须付出额外的、哪怕是极少的费用。不过，现在的情况是，妥善使用收费胶袋来处置垃圾的方法与管道还没有完善，尤其是对护老院、医疗机构、长期病患者等来说。而对基层市民来说，措施一旦全面执行，每月增加的费用肯定会使本来已经是紧巴的经济状况百上加斤，排斥心态油然而生。
在实际层面上，特区政府必须认识到，住在纳米单位或“㓥房”的基层市民环境本来就狭窄，极度缺乏空间，就算愿意配合垃圾收费措施，但出于财政考虑也必然是能省就省，把两三天的生活废料塞满收费垃圾袋才弃置，至于期间如何解决储存及气味却是难题。这样一来，恐怕不少人会挖空心思，想方设法绕过法律来解决。在法难罚众的情况下，乱扔垃圾恐怕会变成如违例泊车一样普遍，最后见怪不怪，成为常态。
就算是拿空间相对宽松的乡郊为例，当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被问及特区政府如何在这些地区进行有效监管时也承认，在3100个垃圾收集点中，现在只有5%即170个设有摄录机监管，可能有人违规弃置垃圾也难以执法，所以只能把重点放在宣传与教育。试想一下，就算开始时有99%乡郊居民奉公守法，只有1%没有公德心乱扔垃圾，时间一长，“破窗效应”就会出现，你扔我又扔，反正不用花钱又没有后果，最后可能只剩下少数极有原则的人在遵守规则，使相关法律成为一纸空文。
在尧帝时，黄河水患频频，亟须治理。尧帝于是找来鲧，命令他带领百姓治水。鲧的治理方法主要是以堵为主，即在河的两岸筑起高高的堤坝，防止河水泛滥，淹没村庄农田。鲧用这个方法治水9年，大水仍是不受控制，堤坝屡屡被冲垮，结果被尧帝免职，流放到蛮荒之地。尧帝接着把治水这个重要任务交给了鲧的儿子禹，这就是我国历史著名的“大禹治水”。禹接手后改变策略，改堵为疏，即集中力量开阔河道，疏通河道中沉积的泥沙石块，终于在13年后成功消除水患，造福百姓。以史为鉴，须知民意似水，也是宜疏不宜堵，否则后患必多。
香港每天所产生的生活废料数以万吨，历来皆是以堆填的方法为主要处理手段。特区地少人多，随着人口增多，新界深度开发，用来堆填的土地越发缺乏，如何可以可持续地处置生活废物就成为历届政府绕不过去的一道挑战。现届政府积极有为，干劲十足，下定决心面对挑战，毅然实施上届政府通过但未实行的《都市固体废物收费条例》，值得市民欣赏。问题是，事情的规律不会以人的意志改变，政府施政先要“处势”，然后抱法与用术，方能成事。
在垃圾收费方面，特区政府首先要扶持一个生活废物循环再用行业，使绝大部分废物可以有效地被收集后再利用，行业与市民皆可从中获利，方能称得上是“处势”。都市固体废物绝大多数都是纸张、玻璃器皿、塑胶容器、饮料铝管，全部都是可以回收再利用的材料，而相关技术早已非常成熟，在很多管理先进的地区特别是内地一些人口众多的大城市已经被广泛利用。
如果特区政府改变思路，拨出土地（堆填区也是土地），同时以合理的财政资源扶持回收行业的发展，以香港人的灵活、善于应变的特质，相信很快便能在现有的基础上形成有组织、高品质、高科技的规模。到那个时候，绝大部分所谓固体废物就会变成有价值的“宝物”，在市民眼里就是钱，怎会有人会乱丢？整理好去卖钱都来不及呢！一旦社会处于这个积极的氛围的话，特区政府就是处势，那时再实施《都市固体废物收费条例》，疏通与堵两种方法并用，岂能不是事半功倍？唯一的考虑是，打造一个废物循环闭环可能需要2、3年时间来，但却可一劳永逸，长久解决难题。
垃圾收费事关所有市民的长远利益，在条件没有具备时不适宜以行政力度硬推，否则反面效应必大，到时候再来改变，就会变得非常被动。《韩非子》的“明主设可避之罚”智慧值得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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