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11月3日，一度横行大连的黑社会头子邹显卫（外号“虎豹”）终于被执行了死刑。枪声过后，人民无不拍手称快。
不过，人民在称赞正义的枪声之时，也开始议论起曾关押邹显卫的大连监狱来。
没有大连监狱的腐败庇护行为，邹显卫不可能在服刑期间还敢横行无忌，也不可能在被判死缓之后保外就医时再度杀人并逍遥法外。
这个腐败案子是怎么揭露的？一个关押犯人的监狱怎么会成为死刑犯的保护伞呢？
匿名举报信惊动中央
1999年初，中共中央一些部门先后收到匿名举报信，举报信中揭发大连监狱罪犯邹显卫服刑期间，买通多名监狱领导，将死缓改为有期徒刑17年；
在大连监狱，邹显卫住高级套间，有手机和固定电话，乘坐豪华轿车随意出入；在监狱招妓，还经常和监狱领导吃吃喝喝……
案情严重，中央主要领导人为之一震！
1999年4月6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接到朱镕基总理办公室转来的举报信，当即转批辽宁省人民检察院监所检察处。大连市检察院据此展开调查，但没有调查出什么结果。
1999年6月9日，大连市政法委牵头组织检察院、法院、公安局等部门成立联合调查组来到大连监狱，向邹显卫所在的四监区大队长于景波进行调查。
然而，于景波咬紧牙关，矢口否认对邹显卫有过任何关照。
并一再表示，邹显卫自入狱以来，“表现比较突出，现为劳改积极分子委员会主任”，“监狱从未给他安排过任何高档房间，其间邹显卫两次外出治病，均由监区主要负责人监督。”
90年代末监狱
1999年6月15日，联合调查组递交调查报告，结论是没有任何问题。这个案子就搁下了。
但是，案子尽管搁下了，知情人的举报信还是像雪片一样寄到了中央有关部门，一位记者还以内参形式向中央高层详细地反映了“虎豹”一案的黑幕。
于是，此案再次惊动了中央有关领导。不久，中纪委和辽宁省检察院均派人到大连了解情况，经过多方调查，确认举报人所反映的司法腐败情况基本属实。
为了进一步查出腐败真相。2001年4月20日，最高检察院副检察长赵虹连夜赶赴大连，亲自提审二度杀人后缉拿归案的邹显卫。
经过艰难审讯，大连监狱谢红军、汪永明、杨福玉、于景波、董吉运等人为横行霸道的“虎豹”黑社会团伙充当保护伞的罪行终于露出水面。
赵虹
警匪发现“剩余价值”秘密
在美丽的海滨城市大连，邹显卫这个名字没多少人知道，可提起“虎豹”两个字，几乎无人不晓。
他小小年纪就混出了“虎豹”的绰名，16岁因持刀伤人被劳动教养两年，20岁又因流氓罪被当时的大连市金县法院判处有期徒刑两年。
出狱后，赶上大连市兴建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机会，邹显卫开办了一家名为“一步天”的歌舞厅。不到十年的光景，邹显卫就成了千万富翁。
其实，早在“一步天”开张伊始，邹显卫就把过去一起混过的流氓、地痞收罗门下，为自己争地盘，争客源。
日久天长，邹显卫手下的“人马”越聚越多，渐渐形成一个具有黑社会性质的流氓团伙，在大连、金州、开发区的黑道上占据一席之地。
90年代末金州
既是黑道，少不了打架斗殴。1995年11月6日，邹显卫因杀人被辽宁省高级人民法院判处死刑缓期两年执行，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死缓判决下来，邹显卫没有被立即投送到辽宁省瓦房店监狱服刑，而是因为结核病住进了大连监狱医院。
他的目的是想方设法留在大连监狱，毕竟是自己的地盘，有个大事小事的好照应。
泡病号期间，邹显卫通过朋友介绍和大连监狱狱政处副处长杨福玉搭上了关系。
有一天，邹显卫向杨福玉递话，想留在大连监狱服刑。杨福玉说这事只有监狱长谢红军说了算，除了他谁也不好使。
邹显卫再三央求杨福玉帮个忙，杨福玉答应给牵线搭桥，伺机而动。
邹显卫讨了杨福玉的话，就把自己最铁的朋友老葛介绍给杨福玉，告诉他一切事由老葛出面去办。
老葛是大连一家开发公司的总经理，和邹显卫有过硬的交情。在杨福玉安排下，老葛出面请谢红军吃饭。
酒酣耳热之际，老葛跟谢红军讲了邹显卫想留在大连监狱的要求。
谢红军对邹显卫有所耳闻，认为他进监狱前是大老板，油水肯定很足。
不过，老谋深算的谢红军并不急于说出自己的想法，他对老葛只是打了个哈哈岔。
老葛是社会人，啥世面没见过？第二天就给谢红军送去5000元现金。谢红军收了钱，说等信吧。然后就派杨福玉到辽宁省监狱管理局办理相关手续。
辽宁省监狱管理局
其实，谢红军之所以帮邹显卫调来大连监狱，真正原因并不是收了那5000块钱，而是他有一个“宏大的想法”。
1995年12月，37岁的谢红军就任大连监狱监狱长。当时，大连监狱收入很低，而且宿舍监区条件很差。
但他又看到，部分关进监狱的犯人之前是老板、贪官，生活水平非常不错。
双重对比之下，谢红军逐渐沉沦，遂一门心思想着赚外快，还要求监狱干部职工必须将“搞创收”作为第一要务。
就在这时，他结识了邹显卫，遂萌生了让邹显卫帮监狱和自己赚取“剩余价值”的想法。
1996年4月3日，调令正式下来，邹显卫从瓦房店监狱转到了大连监狱。
于是，一个堂堂监狱长和一个死缓犯人相互利用“剩余价值”的不幸就逐渐发展起来了。
其实，当谢红军受贿的那一刻起，他的职权就只有“剩余价值”了。
死缓犯竟有女狱警作情人
不久，谢红军打发杨福玉给邹显卫捎个话，说谢监狱长刚从外地调来，没有房子，让邹显卫弄套房子。
邹显卫二话没说，给老葛打个电话。老葛不敢怠慢，在离大连监狱不远的地方找了套80多平方米的两室一厅的房子，以最快的速度简单装修好。
谢红军看了看，马上给监狱里的邹显卫打个电话：“我说显卫呀，这也是人住的地方？算了，你的心意我领啦。”
邹显卫见谢红军不满意，又打电话告诉老葛把房子重装修一下。老葛赶忙让人按谢红军的意图重新装修，谢红军才勉强住了进去。
1996年秋天，大连监狱成立了信时达公司，后来改为四大队。公司一成立，谢红军就把邹显卫调过去，任命为劳改基建委员会主任，负责公司主要业务，为监狱创收。
但实际上，邹显卫从不参加劳动。谢红军没事就和邹显卫一起大吃大喝，彼此以兄弟相称。邹显卫的老婆孩子就像回自己家一样隔三差五到监狱探望，每次，狱方都热情招待。
邹显卫和监狱方方面面混得老熟，他不但不剃光头，不穿囚服，可以天天西装革履地开着大奔驰自由进出监狱大门，还可以在监狱内“运筹帷幄”地指挥他黑社会团伙继续发展。
有时想玩女人了，他直接跟谢红军说一声，谢红军立即吩咐手下：马上给邹主任安排。手下遂派奔驰车接送妓女。甚至有一位女狱警还心甘情愿地做起了他的情人。
90年代末监狱
这些，谢红军并不是不知道，但是，他却听之任之，他认为邹显卫只不过是天上飞的风筝，线拐子操在他手中，不管邹显卫飞得多高多远，只要他一拽线，邹显卫就得乖乖回来。
1997年春节，给足了邹显卫“面子”的谢红军就开始“收线”了。
“显卫呀，过年了，让大哥体面体面，啊？”谢红军说得很含蓄。邹显卫心领神会，拱手献上10万现金。
谢红军笑眯眯地纳了贡，夸邹显卫办事能力强，“悟性”高。
但是，邹显卫也不是只讲奉献之辈。谢红军一“收线”，他就“放线”。
“红军呀，我对你还不错吧？可是你看我，整天跟那些人（犯人）住在一起，实在难受，你给我挪个位置吧！”见时机成熟，邹显卫就直截了当地向谢红军提出了进一步的要求。
90年代末监狱
他知道，上了“贼船”的谢红军的“悟性”不会比他低。
果然，谢红军没有怠慢，他当即安排下属将这作为一件大事来办。
不久，一套客厅、卧室，沙发、彩电、冰箱、空调、VCD和外线电话一应俱全的独门独院房子就给邹显卫准备好了。
对此，谢红军说是“方便邹显卫洽谈业务，为监狱创收！”
谢红军当然知道邹显卫的勾当，但他从没有加以约束。不仅如此，为了不使“虎豹”的“家丑”外扬，大连监狱就极尽所能对付大墙外的监督。
一旦检察院、司法局、政法委和人大等部门来人时，他们就把邹显卫安排到普通牢房，至于汇报，几句话就搪塞过去了。
90年代末监狱
刑期一减再减竟至保外就医
房子有了，自由也有了，然而，邹显卫并不满意。1997年7月，邹显卫向谢红军提出了减刑的要求。
一听这，谢红军有点犹豫，但他又不能不考虑邹显卫的要求，毕竟，从他那里捞到的好处已不是小数目。而且，他还在邹显卫身上寄托着更大的希望。
事不宜迟，谢红军马上就找来副监狱长汪永明、狱政处副处长杨福玉和邹显卫所在监区的大队长于景波等人开会研究如何帮助邹显卫减刑。
这些人都没少受邹显卫的好处，听监狱长这么一说，纷纷出谋划策。
直接主管邹显卫的于梁波受命伪造了邹显卫的服刑表现考核，立功表现的材料。
于景波很能干，一夜之间就把材料弄完了。在这份材料里，他写道：
“该犯在四大队劳动改造中服从管理和分配，积极肯干，不怕苦，不怕累，很好地完成各项生产任务。”
“1997年5月5日早5时30分，切丸车间的油绳料堆头起火，火势凶猛，墙上的动力电缆紧跟着烧了起来。”
“该犯发现后当机立断就切断电源，并召集犯人用水、沙子进行灭火……保住了厂房、设备，避免重大损失。”
“由于表现突出，该犯于1996年被表扬三次，记功一次，年底被评为改造积极分子，1997年被表扬二次，记功二次，记大功二次……”
1997年11月，在所有减刑所必需的材料做完后，谢红军派人送呈辽宁省监狱管理局。
在谢红军的极力推荐和一些官员的疏通下，邹显卫于1997年12月10日被批准由死缓减刑为17年，还因他的立功表现，被评为辽宁省劳改积极分子。
首次减刑，邹显卫喜出望外。为了感谢监狱长的关照，1998年春节前，邹显卫约谢红军到大连渔港四部吃饭，在酒桌上塞给谢红军10万元现金。
谢红军收了钱，说你可以做你的买卖，别给我惹事就行。
有了谢红军这把尚方宝剑的许可，邹显卫更加大胆起来，在他的遥控指挥下，他的黑社会团伙更加猖狂，敛取的非法财富也更加多起来。
心知肚明的谢红军暗自高兴，他相信“小河有水大河满”的道理。
转眼就是1998年春节，谢红军拨通了邹显卫的电话：“显卫呀，听说你干得不错，好好干，别给大哥丢份，啊？”
邹显卫知道监狱长的意图，当晚就在大连经济技术开发区一家星级酒店宴请谢红军。分手时，邹显卫送给谢红军15万元现金。
“投之以桃，报之以李。”谢红军欣然笑纳后，立即授意有关人员为邹显卫编造争取考核加分的材料，给邹显卫申报省劳改积极分子。
辽宁省监狱管理局认可了邹显卫的考核材料，批准邹显卫为省劳改积极分子。
1999年3月，邹显卫又减刑一年零11个月，服刑期从17年减到15年。
欲望是无止境的，就像谢红军对金钱的攫取与邹显卫对邪恶的酷嗜。
两次减刑后，邹显卫有了进一步的想法，他要恢复自由身，无拘无束驰骋社会，领着弟兄们开拓自己的“疆土”。
而实现这一想法，只有保外就医。于是邹显卫就试探着向谢红军提出了这个想法。
孰料谢红军十分痛快，“别着急，这事可以研究。”虽然他安慰邹显卫“别着急”，但他自己非常急。
说完，他就急急忙忙召集汪永明、杨福玉、于景波商量。最后达成一致意见，让邹显卫伪装精神病，并为了增加成功率，他还热心地给予点拨。
吃了定心丸的邹显卫马上就配合谢红军演双簧戏。在监狱里，他一反常态地装疯卖傻，见谁骂谁，还要拿刀杀人，闹得人心惶惶。
谢红军见火候已到，就派人找到大连医科大学附属第一医院住院的脑肿瘤患者老孙，替代邹显卫拍了张脑部磁共振的片子，随后用这个片子制造了邹显卫患有脑瘤的假诊断。
1999年10月，副监狱长汪永明亲自跑到辽宁省监狱管理局为邹显卫申报保外就医的手续。但省监管局以没有司法鉴定为由拒批。
不过，对这伙人来说，办法总比困难多。谢红军马上就请来省一家精神院的权威医生。
好吃好喝好招待，又塞上红包，轻而易举就拿到邹显卫“颅脑外伤性精神病，暂无服刑能力”的鉴定结论。
有了这个权威鉴定，大连监狱以“邹显卫患脑部肿瘤拟决定保外就医”为由向大连市南关岭地区检察院发去请示函，又提供了邹显卫的有关医疗、鉴定材料。
南关岭检察院请大连市检察院技术处法医对邹显卫的病情资料进行了审查，市检察院提出要对邹显卫进行脑部核磁共振复检。
南关岭检察院检察长董吉运对此无异议，就通知大连监狱重新对邹显卫进行检查。
南关岭检察院
得知这一情况，谢红军就指示邹显卫拿钱疏通南关岭检察院的关系。
邹显卫找到和董吉运熟悉的朋友帮忙，吃喝玩乐之后，又塞给董吉运两万元钱，这样，董吉运就被“搞定”了。
1999年12月8日，南关岭检察院没给邹显卫做复检，就委托大连市检察院出具“同意邹显卫保外就医”的书面材料。
12月15日，市检察院的书面意见送到谢红军手中，谢红军把所有材料送呈辽宁省监狱管理局，顺利得到了“批准邹显卫保外就医”的批文。
就这样，2000年3月21日，谢红军终于完成了“放虎归山”的“大任”。
恢复自由身的“虎豹”邹显卫气焰更盛，横扫大连市内、经济开发区和金州区，竭力扩大自己的势力范围，财源也拓宽了。
90年代末的大连
当然，他没有忘记谢红军的“恩典”，在“财源广进”时，他特意和几个铁哥们把监狱长请了去吃饭。“我‘虎豹’能有今天，全靠监狱长关照。”
邹显卫说的是实话，但此刻他的身份已不同于在监狱里，话语间不经意流露出点霸气。
这可是听惯了拍马之辞的谢红军感到不习惯的，他不冷不淡地插话：“显卫成大气候了，我这个监狱长也得靠你这棵大树。”
“悟性”高的邹显卫一下就听出了谢红军的话外音，随即，他就打开皮包，拿出4万元钱推到谢红军面前，表示对救命“恩人”的孝敬。
但是，令邹显卫想不到的是，谢红军一看那沓钞票那么薄，客气两句后就不理不睬地走了。
回到监狱，谢红军向手下人大发牢骚：“邹显卫这孙子，出了监狱就抖起来了，拿那点钱，打发叫花子还行！”
这话很快就传到邹显卫耳朵里。谢红军他可得罪不起，他马上捎话过去，说几天后多孝敬一点，万望监狱长息雷霆之怒。
谢红军听了，高兴得说这才像人话。
然而，谢红军的高兴劲还没消，令他意想不到的是，这根拽住线的“风筝”出事了。
原来，邹显卫重出江湖后，容不得别人染指他的地盘。但是，有一伙人偏不信邪，非要和“虎豹”见个高低。闻听此言，邹显卫勃然大怒，发誓要把对方灭了。
2000年4月7日，当听说那伙人在开发区“维也纳大酒店”取乐时，邹显卫就带人携枪乘多辆出租车杀奔而去。
刚一交锋，邹显卫就持猎枪朝对方连放两枪，当场打死一人，重伤一人。
这消息马上传到谢红军耳朵里。保外就医期间又犯大案，这还了得！当天晚上，谢红军就把邹显卫招回监狱。
第二天，又把邹显卫藏在警车备箱里，带出监狱，让他轻装简从，改名换姓，在金州等地躲藏起来。于政龙等人则分别逃往各地。
2001年3月，在全国声势浩大的严打整治斗争中，公安机关终于将邹显卫、于政龙等人抓捕归案。
经过艰难审讯，邹显卫交代了谢红军、汪永明、杨福玉、于景波、董吉运等充当他的保护伞的事实。随后不久，检察机关对相关涉案人员依法逮捕。
2001年11月，辽宁省人民检察院基本查明，从谢红军等开始，大连监狱实行花钱买刑（1.2万元减刑一年）的土政策。
监狱领导积极动员犯人家属为监狱做“贡献”，大到建材、汽车，小到日常用品，以贡献大小为标准，折抵犯人刑期，为犯人办理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
监狱长谢红军收受邹显卫等83.8万元。自1996年1月至2001年3月，大连监狱有175名犯人因给监狱作了“贡献”而被减刑、假释和保外就医。
这些“贡献”折合人民币共计707万元，但是，都不入账，除一部分用于监狱基础设施建设或其他业务开支外，相当一部分被监狱领导挪用、挥霍。
同时，检察院还查出，大连监狱共有狱警55人存在违法违纪问题。
2003年4月14日至17日，辽宁省大连市中级人民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这起大连市最大、辽宁省及全国都罕见、情节极其恶劣的“虎豹”黑社会团伙案。
8月18日，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了被“虎豹”拖下水的辽宁省大连监狱原监狱长谢红军等三人。
在检察机关指控书里，谢红军犯徇私舞弊减刑罪、暂予监外执行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受贿罪、行贿罪和挪用公款罪5项罪名；
汪永明犯徇私舞弊减刑、暂予监外执行罪、失职致在押人员脱逃罪和受贿罪；
于景波犯徇私舞弊罪、暂予监外执行罪、失职致使在押人员脱逃罪、受贿罪和贪污罪。
2003年11月11日，辽宁省沈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作出一审判决：判处谢红军有期徒刑二十年，并处没收个人财产7万元；汪永明有期徒刑七年，于景波有期徒刑十八年。
笔者感慨：作为一名监狱系统的领导干部，谢红军长期位居监督改造犯人的重要岗位，本应为党和国家多作贡献。
谢红军、汪永明、于景波（从右至左）在法庭接受审判
可他却利用人民赋予的权力，勾结黑帮老大，借减刑和保外就医疯狂敛财，腐化堕落，严重损害了政法系统的形象。
各级党组织和广大党员干部，一定要从谢红军案件中吸取深刻教训，在市场经济大潮的复杂环境中时刻保持清醒的政治头脑。
要加强明辨是非、明辨黑白、明辨美丑的能力，坚定正确的思想信念，常修为政之德、常思贪欲之害、常怀律己之心，才能在权力、金钱、美色的诱惑面前经受住考验。
领导干部一定要时刻牢记权力是一种责任，权力越大，责任越重；
换言之，权力也是一种约束，如果把握不住自己，就会掉入罪恶的深渊。
俗话说:“君子爱财，取之有道。”领导干部只有时刻以身作则，严于律己，随时接受党和人民的监督，才能真正为人民掌好权、用好权，做一个合格的人民公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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