很多人不理解，为何尼克松访华时，还没下飞机就迫不及待地想要与周恩来握手？尼克松回忆录中提到一则拒绝握手传闻。
1972年2月21日，那还是中国比较寒冷的时候，美国总统尼克松乘坐“空军一号”专机抵达中国，刚下飞机，离地面还有三四级台阶时，就迫不及待地主动伸出双手，期待与周恩来握手。
此举代表了尼克松想要修复中美关系的态度，但是以中美两国的国际地位，以及尼克松与周恩来在各自国内的职务和级别，尼克松完全不必如此“低姿态”地握手。
对此，尼克松曾在自己的回忆录中提出一则拒绝握手传闻。
尼克松解释说：“1954年在日内瓦会议时，杜勒斯拒绝同周恩来握手，使他深受侮辱，因此，我走完梯级时决心伸出我的手，一边向他走去，当我们手相握时，一个时代结束了，另一个时代开始了。”
那么日内瓦会议上的这则被拒绝的握手传闻，到底是怎么一回事呢？
1954年4月，解决朝鲜问题和恢复印度支那和平问题的国际会议在日内瓦举行。
由于不久前，中美还在朝鲜战场上短兵相接，处于敌对状态，因此美国一直试图阻挠日内瓦会议取得结果。
所以英美法等国家是不打算邀请新中国参加的，但是苏联却表示，没有中国的参与，这些议题将毫无意义。
正因为如此，新中国第一次以五大国之一的身份受邀参会，1954年4月24日，新中国第一次派出的180多人的庞大代表团乘坐专机刚一降落在日内瓦国际机场，就立即引起了世界的关注。
由于当时中国和大部分西方国家没有关系，因此西方各国都对新中国有着一种神秘感，周恩来是出席会议的中国首席代表，张闻天、王稼祥、李克农任代表。
早在中国代表团到达前，就已经有几百名记者守在机场，中国专机刚刚停稳，各国记者便像潮水般涌了上来。
周恩来在机场发表了简短的书面声明，表明了中国代表团的诚意。
当时世界各大报纸的头版都刊登了来自日内瓦的电讯报道：“一个年轻的红色外交家率领着一批更年轻的红色外交家。”
同一天，就在中国代表团到达日内瓦不久，美国国务卿杜勒斯也赶到了日内瓦。
杜勒斯一下飞机，就迫不及待地问美国代表：“周恩来到了吗？”
杜勒斯刚开始对新中国也抱有敌意，他在会议召开前就公开声明，美国同意中国参加日内瓦会议，但不含有对中国的外交承认。
杜勒斯还亲自向美国代表团下令：禁止美国代表团的人员同中国代表团人员握手。
当有记者询问杜勒斯在什么情况下能够与周恩来握手，杜勒斯表示，只能是他们乘坐的汽车在日内瓦大街上相撞。
有不良西方媒体为博眼球，大肆炒作，说周恩来与杜勒斯在休会期间不期而遇，周恩来伸出手向杜勒斯握手时，杜勒斯直接拒绝了。
这当然这不实的消息，据王炳南在他撰写的《中美会谈九年回顾》中，提及此事时写道“实际上没有发生过这样的事。”
王炳南在整个日内瓦会议期间，始终在周恩来左右，他说总理从来就没有去和杜勒斯握过手。
对于杜勒斯的态度，周恩来也采取对等的规定：“我方工作人员，在任何情况下，遇到美国代表团的人，都不要主动与对方握手；但如果对方有人伸出手来，我们礼尚往来，决不能拒绝与其握手。”
可以说，在日内瓦会议上，周恩来不卑不亢、有礼有节的态度，直接揭露了美国的险恶企图，顺利打开了新中国的外交局面，也赢得了与会其他国家代表的尊敬。
当时杜勒斯还很狂妄，以为美军在前线所向披靡，结果前线作战的艾森豪威尔直接发言打了退堂鼓，这让杜勒斯十分窘迫，在日内瓦待了一周就狼狈回国，周恩来压根就没有跟杜勒斯有过交流，又何谈握手？
杜勒斯走后，谈判的任务就交给了副国务卿史密斯，史密斯虽然依然奉行杜勒斯的“不握手”原则，但是也认清了现实，没有中国点头，这场会议将不会取得任何成果。
中方代表团中，有名哈佛大学毕业的英语翻译叫浦寿昌，与史密斯颇为投缘，两个人在休会期间，经常聊一些东西。
有一次会议休息期间，史密斯主动找浦寿昌谈话，夸赞浦寿昌的英语讲得很好，还赞扬了中国的古代文化，说了一些友好的话。
浦寿昌回去后，立即将此事汇报给了周恩来，周恩来明白，这是美方想要与中方接触，却又找不到台阶，于是打算跟他谈谈。
在第二天会议休息时，周恩来看到史密斯在喝饮料，便从容地走过去，当周恩来走到史密斯面前伸出右手时，史密斯一时没能反应过来，而是慌忙中顺势用左手握住周恩来的右腕摇了几下胳膊。
但是周恩来并未介意，而是以极大的胸襟表示理解。
史密斯自知理亏，不好意思地说：“刚才我一手拿香烟，一手拿杯子，下回我会伸得比你还快。”
在会议的最后一天，史密斯对周恩来说：“能够在这里与你相识，我感到非常荣幸和高兴，你们在这次会议上发挥了很大的作用。”
说完后，史密斯抓住周恩来的胳膊摇晃了几下，然后高兴地离开了会场。
在日内瓦会议上，中美代表始终没有握手，正是因为这样一个背景，尼克松在1972年访华时，下飞机的第一件事就是积极主动伸出手来期待与周恩来的握手，这是对美国过去几十年里的无礼外交表达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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