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们一路攻打到南京。1937年12月，我们参与了攻打“敌都”的行动，率先袭击南京中华门的就是我们部队。我们用大炮不停地轰击那里的砖壁土墙长达一个星期，神奇的是城墙居然纹丝不动。
12月11日晚上，我们终于攻破城墙。等到第二天一早，部队的很多人还落在后头，但我们已经进入城墙内。城门背后堆积着无数沙袋，我们把沙袋挪开，摘掉锁，伴随着一阵响亮的吱吱嘎嘎声，城门打开了。
我们真的做到了！我们把堡垒打开，敌人已经落荒而逃，所以我们不费一兵一卒。走进这座城堡时，我们满心以为是我们占领了这个城市。
第35步兵联队接到军令部的批文，上面说是第20步兵联队攻克了城门，之后第35步兵联队才通过。那天晚上，来自福山和京都的第20步兵联队侦察小组的两三名官兵的确跟我们一起。
他们走在最前排，率先进入大门。而且他们还在门上写了城门由他们步兵联队攻破一类的宣言。就这样，我们的功劳被抢走了，因为我们没有留下任何标记。
第二天，一支日本部队抵达，攻占“敌都”的纪念印章也被制作出来了。
我在国旗上盖了个邮戳，以此作为纪念。周围除了那些逃不走的老弱病残之外，几乎没有别的中国人。
随后，我们把这批人统一归置到某个地方，以免他们碍事。我们并没有杀他们。我觉得应该这么说，我们是让他们过“集体生活”。（PS:此处口述人野原刻意略过了对南京大屠杀的回忆）
南京是个大城市，以蒋介石为首的国民政府以此为都多年。我在那里看到了中山陵，被誉为“国父”的孙中山就葬在此地。
很遗憾，因为炮击和空袭，整座城几乎尽毁。这可是中国的首都，相当于日本的东京，因此我们必须拿下它，但这种行为并不光明磊落。
城中所有建筑都沦为废墟，被轰炸的地区无法住人，甚至连一家商店都没有了。城里到处都是日本军人，几十万日军尽聚在此。城里容不下这么多兵力，所以第35步兵联队根据上级命令，退回苏州。
此时，日本军队几乎已经全部占领华北和华中地区。根据部署，我们第35步兵联队的士兵应该驻扎在山上。
1938年7月初，我们接到命令直接从山上行军向徐州进发。一路上，我们遇到了无数艰难险境，但这已是家常便饭。
有一次，我在团办公室里接到了军士长打来的电话。
“我们被攻击了，现在我方已经弹尽粮绝。士兵们正在努力保住最后一颗子弹，我们赶紧做最后的决定吧。”然后，电话就此切断。
即便到了现在，只要回想起曾经历过的那么多危难时刻，我的心依然会疼痛，胸口像有大石头压着一样喘不过气来。
我曾经参加过一个“死难者火葬仪式”，其中一名死者是我们村的。当时，我们推倒附近的房子，把木材摞起来，然后再把尸体往上放，就像烤沙丁鱼一样。
只需点一把火，火焰就会冉冉升起继而吞噬木材。接着，我们从燃烧的灰烬中挑拣出骨头，把它们装进袋子里，贴上标签注明死者身份。
做这一切时，你会不自觉地默默祈祷，但其实算不上什么所谓的“仪式”。那是战争年代，没那么多讲究。要是碰上下雨天，就很难把所有尸体都焚尽。
所以，如果当时正好有个营长或别的什么军官也刚好阵亡，那我们就想办法只烧掉他的尸体，然后将他的骨灰分装到其他袋子里，当成是别的士兵的。
这些事情的真相，当然不能跟死者家属讲。我们就是这样简化仪式，迅速把能烧掉，然后继续行军。
10公里，20公里，我们必须快速前进。你落后于大部队越多，你就必须越快前进，以赶上他们。每个士兵都想跟大部队一起走，他们害怕掉队，这就是士兵们的真实心声。
有一次，为了追捕敌人，我们翻越了两座山，到了一处不毛之地。那里连一棵树、一片叶子都没有，我们带着马，驮着无线电设备和电缆线。
于是，我们就到当地农户家里，“征用”——确切地说，是掠夺衣服和布料，用来裹住马腿，以免它们被岩石碰伤。这些马善于攀山越岭，但下山就不拿手了。
它们容易失足下滑，所以我还得让士兵们自己扛着设备。
我想，偷马的行为也是从那个时候开始的。我们的马有时会摔断腿，或者生病无法驮东西。所以，我们必须准备好替补力量。每位骑兵都会分到一匹马，但士兵睡着的时候，马儿可能会挣脱绳索，自个儿跑掉。
这样的事情经常发生。后来，我们只剩下一匹马，但是要驮的装备还有那么多。我命令马夫晚上睡觉的时候，把马绳拴在自己的身上，但绳子还是被切断。
他慌慌张张跑过来向我汇报情况的时候，天已经亮了。没办法，部队走不了。我让士兵们在原地驻扎，我出去想办法。
很快，我看到有匹马绑在树边，不远处有个骑兵，应该就是马的主人。他似乎是在解手。我一溜烟跑过去，跳上马骑走了。
我就是一个光天化日之下的偷马贼！我剪掉了几撮马的鬃毛，它就彻底改头换面了。我们在中国就是这么干的。我们不仅偷别人的马，甚至还偷自己部队中的马，没办法，因为我们必须运送设备，否则没办法打仗。
一路上，如果遇到受伤或者快死了的中国士兵，我们就会一脚将其踢开。
其实，我对他们并没有什么恶意。负伤的日本士兵也到处都是，这就是战争，我没办法好好照顾他们。我只是有种感觉，自己早晚有一天也会受伤。
要是时间充裕，我会跟他们聊一会，不过大多数情况下都是匆匆而过。碰到熟人，我还是忍不住会跟他们说点什么。
但就算是碰到同村人，我能说的也不过是：“加油啊，医生快到了，坚持住！”然后继续赶路。
战争催生了许多歌颂不离不弃战友情的歌曲，可在中国战场上就没有这样的歌了。倒下的士兵不会说：“请你们先走。”他们往往很痛苦，会乞求别人的援助。
但是其余的人必须迅速前进，执行各自的任务。那些掉队的伤员，可能稍后会被医护队接走，在临时急救站或者医院接受治疗；又或者就这么留在原地自生自灭了。
很幸运的是，我从来没上过担架。两年半后，我的部队“凯旋”。
回家之后，我应该怎么告诉我朋友的父母他是否死于霍乱疫情呢？最终，我选择告诉他们，朋友是中流弹阵亡的。我自己毫发无伤，我担心他们会觉得我把自己掩护得很好，却不照顾朋友。
实际上，那里无处可藏，中国地势相对平坦。我是分队长，负责领导这支队伍，但我从来没做过什么落人口实的事情。
作战期间，我们也会谈论“运气好躲过枪林弹雨”的事。我们的队伍有200人，里面像我一样毫发无伤的有两三个。我甚至连感冒请假的事都没有过。
这之后，我又重返战区两次。每次复员回家，我都觉得自己肯定很快又会被召回去，他们就是让我们稍微休息一下而已。
算上我现役军身份那次，我总共上了四次战场。我们并非因为喜欢战争而去打仗，“国家的号召”“天皇的命令”一一这才是根源所在。
除了执行命令，你还能怎样？如果命令下来了，你不去，那你就成了叛国者。每个士兵在战死前都会说：“天皇万岁！”
我亲眼见过很多士兵战死，他们的脸上都带着极其痛苦的表情。
我的黄金时代、我的青春都是在军营度过的。虽然我晋升到预备军里的最高职位，但我多么希望自己能一直在乡下过着平静的日子，而不是去当什么军士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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