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2年，一篇刊登在美国《中文时报》的文章引发了轩然大波，矛头直指中国在十年动荡时期的一段往事，文章从开头便充满了造谣的色彩。
“在大陆，稍微了解一点文革的人都知道，在与江青集团的斗争中，周恩来利用江青好出风头的特点，别有用心地安排了她和维特克的见面，还让亲信张颖全程陪同，在了解了谈话的全部内容后，周恩来又以审查的名义扣留了所有资料，还指示张颖据此写出《红都女皇》一书，匿名在香港出版，之后的周恩来将此书当做重要物证转呈毛泽东，以此促使毛、江的疏远……”
如此不堪入目的内容，与周总理儒雅、坦荡的风格大相径庭，虽说江青当年狂悖不堪，可总理也不至于以如此手段离间她与主席的关系。
始作俑者千算万算也没有想到，文中提到的另一位当事人张颖在看到这篇文章后选择仗义执言，将当年的事实和盘托出。
《红都女皇》这本书是在1972年出版的，全国上下广有传闻，毛主席看过后对江青做出严厉批评，江青与维特克的见面是在1972年夏天，两人的会谈记录在此之后经过了长时间的校准，这就说明《红都女皇》一书与总理以及维特克根本扯不上关系，而江青和维克特的会面又发生了什么呢？
当年的维特克身为美国纽约州宾翰顿大学的中国现代史副教授，在她本人的要求以及中国驻联合国代表团的推荐，中国对外友协邀请她在1972年7月19日到9月1日来华访问。
按照当时中央的惯例，江青从来没有被单独安排接见外宾，也是因为她的工作与外事无关，可维特克一再要求对江青进行采访，友协也只能向总理请示。
8月10日，总理做出批示：“江青同志，如果你这两天精神不错，可以见见此人，交谈一个钟头即可，如不愿见也是可以的。”
对于如此难得的访谈机会，江青怎么会轻易错过，在外交部领导的决定下，新闻司副司长张颖在内的六名工作人员参与了这场访谈。
访谈地点设在了人民大会堂江苏厅，江青在姚文元的陪伴下前来赴约，可就在会面一开始，江青的话里话外便暴露了她的野心。
“我们很希望有一本由美国人写的书，我和你可以合作，我说你写，你写我、现代中国，就可以成为第二个斯诺，一定会举世闻名。”
事实上，江青并没有吸取《红都女皇》的教训，还想要通过维特克让在自己在世界扬名立万。
本是一场礼节性的会面，一个小时就可以结束，可江青却谈了一下午，还在江苏厅大摆宴席，边吃边谈又是一个多小时。
令人意外的是，会谈结束后几天，江青飞往广州，临行前留下话来，要将维特克接到广州继续谈，虽说总理对此感到极为棘手，可还是同意了。
江青从8月25日到31日与维特克谈了整整60多个小时，从她的个人经历到私人生活、文化艺术一直到她口中的中国近代史。
回到北京后，江青曾多次催逼张颖等相关人员将多达几十万的谈话记录进行修改，并要周总理、张春桥、姚文元审阅，之后寄给维特克。
就在众人感到极度为难之际，张颖决定找到总理仗义执言，毕竟，江青在访谈中说的很多内容都与事实不符，很多事情都在极力吹捧自己、扭曲历史。
“维特克女士当场做了笔记，有关于江青同志个人历史部分，我们已经送给她了，她要写文章，材料也是足够的！”
在张颖口中，她并不反对维特克给江青写书，她最在乎的恰恰是对于中国历史被江青故意扭曲。
周总理当年对于江青是非常尊重的，对于访谈记录的处理问题，他征求了访谈相关人员的意见，在大家都持反对意见后，又亲自请示过主席，得到的指示便是封存所有记录稿并归入档案。
1977年，维特克在美国出版了《江青同志》一书，主要内容都与江青的个人经历有关，此时的总理已经与世长辞，自然与此事再无纠葛。
整件事下来，周总理都保持着尊重和谦和的态度，即便江青不可一世，总理却从未有过诋毁她的想法，访谈资料被封存，同样尊重了大多数人的意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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