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间就到了1975年的1月份，我来到吉林延边插队落户已经六个年头了，当初我们东新二队知青集体户的十五名上海知青还剩下了七个人（四名男生三名女生），其他表现好的知青都招工当了工人，还有一名男知青被推荐为工农兵学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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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三名女知青也不是表现不好，只是我们的身体瘦弱，干农活时社员们总觉得我们偷懒，实际上我们已经竭尽全力了。在东新二队插队落户生活了五六年，我们三人每天的工分始终比女社员少一分，人家一天挣七分工，我们一天挣六分工。
说句心里话，老队长给我们记六分工已经很照顾我们了，就算给我记五分工，我也没意见，因为我确实没干那么多活。一次从牛棚往场院挑牛粪，小队会计在场院用秤称重，我挑的两筐粪只有五十斤，女社员挑的两筐牛粪都在七十斤以上，有的女社员挑的两筐牛粪超过了一百斤。
尽管我们在生产劳动中创造的价值很低，乡亲们也没有歧视我们，老队长还是处处关心照顾我们。只是每次有招工名额，老队长都会让社员们参与投票。社员们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平时劳动积极表现好，哪个知青的贡献大，社员们自然就会投谁的票。
分配招工名额是由社员们投票表决，每两年一次的探亲假都是队长安排人选。因为刚开始上级有要求，春节期间知青们要轮流回上海探亲，知青集体户必须留下知青值守（看家），每年到了年末，老队长就安排一批知青回上海探亲，留下几个人来值守。
1975年1月上旬的一天早饭后，老队长突然来到知青点，站在院子里喊道：“ 徐凤娟，徐凤娟，你出来一下。”听到老队长的喊声，我一边答应一边披上棉袄跑了出来。
老队长看我出来了，笑了笑说：“大队批准你们回上海探亲过年了，你们赶紧准备一下，先把火车票买好了，到时候我送你们去火车站。”
听到这个好消息，大家都很高兴，我们也有些意外。因为那四名男知青刚回上海探亲去了，我们三名女知青是要留下来值守的。谢过老队长，我们穿好衣服，步行十几里路去了朝阳川车站，买好了1月16日（腊月初五）的车票。因为当时有个风俗：往外走，三六九，要回家，二五八。因为我们是回家过年，所以就买了腊月初五的车票。
腊月初五一大早，老队长和一名饲养员赶着队里的牛车，把我们送到了朝阳川车站。因为我们头一年刚回过上海，所以大家都没带多少东西，一人一个大提包，外加一个小背包。我们只带了一点蘑菇木耳和松子等土特产，谁都没带大米和玉米碴子。春节前坐车的人多，上车很困难，大家都吃过这个苦头。
在朝阳川上车还算顺利，老队长把我们送上车，看火车要启动了，他才冲我们招招手转身离去。
当时没有直达的火车，我们要在长春换乘三棵树发上海的火车。那趟火车夜间到长春，我们在长春车站没等多久，就检票进站了。到了站台上，看着黑压压的乘客，我们心里说不出是啥滋味。能不能上去这趟车，就看你有没有力气和智慧了。
之前我们回过三次上海，也算积累了一些经验。别看李江花瘦弱，可她很机灵，每次都是她第一个空手挤上火车，赵丽敏紧随其后，我负责在站台上往上递行李。当时乘坐火车的人都是大包小包的，空手上车就容易多了。
火车停稳后，李江花丢掉了以前的淑女形象，像只灵巧的猴子，钻进了人群中，拼命挤到了车厢门口。等下车的旅客下来后，她第一个挤上了火车。我把一个大提包扔给了站在离车门口不远的赵丽敏，赵丽敏又把提包扔给了车上的李江花。当我把第二个提包扔给赵丽敏时，车上的李江花已经被上车的乘客挤到了车厢里。
大约过了两分钟，李江花从车厢里探出头来，一位刚挤上火车的乘客硬是被她推了下来，赵丽敏费了很大劲，才把第二个提包传给了李江花。等往车上传第三个提包时，站台上的乘客已经愤怒了，有人骂出了脏话。
费了好大力气，总算把几个大提包都传上了火车，赵丽敏也挤上了火车，她站在车门口大声喊：“徐凤娟，快把你的背包扔给我。”
当时我是真的一点力气都没有了，等我脱下自己的背包准备扔给赵丽敏时，她已被乘客推到了车厢里。只听赵丽敏在车厢里喊道：“徐凤娟，快往上挤，一会车要开了……”
我实在是挤不上去，突然又听到赵丽敏的喊声：“徐凤娟，快到车窗来……”我挤出人群，来到了开了一条缝隙的车窗前。不知车窗哪里出了问题还是被冻住了，车窗开启了五公分的一条缝隙，再也无法打开。车上的李江花和一名乘客又试着开另一个车窗，那个车窗纹丝不动，连一条缝隙也没打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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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在我准备再次回到车门时，车门已经关闭，列车缓缓启动了。看着站台上没挤上火车的乘客有很多，我再也站不住了，一屁股蹲坐在站台上。
在候车室里熬过了漫长的一天一夜，我啃了一个窝头，喝了一茶缸热水，把背包挂在脖子上，做好了再次上车的准备。
我再次来到站台上时，站台上的乘客还是黑压压的一片，似乎比头一天还要多。火车还没进站，我的腿已经发软了。
等火车停稳了，我也顾不上自己的淑女形象了，猫着腰拼命往人群里挤。等我快挤到车门口时，一个彪形大汉突然挤到了我的身边，他稍微转动了一下身体，差点没把我挤扁了。我前边是一位穿军装的军人，他听到了我的尖叫声，回头看我一脸痛苦的表情，他就用力往旁边挤了一下，让我站到了他的前面。
上车的时候更是拥挤，我费了很大劲刚挤上车门，差点被车上的人挤下来，幸亏后面的那位军人推了我一把，我才顺利挤上了火车。
车厢里更是拥挤，简直就是人挤人，我拼命护着自己的那个背包，随着人流往车厢里移动，时而双脚离地，总有一种被架起的感觉。大约过了十多分钟，列车缓缓启动，车厢里的嘈杂声才小了一些，我也双脚落地，被挤到了车厢的中间位置。
后半夜的时候，车厢里总算沉寂下来，还有人打起了呼噜。我扶着坐席的靠背，也打起了瞌睡。突然，感觉背后被人捅了一下，我激灵一下睁开了眼睛，只见一只手伸进了我的背包里。那人见我醒了，忙把手抽回去，拼命往车厢前面挤。
看那人挤到了前面，我赶忙拉上背包的拉锁，心里还砰砰乱跳。稍微平复一下心情，我回头一看，只见那位穿军装的年轻小伙子就站在我身后。我很很感激地看了他一眼，小声说了一句谢谢。我心里清楚，要不是那位军人推我一下，我背包里的钱和车票就被掏走了。
那位军人笑了笑，小声问我：“你的东西没丢吧？”我忙掏出包在手绢里的钱和车票给他看，又说了一声谢谢。他看我的车票是到上海，就笑着说：“我也回上海。”
原来，那位军人是上海徐汇区的，他叫王海军，在长春当兵，已当兵三年了，也是回上海探亲过春节的，我俩是同乡。同乡见同乡，两眼泪汪汪。他知道我是插队知青，是上海人，我俩就有了说不完的话题。
到上海下车的时候，我才发现我的背包被割了一道口子，背包里的钱和车票都不见了。钱丢了就丢了吧，全当破财免灾了。可车票丢了，咋出站呀，出站是要查验车票的呀。
到了出站口，王海军直接领着我去了公安值班室，亮出了他的证件，替我说明了情况。可公安值班人员半信半疑，硬是让我补了南京到上海段的车票，补票的钱自然是王海军替我掏的。走出车站后，我要王海军的居住地址，准备把补票的钱给他送去。王海军却说钱不多，就算了吧，他说啥也没告诉我他家的住址。那一刻，我心里很温暖，冲王海军深深鞠了一躬。
那次回上海探亲，虽然丢了钱和车票，可我心里倍感温暖和感动，是那位军人的善举温暖了我，感动了我，我心里一直念念不忘那位可敬可爱的军人。我的那个大提包也安然无恙，李江花和赵丽敏把我的那个大提包送到了我家。
之后的日子里，我满脑子里都是王海军的影子，就连睡梦中都会梦到他。我很想和他联系，可惜没有他的通信地址。
1978年春天，我带着上海幼儿师专学校的录取通知书回到了上海。在上海车站出站的时候，看到一名穿制服的公安值班人员有些面熟，我就停住脚步仔细打量了一下那个人。那人见我盯着他看，他就抬起头来打量我。
猛然，我的心怦怦一阵乱跳，不由自主地喊了一声：“王海军，你是王海军吗？”“徐凤娟！”王海军同时也喊出了我的名字。我不顾一切地扑过去，紧紧握住了王海军的手。时隔三年，我们竟然又见面了。我有些哽咽地说：“王海军，当年你掏钱替我补了车票，你有恩于我，你是我的恩人……”
三天后，我专程去王海军家看望了他们一家。王海军的父亲是一位税务干部，他母亲是小学老师。王海军在长春当兵五年多（属于超期服役），复员后被安置在车站派出所工作。当时二十六岁的王海军还没有对象，他父母正为此事着急呢。
那天从他家出来，王海军送了我很远，我红着脸对他说：“你要是不嫌弃我，就等着我，等我毕业了……”
1981年夏天，我和王海军领取了结婚证，我成了他的妻子。婚后的生活很幸福很快乐，两次相遇成就了我俩的美好姻缘，我感谢上苍的恩赐和厚爱，我也很珍惜我们的幸福生活。
1997年初冬，我得到了老队长病危的消息，第一时间，王海军陪我回到了我插队落户生活了多年的第二故乡。只可惜我们来晚了一步，等我们赶到东新村时，老队长已经停止了呼吸。料理完老队长的后事，看望了乡亲们，我俩又匆匆回到了上海。我们工作都很忙，实在是不能长时间耽搁。
2019年夏天，我们当年一起在延边插队落户的上海知青重返第二故乡看望了乡亲，给村里的贫困老人献了爱心。看着第二故乡天翻地覆地变化，我们都很高兴。那次延边行，我丈夫王海军全程陪同，他担心我途中出现低血糖。我的丈夫，我一辈子的温暖和陪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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徐凤娟和他丈夫的情感生活故事就讲完了，当年因为一次远行，一个弱女子得到了一个军人的帮助，正是因为这位军人的善举，才赢得了一个姑娘的芳心。当年老队长的淳朴善良也得到了知青们的尊敬和回报。这正是善缘结善果，好人有好报。一次巧遇成就了两个人的幸福姻缘，一段知青生活演绎了一个美好的感故事。衷心祝愿好人都有好报！好人一生平安！
作者：草根作家（根据徐凤娟老师口述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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