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叶挺的飞机撞山,是我干的!几十年来,这个秘密压得我喘不过气来,只要闭上眼睛,就看到那两个孩子的眼睛,作孽呀!”

2006年,台湾一位老人临终前说出了这个秘密,他如释重负,安详地离去。

1946年“四八空难”的真相,国民党苦苦隐藏了60年,终于在这一天大白于天下。

其实,早在1951年,周总理就坚定的说过,4月8日的飞机撞山,肯定是有人做了手脚,只是苦于没有证据,最终留下了终身遗憾。

那么这个老人究竟是谁?他是否是主谋?

让我们一起走进叶挺将军遇害的前后,探寻其中的扑朔迷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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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被捕,我党鼎力相救

叶挺,原名叶为询,1896年出生在广东省惠阳县周田村,他看到国家的动荡不堪,早早就埋下了军事救国的想法。

于是,他一路读到了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立志为革命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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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7年,他先后领导了南昌起义、广州起义,成为工农红军的第一任总司令。

在抗日战争中,叶挺顺理成章地担任了新四军首任军长,战功赫赫,声名远扬。

新四军在他的领导下,日益壮大,叶挺无疑成了蒋介石的心腹大患,想一除而后快。

1941年1月,随着百团大战的胜利,蒋介石感觉受到威胁,他不允许任何人动摇他的统治权力,就一意孤行地制造了皖南事变,震惊中外。

6日,新四军9000人正在皖南泾县丛林中行军,突然被国民党的7个师重重包围,叶挺带领全体官兵奋勇突围。

敌军显然有备而来,双方力量非常悬殊,在激战了8天8夜后,新四军弹尽粮绝,伤亡惨重,仅有2000多人突出重围。

项英、袁国平,周子昆等多名新四军首领,全部英勇牺牲。

考虑到官兵们的存亡,他铤而走险,前往国民党总部谈判,没想到遭遇扣押,身陷囹圄。

叶挺被关初期,蒋介石软硬兼施,许诺高官厚禄,叶挺丝毫不为所动,断然拒绝。

蒋介石怒不可遏,不顾众多国民党高层的说情,下令将叶挺囚禁在“中美合作所”集中营,并不断转换关押地点,一关就是5年。

期间,去探望叶挺的人曾问他,“出去后最想做的事是什么?”

“申请恢复我的共产党党籍。”他不假思索地回答。

在狱中最难熬的日子里,叶挺写下了《囚歌》,表明他毫不动摇的共产主义决心,哪怕将牢底坐穿,也绝不妥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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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了让叶挺的关押“名正言顺”,蒋介石反咬他叛变,不但削去新四军的番号,更是将叶挺送上了军事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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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毛主席发表公开讲话,严厉指出国民党破坏国共合作的种种行为,并强烈要求释放叶挺和所有被捕的战士。

蒋介石一再搪塞,就是拒不放人。

不久,蒋介石邀请我党参加国民参政会二届一次会议,毛主席给出的唯一条件就是释放叶挺。

但蒋介石并未回应。

到了秋季,蒋介石又邀请我党参加第二次会议,毛主席给出了同样的条件,否则不会参加。

这一次,蒋介石满口答应,但是要等会议结束。

然而,谁也没料到,一个领袖会出尔反尔。

会议结束,毛主席没有接到叶挺,蒋介石再次拒绝释放叶挺。

刚刚燃起的希望瞬间破灭,但我党始终没有放弃对叶挺军长的营救,不断寻找机会。

1944年,蒋介石刚一释放出“友好”的信号,我党马上提出释放叶挺军长的条件,双方就此展开了一轮又一轮的谈判。

1945年抗日胜利后,蒋介石的野心昭然于世。

8月,他迫不及待地给毛主席连发三封电报,邀请毛主席到重庆商讨国内和平问题

毛主席明知是鸿门宴,但他不想放弃揭露蒋介石假和平的一次好机会。

28日,毛主席、周恩来、王若飞一行,抵达重庆,开始了与国民党的唇枪舌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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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这次叶挺军长能顺利被释放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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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遇难,我党全力搜集证据

在重庆的谈判桌上,地盘与兵力是中心议题,互不相让。

在地盘上,国民党要求占领所有的战略要地,我党坚持拥有抗日根据地的独立主权。

在军队问题上,国民党要求将解放军纳入国民党统一指挥,被毛主席断然拒绝。

最终,我党做出了最大让步,同意将军队数量缩减到20个师,并让出了许多地盘。

但唯一寸步不让的,是释放被捕同志的条件。

谈判整整进行了43天,国共双方最终签订了《双十协定》,包括交换“俘虏”的方案。

1946年3月4日,叶挺军长走出了国民党的监狱,重获自由。

叶挺就向党组织提交了入党申请书,毛主席很快通过,叶挺激动成分。

显然,叶挺的迫不及待激怒了蒋介石,他的背后实则波涛汹涌。

周总理似乎看清了一切,很是为他的安全担忧,督促他尽快回到延安。

4月8日,叶挺带上夫人、两个孩子,与王若飞、博古、邓发等人一起登上了飞机,共计13人。

这是一架美国的C47运输机,安全性极高,飞行员是美国的兰奇上尉,另有机组成员3人。

飞机经由西安,飞往延安,叶挺一家很是激动,这一刻他们等的太久了。

他们怎么也不会想到,一场灾难正在悄悄降临,他们再也到不了心中的圣地。

此时的延安机场,下着小雨,天色灰暗,毛主席、朱德、任弼时等重要领导人,早早就等候在那里,翘首以盼。

下午2点多,空中传来飞机的轰鸣声,大家喜出望外。

可出乎意料的是,飞机声越来越远,最后竟然消失地无影无踪。

在场的人一致认为,当时天气阴暗,飞机无法降落,只好折回西安或是重庆了。

虽然找到了这个心安的理由,仍然挥不去焦虑与不安。

毛主席指示:马上与相关机场联系。

5点左右,重庆和西安前后发来信息:C47运输机没有返航。

11日,美军发来信息,C47运输机失踪了!

这无疑是一颗炸弹,把整个延安都炸开了锅,飞机上都是我党的重要领导,无不让人扼腕叹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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党中央第一时间发动群众,找寻失事飞机,山间沟壑、丛林峡谷,不放过任何一片地方。

一天后,有人报告,黑茶山上有飞机的残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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而黑茶山,远在晋西北兴县,和延安根本不是一个方向,怎么会飞到哪里去呢?

经过和美国方面的共同勘查,最终确认,那架C47运输机,不幸撞上黑茶山,机上17人全部遇难。

年龄最小的,是叶挺3岁的小儿子,他还在等着爸爸起的名字,他还没有好好看过这个世界。

消息传出,举国同哀。

18日,两架运载烈士遗体的飞机抵达延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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几天后,一份现场勘查报告送到了党中央,黑茶山上有明显的撞痕,与飞机残骸上的痕迹完全吻合,排除了人为制造爆炸的可能。

8号天气阴的严重,很是暗沉,又下着雨雪,山里能见度更低,飞行员不熟悉地形,很有可能无意撞上了山顶。

同时,调查人员也列出了疑点:方向有明显的问题,飞机在西安加油后飞往延安,是往北飞,怎么就飞到东北去了呢?

所有人都感觉到其中有蹊跷,党中央不断派人调查,但都一无所获。

当时正处在特殊时期,为了国内和平,我党只能对外公布:“想系在浓雾中撞山失事的。”

“想系”足以说明一切,只是暂时保留了追查的权力而已。

往后的几十年,这个疑点一直在周总理的脑海里翻滚,他坚定地认为,“一定有人做了手脚!”

1951年6月,周总理见到叶挺将军的两个儿子时,也说了同样的话,只是苦于没有证据。

是呀,C47是当时安全系数最高的运输机,机长和乘员是美国训练有素的飞虎队队员,怎么就这么容易出了事故呢?

那么,“四八空难”的真相到底是什么?真如周总理所认为的那样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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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之死,谋害证据确凿

“叶挺之死,是我干的!”

2006年,台湾一个老人临终前说出了这句话,他一生都在良心的谴责中苦苦挣扎。

这个老人叫杜吉堂,是随蒋介石败退到台湾的一名国民党老兵。

1946年时,杜吉堂是中美特别合作所的特工队队长,他奉特务科的命令,制造了这起神不知鬼不觉地空难。

那天,特务科得到消息,有共产党的重要领导要乘飞机去延安,他们欣喜若狂,决定抓住这千载难逢的好机,实施暗杀行动。

这个消息,是一个叫王平虎的特务送来的,他不光是国民党空军的一个科长,还是军统的特务,正是他负责安排叶挺飞往延安的事宜。

杜吉堂接到命令后,连夜召集会议,进行头脑风暴。

特务们提出的方案五花八门,都因不符合“不留痕迹”而一一否定。

这时,一个特务站了出来,他建议在飞机的仪表后面放磁铁,通过磁铁让表针失灵。

这个人平时就爱研究飞机,杜吉堂当下采纳了他的方案。

就这样,一个机械师在飞行前机检时,将两块磁铁分别吸在了高度表和磁罗盘的后面,真是滴水不漏。

本是一次保证安全飞行的检修,没想到却成了飞行前的蓄意破坏,将飞机上的所有人推入万丈深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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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月8日上午,飞机在重庆起飞,兰奇上尉总是感觉到哪里不正常,再三和机组成员确认。

但是,得到的答复一直是:仪表显示一切正常。

天公不作美,飞机还未到达西安就下起了小雨,兰奇上尉想着是天气的缘故,就没再深究。

其实,他的感觉是正确的,飞机一直处于较低的高度飞行,只是指针指向正常的数值而已。

他们在西安加油休息后,继续飞向延安,天气越来越恶劣,大风伴着冰雪,可视度越来越糟糕。

关键时刻,两块磁铁更是雪上加霜,仪表盘的错误指示,让飞行员完全迷失了高度与方向。

从西安到延安本应一直向北,可飞机却飞过了黄河,一直飞到东北方向的山西兴县,撞上了黄河以东的黑茶山。

黑茶山的高度是2000米,飞机能撞上它,完全是仪表盘的“功劳”,它竟然将6000米的指针拉到了2000米,磁铁真是“功不可没”。

杜吉堂圆满地完成了任务,那时他或许是高兴的,但却赔上了整个后半生,在内疚中煎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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结尾

“为人民而死,虽死犹荣”。

对于叶挺的牺牲,毛主席写下了9个大字,为他的一生划上了圆满的句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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叶挺牺牲时,年仅50岁,留下了6个孩子,其中5个儿子、1个女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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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谨记父亲教诲,继承父亲遗志,在党中央无微不至的关怀下,都成为了祖国的栋梁之才。

老大叶正子,当时19岁,他立志报效祖国,后被派去苏联学习飞机制造专业,是我国第一批航空专家,1988年被授中将军衔。

四子叶华明,是我国第一批地空导弹领域的专家,为航空导弹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女儿叶剑眉从小喜欢文学,长大后进入深圳一家杂志社,一步步升任为编。

其他三个儿子,也都在自己的领域里奋发图强,成绩斐然,在新中国的建设中发光发热。

叶挺将军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伟大而光荣,他的精神不仅影响了子女们,更是鼓舞着所有中华儿女。

他虽然没有亲眼看到新中国的成立,但他永远活在全国人民的心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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