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间有味 | 我娘的醪糟香，拖活了这一大家子人|农业合作化|大写|大集体|家族命运|引产|耕讷斋主|读书|超生|醪糟|野菜|黔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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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为“人间有味”连载第121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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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6年冬，我出差河南，归途中从湖北恩施借道回老家探望父母。到县城已是晚上11点多了，父母还没睡，正围着火炉翘首等我。得知我还没吃晚饭，母亲一个字都没说，杵着拐杖起身，颤颤巍巍地走到厨房的一个坛子面前，舀出了一钵醪糟。

我的老家在渝东南黔江山腹地，那里到处都是土家苗寨，过年时，家家户户都要自制一坛醪糟，用来熬汤圆、煮鸡蛋、泡米籽，款待贵客；女子坐月，娘家的贺礼中也绝对少不了几坛壁上和口子上都贴了大红喜字的醪糟，希望“月母子”多吃多下奶，娘肥儿壮。

但在平常的日子里，醪糟很少出现。我家则不然，从我大姐出生以来，母亲自制的醪糟就很少断档。哪怕她搜干刮尽米柜，只掏得出不过半把斤粮食，她也要尽力煮醪糟，满足几个儿女的口腹之欲。

母亲先匀了一碗“浮子”（醪糟汁）给我喝，可能是留的时间有些久了，我尝到了一股淡淡的酒味。余下的水米，母亲就悉数倒进了油迹斑斑的砂锅，再敲几个土鸡蛋进去，调成小火慢慢煎熬。很快，砂锅上方飘出了袅袅轻烟，醪糟的香甜气味肆无忌惮地扑进我的鼻孔。等锅里彻底滚开后，我迫不及待地大快朵颐，感觉不仅是胃，整个人的身子都暖和了。

距离上次和父母见面已经过去了两个月，虽然夜已深沉，但我和父母都舍不得睡——我身为警察，平时工作忙，天亮就要离开。于是我跟进了父母的卧室，坐在床边陪他们聊天。母亲的床宽大一些，我坐在父亲的轮椅上，将双脚伸进母亲的被窝，靠在她的腰腹部取暖。没多久，我又感觉上半身冷，索性坐上母亲的床，上身靠在床头，将被盖搭在下半身。不知不觉之中，我就和母亲躺在一个枕头上了。

算一算，我已有四十多年没和母亲同床了，两三岁时钻母亲的被窝，觉得她全身肉嘟嘟的，像一盆熊熊燃烧的炭火，现在即使开了电热毯，也感觉她像一截枯木般冰凉、硌人。母亲真的老了，我顿时悲从中来，不知说什么好，就微闭着双眼听父母聊天。

母亲以为我睡着了，伸出干枯冰凉的老手轻轻抚摸我的脑袋，轻声对父亲说：“老头，你还记得不？我生他坐月只得吃了一只鸡、十个蛋，饭都没吃饱过。没有奶水，当天就喂醪糟，哪个晓得醪糟都不够吃，他天天咬着我奶头哭，把我奶头都咬烂了，肿得像泡粑。我以为他肯定要转去（夭折），没想到现在他却是五子妹中最高最壮的。”

“那只鸡还是年前吃农药死的，炕（挂在火坑上面用烟火熏）了大半个月。”父亲慢条斯理地说，“那阵儿就那个条件嘛，全靠你胆子大，偷糯谷种煮醪糟。”

听到父亲提起这茬儿，母亲当即嘟着嘴骂道：“死老头、迂老夫子，把国家规定看得比娃儿性命还重，从不带一颗米回家。”转而她又自豪地笑了：“阎王让他害病死我没得法，让他饿死，我锭子打成杵杵也不搞（拳头打完，仅剩手臂也不肯罢休）。命运命运，你顺它就是命，你斗它就是运。”

从1953年我大姐出生以来，我父母先后生下了7个孩子，老大老二是女儿，剩下的全是儿子。我的三哥、五哥都是长到3岁多时“出麸子”（幼儿急疹）夭折了，母亲怀四哥时也不顺利，身上发抖，四哥差点也没能保住。到了1972年正月十五大清早，我出生了，在家排行老六，下地时只有4斤8两，母亲说，“活脱脱一只尖嘴凹眉的猴三”。

我出生时农村家庭还在挣工分换口粮。我父亲是大队会计兼生产队会计，算一个整男劳力，每天得5个工分；母亲算一个整女劳力，每天得4分；大姐、二姐半工半读，干半天活挣1分，但一年有2/3以上的时间生产队队长都不安排她们上工，因为生产队用这样的“半劳力”不划算，其他村民是要扯皮的。四哥和我还小，完全是“吃白饭”的。到了年底结算时，我家几乎年年要给生产队补钱，后来实在没办法，父亲就去求队长给我家安排两头牛喂，喂牛的工分加上交的粪肥，勉强抵个整女劳力。

母亲生我坐月子时，家里还有100多斤稻谷、50几斤苞谷，但那是我们一家六口要坚持到当年秋收时的口粮。为了节省粮食，母亲没吃月子餐，和家人一起吃酸菜饭、苞谷饭、洋芋饭、红苕饭。米的比例太少了，缺油少盐的，哪里发得来奶？看我饿得连哭的力气都没有了，母亲就想到了生产队的仓库——当时的粮食、肥料等物资十分金贵，都集中锁在生产队仓库的保管室里，如果能偷出些糯米做醪糟，我极有可能多活两个月。可是保管室的钥匙有两把，只有队长和会计同时到场才能打开门，因为怕夜里保管室的东西被偷，生产队每晚还要派两个人值班看守。

为了救我的命，母亲决定铤而走险。她先打探到保管室的值班情况，就等到我父亲和队长一起值班的那一天晚上，打着火把，提了两瓶红苕酒送到保管室，说是要给队长“拜个晚年”。她不停地说奉承话，哄得队长乐呵呵的，最后竟要拉着我父亲在保管室喝“寡酒”（无下酒菜）。

那红苕酒打头得很，喝了胸口似火燎，平时酒虫爬到喉咙管父亲都不爱喝。但那晚队长高兴，父亲实在抹不开情面，只能陪着喝。一瓶酒很快就见了底，母亲又打开了第二瓶，两个男人先是大话连天，接着胡言乱语，最后相继倒在了火炉边的板凳上鼾声震天，摇都摇不醒了。

见四下无人，母亲赶紧从他俩身上搜出钥匙打开仓库，扛了一包十四五斤的糯谷回家。她连夜用礌子给谷子脱壳，鸡叫时分开始煮醪糟，谷壳就塞进灶里一把火烧了。她把剩余的糯米分成了3包，分别藏在牛圈顶上的稻草里、猪圈后面的柴草里和屋后山林中的草垛里。

说起这段往事，母亲还沉浸在自豪中：“那盆醪糟一吃完，老六的脸巴就看得到粉嘟嘟的肉了，要不是那一包糯谷，他早就转去了。”

父亲则愤愤地说：“你差点把我吓流尿了，那个月月底盘库发现少了一包糯谷种，我当时就想到绝对是你这个瓜婆娘把我们灌醉后搞的名堂。”

当时偷大集体的谷种可是大罪，就如同现在贪污了扶贫款、救灾款。父亲在外强装镇定，回到家就咬着牙齿、压低声音吼母亲：“狗日的瓜婆娘，那不是糯谷，是糯谷种！”

母亲一听“谷种”两个字，也吓得双腿发软——前任队长就是因为偷生产队80斤稻谷被判刑的，后来在监狱里上吊自杀了。但看着奄奄一息的我，她当即咬死不承认。父亲追问家里的那些糯米的来路，她谎称是生我之后娘家人“打三朝”送的贺礼。

这还是我第一次听父母说起这件事，母亲的行为要是放在今天，放在我手里，就得按“麻醉抢劫”算了。我忍不住笑了起来，说：“母，你这水浒英雄投胎的黄鼠狼，居然想出了这种苦方。”

母亲急忙解释：“那时除了你老汉，哪个没偷过保管室的粮食？谷仓到处都钻了筷子头大的洞洞。不过，我偷生产队的粮食就那一回，全部给你煮醪糟了，全靠那包糯谷种救了你性命啊。”

如果说我的命是母亲“偷”来的，那我二姐的命就是母亲“换”来的、“抢”来的。

1955年，母亲生下二姐，也是在这一年，全国农村掀起了农业合作化的高潮。3年后，寨子里的人家不再开火，都去生产队集体食堂统一就餐。一开始食堂伙食还不错，但渐渐地就很难看到油荤了。为了保证二姐的营养，母亲就将她和父亲的部分口粮兑换成糯米，拿回家悄悄煮成醪糟给二姐吃。后来食堂没糯米了，母亲就换黏米，没有黏米了，母亲就换苞谷，一次无非换斤把两，“可能是饥不择食，苞谷醪糟老二都喜欢吃”。

那些换回来的粮食，里面的谷壳、石子等杂质早已被母亲捡拾干净，之后就用新鲜的井水泡上半天。等生产队收工后，母亲得了空闲，她就抱来干柴烧起大火，准备煮醪糟了。

每次煮醪糟前，母亲必定要用皂角水反复净手，家里的甑子、筷子、盆子、簸箕等炊具也都被她洗得干干净净，不沾一滴油。等灶上的甑子蒸得锅盖开始滴水时，母亲就将泡好的粮食一筷子一筷子刨进甑子里。期间旺火不断，很快屋子里就蒸汽缭绕，浓浓的粮食香味四散开来。等粮食彻底蒸熟后，母亲将它们倒进簸箕里摊凉，撒一些凉白开，均匀地拌上粬子，再装进木盆。那些粮食堆得像一座小蒙古包，母亲在顶中间留一个鸡蛋大的孔，夏季两三天，冬季五六天，孔中就会溢出晶莹剔透的“浮子”——醪糟就做好了。

我觉得煮醪糟好麻烦，问母亲为什么不把粮食推成米粉，“你看现在的婴儿米粉多营养，多方便”。母亲却不认同，说她生我们时都差饭吃，没有奶水，给我们喂的都是醪糟，“那东西发体凶得很，你们几子妹哪个不是一肥二胖的？”

我外公有一手祖传的制粬（酵母）手艺，据说这粬子可以入药，如果遇到母猪缺奶或者既不长肥也死不了的“僵巴猪”，就用粬子或粬子制的醪糟配饲料，过半把个把月，那猪就能长得膘肥肉满的。但这门祖传手艺传男不传女、传长不传幼，外公外婆只生了我母亲这一个女儿，于是外公就过继了一个堂哥的儿子到自己名下，继承了他的制粬手艺。外公制粬时对我母亲严格保密，但煮醪糟的手艺却对她毫不保留，还把它作为“妇工必修课”，要求我母亲务必在出嫁前学会。母亲也争气，她八九岁时，邻里有红白喜事请外公去煮醪糟，外公就放心让她动手了。

可是，巧妇也难为无米之炊。

我二姐能记事后不久，集体食堂的粮食供应就开始紧张起来。从最初的随便吃，到每人每天限量三两毛粮，再降为每人每天二两，但允许社员把饭提回家吃了。为了让家里的大人孩子都能吃上一口，母亲抽空去割崖上的白蒿、地里的苦蒿，沟里的“鸭脚板”掺进饭里，有时挖不到野菜，她就往饭里掺水。

因为营养不良，肥嘟嘟的二姐眼看着瘦成了皮包骨，走路打偏偏，寨子里的人都说二姐怕是要转去了。母亲不肯认命，她愤愤地说：“办法是人想的，除非我先死！”

当时，县上征调了百多名民工在我们老家修水库，工程队食堂就在我家旁边，他们干活出力，一日两餐苞谷饭基本能保证。母亲看着工程队库房里的十几袋苞谷，眼睛冒绿光。工程队的炊事员张嬢嬢是个外乡媳妇，和我母亲年纪差不多，闲暇时，母亲经常去给她帮忙，还让她到我家和大姐二姐一起睡，好躲避一些男民工的骚扰。

很快，母亲就和张嬢嬢处成了知心朋友，一些私密话题也会聊。得知张嬢嬢有痛经的毛病，母亲咬咬牙，涮干了我家的醪糟坛子，又拿出她生二姐坐月时都没舍得吃的几两红糖，连续给张嬢嬢熬了几天的红糖醪糟水。张嬢嬢的痛经果然有所缓解，母亲就嘱咐她以后在月事期间多喝。张嬢嬢说工地上没有醪糟，自己也煮不来，母亲想了想，就决定把祖传的煮醪糟的手艺教给她。

那天半夜，张嬢嬢偷了两斤苞谷米到我家，母亲手把手地教，张嬢嬢当场出师。张嬢嬢也仁义，她看着我二姐挨饿可怜，就开始想经常趁厨房无人时悄悄舀半碗饭藏在柴草里，或者把一点饭倒在水盆里，说是自己洗碗后留下的残渣。等吃饭的工人走光了，她就将干饭、湿饭藏进衣服口袋，偷偷送来我家给二姐吃。母亲舍不得给二姐一次性吃完，有时会匀出一部分攒着，煮成醪糟。就这样，张嬢嬢前前后后给我家送了大约两百碗饭，我二姐终于活过来了。

水库建成后，张嬢嬢跟着工程队走了，寨子里的灾荒也变得更严重了。生产队的粮食吃光后，大家就争抢野菜的嫩芽，后来争抢老桩，最后连悬崖上的野菜根都被挖光了。没多久，寨子上接连饿死了四五个人。

一天，母亲发现野麻的根有拇指粗细，肉嘟嘟的，像没有发育好的红苕。她拿回家尝试煮来吃，二姐直说反胃。母亲又尝试把那野麻根煮成醪糟，竟生出了一股酸甜味，压住了反胃的感觉。二姐吃了不少，再次保住了性命。

可是，二姐却为了这事和母亲吵了几十年。

那年，出了嫁的二姐回娘家探亲，和母亲先是有说有笑，说着说着就拌起嘴来。她先责怪母亲给她吃麻根，搞得她落下了头昏的毛病，“我是几子妹中身体最差的一个”；她又怨母亲让她背着老四去读书——我四哥从小就不安分，二姐一坐下他就哭，必须不停地抖动、走动，如此，二姐自然读不好书，小学勉强毕业就回家务农了——二姐说自己是几子妹中文凭最低的，就她一个人没端上“铁饭碗”……

一开始，母亲撅着嘴、马着脸不理会二姐，但一听到“偏心”两个字从她口中吐出来，母亲立即发火了：“先人，我是不该让你背着老四去读书，但我和你老汉要挣工分换口粮养活一大家人呀。我和你老汉是没让你吃饱过，但就是麻根煮的醪糟也全给你吃了，我偷吃一口天打雷劈，老子的心偏到哪去了？你划开我胸膛看一下！”

二姐顿时无语。

“幺儿，几子妹就你小时候吃得最少最差，也只有你吃过麻根。”母亲骂着骂着就哭了起来，“那时只有那个条件，我和你老汉只有那个本事，娘对不起你。”

母亲把话说到这个份上，二姐也跟着掉泪。之后，母亲钻进了厨房，单独给二姐熬了一碗醪糟荷包蛋，母女俩又有说有笑起来。

其实我知道，这么多年以来，母亲心里一直觉得愧对二姐。哪怕二姐嫁给了一位军队转业干部，小日子过得不错，母亲仍然每隔三四个月就要去她家一次。每次去，母亲总要提前煮一盆醪糟，没有糯米就用苞谷米。她背着这盆醪糟，要走一天的山路才能到二姐家。

后来，我到区中学读书，学校离二姐夫工作的供销社有五六公里，给二姐送醪糟的任务自然就落到了我的头上。每周日早晨返校的时候，母亲给我装一罐咸菜、一罐醪糟，又让我给二姐也捎一罐，可我并不情愿——我家离学校有三十多公里远，全是爬坡下坎的山路，不紧不慢要走一天。途中肚子越来越饿，背上的东西也越来越沉，而且到校后，我还要逃半天课去给二姐送醪糟。有时我赌气拒绝，母亲就不准我带自己的那罐醪糟去学校。没办法，我只能窝着一肚子气，背着两罐醪糟离开家——这些内情，二姐并不知道。

1975年年初，43岁的母亲又怀孕了。当时国家早已推行计划生育政策，但在基层执行起来十分困难。父亲是大队会计，公社干部三番五次上门做他的思想工作，要他“发挥乡村干部带头作用”。父亲是个耙耳朵，在家做不了主，公社书记就对我母亲抛出了“诱饵”，承诺只要她去引产，就将我父亲升为大队的队长（后来的村长）。

回忆起这段往事，母亲忍不住感慨：“要说我不想你老汉升官，那是假话，他是寨子里第一个读过初中的人。解放那年你爷爷去世，你奶奶逼着他这个老大回家帮忙拖（抚养）五个弟弟妹妹，才回来几个月，乡里领导又安排他到酉阳剿匪，去酉阳三四个月，你奶奶天一封信、地一封信催他回家。母命难违啊，他回来后，乡里让他当大队会计，一直干到包产到户。如果那时他当了大队长，早就当乡干部了，后来当县干部都有可能。”

那时母亲已经怀孕五个月多了，要把那么大的胎儿拿掉，她实在不忍心。才三岁的我经常听到她和父亲讨论这件事，就问母亲：“什么是引产？”母亲摸着鼓起的肚子说，引产就是把娃儿生出来。我一直想要个妹妹，就让母亲赶紧生妹妹，母亲说大官不准她生，“生出来要送人”。我立即哭着说“不准送”。母亲又说，妹妹生下来也没有吃的，要饿死。我说，“让妹妹吃我的，我饿死”。母亲听罢，抱着我哭。

为了父亲的前程，母亲还是决定去引产。负责做手术的医生叫孙卫素，是我的一位本家嫂嫂，她一边准备手术器械，一边劝母亲：“大娘，计划生育只是说说而已，又没逗硬，都五个多月了，生嘛，管他是来讨债的还是还债的。”

母亲推说自己年龄大了，怕生产时母子有危险。嫂嫂说：“四十几岁生娃儿的又不是你一个，哪个不是像解大手一样简单？都生了五六个了，怕啥子？”

母亲又说自己生产之后肯定没有奶水，怕喂不活这个孩子。嫂嫂说：“大的几个都是你用醪糟喂活的，这次没有奶水，照常可以喂醪糟，我送你五斤糯米！”

然而，这番劝说还是没有“大队长”的诱惑大。母亲轻轻抚摸着肚子很久很久，慢慢躺上了产床。就在嫂嫂排完针管里的空气，准备扎针的那一瞬间，母亲突然变了主意，她翻身下床，出门对我父亲吼道：“皇帝也没有我这娃儿金贵，何况大队长？生！”

父亲急忙扶着母亲认错，说自己根本就没想过当大队长，是怕家里孩子多了累着母亲，“生就是”。

当时公社领导正满怀希望地等候在医院门口，甚至把给区公所报喜的文稿都写好了。得知他俩临时变卦，领导气得破口大骂，说我父亲不顾大局、鼠目寸光，“马上撤你的职！”

尽管如此，几个月后，我家老幺还是顺利出生了。

因为多次生育，母亲的身体早已被榨干，她的乳房果真只象征性地鼓了两天，根本不流奶水。好在那会儿我家的条件已经好些了，母亲就用糯米做的醪糟喂老幺，从没断过档。于是，老幺小时候肥得滚圆，摔倒了都很难靠自己爬起来。

家里孩子多了，父母身上的担子就更重了。为了挣点钱补贴家用，他们决定去镇上赶场卖醪糟凉水。

那时候，乡场简直是我心目中的“圣地”。那里比我家所在的寨子大出许多倍，上百栋草房子错落在一起。每逢公历3号和8号，就有人在乡场上卖耗儿药、跌打药和各种稀奇玩意儿，到了晚上，百把户人家一起点燃煤油灯，夜景十分壮观。自从被父母背着去赶了一回场后，我便天天缠着母亲要上街。

1976年，我4岁了，母亲终于答应带我去赶场了，但前提条件是要我自己走去。那天父亲用背篼背着老幺，肩上挑了一副木桶。母亲用背篼背起一盆醪糟，盆上插了几支筷子，撑起了一块洁白的纱布。我跟在父母身边走了个把小时的山路，终于到了。

我有个伯娘住在乡场，她早就用一张方桌帮我母亲占了个好位置。母亲放下背上的醪糟休息片刻，父亲却还不能歇着——离伯娘家公把里的“高涧沟”有一眼常年不断的山泉，夏天泉水冰沁刺骨，父亲要去那里挑泉水给母亲用。等把水交到母亲手里，父亲又要背着老幺到公社对账，心里估摸着泉水快用完了，就再去“高涧沟”挑一担。

乡场的海拔低，只有300来米，夏天来赶场的人摩肩接踵，街上热得像锅上的蒸笼。母亲的醪糟凉水卖四五分钱一大碗，里面有三勺干货、三勺“浮子”，凉水免费管饱。那种天气，谁都想凉快一下，自然有“富人”愿意买。

那时街上没有餐馆，就算有，父母也舍不得带我去吃。中午不到，我就饿得肚子咕咕叫了，缠着母亲要一碗醪糟喝。母亲说醪糟要卖钱，总是给我一碗凉水，最多滴一勺“浮子”在里面。我一口气喝完，之后只好眼巴巴地看着别人“咕咚咕咚”地喝醪糟，自己则“咕噜咕噜”地吞口水。

到了下午四五点钟，街上的人越来越少，母亲的醪糟终于卖完了。她用凉水冲洗装醪糟的盆，涮出了十几粒米花和淡淡的糖水，大方地喊我吃。我也学着“富人”们的样子“咕咚咕咚”喝起来，但这样一来，我回家途中起码要屙四五泡尿，到家时人都要虚脱了。

收了摊，母亲就走向不远的米市买糯米（她卖醪糟从来不用家中的米，说这样才赚得明白）。说是米市，其实就是几个农民背了几斤米，蹲在泥巴路边急等着换钱。快散场时好讲价，母亲盯的就是这个当口。

母亲做一盆醪糟一般要用五六斤糯米，糯米五六角钱一斤，做好大约能卖一百碗，毛收入有四五块钱。如果不计劳力、摊位、柴火等成本，母亲卖一场醪糟凉水可以赚两块钱左右。

就是靠着这门不起眼的小生意，父母才有余力供我们几子妹读书。

随着赶场的次数越来越多，我的“醪糟瘾”越来越大，母亲却抠得很，于是我本能地就想到了偷——偷吃醪糟是有技巧的，万万不敢动表皮，我经常用长柄瓢伸进出“浮子”的糯米孔，在里面弯来绕去，舀底下的干货吃。其实母亲早发觉了，但看我不是很过分，就一直没有揭穿。之后她悄悄把孔洞做小，家中的长柄瓢伸不进去，我一次也偷不了多少。

我六岁那年的夏天，“醪糟瘾”又犯了，就从三叔家的油罐里偷了一把小小的长柄瓢，接连舀了三大碗干醪糟吃。可等吃完我才发现盆里的“浮子”已经下去了二指，我立马慌了——因为母亲煮醪糟的技术堪称一流，每次出的“浮子”都能装满盆，甚至溢出来。担心露马脚，我急忙从水缸里舀了两瓢水倒进了醪糟盆里。

我家吃的是从山上引下来的泉水，恰巧那几天下暴雨，泉水浑浊。到了第二天下午，母亲发现一盆雪白的醪糟变成了茄子色，晶莹剔透的“浮子”也成了浑汤，还发出一股酸臭味，当时就断定是我往里面掺了脏水。

我刚下田捉鱼回来，身上只穿了一条内裤，母亲见了我，一脚将我踢倒在地，随手抓起撵猪的竹鞭杆劈头盖脸地甩起来。我身上顿时布满了拇指粗的血印，痛得在地上翻滚，发出杀猪般的嚎叫。

“醪糟卖了才能给你哥生活费，他回来拿么子？老子把你杀了卖肉。”母亲打断了竹鞭还不解气，又抓起了柴刀。三叔闻声跑来拉住母亲，我赶紧跑进屋后的密林，母亲在我身后破口大骂：“跑了就莫回来，老子抓到你，不打断你脚杆手杆人都不叫！”

树林里的蚊虫、蚂蚁循着血腥味叮咬我，我不敢拍打，怕母亲寻声而至。天黑后我还是不敢回家，眼睁睁地看着父亲、三个叔叔和隔壁几个哥哥姐姐打着火把从我面前路过，他们扯声卖气吓我，或者喊我回去，我连大气都不敢出。到了半夜时分，母亲在屋角哭喊：“幺儿呢，回来吧，娘保证不打你。”

又过了好一阵，寨子上几乎看不到亮灯的人家了，我突然想起附近有十几所荒坟，怕僵尸、野鬼出来抓我，就急忙悄悄回到屋角，却还是不敢进屋。家里人还没睡，父亲在责怪母亲不该下那么重的手：“老六还是一个娃儿，馋嘴是天性。”

母亲嘤嘤嗡嗡地哭，说：“老四马上回来拿生活费，卖不了醪糟拿什么给？我当时气昏了头。”四哥是我们寨子里的第一个高中生，他在区中学读书时，每周大约需要一块五毛钱的生活费。当寨子里的其他父母都说没钱送孩子读初中时，母亲却靠着一碗一碗的醪糟凉水把他供到了高中毕业。

我故意咳了两声，母亲惊呼一声“老六”，立即冲出了屋。她一把将我搂进怀里，汩汩而出的眼泪滴在我的脸上，又流进了我的脖子里。

1979年，四哥高考落榜了，回家务农。1981年秋，母亲的肚子突然肿得像孕妇，亮晶晶的，似乎是得了肝腹水。那时寨子里已经有4个人因肝腹水去世了，向来不认命的母亲也失去了信心，她说：“认命，我不医了，节约几分钱送老六和老幺读书。”

四哥不答应，他和父亲一边请木匠打棺材，一边四处借钱。借遍了所有亲朋、卖掉了家里除房子以外所有的物件，还是没有凑到多少钱，因为他太年轻，乡信用社连10块钱都不同意贷。

正在走投无路之际，乡综合商店的王伟经理被四哥的孝心感动了，主动借给我家50元钱。之后四哥强行将母亲送到湖北恩施医院、黔江县医院治疗，把母亲从阎王手里抢了回来。

母亲病好之后依然不能歇着，她还是按时去赶场，为我和老幺挣学费。

80年代中期，乡场通了电，街上好多人家都买了冰水机摆在街边，只要灌入自来水，加几瓢色素，花花绿绿的冰水就会在玻璃缸里上下翻滚，接一杯下肚，酷热顿时烟消云散。母亲的醪糟凉水生意一落千丈，她不得不放手。可我和老幺一个上初中，一个小学即将毕业，都需要用钱。母亲马上买了两只本地黑母猪，养大后让它们生崽，一年大概能卖四五十只小猪。没有饲料，母亲就用苞谷煮醪糟喂，醪糟催膘，我家的猪儿个个肥得滚圆，很多人预定，根本不愁卖。

可好景就维持了一年多，我们老家有个人在县畜牧局工作，他给他父母拉回了一公一母两头外国白猪，那猪出奇高大、健壮，卖小猪时，那家人将猪爸猪妈一起赶上猪市坝，赶场的人像看西洋镜，没赶场的人听说后也绕山绕岭来看稀奇，他们一出场，就抢走了母亲的生意。

母亲心焦却又无可奈何，那段时间，她随时随地都紧锁着眉头。后来她离开了猪圈，又泡在了地里，她开始种菜，种大量的菜。

一天，母亲装了一罐醪糟让我送给侯姨嬢——她是成都工程队食堂的炊事员，这个工程队正在修我们乡政府的办公楼。我说人都不认得，送她不如喂狗。母亲说人家从大城市跑到乡旮旯不容易，她在乡场卖醪糟凉水时和侯姨嬢结识，因为两人同姓，侯姨嬢喊她姐姐。后来，母亲又让我给侯姨嬢送过几次渣海椒、咸菜等土货。

个把月后，侯姨嬢到学校教室找我，让我母亲送200斤老南瓜去工程队食堂。这以后，侯姨嬢又经常让我家送菜，而且菜款现结。我这才明白，母亲送醪糟、土货原来是在“公关”。

母亲成了寨子里的第一位“菜农”，但看到商机的人不止她一个，之后街边有十几家人也开始种菜，竞争十分激烈。母亲又掏出了自制的醪糟，三不两时地送给学校、乡政府、供销社等单位的领导、食堂师傅。为了还点人情，他们就点名买我家的菜，无论要多要少，母亲绝不敷衍。在其他菜农还需要买家采购的时候，母亲已经做到送货上门了。

1994年，我从涪陵农校（中专）毕业，老幺也高中毕业了。但他高考只考了300零几分，父母要他到县高中复读，好话歹话说了个把月，老幺就是不去，他心疼母亲赚钱辛苦，准备出去打工养活自己。

一天晚上，母亲撮了一箩篼苞谷，让我和老幺磨成面做猪饲料。我和老幺嘻嘻哈哈地推磨，母亲在一旁添磨，聊着聊着，就讲到了“针下留老幺”的那段往事。

母亲漫不经心地说：“老幺，你没来之前，老六的醪糟一天两三顿，你来之后，老六三不两时才喝一小碗，有时还要加水，其他时候和我们一样吃苞谷、红苕。可你想什么时候吃醪糟就什么时候吃，想吃多少就吃多少，老六为你挨了不少打。”

我也记得那一次，母亲用小瓦罐煨了一罐醪糟，让我喂老幺，我心里嫉妒，不仅偷吃，还打了他。正在炒菜的母亲心疼老幺，提着锅铲就冲了过来，如今我的小腿上还有一道锅铲砍伤的疤痕。

听母亲这么说，老幺似乎有所触动——他能来到这个世界上，能健健康康地活着，不仅是父母，哥哥姐姐也都为他付出、牺牲了很多。他想了想，答应不去打工了，决定以后在家务农。

“我生你们几子妹都差点饿死了，还不是用醪糟把你们喂活了。”母亲先是吼，接着又哭，“哥哥姐姐都是我卖醪糟凉水拖出来的，他们都拼起老命出来工作了，命运命运，你顺它就是命，你斗它就是运，你就这么心安理得地认命？”

老幺无话可说，当即答应复读。

去县城上学的那天，母亲装了两罐醪糟给老幺带上，又送他到街上赶车：“醪糟是你的福星，每天早中晚各喝一碗，一定能考上大学。”

1995年，老幺高考考了543分，被四川师范大学录取，成了我们寨子里的第一个本科生。班主任问他一年涨200多分有什么秘诀？老幺笑着回答：“别人喝牛奶，我喝醪糟，醪糟的补脑作用绝对强过牛奶成千上万倍。”说着说着，他突然泣不成声：“每当我来不起时（想放弃），就想到母亲卖醪糟凉水养活我们……”

在我们几子妹间，有老幺这种想法的，绝不是他一个。

90年代末，二姐夫下岗了，二姐带着他在镇上开了家商店，一边卖副食，一边卖农资。二姐夫当兵打仗时伤了耳朵，听力不好，进货送货都是二姐的事，为了赶时间、省费用，二姐经常饿着肚子跑省城、跑县城，亲自当搬运工。

左邻右舍调侃她：“老板娘，累坏了身子，老公要起二心啰。”二姐总是笑着说：“力气使了力气在，这个比我母卖醪糟凉水拖我们轻松千倍万倍。”靠着这个信念，二姐家的生意逐渐在当地做得数一数二。

四哥也没有一辈子在家务农。他后来当了村干部、乡干部，考进了县农业局，如今成了高级农艺师、果树专家。虽然事业小有成就，但他还是离不开土地，承包了数百亩果园后，他长期在田间地头穿梭。我们都涮他：“苦了这么多年，如今腰缠万贯都要退休了，耍一下嘛！”四哥说：“我又不是耍不来，屁股一挨板凳，母背着醪糟凉水爬坡上坎的影子就出现在眼前。”

1999年，老幺大学毕业了，他以笔试面试第一名的成绩考进了县国土局。参加工作后，他继续保持着当年复读的那股拼劲，先后通过了房地产经济师、房地产估价师、注册会计师、一级建造师等从业资格考试。他29岁那年就由副科升了副处，任过4个区级部门的领导职务，2016年他辞去了公职，在北京、武汉、成都等地的上市公司任高管，如今自己开了公司，干得风生水起。

1994年我考进了县公安局，去老荒溪派出所报到前一天，回家看望父母，才知道母亲患上了重感冒。恰逢次日乡小学、乡政府需要百多斤白菜，我立即接下了母亲的担子。

第二天，我来回挑了两次才按时把菜送达，母亲背着剐下来的菜叶子送我到黑溪大桥头赶车。只见她从菜叶子中掏出了一罐麦乳精瓶子装的醪糟，怯生生地问我：“带起走不？”

在母亲看来，我已经端上了“铁饭碗”，她做的醪糟土里土气，我可能怕同事笑，不愿意带去单位。我懂她的心思，毫不犹豫接过来塞进牛仔包，说我以后会每月回家拿一次醪糟。

2010年，我考进了省厅。经济条件好了，从高山大盖吃到了县城、省城，几乎把《辞海》里有的食物都吃得差不多了，但哪天不喝几口醪糟，我就会睁眉鼓眼到半夜都睡不着。哪怕家离得更远了，我还是要每个月驱车回去拿母亲煮的醪糟。

我曾写过一首打油诗：“油盐酱醋葱蒜姜，锅边手艺好文章。吃厌人间珍馐味，还是我娘醪糟香。”

2018年国庆，我带着老婆孩子回老家陪父母过节。10月3日晚上，父母召集几子妹吃饭，四辈人，二十多个，挤挤的两桌。饭前，母亲煮了两盆醪糟汤圆，大家推推搡搡地争抢，三个曾孙嚷着没吃够，母亲又将自己的那碗让给他们，一口汤也没喝。

想到次日县城赶场，我让母亲到农贸市场买点粬子、老糯米，给我煮一钵返程时带走。煮醪糟的粬子有传统粬子和现代酵母之分，传统粬子是用中草药配制，赶场天农贸市场偶尔有卖，酵母副食店都有，但我们几子妹一直觉得传统粬子煮的好吃得多。糯米也有“竹丫糯”等传统品种和杂交品种之分，“竹丫糯”不可多得，要靠运气碰。几十年来，母亲坚持用传统的材料和甑子煮醪糟，那种味道是电饭锅做不出来的。

哪怕母亲早就把煮醪糟的手艺传给了我们，但我女儿一直认为我煮的没有奶奶煮的好吃，经常让奶奶煮好后带到重庆。她即将要去英国读大学了，怕英国没有醪糟卖，就再三叮嘱奶奶务必等她到场了再开火煮：“我要把技术带到英国去，想吃就自己动手。”

我女儿是第一个找母亲学手艺的孙辈，看到自己的手艺又可以往下传一辈，母亲兴高采烈地答应了。她说粬子家里还有，但没老糯米了：“这几天我一直感觉嘴巴发苦发咸，明天早饭后我先去抓中药，然后去买老糯米。”

10月4日一大早，我先去高速路口接朋友，特别叮嘱母亲等我送她去市场。我刚到地方把车停好，照顾父母的保姆就打来电话，说母亲躺在阳台的休闲椅上“喊不答应了”。母亲有饭后睡“回笼觉”的习惯，我以为她睡着了，就让保姆再喊。两三分钟后，保姆打来电话，哭着说：“弟，拐哒拐哒（糟了），打都打不醒。”

返回不过20分钟的车程，急救中心和母亲家也只有一街之隔，等我飞奔过去时，医生对我摇了摇头，让我准备后事。我不死心，央求他们再尽力。两个医生轮流按压了10多分钟，母亲仍无反应，她们扳开母亲的眼皮，用电筒照射，瞳孔早已散大。

我这才确信，母亲抛下我们了。

当天，我们几子妹把母亲送回了老宅。

给母亲穿戴时，父亲让我们将他推到旁边看着，说：“你们爷爷解放前几个月去世，奶奶拖不活五个小的，就说服你们娘过门结婚，帮忙拖你们的叔叔、嬢嬢。那时你们娘才十八九岁，自己都是娃儿。作为长嫂，她靠卖醪糟、卖泡粑将两个嬢嬢、三个叔叔养大，他们成家后才分家单过，之后还要拖你们这一窝窝……”父亲哽咽起来，抱着拐杖老泪纵横，“你们娘没跨过学堂门槛，却是成家立业、养儿育女的大知识分子。”

我以前朦胧听说过这件事，父亲这一讲，我的泪水再次决堤。

“祭文你们几子妹商量着写，要把你们娘用醪糟撑起这个家的事凸显出来。我百年归天后和你们娘埋在一起，她坐大的边，我坐小的边（左为大，右为小）。”父亲又叮嘱：“献（祭）饭时，一定要加一碗醪糟。”

土家苗寨的丧葬风俗和祭祀仪式里，我从未听过、未见过谁家用醪糟作祭品的，可我们就这么干了。我们按照本地风俗给母亲做了四天道场，那四天，父亲一直坐在母亲的灵柩旁，一日三餐献饭时，父亲就轻轻拍着棺盖喊：“老侯，饭熟了，吃吧，醪糟管饱。”

10月8日，母亲入土，我们在她的棺材旁边埋下了一坛醪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