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黄鱼：专家研究70多年，中国受益最大，如今为何“幼齿当道”？|大黄鱼|小黄鱼|带鱼|幼齿|洄游|海产

在我国的海洋捕捞史上，小黄鱼、大黄鱼和中国渔民结下了特殊的情缘。这两种鱼类均在“四大海产”之列，种群分布广泛，适合商业化、规模化捕捞，在上个世纪就成了我国的重点捕捞对象。

我国大陆海岸线长达18400km，四大海域蕴藏着丰富的鱼类资源，但这笔资源的开发过程却留下了深刻的教训。20世纪50年代，东海、黄海、渤海作为“海上粮仓”受到高度重视，富饶的渔业资源亟待挖掘。鱼类学家张春霖在1957年曾报道：我国沿海的鱼类超过1500种，其中80%~90%都有经济价值，黄花鱼类、带鱼类、鲐鲅鱼类资源甚为可观。

为解决国内的吃鱼问题，专家学者对小黄鱼等经济鱼类展开了70多年的研究，范围涉及生活习性、洄游规律，新兴领域已进入基因、分子层面，这为资源开发提供了科学的指导。比如：研究发现，小黄鱼喜欢生活在深层的温暖水域，春季鱼群聚集并向近海洄游，沿途寻找食料和适宜产卵的地点，产卵后又成群返回深海。

这种洄游现象每年出现一次，为渔民的定点捕捞提供了线索。研究人员还发现，小黄鱼的洄游大致分成两条路线，一条在东海南部越冬，春季向福建、浙江沿海洄游；另一条则在黄海南部的越冬，春季向山东半岛洄游。

渔民根据小黄鱼的繁殖习性和出现时间，在固定的洄游路线上布置底拖网、张网和流刺网，商业捕捞大获成功。其中，黄海和东海的小黄鱼种群并非我国独有，部分群体存在向朝鲜半岛洄游的履历，韩国渔民因此也成了受益者。整体而言，我国船只的布置数量、作业范围明显更占优势，渔获量在全球遥遥领先。

随着捕捞队伍的迅速壮大，过度捕捞的苗头开始显现，以至于鱼群规模出现了危机。统计数据显示，上世纪50~60年代是小黄鱼资源的兴盛时期，年均渔获量高达12.8万吨，在上岸的渔获中，最大的鱼龄达10龄以上，5~8龄的大鱼居多。但到了80年代，10龄鱼已经消失不见，年龄主体变成1~5龄，90年代进一步降至1~2龄。由此可以看出，小黄鱼在开发中不堪重负，年龄结构趋向简单，世代周期缩短，这并不是一个好的信号。

研究者还发现，我国近海的小黄鱼存在性成熟提前的现象。1959年，小黄鱼群体达到初次性成熟的体长为14~16cm，1981年减小到12~14cm，2000年后再次减小到9.4~11.5cm，几乎成了“娃娃鱼”。体长的连续减小和资源的衰退环环相扣，这也解释了小黄鱼绝对繁殖力下降的原因。

造成这一现象的直接原因，与渔船和渔具的变化有关。渔业人员的走访调查显示，80年代渤海湾某渔村仅有42条渔船，2017年增长至169条，增加了3倍；单条渔船携带的网具由2000片增加到了8000片，捕捞强度比以前增加了3~5倍。这种现象不是个例，在沿海渔村普遍有迹可循。

幸运的是，小黄鱼并未像大黄鱼一样濒临绝迹，天然捕捞并未出现“种群断代”的局面。特别是在90年代，我国实施了伏季休渔和禁渔区等制度，野生小黄鱼资源触底反弹，资源有所恢复，和大黄鱼的命运形成了鲜明对比。

根据统计年鉴，2021年我国海捕小黄鱼的总产量达到了28.9万吨，明显高于大黄鱼的3.8万吨。事实上，二者的来源大相径庭，大黄鱼依靠的主要是人工养殖，产量高达25.4万吨，小黄鱼恰好相反，主要依靠野生资源。主要原因是大黄鱼因中央渔场的敲罟作业而“元气大伤”，野生种群至今仍未恢复，始终未能达到商业捕捞的标准。

要知道，大黄鱼曾经的风头可丝毫不亚于小黄鱼，东海掀起的“大黄鱼热”是60-70年代的热门话题。1967年，舟山渔场大黄鱼的产量达到了16.81万吨，创下历史记录，而小黄鱼的最高产量是在1957年创下的2.9万吨。在对比之中，大黄鱼的处境更显惨淡。这也说明自然资源并非取之不尽、用之不竭，即便是现象级的渔业对象，过度捕捞也可能造成不可逆转的后果。

大黄鱼的种群衰落、小黄鱼的幼齿当道都是我国近海渔业的缩影。从资源利用的角度分析，捕捞量既不能过高，也不能过低，中间存在一个最佳的可持续捕捞量，既不会破坏资源，又能保持长期的作业效益。根据这一指标，专家核算的限额为800~900万吨，然而自1994年以来，我国实际的捕捞量就远远超过了理论值，2016年增加到1300万吨以上，鱼群的衰落似乎难以避免。

不过，我国也意识到了酷渔滥捕的问题，从80年代便开始有目的地降低捕捞规模，同时增加养殖规模。1998年，国内海洋捕捞量为1497万吨，2018年降至1044万吨，2021年再次降至951万吨，生产总量正在接近最佳的捕捞限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