9月23日，新加坡外长维文在联大会议上呼吁各国多向积极的一面看，多对国家内部进行投入，这样才能更好地解决内部问题，缓和紧张局势，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对于中美关系，维文认为，中美之间的对立源自于战略互信的缺乏，因此他呼吁中美斩断“猜疑链”，重新建立战略互信。然而解决信任危机的重点正是台湾问题，维文对美国发出警告，称台海问题是中方的底线所在，想要重建战略互信，这条红线是万万碰不得的。
维文对中美关系恶化的症结十分清楚，在佩洛西窜访后，中方因为不满于美方的出尔反尔关闭了中美两军高层的交流渠道。毕竟在佩洛西窜访前，不仅美国国务卿布林肯曾多次提及要为中美关系“设护栏”，拜登本人也曾公开表示支持一个中国原则。作为美国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身份具有高度的敏感性，因为她不仅是华盛顿国会上资深政客，而且是美国总统、副总统（兼任参议院议长）之后的第三号政治人物，其影响力横跨立法机构、行政机构及其他系统，在目前美国政坛搞不好她说的话比拜登还管用一些。
其实除了佩洛西的窜访外，美军在东亚的动向也与拜登和布林肯的表态相左。只是美方十分清楚军事挑衅不能占到什么便宜，所以一直保持着谨慎的态度。拜登上台后打“台湾牌”的频率也创造了历史纪录。佩洛西的窜访其实更像是导火索，她的行为引爆了中方的不满，让中美关系突然坠落几乎到达了悬崖边缘。
对于台海问题，有两点是美方必须要明确的。
首先，台海局势发展到如今地步，美方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中方一切行为都只是对美国损害中方主权行为的反击。
其次，中方在台海问题上没有退路，因为事关领土完整和主权，美国不应该也不能够低估中国保卫领土完整，捍卫主权不受侵犯的决心与能力。美方自己也清楚，与中国在台海地区发生冲突时并没有胜算的把握，而且将损失惨重，因此继续在这一地区挑衅生事并不是什么好主意。
如今中美之间的战略互信几乎清零，两国若是想要重建战略互信，不仅需要相对较长的时间，更需要双方的互相配合。中方虽然关闭了两军高层的对话渠道，暂停了部分合作，但是在军事之外，合作之门一直保持着开放。中国对中美合作的诚意一直非常充足，现在就看美方愿不愿意促成台海局势降温，克制在敏感地区的活动，与中方重建战略互信了。鉴于美国国内政客们时不时地出格言行和不友好表现，这一过程注定会比较漫长而且会充满波折，但只要中美双方还有合作的诚意，或许两国关系还能得到较好的恢复。
其实作为新加坡外长，维文在他的讲话中有一个非常有意思的观点，那就是各国对外强硬态度来自于相应国家的内部矛盾，如果能够解决各自国家的内部问题，那么就不需要通过对外强硬转移矛盾了。这也是为什么他在讲话时呼吁各国增加对本国内部的投入，因为政府的主动干涉能够增加解决内部问题的效率，国家内部治理能力的提升也能让国力恢复。在维文看来，美国强硬的对华态度正是源于其内部日益深重的社会矛盾，因为暂时无法解决多年以来累积沉淀的诸多问题，所以只能选择利用对华强硬来转移矛盾。
维文的这个猜测与美国国内的情况几乎不谋而合。佩洛西为什么能够不顾拜登和军方的劝阻，执意进行窜访？最重要的原因就是美国三权分立体系已经无法有效运转。美国的行政、立法和司法部门代表的原本都是大部分美国人的利益，因此立场一致。到了现在，随着社交媒体的发展和身份政治的兴起，美国行政、立法与司法部门代表的利益团体发生了显著分裂，三权分立既互相制衡又互相合作的机制开始加速走向撕裂冲突的一面，甚至因为趋于严重对立而濒于失效。
在权力制衡机制失衡后，分管立法权的国会就开始成立各种外交小组，以此来为国会获取海外利益。事实证明，这样做只会让美国逐渐失去外交事务的统一主导权，并直接造成美国外交战略的混乱，进而方便国会以自身态度影响美国外交部门的外交口径。此前佩洛西的窜访就是美国国会绕开美国外交部门，自行进行外事活动，然后反过来又在窜访后绑架了美国政府与军方在涉台问题上的立场。可以说，拜登本人并不愿意被佩洛西的粗暴之举绑架掣肘，但其自身影响力有限能力不足，只能被裹挟前进。
佩洛西的窜访与台湾岛内民进党当局的贿赂有关，更与美国保守派的兴起有关，而美国保守派势力之所以有能扩大影响力的环境，也是因为当前的美国内部矛盾愈演愈烈。除了因为身份政治带来的更加严重的对立外，美国民主共和两党的内斗更加深了美国社会的割裂。此时美国正经受着多种流行病的袭击，还有严重的通货膨胀，再加上原有矛盾的积累，如果不设法解决部分迫在眉睫的内部问题，一旦导致美国社会秩序坍塌崩盘，后果将非常严重。
其实不只是美国，全世界其他国家或多或少因为新冠疫情和俄乌冲突危机外溢等因素都面临着较为严重的内部问题。如果所有国家都想着向外转移矛盾，那么世界各地的局势只会变得更加混乱，对于新加坡来说，世界海运贸易的萎缩，一定会对其自身经济发展造成困难和障碍。
如果各国能够在这一危急时刻加强对内部问题的整治力度，那么等到全球性通胀、战争危机外溢和新冠疫情过去后，全世界将迎来新的发展期。只有在内部问题得到了一定解决的情况下，各国合作的意愿才将会不断增强，因而在外交中也会更容易达成新的合作，更愿意以互利互惠的原则处理与其他国家的关系，届时全世界都将迎来新的发展机遇。唯有如此，新加坡外长所期待那样一个“新黄金时代”才可能早日到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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