盖棺定论：对作家莫言有史以来最正确的评价|作家|莫言

作者：怀疑探索者

这位清华教授对我说：莫言惹人诟病的原因，根本无关是否应该对中国“揭短”——因为鲁迅、柏杨等作家也“揭短”，却依然赢得国人的尊敬——而是此人毫无政治觉悟。简单地说，就是做事太差劲。

科学没有国界，但科学家有祖国。

文艺没有国界，但文艺家有国界。

—— 怀疑探索者

莫言激起公愤的背后：文学可以不讲政治，但文学家的公共生活得讲一点政治。

我“怀疑探索者”的前辈，清华大学教授赵南元，早在2016年12月，就在与我的聊天中提到了莫言“为什么被舆论批评”的问题，对他表示了批评。值得一提的是，赵南元是一位在科普领域卓有成就的大家，担任过互动百科的科学顾问。科普人士看问题就是抓住重点，所以他的立意往往要高出辩论两方。今天我回忆起来，他的话仅有只言片语，思想居然和我现时的观点非常类似。他大意是表示，莫言的失误在于，“莫言此人不讲政治原则。”后来又补充说，“文艺作品本身可以不讲政治，但是本人应该讲的。而莫言他在公共场合完全不讲政治原则。”

我对他批评莫言的说法完全同意。真可谓一针见血。我打算就此写一写，本文可以终结社会上关于莫言的争议。

第一，莫言的文学论是偏颇的。

莫言曾经在一次谈话中表示：“我有一种偏见，我认为文学作品永远不是唱赞歌的工具。”

请注意莫言言论中的“永远不是”四个字。也就是说，莫言把文学直接等同于“不唱赞歌”，换言之，他必须一辈子“揭露”社会的丑陋。而且是中国的丑陋。

我只能说，莫言的文学论确实就是“一种偏见”。文学作品真的不能唱赞歌吗？当然不是。我可以从古至今举出无数的例证，证明很多伟大的文学作品就与莫言的观点不同。姑且不论外国文学，就是大家印象中“批判中国国民性一辈子”的鲁迅先生，他就没有“唱赞歌”的作品吗？《藤野先生》一文，就歌颂了他的老师藤野的正直、乐于助人、一丝不苟的精神。藤野对于他的世界观塑造也有帮助。鲁迅写道，他为了“好看”把人的血管故意画偏，结果遭到了藤野的批评，这其实就是一种科学精神的教育。

中国古典文学里面的《诗经》在文学史上的地位就不用我多说了吧，开头第一篇《关雎》就有“关关鸠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一句。这首诗，歌颂了男女之间的爱情，表达的是对恬静生活的赞美。

还有先秦屈原的《九歌·国殇》，“诚既勇兮又以武，终刚强兮不可凌。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身既死兮神以灵，魂魄毅兮为鬼雄。”这首楚辞也是一首赞美之歌，哀悼了死难的爱国将士，追悼和礼赞为国捐躯的楚国将士的亡灵。

还有中国古典四大爱情故事之一的《白蛇传》，是不是歌颂了伟大的爱情？

这方面的例证实在太多了。它们是不是文学史上重要的作品？所以说，莫言的文学论是非常偏颇的。

但问题在于，如果仅仅是因为文学论的偏颇，导致其作品从来就没有透露出中国社会的“亮色”，那还不至于莫言被各个阶层人士都批判——中国的左、中、右人士都对他颇有微词。

那么问题到底出在什么地方呢？真的是因为莫言没有歌颂我们国家的社会制度吗？赵南元教授的话给了我启发。

第二，“文艺作品本身可以不讲政治，但是本人应该讲的。”

赵南元教授说过，“文艺作品本身可以不讲政治，但是本人应该讲的。而莫言他在公共场合完全不讲政治原则。”

这话是什么意思呢？就是说，文艺作品可以站在阶级立场上说话，可以是正面的，也可以是“反动”的，可以是“主旋律”为人民大众和社会主义歌颂的，也可以是无病呻吟没事就到处揭短的。当然，“延安谈话”提倡的是“主旋律”，因为这样的文艺作品对巩固国家更加有利，间接推动了生产力的发展。但是如果你非要不搞这一套，非要对立着来，非要坚持文艺作品必须所谓的“超越一切意识形态和国家”，那也是你的创作自由。没有人非要逼着你写东西非要“主旋律”。莫言不搞“主旋律”，不是也得了茅盾文学家了吗？这说明我们国家对作家群体有很大的宽容，属于言论自由的范畴。

如果莫言仅仅停留在“我就高兴一辈子揭祖国的短”——姑且不论其中有没有夸大和杜撰——至少在意识形态偏右的人群中看，这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还不至于让中国左、中、右人士都表达对莫言的不满。而且这种不满，不仅仅局限于对莫言作品的不满，还包括了对莫言本人的不满。要知道，即使是20世纪80~90年代的“伤痕文学”，有人不屑，但也有很多人叫好，而不叫好但支持其“创作自由”的人也为数不少。“伤痕文学”的作家群体影响力也很大，却没有像今天莫言这样遭到这么强烈的批评。

“伤痕文学”

这是为什么呢？同样都是“揭短”，甚至是有可能隐含着“否认前30年”的思想，但为什么社会上对“伤痕文学”的作家群体宽容度就很高呢？

这是因为，尽管“伤痕文学”高度的对特殊历史时空甚至“前30年”进行了揭短和批判，但是其作家群体本身是爱国的，至少在公共场合注意了言行举止分寸——在外国人面前，没有直接露骨的揭自己祖国的短。比如某一位知名的“伤痕文学”作家，对特殊历史时空的批判是很猛烈的，但是有一次他出国参加作家会议，当时有日本作家发表了对中国很不友好的言论，他立即拉下了脸，予以激烈的反驳。

这其实有点类似今天“苏大强”的地域之争。

比如，苏北和苏南之间就经常打口水战，苏锡常三个城市可以经常鄙夷南京。甚至一些县级市还看不起比自己穷的上级市。江苏省区域内各家城市可以有互相“看不顺眼”的“干仗”，可以互相揭短、讽刺，但是一旦外省的人也掺和进来，发表对江苏省境内某一座城市的攻击性言论，那江苏省所有的城市都立即不干了。之前还彼此对立挖苦的苏北和苏南，苏锡常和南京，它们统统都空前的团结起来了。也就是说——

揭短没有问题，但那是自己家兄弟之间的事情，关起门来无论怎么互骂都可以，但是只允许自己家兄弟之间互相搞。绝对不能允许外家来骂我们。

很多中国人出国都发现，之前在国内总是对本国牢骚怪话的人，他们在国外成为了华人华侨，反而变得更爱祖国了。我们可以在国内自由的骂，但是不能允许你们外国人骂。

杨振宁、李政道当年就是海外科学家爱国的典范。据世界华人物理协会常务理事、清华大学高等研究中心主任聂华桐表示，杨振宁和李政道都有很高的爱国情分。杨振宁和李政道曾经受邀在东欧参加一场会议，讨论的主题是对发展中国家进行科学上的援助。由于主办方把中国说得过于贫穷落后，造成了二人的不满，于是二人愤怒的在中场退出，并对主办方表达了强烈的抗议。对于杨振宁和李政道来说，祖国再贫穷落后，那也是自己的母亲，自己是与祖国母亲血脉相连的。如果外国人把祖国贬低、丑化，他们从内心上是万分难接受的。当然现在杨振宁已经回国接近30年了，早就是中国人了。

杨振宁参加诺贝尔颁奖典礼

这就是杨振宁、李政道二位科学家有原则的体现。他们当时加入的是美国籍，在法律上已经没有义务对祖国表示任何亲近，哪怕是攻击中国其实也法理上不存在问题，但是他们就是要维护祖国的名誉。莫伟就给周光召院士写信，说杨振宁和李政道是海外科学家里面对中国最没有私心的人，一心一意希望祖国好起来。

我们再看看苏联和俄罗斯的例子。同样获得过诺贝尔文学奖的苏联作家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在1962年创作了长篇纪实文学《古拉格群岛》，这部作品就是直接揭短，暴露本国的黑暗，批评了本国的极权主义。他这样明目张胆的批评，遭到了苏联政府的报复。苏联将他驱逐出国。索尔仁尼琴到了美国之后，美国政府和其他一些右翼组织眼看他被祖国报复，原以为此人一定“心怀不满”，就对他进行了各种利诱劝说，希望他公开出面对祖国进行抨击。结果索尔仁尼琴断然予以了拒绝。他不但没有向祖国进行报复，反而在记者面前公开的批评了资本主义制度和自由主义，弄得美国政府非常尴尬。索尔仁尼琴就认为，我写《古拉格群岛》是为了让祖国更健康，我可以骂，但你们外人不能骂我的祖国。

亚历山大·索尔仁尼琴

这正是：文艺没有国界，但文艺家有国界。

而我们再看看莫言，他在公共场合却完全不讲政治原则。

当年诺贝尔奖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是这样的：

诺贝尔奖委员会给莫言的颁奖词

注意看关键词汇：“政治虚伪”、“人类最阴暗的一面”、“饥饿”、“没有真理、常理或者同情的世界”、“中国历史上反复出现的同类相残，这个世界中的人鲁莽、无助且可笑”......

这是把莫言的祖国描绘的比非洲还混乱黑暗，简直就是活地狱。如果祖国就是母亲，有人在你面前说：你的母亲虚伪、你的母亲代表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你的母亲天天挨饿活该是穷命，你的母亲从来就没有真理、常理或者同情、你的母亲家族历史上反复出现了同类相残，他们鲁莽、无助且可笑......请问，如果是你，你还坐得住吗？

我就不明白，即使中国再阴暗、饥饿，还能超过非洲吗？这样极为不客观的描述，为什么你还能稳坐如山，甘之如饴？

非洲难民

我们再想一想，如果杨振宁和李政道参加了诺贝尔奖颁奖典礼，当诺贝尔奖委员会给杨振宁和李政道的颁奖词也是这样的，他们还坐得住吗？我想，他们一定会愤怒地提出抗议，强烈要求主办方修改颁奖词，否则就拒绝领奖。

而莫言居然就坐得住。居然就心安理得的坐得住。不但坐得住，在随后的个人演讲环节中，用了洋洋洒洒8000多个字的演说，各种诉苦，什么挨打挨饿云云。这就是莫言在公共场合完全不讲政治原则了。一个人如果一点不讲政治，是要出大问题的。诺贝尔奖颁奖典礼是全世界了解中国的重要窗口，多少外国的政治人物、媒体记者、文人墨客和几十亿的大众在密切关注，其中原本就对中国不怀好意的人正打算对中国找茬呢。

一个人不讲任何政治原则，把祖国描绘的毫无希望、暗无天日，且对中国改革开放后的进步只字未提。这让很多原本就不够了解中国现状的普通人误以为——中国就应该是这样的，而且从来就没有改变过。以及那些原本就等着找中国麻烦的人又有了攻击的借口——你们中国最著名的作家都这样说了。

你把中国描写的怎么样，是你的创作自由，充其量是思想格局的问题，这可以讨论。我也支持给文艺作品很大的言论自由度。但是你作家本身不等于作品，在作品以外的公共场合是要有基本道德标准的。文艺没有国界，但文艺家有国界。文学可以无视政治，但文学家必须讲一点政治原则。

一个人在外国极度贬低祖国的时候，无论其描述的是否客观，作为一个被攻击过的公民，即使不站出来反对，道德底线也应该是保持“莫言”，而不是说：你说的太对了，我的母亲虚伪、我的母亲代表了人类最阴暗的一面，我的母亲天天挨饿活该是穷命，我的母亲从来就没有真理、常理或者同情、我的母亲家族历史上反复出现了同类相残，他们鲁莽、无助且可笑......

我想，考虑到文学的特殊性，莫言完全可以在发言词中回忆一下创作心路，也可以对童年生活进行一点诉苦，但过于露骨的话完全可以先搁置一下。有什么不满，可以回国后在自家兄弟面前讲。没看见那么多不怀好意的外国人冷笑着就等着看祖国出丑吗？

我们看看杨振宁当年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的表现。

杨振宁在演讲词中怒斥了西方列强对祖国的侵略造成了国家的不幸。杨振宁又说：“”今天，我站在这儿向你们叙述这一切时，我以沉重的心情体会到这一事实；从一层意义上说，我是中国和西方两种文化共同的产物，二者既有冲突，也有协调。我想说，我既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也为我献身于现代科学而感到满意，现代科学是人类文明起源于西方的一部分；对于它，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他明显的表示“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

后来，当外国记者询问杨振宁对中国的贡献是什么时，杨振宁谦逊的这样说道：我一生最重要的贡献，是帮助改变了中国人自己觉得不如人的心理作用。

杨振宁

杨振宁是时时刻刻盼望祖国的进步，盼望祖国母亲在世界上受到更多的尊重。他没有一味的在外国人面前开启诉苦模式，而是“为我的中国根源和背景感到骄傲”，同时表示“”我将继续奉献我的努力”。

可以说，杨振宁是一个很有政治原则的人。这个政治原则，就是拼命的维护祖国母亲的尊严。我们可以自己批评自己，但你们外国人不能公开的把我们的母亲描绘的过于丑陋。至少在我的当对面，你不能把我们的母亲描绘的过于丑陋。

很可惜，莫言在面对外国人的公共场合毫无政治原则。这自然让持有右派观点的中国人也非常不满。所谓的左、中、右，仅仅是对制度有所态度上的区分，并不代表他们面对祖国母亲被丑化时就无动于衷。

第三，鲁迅也批判国家，但为什么说莫言永远不是鲁迅？

鲁迅之所以批判一辈子民国，是因为他出生于1881年，于1936年去世。鲁迅所有的人生经历的阶段，就是清末和民国的天下纷乱时期，一个“乱”贯穿其全始全终。所以说，鲁迅完全有资格批判。

而莫言与鲁迅不同，莫言是1955年出生，他虽然也经历过苦日子，但真正的苦，是1959年至1961年。即莫言4岁到7岁之间。按照莫言参军后人生逐渐进步上行通道计算，莫言的苦日子也就10多年，其中真正的苦日子就是童年时期的3年。

而莫言从参军后“甜日子来临”进行量化计算，截至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他已经享受了38年的红利。如果是2022年，他已经享受了48年的红利。君不见，莫言在体制内被养的白白胖胖的吗？一个被养的白白胖胖的作家，享受了48年的红利，却把作品的格调永远静止在童年那3年，这就让人感觉有点不适。

如果莫言的父亲一辈子写中国的黑暗，他就完全有资格。假设莫言的父亲是20世纪20年代出生，他经历的绝大多数人生就是不太富裕的生活，享受的改革开放的红利比较少，所以他有这个资格。至于1955年才出生的莫言，就有点那么“名不正言不顺”，很容易让人质疑他是为了单纯的泄愤，而不是“批判促进步”。

莫言

当然，文学作品可以允许自由写，即使一味写所谓的黑暗，永远回忆那3年的苦，也充其量是格调境界不高，还不至于让人这么反感。

即使你是“否认前30年”，可是“否认前30年”的人也很多，比如“伤痕文学”作家，他们也不至于被这么多人反对。

因为“否认前30年”，是批评早期不成熟、在迷茫中摸索的时代，不代表就否认了1979年改革开放以后。“伤痕文学”作家基本上对改革开放持有很高的正面评价。

而莫言，仅仅把格调定在童年的3年，却丝毫没有涉及1979年以后的国家进步，很容易让人联想到他是否连1979改革开放以后的成果也没有承认，而是对祖国的彻底不满。

从他获奖感言中可以看到，通篇只有苦和挨打，不涉及1979年以后一个字。很容易让外国人误以为中国亘古以来就是他笔下的这般“非人间”。

我还是那句话：文学可以不讲政治，但是文学家必须讲一点政治。这是一个国家成年公民的基本素养。

比如，莫言的作品完全可以允许他否认前N年，甚至可以允许他同时否认1979年以后，这是作家的创作自由。充其量是格调境界的问题。但是文学家在公众场合的言行必须讲一点政治。我们的外交官在各种涉外场合，就得时时刻刻讲政治，生怕国家利益受损。一点不讲政治原则的人和国家，必然要出大问题、大灾难。

你可以在作品中表达你的个人观点，哪怕其中有夸张和杜撰的成分，那只不过是作品本身的毛病，属于个人的思想格调的范畴，而我们也允许文艺作品中有足够大的缺陷和理念的不同，这尚不能足以激起全民公愤。最关键在于，他莫言在公共场合也一点不讲政治原则，这就突破了一个中国人应该在外国人面前言谈举止怎么样做的基本道德要求。

第四，为什么在公共场合的言行举止必须讲一点政治原则？因为既符合国家利益也符合个人利益。

我曾经在一篇文章中说：复制和传递基因，就是一切生物体的本能，既是最原始的本能，也是最高级、最伟大、最正面的本能。当国家的利益得到保障，国家就能反过来保护个人的利益。国家的利益被维护的越好，个人的利益——个体生命基因的复制和传递被保障——也得到更好的维护。

而一个人在作品以外的公共生活、公共场合中要坚守的政治原则，就是从理念上希望祖国向好，不能损害祖国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