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执创作《生吞》，与年少时看的一部犯罪纪录片有关。 （剧组供图/图）
随着短剧集《胆小鬼》的热播，郑执和他身后的东北再次站在了聚光灯前。这位出生于沈阳的80后作家，前两年以“东北文艺复兴三杰”之一的非正式头衔受到瞩目。《胆小鬼》正是根据他的长篇小说《生吞》改编而来，郑执亲自担任编剧。
《生吞》洋洋洒洒18万字，郑执只用了7周完成，写塌了家里的沙发。改编成剧本，他改了两年半，写了11稿，其中有9稿基本是推翻重写，直到最后两稿才渐渐靠近《胆小鬼》最终的模样。最主要的改动是选取方向，一开始，大家想做的还是悬疑破案，走推理路线，走到后面，悬疑退到了最后，关于人性、青春成长、背叛与救赎的主线凸显出来。
《胆小鬼》的主角是出生于1980年代的四个东北少年秦理、黄姝、王頔、冯雪娇，郑执设置了三线并行的叙事。第一条时间线是1999年到2000年，也就是四人青春期的时间，一所重点高中里，插班来的漂亮艺校生黄姝与三人相识相交，到四人分崩离析的情感线；第二条时间线是2001年，黄姝遇害，半个月间破了黄姝的案子；第三条线，时间来到了2011年，黄姝死后10年，出现了一个作案手法跟黄姝案一模一样的案子，而经过十年，秦理、王頔、冯雪娇都变得不一样了。16集的故事里，这三条时间线频繁切换，着墨最多的是青春期。郑执认为，“青春期是一个人非常重要的阶段，一步走错甚至是致命性的人生阶段”。
《胆小鬼》2022年8月开播以后，网友在他对校园生活的描摹中找到了很多共情点，比如，那个“护犊子”的班主任老范，“不就是我的班主任吗？”郑执表示，他对校园生活的描写几乎都来自个人生命体验，是整个故事中最写实的部分，没有做过多夸张的、艺术化的处理和包装。
也有人不理解，为什么那么多厄运、命运的不公平都发生在主角秦理和黄姝身上。秦理的父亲秦大志是轰动东北的杀人犯，漂亮善良的黄姝成长于单亲家庭，母亲深陷传销诈骗，也锒铛入狱，导演张晓波形容，“两个人都被生活挤到了墙角”。
郑执回忆自己写作《生吞》的时间，2016年左右，那时他快三十岁，正经历人生一段非常特殊的时期，情绪和精神状态都跌至低谷，有很多负面情绪，也有很多自己回答不了的对社会、对人生的质疑，他都放进了故事里，在秦理和黄姝身上集中体现。“这四个年轻人之间可不是相互取暖那么简单，我讲的更多是人与人之间的走近、疏远，社会背景、原生家庭、人物个性、时代环境都会促使人做出不同的选择，最后走上不同的人生道路，去承担自己的后果。”他说。
余华在阅读郑执，包括同样是沈阳人的班宇和双雪涛的作品过程中，读出了接近的味道，那就是一种“衰落感”。“他们都是1980年代出生，1990年代刚好是他们成长的时候。1990年代是什么样的社会？刚好是整个中国，尤其是沿海地区蒸蒸日上，只有东北在日渐衰落，所以他们的成长是在衰落的过程中成长起来的。”余华在一次视频采访中评价。
《胆小鬼》中也弥漫着这种“衰落”的气质，全剧开场就有烟囱、铁路，这些都是早期工业化城市的典型符号，这座城市在时代的洪流冲刷下，慢慢显出了颓败感。导演张晓波回忆，剧组在勘景的时候，就一直在寻找“一个曾经的工业化、现在逐渐走向衰落的城市”。他们用了一两个月把东北转了一圈，最后锚定了鞍山。“我第一次去鞍山，觉得这个故事就应该发生在这个地方，不在这个地方，好像故事都不成立一样。整个鞍山城就是一个大工厂，原来是鞍钢，现在那些高炉很多都停了；那个城市里老人居多，生活节奏也极慢。”张晓波说。
警察冯国金（王砚辉饰）跨越十年为两起命案追凶，他也是《胆小鬼》的线索人物，见证了剧中几个年轻人的背叛与救赎。 （剧组供图/图）
我和我的父辈
雪夜，孤灯下一辆出租车，车身剧烈摇晃，尔后走下几名悍匪，将奄奄一息的司机抬至后备箱。为首的独眼壮汉还不罢休，使出莽力，尚在挣扎的司机彻底送了命。
白日，工厂大门前，工人兴高采烈等了四个月的工资终于要发放，殊不知，运钞车一到，悍匪也到了，他们朝车内几位出纳员和保卫干部开枪，门卫也没有幸免。悍匪们提着几箱工资款，嚣张地穿行在火车呼啸而过、工业烟囱冒着浓烟的东北工业城市边缘。
这是1999年12月，《胆小鬼》的开场。现实里，世纪之交前后的东北，接连发生多起连环凶杀案，其中轰动全国的当属沈阳“3·8”大案，以孙德林为首的五人犯罪团伙，作案长达12年，疯狂作案40余起，杀害21人，抢劫金额300余万元。1996年3月8日，他们又抢劫了沈阳铁西区沈阳第一饲料厂的20余万工资款，打死、打伤出纳员、保卫干部数名，是为“3·8”大案。1999年，孙德林等人被抓捕归案并于当年12月执行死刑。
临刑前，“3.8”大案五人犯罪团伙都接受了《3.8大案纪实》纪录片导演的采访。团伙成员汪家礼面露悔色：“我怎么能让别人再走我的老路呢？杀人偿命啊！”采访尾声，导演拿出一封信，是汪家礼准备给儿子的：“你允不允许我读一读你这封信？”汪家礼点点头，导演拿起信，读了起来，一度平静的汪家礼哭了起来。
郑执看到这部包含汪家礼临刑前采访的纪录片时，才刚刚进入青春期。他当年印象最深刻的是采访最后的一个片断，导演一字一句念出这封信的同时，把汪家礼儿子的名字念了出来，还念了两遍。郑执惊讶地发现，汪家礼的儿子跟自己同岁，就是他隔壁学校的，后来这个男生转学了。
“我的第一反应就是，这个孩子怎么办？他的一生要怎么办？”郑执说。《胆小鬼》里，男主角、少年秦理的父亲秦大志的角色正是受到这部纪录片的启发。秦理一生的悲剧，也从父亲接受这次电视采访后拉开了序幕。“我亲眼见到过人在青春期的某一个时间节点，可能非常小的一件事，有人受到了很好的引导，而有些人受到了一点不公的待遇，从此走上完全不同的路。”郑执告诉南方周末记者。
《胆小鬼》里，秦大志是一个杀人狂魔，也是一个父亲。导演张晓波记得剧中秦大志留下的最后一个镜头，他安排“秦大志”冲着镜头笑了一下。“那是一个父亲在临死前留给儿子的微笑。即使他是一个罪犯，我们应该唾弃他，但对于秦理，他还是父亲。这么残暴的一个人，人性泯灭，但是他能给儿子晚上织一条裤子、留200元钱，还冲儿子露出生前最后的微笑，我认为这可能就是父子吧，就是人性的复杂性。”张晓波说。
在郑执的书写里，比起母子，父子之间的情感是他着墨更多的。“这就跟谈恋爱一样，‘上赶着的不是买卖’，越对你忽冷忽热的那个人，你越想往他身边凑。”他说。在郑执眼里，母亲是一个教育理念开明的人，所以青春期之前，他有任何成长的烦恼，都会跟母亲聊。至于父亲，他们之间基本没有话说。大三那年，父亲生病去世，去世前的最后一段病床时光，郑执陪在父亲身边，才消除了彼此间的不少误会。父亲的故事，郑执曾在电视演讲里、采访中多次分享过，父亲曾接过祖父衣钵进了国企，一路做到市电容器厂销售科副科长的职位，又在1990年代末东北下岗潮来临之前，嗅到了时代的变化，率先下海，在东北工业萧条时期，靠经营一家抻面馆让全家衣食无忧，却又在商业化浪潮里赔光了全部身家。
“这个人没的时候，我在创作中真的是有意识或者潜意识地，一直想用角色来跟他沟通，想知道自己的父亲到底是个什么人。”郑执说。
剧中，女主角黄姝在孤单不幸中长大。 （剧组供图/图）
“那种落差感，十年没反应过来”
《生吞》里、《胆小鬼》里，包括余华口中散不开的“衰落感”，与1990年代的下岗潮分不开。
很多观众都记得1999年的春晚，那年，黄宏和句号表演了一部以下岗为主题的小品《打气儿》。黄宏在小品中扮演下岗职工，句号扮演街道办职员，面对即将轮到自己身上的下岗分流颇有怨气。“过来人”黄宏开导他：“谁能一帆风顺呢，谁这辈子还不遇上点事呀？”
作为“共和国长子”，东北曾经是令人向往和骄傲的。东北有全国最重要的重工业基地，有新中国第一个汽车制造厂长春汽车制造厂，还有新中国第一家电影制片厂长春电影制片厂。那时，很多东北家庭都在国有企业工作，抱着铁饭碗，吃着大锅饭，以为生活会永远这样保持下去。可是，1990年代的国有企业改革，以及随之而来的下岗潮，搅乱了“父一代”和“子一代”的命运。
“那种落差感，大家十年没反应过来。”郑执回忆。下岗潮那几年，郑执正值青春期，他亲眼见证了周遭人成长状态的变化。下岗之前，大家生活状态差不了太多，都是工人家庭，社会上偶尔有一两个暴富的，跟大家也没什么关系。但大规模下岗之后，有的家庭从此一蹶不振，有的人则抓住机会发了财，这种分化也自然影响到校园里的孩子，彼此穿什么、吃什么、饭盒里有没有肉，都有直观的体现和冲击。校园就是浓缩的小社会，身处其中的郑执看到了社会百态，所有这些，都引起了他的反思，最后落笔到文字，反映在他笔下的人物身上。比如剧中的干部子弟高磊，在校园里做尽坏事，陷害秦理，但学校有求于高父，还指望着高父捐款，于是对高磊的所作所为睁只眼闭只眼。最后受到惩罚的，是没有任何资本的秦理。
除了时代的烙印，《胆小鬼》里也体现出不少东北人性格中的特质。《生吞》是郑执刚到北京不久写的，与成长的东北拉开一段距离之后，回望曾经生活的那个环境，发现以前的生活日常，并非理所当然。
比如，他发现东北人在人际交往关系当中的界限感非常模糊。“东北人表达亲近是一种什么方式呢？就是把你家事儿当我家事儿。你家孩子找对象不好了，找工作不行了，他给你出主意，上你家唠嗑。因为你可以掺和我家事，我也可以掺和你家事，所以大家在好的时候是这样，你觉得是亲近。”《胆小鬼》中有一个体现，就是王頔的妈妈，她对待儿子好友秦理的状态就很典型。其实她跟秦理没有任何血缘关系，但是秦理家出事了，王頔妈妈对他的照顾，语言上的亲近感，表达的就是“不分你我”。
后来郑执离开东北，去香港求学，接触来自五湖四海的朋友，才发现很多人的边界感非常清晰。“人家有自己的东西不能跟你聊，你就不要跟人家聊，或者说我自己的事就是自己的事。又比如交朋友，时间长了，觉得我怎么还没去过你家里做客，这些东西其实是东北人的情感特征。”他认为，东北人的这种情感模式是把双刃剑，大家好的时候，真是穿一条裤子都嫌不够，不分你我的好，但是一旦出了什么问题，就掰扯不清了。
导演张晓波擅长拍都市情感、家庭剧，新作《胆小鬼》虽是悬疑剧，也细腻展现着人与人之间的情感。 （剧组供图/图）
“人性，还是人性”
从写小说到做编剧，郑执经历了一段适应过程。在他看来，这是两个差别极大的工种，“写小说是一个关起门来，尊重自我表达摆在第一位的艺术，省事，自己一个人埋头干就好了。但编剧首先是一个合作的工种，这个过程当中就涉及社交，要与人相处、与人配合”，后者是他没有体验过的。《胆小鬼》是他第一部影视化的作品，他的另一部小说《仙症》，也被改编成了电影《刺猬》，在等待上映。
《胆小鬼》导演张晓波擅长拍都市情感、家庭剧，细腻展现人与人之间的情感，他此前的都市剧《三十而已》掀起过一番热议。张晓波鼓励郑执做创新的表达，于是有了《胆小鬼》每一集片头前的序场。郑执借用了他喜爱的美剧《绝命毒师》和《风骚律师》的做法，创作了一个个小序场，它们不在主线叙事里，甚至不承担叙事功能，完全是一些小情绪、小趣味的表达，给人耳目一新的感觉，这也是作为编剧的郑执最喜欢的部分。
比如，《胆小鬼》第一集序场，是好友秦理、王頔第一次出场，王頔载着不会骑车的秦理，两个人一路听着梁咏琪的时代曲《胆小鬼》，非常快乐。镜头给了秦理一个特写，他裤子上有一个破洞，而且他的膝盖破了；第二集序场，才交待了秦理膝盖破了的原因——王頔教秦理骑自行车，秦理摔倒了，这才擦破了裤子。但这些看似无关紧要的序场，又与主叙事互为关联。正集中，秦大志回到家中，这个杀人犯常年不着家，这天回到家中，看到儿子的裤子放在那里，他把破掉的裤子细细缝上，这才离家。
张晓波表示，从小说到短剧集，他改动最大的，是加重了王頔的负罪感以及秦理复仇的决绝。他分析秦理和黄姝之间的情感，两人虽然认识只有一年多，但情感太深，因为他们都是被社会慢慢挤到边缘的人，两个边缘人抱团取暖，可是就在他们对未来抱有畅想的温暖时刻，这个女孩的生命突然消逝了，这对于秦理来说是不能接受的，这时候秦理身上从父亲那里或多或少承袭的狠劲就出来了。
至于加重王頔的负罪感，张晓波分析，是因为剧里的背叛。王頔如果不背叛秦理，在朋友人生的至暗时刻跟他共同扛过，也许后面彼此的命运走向都会不同。但背叛之后，王頔后来的11年时间都活在负罪感里面，没办法解脱。过往友情的片断时常刺痛他，每刺痛一次他的伤痛更深一层，“其实探讨的还是人性”。
郑执一直在追求他记忆中的写实。很多观众认为，《胆小鬼》里的王頔就是郑执本人，王頔在学校里文笔突出，他的父亲开着一家抻面馆，撑起了全家人的生活，这些都和郑执的经历十分吻合。郑执拒绝承认自己是王頔。“你有没有想过，其实我可能是黄姝呢？”
郑执看了大量对《胆小鬼》的剧评，其中一条评价他认为描述得非常准确：“这个剧真正悬疑的地方，就是人物的命运走向。”
南方周末记者 李邑兰 南方周末实习生 张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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