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美国在统一之前便开启了工业化进程，抓住第二次工业革命的机遇实现科技赶超。两次世界大战奠定了其科技强国的地位，冷战促使其成为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至今科技实力仍保持全球第一。在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历程中，美国率先将科学队伍建制化、走军民科技一体化发展道路、高度重视科技人才、打造全球科创中心等，这些做法是其成功的经验，对我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同样具有重要的启示意义。
2016年5月30日，“科技三会”①在北京召开，习近平总书记发出“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号召。《国家创新驱动发展战略纲要》提出科技强国建设三步走战略，即2020年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创新强国。2017年，党的十九大报告修正“2030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为“2035年跻身创新型国家前列”，并提出“加快建设创新型国家，为建设科技强国提供有力支撑”。由此，“2050年建成世界科技强国”成为我们的基本共识。当前，我国已成功进入创新型国家行列，向着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新征程迈进。国家“十四五”规划和2035年远景目标纲要明确提出“加快建设科技强国”“制定科技强国行动纲要”。
鉴于此，研究世界主要科技强国的建设经验，对我国科技强国建设具有重要的借鉴意义。而这其中又以科技实力最雄厚、科技强国建设历程最长的美国为典型代表。因此，本文试图对美国经验进行系统梳理，并注重经验总结，找到对我国的有益启示，最后提出相应的建议。需要说明的是，本文在分析方法上，试图从历史发展的角度来透视美国科技强国的建设历程，构建形成一种连贯、完整的思维认知，同时选取最具代表性的“切面”，深入剖析美国的典型做法，避免笼统而论，从而找到美国成功的“基因”。文章主要瞄准美国崛起的过程，剖析过程中的经典做法，而非美国现已相对成熟或崛起后的做法，从而得到更好的对比和借鉴。
01
美国建设科技强国的历史演进
美国是当今世界唯一的超级大国，也是在几乎所有科学技术尖端领域都处于世界领先地位的科技强国。然而，这种领先地位并非与生俱来，而是经过漫长的发展和积累逐步获得的，具有连贯的历史逻辑。
1.1 第一阶段：南北战争以前美国开启工业化进程（1776—1865年）
1776年，美国从英国殖民地独立，成为一个年轻的国家。19世纪上半叶，美国分别通过第二次对英战争（1812—1815年）、美墨战争（1846—1848年）摆脱了“外患”，不仅获得了大片土地，还推动了资本主义经济的发展，这为美国工业化进程开创了良好的外部条件。此后，美国通过颁布专利法、成立专利局、重金诱惑等方式，不断从英国等欧洲国家引进技术、招募技术人才，鼓励本国人民在吸收利用的基础上进行改良并发明新专利。这一时期，借由技术改进，蒸汽船、收割机、电报机、印刷机、缝纫机、升降机、伐木机等实用发明源源不断地在美国产生，使美国人以“热衷于搞小玩意儿”而闻名于世。这种不断引进和改良技术的做法，为美国从农业国家向工业化国家转变提供了技术支撑。
1.2 第二阶段：第二次工业革命时期美国实现经济赶超（1866—1913年）
1865年南北战争后，美国实现统一，确保了工业资本主义在美国的统治地位，由此开启了经济高速发展期。19世纪70年代开始，第二次工业革命爆发，主要发生在美国的电力技术革命带来了电灯、电话、电车、电焊机等重要发明，电力被广泛应用于各生产部门，推动了美国各行各业的技术改造。20世纪初到一战之前，工业“流水线”的发明使大规模生产成为现实，美国社会生产力得到极大提升。电力革命促进了美国经济的腾飞，使其成为世界头号经济大国，GDP在1894年首次超越英国成为全球第一后，至今仍是全球首位。
1.3 第三阶段：两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完成科技全面赶超（1914—1946年）
一战时期（1914—1918年），美国虽然参战较晚且历时较短，但仍有远见地发展军事科技，建立国家航空咨询委员会（即后来的NASA）和海军咨询委员会，用以开发航空技术和保障国家安全。在战争前期，美国的主基调是保持中立，专心发展国内经济并壮大科技实力，同时通过出口战争物资和向参战国提供贷款来获利。二战期间（1939—1945年），美国被迫过早参战，在国家安全的压力下不断加大军事研发支出，大规模组织动员国内科技力量，大搞军事开发，并源源不断地从德国等地挖掘科技人才。许多对后世产生重要影响的科技成果均是在这个时期诞生的。等到战争结束之时，美国已在科技实力上超越了欧洲国家，夺得了科技领域的全球领先地位。
1.4 第四阶段：冷战促使美国成为唯一超级大国（1947—1991年）
冷战开启后（1947年），美苏对抗日益激烈，科技竞争达到新高度，许多重大科技成就以空前的速度产出。美国相继策划并实施了阿波罗登月计划、星球大战计划、人类基因组计划等众多国家重大科学计划，在太空科学、军事科学、生物科学等领域均取得了重大进步。这一时期，许多军用技术被源源不断地转往民用领域，催生了一批包括微软、Intel、AMD、高通等在内的世界科技巨头，使美国引领了以信息和通信技术为代表的第五次技术革命，个人计算机、大规模集成电路、互联网等影响深远的技术即在这个时期诞生。1991年苏联解体、冷战结束，世界两极格局崩溃，美国成为世界上的唯一超级大国。
1.5 第五阶段：美国科技实力持续保持世界第一（1992年至今）
冷战结束后，美国迅速调整国家科技政策，把“用技术促进经济增长”确立为新发展方向，并试图在所有科学领域保持领先地位。自20世纪90年代至今，美国不断确立优先发展的科技领域，并给予持续强力的投入，争取重大突破，先后实施了一系列科技研发计划，包括信息高速公路计划、生物技术战略计划、国家纳米技术计划、新能源计划、大数据研发计划等。特朗普执政期间，美国试图重建全球太空主导权，2020年制定《月球持续探索与开发规划》，再次将载人登月提上日程，并计划在2030年登陆火星。拜登上台后，亲自给新提名的总统科学顾问写信，询问“下一个75年”②美国的科技政策走向，试图重振和延续美国的科技辉煌。可以说，美国对科技的追求从未止步。
02
美国建设科技强国的主要做法
2.1 科学队伍建制化
1945年，美国发布《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报告，率先在全球实现科学队伍的建制化，就科学研究体系和人员组织方式进行了制度化设计。由此，美国逐步形成了由联邦科研机构、大学、企业、非营利科研机构等组成的科技创新体系，以及大学做基础研究、政府出资资助大学和工业企业研究、吸收科学家作为政府顾问、设立国家科学基金会协调联邦政府研发活动和制定全国科学政策的科技工作格局。报告主张统筹以国家目标和解决人类面临的共同问题为导向的“大科学”与以自由探索为导向的“小科学”协调发展。在“小科学”的组织管理上，美国探索出了国家科学基金会这一管理方式；在“大科学”的组织方式上，则构建了著名的国家实验室体系。
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最初由联邦参议员基尔戈于1944年提出，其建设的初衷是指挥和协调联邦各部门的科学技术管理工作及资助战后的基础研究与应用研究。“布什报告”发布后，由于基尔戈和布什就“新成立的基金会应该由政府控制还是科学家自己来掌控”的问题无法达成一致，以两人为代表，两派阵营展开了长达5年的论战，直至1950年基金会才真正得以成立。最终成立的国家科学基金会由科学委员会（代表科学界）和一名主任（代表政府）共同管理，但委员和主任都由总统任命。这种设置既满足了科学家自由探索和自主管理的要求，又实现了联邦政府（即经费提供人）对基金会的控制，从而成功化解了科学精神与政府治理之间的矛盾。
美国国家实验室是联邦科研机构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目前世界上最大的科研系统之一，是各国竞相模仿的对象。美国国家实验室③的成立始于曼哈顿计划，是大科学时代的必然产物，其建立的目的是满足国家重大战略需求和抢抓科学战略机遇。国家实验室主要围绕国家使命开展基础性、前沿性和战略性研究，从事高校、企业以及非营利机构不能或不愿承担却又是国家战略需求的研发活动。一些国家实验室建设的初衷是为了研制大型科学实验设备，而联邦政府以法律形式规定国家实验室资源共享，其主要形式就是对外开放大型仪器设备。由于高度的开放性，实质上每年由实验室内部成员所完成的科学实验只占其全部完成实验的小部分比例，大部分是由外部科学团队进行的。
在实验室管理上，美国主要采用“联邦所有、委托单位负责”（GOCO）的管理体制，实行目标任务合同制，如能源部下属实验室的管理情况如图1所示。联邦政府主管部门与实验室签订合同，制定和调控科技发展目标。主管部门下设国家实验室总管理办公室和拨款办公室。其中，总管理办公室下设区域管理办公室，用以直接管理合同并联络委托单位及实验室，同时负责组织实验室年度绩效评估；拨款办公室负责给实验室拨款。实验室一般采用聘用合同制，坚持在全球范围内选聘人才，一般人员的聘期为2~3年，优秀人员的合同期限可适当延长；此外，还招募博士后、研究生到实验室做研究，并鼓励大学教授到实验室以及实验室研究人员到大学兼职，该系统研究人员的流动性较高。在整体层面上，联邦政府设立面向技术转移机构的联邦实验室联盟，旨在促进实验室的技术转移和成果转化。
图1 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管理机制
当然，提到美国的实验室体系，也有一些失败的案例值得警惕。例如，堪称改变了人类命运的工业实验室——贝尔实验室，曾是世界上最著名的实验室，产出过15位诺贝尔奖获得者，共发明3万多件专利，以卓越的基础研究闻名于世。诸如晶体管、激光器、太阳能电池、发光二极管、数字交换机、C语言、UNIX操作系统等众多耳熟能详的发明，皆诞生于此。但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母公司（AT&T）不断重组变迁，经费来源紧张，使得科学研究严重受限，贝尔实验室被迫大幅削减甚至放弃曾引以为豪的基础研究，转而忙于找前沿、追热点，从而失去了“源”动力，甚至出现科研论文造假现象，持续处于衰败之势。这些教训也值得我们警惕。
2.2 军民科技一体化
美国的军民一体化主要包括3个方面：军转民、民参军和军民两用，其历史发展脉络为“军用科技—军转民—军民一体化”。在军用科技发展上，直接推动因素是战争和国防需要。彼时，美国采取“举全国之力”和“不计成本”的研发策略，动用了空前规模的科研人员和经费，实施了一批大型研究计划④，产出了大量先进科技成果。可以说，二战期间军事科技的发展是美国科技力量发生变化的转折点。
在军民一体化发展上，美国的主要做法有4个方面：
一是出台大量法案，以法律形式确保军转民和军民一体化的实施，如表1所示。例如：1992年《国防工业技术转轨、再投资和过渡法》推动军用技术转民用，并要求发展军民两用技术；1993年《国防授权法》明确提出要实行军事和民用工业基础一体化；1994年《军民一体化的潜力评估》首次将军民兼容纳入国家长远战略规划，促使美国军民一体化战略全面展开等。
表1 美国军民融合的法规政策
资料来源：广发证券报告《军工系列专题报告之六：美国军民融合发展历程》。
二是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⑤为军民一体化的实施提供组织保障。冷战后由DARPA牵头实施“技术再投资计划”，一方面致力于开发军民两用技术，要求开发项目必须有工业企业参与，并由军方和企业共同承担研发经费；另一方面组建技术推广（转让）中心，对接军、民双方机构，促进双方技术的相互转让和流通。
三是国防采办制度和军用标准改革促进“民参军”。通过实施《联邦采购精简法案》，简化采购规则和程序；同时美国国防部规定：只有当民用标准不能满足军事需求时，经采办当局许可后才可采用军用标准。由此更多民企得以成为防务承包商参与军工生产。
四是扶植小企业承接“军转民”，从而培育出领军型科技企业。通过接连实施小企业投资公司计划、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小企业技术转移计划等，鼓励小企业参与军事科技研发活动，推动军用技术从实验室走向商业化，一些小企业如英特尔借机成长为世界级科技领军企业。这里需要提出的是，部分小企业资助计划如“小企业创新研究计划”，一开始就要求被资助企业提供有潜在军事应用前景且在民用部门也有销路的两用技术，其定位直接瞄准军民两用。
2.3 高度重视科技人才
美国科技事业的发展毫无疑问离不开强大的人才支撑，在任何阶段人才发挥的作用都至关重要。美国科技人才来源主要包括人才引进和本土培养两种方式，不同时期的侧重点不同。历史上著名的人才引进做法有：
一是在工业化早期通过颁布专利法、成立专利局、重金诱惑等方式，从英国招募技术人才，通过这些人才带来的技术和资源推动本国工业化进程。
二是战争年代尤其是二战期间，美国因其稳定的生活环境、良好的科研设施、优厚的科研待遇，吸引了大批欧洲流亡科学家赴美工作，这是美国抓住的最大的人才引进机遇。
三是制定大量移民法案，推动科技人才源源不断地输入美国。产生过重要影响的如1864年的《鼓励外来移民法》，首次将移民政策用法律形式予以确定；1946年的《富布赖特法案》设立专项资金，支持国外学者和学生到美国开展研究和学习，形成了美国高等教育机构有计划地吸引高科技人才的格局；1952年的《麦卡沃伦尔特法案》规定将50%的移民名额给予高技能人才，使技术移民配额达到历史最高水平；1990年的《新移民法》设置了最多种类的非移民签证，其中，H-1B签证计划给予特定领域高级人才不受配额限制的权限。
关于本土人才培养的典型做法有以下3点。
一是兴办技术性教育。在南北战争之初，为促进工农业生产，提高劳动生产率，美国颁布了《莫里尔法案》，鼓励各州兴办农工学院，培养出大量的工农业技术人才。
二是兴办现代大学。19世纪末期，美国开始创办以约翰·霍普金斯大学为代表的研究型大学。当时，英、法、德三国的大学办学模式都已成熟，尤其是德国柏林大学开创了现代大学模式。但随着时间的积累，人类创造的基础性知识越来越多，想在大学短短几年内学完这些知识就已略显困难，更遑论创造知识。等到美国着手创办现代大学的时候，正面临这一问题，因而才有约翰·霍普金斯大学模式的诞生。如图2所示，美国的现代大学设置了研究生教育，将本科生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分开，本科阶段专门用来学习基础知识，而研究生阶段则用于生产知识，这种模式在全球范围内属于首创，并被各国模仿和沿用至今。为保证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的有效衔接，学校设立研究生院，专门负责二者衔接及研究生教育管理，同时学校通过严把本科生升学率及博士生学位授予比例，保证了教学质量，为美国培养了第一批高素质科学人才。
图2 约翰·霍普金斯大学的办学模式
三是利用引进的人才培养本土人才。二战及以后，大量科学家被美国引进，这时美国的大学办学模式已较为成熟，恰好可以为这批人才提供工作职位。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成功的一个关键做法是，让引进的人才进入大学担任教授职务而非纯研究人员，他们不仅投身科研，还必须培养学生。而培养的新型人才又继续投身美国的科研和教育事业，这使得美国的科研水平迅速提高、研究型大学迅速崛起。
2.4 打造全球科创中心
美国最著名的科创中心是硅谷，其发端于20世纪40年代，以斯坦福大学、惠普、仙童半导体、英特尔、苹果等为典型代表，是全球诸多先进技术和高科技产品的重要发源地，在世界科技前沿中具有风向标作用。硅谷的崛起得益于以下做法：
一是高校的源头供给提供了最初的原动力。一方面，高校长期从事的基础研究和原始创新积淀了大量源头技术，为产业界提供了技术供给；另一方面，高校鼓励毕业生和在职教师创业，这为硅谷地区的产业发展提供了源源不断的技术人才和管理人才。例如，在20世纪40年代到90年代期间，由斯坦福毕业生和教师创办的企业达1 200多家，有50%以上的硅谷产品来自斯坦福校友的发明创造，美国第一家科技工业园也由斯坦福大学建立；80年代，围绕斯坦福研究区，硅谷聚集了3 000多家电子、计算机企业，到90年代后期，这类企业超过了7 000家；1988—1996年间，硅谷50%以上的收入与斯坦福大学有关，可以说没有斯坦福大学就没有硅谷。
二是独特的风险投资为企业成长和产业发展提供了有力支撑。硅谷的投资人往往具有科技知识背景，可以确保将资金投入到极具创新能力和成长潜力的企业中；投资双方相互了解程度较深，投资人不仅仅带来资金，还为被投资企业提供发展指引。已成功的企业大多倾向于投资其他初创企业，以不断掌握新技术动向，确保本企业始终走在创新最前沿。基于开放和非正式的社交网络，投资人往往能够更好地从被投资人角度和技术角度去判断项目投资失败的原因是什么，从而判断是否进行再次投资以及如何提高再投资的成功率，最终形成了一种失败再投资机制。
三是人才的自由流动使该地区保持了创新活力。硅谷鼓励人才自由流动和开放、互动、非正式的交流，人们在喝咖啡、吃甜点的空隙便可认识其他企业的员工。技术和就业信息在流动人员身上组成一张无形的大网，从任何一个节点都可迅速触达整张网络，这使得该地区整体的创新能力始终保持在较高水平，以此保有了硅谷速度和硅谷活力。此外，开放、互动、非正式的交流文化催生了企业的去中心化管理模式，员工因为强烈的兴趣而结合在一起追寻自己的梦想，变换工作不被认为是一件可耻的事情。高流动性降低了技术人员和企业家的失败风险，技术人员不必担心技术失败遭遇辞退而没有收入，企业家也不必担心投资失败而没有归处，因为总是有工作在某处等候新人员的到来。
128号公路走廊也是美国重要的科创中心，其发端甚至比硅谷还早（20世纪20年代）。走廊得益于大量稳定且符合时代潮流的军工订单支持，在五六十年代迅速崛起，在七八十年代又通过小型计算机市场走向鼎盛，但80年代以后，因为不能及时转型而逐渐走向衰败。128号公路相比硅谷的衰落，其主要教训有两方面：
一是文化上的固化。区域内企业的独立性较高，竞争者之间不擅联盟和合作，员工之间也不喜相聚和交流，因而对市场变化的反应速度慢。相反，硅谷的文化就是变化，“换工作都无须换停车位”“有搞不懂的问题就到酒吧转一圈”是硅谷创新文化的真实写照。
二是组织上的僵化。128号公路产业单一，且多采用大公司组织架构，一家公司几乎包揽所有设计和生产环节，小公司尤其是初创公司难以生存成长。而硅谷则是大、小公司松散联合，初创企业能快速找到业务，获得成长机会，转型速度也较快。
03
美国经验总结及对我国的启示
3.1 经验总结
通过透视美国建设世界科技强国的路径和主要做法，现将美国的主要经验总结如下。
一是打造统一的国内市场，相继通过国家独立和国家统一来实现外部、内部环境的稳定，为发展经济提供良好条件。
二是先发展经济再发展科技，在经济发展的基础上，开始思索科技赶超问题，即经济基础是实现科技赶超的前提。
三是善于抓住科技革命的机遇，通过科技革命实现科技赶超。无论是20世纪初的电力革命，还是20世纪末的信息技术革命，美国都牢牢把控住了机遇，这使其科技突飞猛进。
四是制定具有吸引力的移民政策。在本国技术落后和人才不足的情况下，美国通过各种开放政策，吸引大批人才、引进大量技术来支援本国发展。尤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美国更是从德国等地挖掘了大批的科学家和技术人才，他们对美国科技的崛起发挥了重要作用。
五是举全国之力发展大科学。美国在全球率先组建了规范化的科学研究队伍，形成了完整的科学研究体系，从而诞生了一大批大科学研究计划，使其能够长期保持各领域的前沿地位。
在发展路径上，第一，美国整体上遵循“先经济，后技术，再科学”的原则，只有经济发展起来以后，科技才能实现赶超，经济赶超是科技赶超的前提。
第二，在经济发展的过程中，先发展国内市场，再走向国际市场。初始阶段的国内市场保护是必不可少的，而国内大循环也是促进经济发展的重要方式。
第三，在技术赶超的过程中，必须经历“以引进为主”的阶段，然后才能自主创新。而要从“技术引进”跨越到“自主创新”的阶段，就必须“热衷于搞小玩意儿”，即拥有强大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正是这种能力使美国奠定了坚实的技术基础，为科技反超做好了充分的准备。
第四，科技人才队伍的建设是由“从外引进”开始的，之后才转为“本土培养”。善于抓住时代机遇并构建良好的科研制度环境，对于吸引科技人才至关重要。
3.2 对我国的启示
美国经验给我们带来的启示有以下4点。
第一，体系化能力对实现科技自立自强至关重要。美国建立了世界上最早的国家创新体系，并发展出国家实验室体系，这对于重大项目攻关、关键核心技术突破，以及科学前沿引领起到了重要的支撑作用。因此，我国必须重视科技创新的体系化能力建设，以国家实验室建设为核心，打造国家战略科技力量，整合各方面资源，从横向科研力量建设到纵向创新链能力提升，进行全面梳理和优化，形成新的科技创新发展模式，促进科技自立自强。
第二，重视人才是科技强国建设的根本。美国之所以能建成科技强国，其最本质的因素是人才，不管是在经济崛起过程中，还是在科技赶超和科技强国建设中，人才均发挥了最重要的作用。美国先是引进人才、挖掘人才，逐渐演变为培养人才，在教育培养能力成为世界最强之后，依然重视挖掘和吸引国际人才。因此，我国必须改革人才培养模式和人才引进制度，要善于抓住国家局势变迁的机遇，从全球搜罗人才；同时更重要的是，改善教育、科研环境，培养出真正的人才并留住人才。尤其是在迈入科技强国建设新征程的历史背景下，这点显得尤为紧迫。
第三，打造科创中心是科技创新发展的重要推手。硅谷的成功给美国带来了巨大的经济社会效益，如果我们能打造出若干类似硅谷的创新城市或城市群，那么必将极大地激发我国的创新活力，带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因此，未来我国要大力建设科创中心和创新高地，并以此为契机打造中国科技发展新名片，争取在世界科技潮流中发挥引领作用；在此过程中，不仅要学习硅谷等科创中心的成功经验，更要警惕诸如128号公路走廊后期一些不成功的做法，避免“原搬照抄”，误入歧途。
第四，提升消化吸收能力是科技赶超的必经之路。美国以“热衷于搞小玩意儿”而闻名于世，这实质上是一种强大的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反观我国，技术消化吸收能力严重不足。2018年，我国规模以上工业企业技术引进与消化吸收的投入费用比例为5.1∶1，而同期日、韩的相关费用比例为1∶3，部分环节甚至达到1∶7。虽然2019年我国的这一比例降为4.9∶1，但仍显得微不足道。因此，必须更加重视提升技术消化吸收能力，尽快实现从技术引进到自主创新的跨越。
04
相关建议
4.1 以国家实验室体系为核心构建国家战略科技力量
美国是世界上最先将科学队伍建制化的国家，而国家实验室是组织科研队伍最成功的一种方式。长期宏大的战略目标、庞大的研究队伍、高流动性的科研人员、持续大规模的经费投入、独到的管理模式等是美国国家实验室成功的关键。此外，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的成立表明，一个机构或某种机制的成功建立需要有充分的论证，其中坚持真理、公正辩论、大胆尝试、善于妥协是不可或缺的条件。
具体建议：
①设立国家实验室领导机构，使该机构保持高度独立（仿照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由其根据国家意志和人民福祉需求来选择优先建设领域，并规范重点实验室管理，改变国家实验室地方主导、国家挂牌现状。
②通过立法提升国家实验室地位，将国家实验室确立为基础创新平台引领者，同时积极吸纳行业领军企业充当国家战略科技力量。借立法之机规范各科研主体的职责，实现国家创新体系依法治理；通过立法促进大型科研设施开放共享，增强国家吸引力。
③促进优势资源集中并增强流动性。在建设国家实验室时注重吸收现有国家科研机构的大科学装置、大集群管理模式等资源。人员配备以职业管理人员和高级科研人员为固定成员，享受公务员待遇，同时以项目合同制等方式从全球招募特聘研究员、访问学者、博士后等，组成学科交叉融合、能力国际一流的研究团队，并适时更新实验室负责人、研究方向与团队构成，保持流动性。
④在全社会引导增加“三个投入”。一是增加研发经费投入，提高全社会研发经费投入强度，增强科技创新基础能力；二是增加基础研究经费投入，提高基础研究经费占比；三是增加企业引进技术的消化吸收经费投入，提高消化吸收与技术引进的经费比。
4.2 改革人才引进和培养体系，建立高水平人才队伍
美国之所以能引进那么多科学家和技术人才，主要在于移民政策的许可以及国内发展环境的强大吸引力，使得外来人才能够轻松解决工作问题和生活难题。这些人才在美国本土贡献智慧和力量，继而培养出美国本土的人才队伍。我国当前面临的状况与之类似，建设科技强国，必须从全球招揽科技人才，不断提升我国科技创新水平，进而增强本土人才培养能力，真正建立高水平人才队伍。
具体建议：
一是做好人才回流和引进工作，这是当前最紧迫的任务。以全球疫情和美国对留学生、华人学者的限制为契机，通过减少硬性限制（政治、语言等）、拓展申请渠道、加快审批流程、便利身份认定等措施，推动人才引进和回流，这是我国所面临的历史机遇。
二是完善科技移民和签证制度，使人才引进常态化。将外来人才分为短期访学（工作）、永久居留、入籍3个等级，分类明确人才引进标准和政策；完善人才晋级标准、程序和操作方法，增强人才未来发展的可预期性。
三是强化科技领域的情报能力。成立国家科技分析中心，采集和分析科技行业相关情报；同时成立“情报预备队”，储备一批经过审查的外国科技专家，在需要时进行联络并获取他们对特定问题的看法和建议；成立民间科学基金会，面向全球开放资助，每年公布亟待解决的科技难题，从民间、非正式渠道获取奇思妙想并集智攻关。
四是改革本土教育制度。试点调整教育年限，将中小学教育统筹压缩合并，从而把高中纳入义务教育范畴并保持义务教育九年年限不变，同时本科生教育严格化，并增加研究生教育年限；从学龄前到高等教育的全过程，加强创新精神和创新能力的培养；提高外国留学生录用和毕业标准，提升国际教育声誉。
4.3 大力推动军用技术民用化，促进军民一体化发展
军用技术民用化对推动国家科技经济发展的作用非常明显，实现军用与民用工业基础的融合，是二战、冷战时期美国科技和经济取得快速发展的关键。在世界科技强国建设的过程中，推动军民一体化发展是我国的必然选择。美国经验告诉我们，法律保障、组织设计、标准改革、市场化机制建立等对推动军民一体化发展至关重要。
具体建议：
一是强化顶层部署并注重落实。制定关于军民融合的中长期规划，中央与地方军民融合发展委员会应负责探索相关落实机制，重点考虑从上到下“激励一致”机制的设计，将军转民成效纳入单位负责人、管理人员和研发人员的绩效考核并给予奖惩，增强政策执行动力。
二是形成法律依据并政策相容。以军队科研院所转制为契机，推动国家科技成果转移转化政策在军口落地实施，制定适用于军口的军民融合政策，促使军民两部门的政策统一和机制联动。重点加快军用技术的定密和解密标准改革，简化国防专利管理流程，推动军、民技术标准对接和专利快速转化。
三是完善平台建设和中介服务。建设军民结合公共服务平台，编制潜在的军转民技术清单，利用线上平台和线下博览会等多种渠道推广相关技术成果。进一步优化军口科技中介服务机构职能，组建专业化人才队伍，整合金融、法律、创业等服务，向市场化运作模式靠拢。
四是加大对承包商的激励。国家在与承包商签订军用合同时，要旗帜鲜明地激励军民两用技术的研究，证实的某项科学研究与试验设计在军民两方面均有明显发展前景的，规定给予奖励报酬，并给予研究机构（承包商）税收优惠。
4.4 建设科创中心和创新高地，打造科技发展新名片
美国的科创中心以硅谷和128号公路走廊为代表多地布局，西雅图、纽约等城市也先后充当过科创中心的角色。单硅谷一个地区就以不到美国1%的人口，创造了美国约5%的GDP，这充分体现了科技对经济社会发展的支撑引领作用。未来我国必须大力建设科创中心和创新高地，并以此为契机打造中国科技发展新名片，争取在世界科技潮头中占有一席之地。
具体建议：
一是分层次、多方位布局科创中心和创新高地。除北京、上海、粤港澳建设全球科创中心，成渝地区建设具有全国影响力的科创中心外，还要探索建设一批区域性的创新高地。例如，承接长三角和长江经济带产能，建设“武汉—长沙—南昌”创新城市圈；依托交通、文化、人口等区位优势，打造“郑州—西安—武汉”中三角城市群，支撑引领中西部地区的科技发展和经济崛起。
二是培育多元开放的创新文化。在每个科创中心或创新高地打造若干龙头产业，避免单一发展；由行业协会或产业联盟协调行业内产品标准，注重增强兼容性，以此促进企业间竞争式合作；定期举办多种形式的论坛，吸引不同行业科技人员与金融、教育、培训等机构人员进行交流，鼓励属地教师和科研人员到企业担任科技顾问和风险投资顾问，加快知识流动，形成工业社群文化。
三是打造一批世界级领军企业。强化企业的创新主体地位，倡导创新、诚信、有担当的企业价值理念，培养企业家精神。培育并支持科技型中小企业的创立与发展，为小微型科技企业提供优质融资服务，支持其成长为创新发源地。充分发挥国有企业在承担国家重大科研任务、突破产业关键核心技术等方面的重要作用，推动国有企业尤其是中央企业率先向世界一流迈进。
注释：
①全国科技创新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中国科学院第十八次院士大会&中国工程院第十三次院士大会）、中国科学技术协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
②当年，罗斯福总统给其科学顾问万尼瓦尔·布什写信询问二战后美国的科技发展问题，布什于1945年提交了著名的“布什报告”（《科学：永无止境的前沿》），影响了美国迄今75年的科技政策走向，故而拜登提出“下一个75年”的概念。
③学界对美国国家实验室的划分有所不同，因而数量无法精确统计。但综合来看，“国家实验室”一般指的是大型综合性实验室，在美国约有100家，主要包括能源部、国防部、NASA、农业农村部等下属的实验室、野外中心、基地等，其他规模相对较小或专业面较窄的则被称为“国家级实验室”。
④如著名的“曼哈顿计划”，历时3年，耗资20亿美元，集聚15万名科技人员，最终研制出了原子弹。
⑤美国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曾因不同时期战略目标的变化而多次更名：1958年成立时名称为“高级研究计划局”（ARPA），1972年更名为“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DARPA），1993年改回“高级研究计划局”，1996年又改为“国防高级研究计划局”并沿用至今。
秦铮，博士，中国科学技术发展战略研究院助理研究员，研究方向：科技发展战略与政策、科教融合、企业创新与组织变革。本文刊发于《创新科技》杂志2022年第3期。文章观点不代表主办机构立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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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 美国国家实验室的管理机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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