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12月26日，西方的圣诞节刚过，北京的一场大雪如约而至。
这个苍茫寒冷的雪夜，在首都机场宽阔明亮的大厅，熙攘的人群中，身穿黑色“银枪呢”大衣，脚蹬黑色锃亮皮鞋，手上清一色提着黑色皮包，排列整齐的52个人，在机场明亮灯光的映照下，显得格外耀眼。
这就是我国改革开放后派往国外的第一批留学生。
当时中美尚未直接通航，他们一行将首先飞往巴黎，然后再转机到达美国纽约。
说起这52个最初的幸运儿，他们的留学之路，在此之前，亦是一波三折，几经讨论研究，最后才由邓小平拍板决定。
1、凌晨三点的电话
1978年的邓小平在行政层级上还只是一个分管教育的副总理。
而一向心系教育的他，在刚刚复出后就明确提出，他要抓科技和教育，要做教育和科研的“后勤部长”。
他是这样说的，也是这样做的。
1977年7月23日，邓小平在与中共长沙临时委员会正副书记张文峰、高勇谈话时，就曾直接谈及出国留学事项。
“你们可以花钱把外国技术资料买来，编到教材中去，也可以派留学生去学，还可以请外国技术专家来教。”
一周后的8月1日，邓小平又把副总理方毅和教育部长刘西尧请来，专谈教育问题，又明确提出，要派留学生出去，还要请人来讲学。
原来，早在这年的7月10日，时任美国美国总统科学顾问的弗兰克·普雷斯博士在北京访问时，邓小平就曾与他亲切会见并认真商讨了向美国派遣留学生的想法。
随后，在这天的华盛顿时间凌晨三点时分，普雷斯博士由北京打来的一通电话，让正处于睡梦中的卡特总统拿起电话便紧张兮兮地问道：
“为什么这么早打电话？是有什么坏消息吗？”
电话这头，普雷斯平静地回答道：“不是坏消息。是因为邓小平问你，能否接受5000名中国学生到美国大学留学？”
听罢普雷斯的一番话，卡特如释重负，他思忖了一下，又很快慨然回答道：“你告诉邓小平，他可以派10万人。”
话虽如此，可是，从邓小平最初起了派遣留学生的想法，到后来留学想法成为现实，在当时的中美双方，仍掀起激烈讨论，提出种种不同意见。
2、顾虑重重
在派遣留学生方面，当时美国方面的顾虑很多。
首先便是中国留学生声称到美国留学，主要是为了学习美国先进的科技。
于是美方人员便一厢情愿认为，这是专门冲着导弹、卫星技术的学习来的，所以他们提出希望派遣大学本科生来留学，获得学位。
这样，就避免了功利性的留学目的。
其次，针对中国留学生主要是来学习理工科的留学目的，美方又提出，一些尖端学科暂时不能开放。
最后，他们还担心中国留学生当时在国内的英语水平，来美后可能在语言交流上会有困难。
而在派遣留学生问题上，在当时的国内，很多人同样顾虑重重。
其时，十一届三中全会尚未召开，人们在思想上还远未真正解放。
时任教育部外事局副局长李琼说：“当时我们在留学生管理问题上还有些害怕，担心叛逃一个不好交待。”
面对国内一些人的种种担忧顾虑，邓小平随后公开发表了一系列重要讲话，为我国派遣留学生留学问题指明了方向，解放了手脚和思想。
“不能把留学生圈起来，要放开手，让他们接触派往国的社会和群众。留学生不能光学习科技知识，还要广泛了解国外经济社会状况。留学生绝大多数是好的，个别人出一点问题也没什么了不起。”
“要相信广大青年学子的爱国报国热情，就算个别不好的情况发生也没有什么了不起，跑了10%甚至20%，还会有80%、90%的青年回来！”
“现在我们迈的步子太小，要千方百计加快步伐，路子要越走越宽。我们一方面要努力提高自己的大学水平，一方面要派人出去学习，这样可以有一个比较，看看我们自己的大学究竟办得如何。”
3、达成共识
这之后，在1978年9月2日，普雷斯博士在美国发出正式邀请，欢迎中国政府代表团前往美国，共同商谈派遣留学生事宜，中方很快接受了普雷斯博士的邀请。
10月7日，中国教育代表团顺利抵达美国，一批人留在华盛顿谈判，另一批人则带队前去考察美国的大学。
这一次，中国教育代表团主要考察的是位于美国西海岸的斯坦福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等著名大学。
在华盛顿谈判过程中，十余名来自美国国防部、空军、联邦调查局、中央情报局、国家航空航天局的情报人员，从国防角度出发，指出部分领域苏联和中国的学者不可以涉及。
随后，他们还划定了具体的涉密范围。
接下来，围绕留学生人数及学习的专业范围，中美双方又进行了激烈艰难的谈判。
在美国停留的13天里，围绕留学生问题，虽然中美双方争议分歧颇多。
不过，中国教育代表团最终与美方达成了11项“口头谅解”，并明确表示：“双方鼓励两国的大学、研究机构和学者之间进行直接接触。”
“在1978年至1979学年，美方接受中方500名至700名留学生、研究生和访问学者，中方接受美方60名留学生、访问学者。”
代表团回国后，教育部的首要任务是选拔出首批50名留美人员。
邓小平同时做出要求，在中美建交前，首批50名留美人员必须先到美国。
因为时间紧迫，又要考虑国内急需的专业人才，在专业背景选拔上便以自然科学领域的理科、工科为主。
选拔范围则局限在北京重点院校及科学院，以及天津、上海等地的大学生。
自这年10月25日起，教育部外事局开始组织人手，根据学生统考成绩、业务考评、考生登记等方面，从考试基本合格中初选出700—800人。
而后再从中选拔出成绩最为优异者50人，作为中美建交前第一批赴美留学学生。
4、学成归来
第一批赴美留学的50人名单被最终确定下来之后，为了保证留学生的进修质量，在出国之前，他们先被送往设在北京语言学院的出国人员集训部开始短期集训。
集训期间，他们每个人都得到了700元的置装费。
这之后，在12月26日的首都机场，我们就看到了清一色的当时国内最好的“银枪呢”黑大衣，还有一模一样的西服、皮鞋和公文包。
集训结束后，在动身前往美国前，北大的姜伯驹和张恭庆当时恰好获得了美国的奖学金，即将赴美进修。
于是，这50人的留学队伍，就临时变成了52人。
如今的中国工程院院士柳百成，当时也是52人中的光荣一员。
让柳百成至今仍记忆犹新的一幕，便是他们一行刚到纽约，在灯火辉煌的异国的机场大厅，面对数十名西方记者的“长枪短炮”，他们宣读的那份留学声明：
“中国人民是伟大的人民，美国人民也是伟大的人民。我们不仅是为学习美国的科学技术而来，也是为中美两国人民的友谊而来。”
不用担忧顾虑，没有不良居心，我们身正影正，来得从容，学得坦荡，如是爱国情浓，如是胸襟博大，如是光风霁月。
来到美国的柳百成，后来在美国威斯康星大学和麻省理工学院学习了两年时间，最终学成归来。
后长期从事用信息技术提升传统铸造行业技术水平及提高铸造合金性能的研究，在多尺度、多学科宏观及微观铸造及凝固过程建模与仿真，铸造合金凝固过程基础理论及提高性能应用研究等方面做出重要贡献。
他曾先后获得过部委级科技进步奖一等奖2项、二等奖5项、三等奖4项、中国国外奖励2项及发明专利2项。
在美留学期间，柳百成的最大感受是当时美国科学技术的突飞猛进。
他说：“当时我还没见过计算机，而在美国房东家里，三年级的小学生都有了一台苹果电脑。”
包括柳百成在内的首批被派往美国留学的52人，除了一人延期外，其余51人全部在两年后按时回国。
后来，他们大多成为了我国科技领域的领军人物。
而自这52人拉开我国改革开放后的留学大幕之后，目前，我国各类出国留学人员达264万人，分布在100多个国家。
进入新时代，在欧美同学会成立100周年庆祝大会上，中央对欧美同学会给出了新定位，提出了新要求，那就是“留学报国的人才库、建言献策的智囊团、开展民间外交的生力军。”
如今，我国已成为世界上最大的留学生派出国和回归国。
来自各行各业的留学人才活跃于国家发展的各个领域，为我国经济、科技、文化、教育、文化、卫生等领域的繁荣昌盛，都做出了突出贡献。
他们已经成为促进我国经济社会转型发展、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一支重要力量。
文|午梦堂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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