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国小民 | 检察官老炮：28年前的三桩血案|刑侦|大写|大国小民|审讯|左权|干警|枪械|检察官|破案|罪犯

《大国小民》第133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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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为为“检察官笔记”连载第09篇，“故事大爆炸2022”入围作品第01篇。

前言

“舍得一身剐，才能干政法”。

每当看到这句话，我就想起我的师父曹兵。他离开军营后，从检几十年，过许多大案，是一名真正的检察老将。

师父曾对我说，每个老检察官都是中国司法制度“活历史”的一部分。年岁长，鬓染霜，他的检察官生涯几经浮沉，身上的制服从豆绿变成淡蓝，见证着检察院的变迁。

“当时你们要上哪儿去？”我指着相册中的照片，问师父。那是他收藏的老相册，深蓝色封皮已经破旧，边角磨出灰绒的毛边。

“出现场——”曹兵凑过来，扶起老花镜，端详着那张旧照，“那时候我和老杨还挺年轻。”

“检察官也要出现场？”我疑惑地瞅着照片。照片像是抓拍的，当时师父披着军大衣，跟着当时的同事杨建军正要走出办公室。杨建军身穿豆绿色的旧式制服，红色肩章扣着硕大的检徽。

“对，那时咱们要跟公安一块出现场。”师父解释说，当时他和杨建军都属于“军转干”，被分到检察院的侦查监督处——也就是人们习惯叫的“批捕科”。

“你们这是遇到了什么案子？”

“你以前老要我讲90年代的大案要案，这一次给你碰着了，当时我们确实办了一桩大案。”师傅摘下老花镜，目光移向窗外，“那是1995年的大冬天，那天的天气就跟今天差不多。”

他凝视着那团铅灰色的云，有些出神，仿佛回到了20多年前的场景。

1995年12月底，冬风阴寒。曹兵和杨建军坐着一辆小昌河，跟随公安们的面包车，来到本市北郊的一片农田。下车后，曹兵跟在重案队后面，穿过一圈看热闹的群众，进入案发现场的中心区域。在农田的西南方向，仰卧着一具裸体女尸，变色的皮肤沾着大片污泥，双手被砍去，五官扭曲变形，没有瞑目，像是生前遭受了极大的折磨。

报案人是一位姓黄的农民，他向警方反映称：12月26号清晨，自己正坐在田边喝水，忽然听见妻子一声惨叫，便赶紧循声跑过去，见妻子瘫坐在地里，面色煞白。他顺着妻子的视线低头往下看，手中的搪瓷杯也“哐当”掉到了地里——他们中间横卧着一具无手的裸体女尸，形貌骇人。

老黄说，他吓坏了，不知道该怎么办，一把拉起妻子，像撞了鬼似地奔出农田，甚至都不知道妻子手臂上什么时候还被划出了一道口子。老黄带她去了卫生所，顺便报了警。他对赶来的侦查员说：“警察同志，你们赶快把那个东西弄走，我这块地今年不会好了。”

曹兵跟着侦查员把案发现场检查了几遍，在离女尸20米处发现一对鞋印。警察让老黄过去辨认，老黄抬起自己的脚，说自己从没穿过这种鞋。经过测量，那个鞋印的长度在42码左右，曹兵看着侦查员绘制完现场平面图，又帮忙把女尸被抬上面包车。

师父讲到这里，停下向我解释说，作为检察官，跟着公安出现场、大致了解案情只是第一步，接下来，他们还要参与重案队开的案情研讨会，这才是工作重点。他和杨建军必须全面跟进公安的侦破过程，提供侦查提纲和相关意见。

讲到这里，师父问道:“我考考你，为什么当时要有这些环节？”

“因为要快捕快诉。”

“对。”师父点了点头，“90年代的治安形势很严峻，有些犯罪分子的装备比公安还要精良，社会上经常发生抢劫杀人的恶性案件。上头让公检法三大部门紧密配合，在重案的侦查阶段，检察院就参与进来，与公安协作。那会儿公安的破案压力很大，不比现在。”

“听上去像现在的‘提前介入’。”我说。

“对。”

师父摆了摆手：“我年轻的时候干过侦察兵，很多场面都见过。可老杨不一样，他以前是军区政治部的，专门搞思想工作，哪见过这种场面？我俩第一次出完现场，他回来吃了俩礼拜的素，连根肉丝儿都不敢碰，不信你可以问他——我继续讲下去，刚才才说到一半呢，你别老是打岔——”

看完现场，曹兵转头望向杨建军，见他正跟着侦查员在人群中走访。杨建军时任批捕科副科长，平常话不多，心思缜密，他在现场向公安局的侦察员们提了证据收集的意见，待勘查工作全面结束后，合上黑皮笔记本，又与曹兵一起坐上小昌河，跟车火速去了公安局。

当时恶性案件破案压力很大，警队办案讲究速战速决，大队人马抵达局里后便直奔会议室，等曹兵和杨建军进去时，里面已经坐满了人。曹兵随手拉开杨建军身边的椅子，屁股还没坐稳，右肘便给人拽住了：“这是尹队长的专座。”

曹兵反应过来，正想跟对方解释，杨建军急忙按住他的手，暗示他要忍。

“曹兵同志当然能坐！”门口洪亮的声音一出，会议室立时没了动静。说话的人剃着毛寸，皮夹克衬出精壮的身躯，灯光下的脸如刀削般硬朗。曹兵闻声便知，这是重案队队长尹东明来了——他从部队转业到公安局工作后，连破几起大案，升任重案队队长，颇具威望。

尹东明快步走上前，揽住曹兵的肩：“我来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位同志叫曹兵，也是我的战友，当初跟我在一个连队。面对新的情况，同志们肯定要有个适应的过程，但是检察院的同志既然已经参与进来，指导我们的侦查取证工作，那我们就是一个集体，不能整天红着脸！”

“尹队”都这样讲了，几个侦察员就主动让出了座位。

尹东明坐定后说，他刚从外地执行抓捕行动返回，收获颇丰，不费一枪一弹，两个盗枪犯就在卧室就擒，还在屋里连缴了一把“五四”，一把“六四”，十来发兵工厂的制式手枪弹，“今天我刚下火车，就听到消息，说市郊发案了。闲话少说，你们讲一讲现场情况”。

侦查员汇报了案情：死者双手被凶手用锐器砍断，双臂均有搏斗伤，左小臂发现一滴血滴，下身赤裸，生前遭受过性侵，阴部有伤痕，是被他人勒颈致机械性窒息死亡，法医初步推算的死亡时间是12月25日，抛尸时间应该在次日凌晨。根据尸检和现场勘查情况，北郊农田并非凶手作案的第一现场，现场提取到的鞋印出自常见的胶底解放鞋，尺寸为42码，右鞋根部磨损严重。此外，还在泥地中有效提取到3枚指纹，其中拇指纹残损，另2枚正常，受害者的衣物材质较为特殊，受到条件限制，无法提取有效证据。

“检察院的同志发表一下意见？”听完汇报，尹东明看向曹兵和杨建军。

杨建军补充道：“刚才那位公安同志讲得很详细，技术科也传来消息，说死者左小臂上的血滴并不是本人的，这表明凶手在搏斗的过程中可能受过伤。接下来，各位侦查取证的范围从案发地辐射到周边，排查附近所有的卫生所和药店——还有那个胶底解放鞋，当前还无法确定这是不是凶手穿的，但是右鞋跟磨损厉害的人，走路应该会有跛足的迹象，所以，在大范围排查的同时，我们建议各位要留心这几个地方，同时案件的调查必须符合法律规定，我们会随时会跟进、监督。”

杨建军讲完，尹东明立即开始部署侦查工作：一是确认尸源，在全市范围发布认尸启事，并委托各公安分局协助查明死者身份；二是对案发地周边进行大范围排摸，要挨家挨户地走访，同时要寻找死者被砍下的两只断手；三是对近期刑满释放人员做重点排查，确保没有遗漏。

依照惯例，这一宗血案以日期来命名，重案队由此成立了“12.26”专案组。此后，市郊发现女尸的消息很快传出，“12.26案”在市民口中被换成了更阴森诡谲的名字——“断手女尸案”，尚未落网的凶手，也有了一个外号：奸杀恶魔。

尸源很快就确认了——案发前几日，本地一名中年男子曾来派出所报案，称自己的妻子莫名失踪了。听到“断手女尸案”后，这个男人预感不祥，便赶到公安局想确认一下。尸源组带着男子去了殡仪馆认尸，男子认出那正是自己的妻子。

死者叫姚芳，34岁，1993年跟随丈夫到本地生活，在国营纺织机械厂工作。警员们随即赶赴纺织机械厂，对姚芳的人际关系展开调查。工友们反映，姚芳性格随和，在厂里人缘很好，不太可能和别人结仇。她和丈夫感情很深，丈夫平时常骑着一辆凤凰自行车来接她下班。12月25号那天，丈夫有事去了朋友家，姚芳独自下班，谁也没料到，就在当晚遇到了恶魔，横尸于北郊农田中。

纺织机械厂第二车间的一位女工告诉侦察员，就在姚芳遇害当晚，她曾看到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徘徊在厂门口，形迹可疑，“平常来接女同事下班的男人我大多数都见过，从来没见过这个男的，他看起来很凶，还鬼鬼祟祟的”。

姚芳的家距机械厂3.5公里，回家路上必然会经过一个丁字路口，这条1994年才修好大路上，沿路有几家小吃店和一家修车铺。侦查组兵分几路，逐个店铺问询，但由于店铺毗邻几家大型工厂，工人下班晚高峰正是小吃店最忙碌的时候，老板们都说对那个男人没有印象。

只有修车铺的老板提供了信息：12月25号晚，他手头没活儿，坐在小木凳上发呆，望着街上的人来人往，确实曾有一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经过，和走在前面的女人贴得很近，当时他还觉得奇怪，但也没放在心上，“管那么多干什么？”

可惜的是，机械厂女工和修车铺老板都没有记住那个男子的体貌特征，女工只说“个儿不高”，描述很模糊。

问询结束，专案组开了案情分析会。尹东明分析，北郊在地理位置上相对偏僻，去那里要走很多小道儿，而且沿途居民很少，凶手选择在这里抛尸，说明他对这里比较熟悉。离北郊最近的居民区在抛尸现场2公里开外，外来人员居多，所以要马上对居民区做一遍细致的摸排，对所有的出入人员，全部登记造册。

但排查完之后，侦察员们仍旧一无所获。

眨眼就到了1996年元旦，那个穿灰色夹克的男人依然没被找到。侦查员们还在加班加点地调查时，市里又发生了一起抢劫杀人案——凶手入室捅死了一位72岁的独居老人，拿走了屋内现钞和一条金项链。

师父回忆说：“那时候尹东明压力不小，他本来是市局的破案能手，现在两个案子一下都压在了手里。他被领导叫去谈话，回来的时候，我看到他脸色很不好，估计没少挨训。一问才晓得，劫杀案发生以后，老百姓有了一些声音，责怪公安办案不力。这个案子，领导只给了两周限期，如果破不了，就让他自己看着办。”

经过4天的地毯式排查，尹东明带着公安干警在一个菜市场旁的工人宿舍将劫杀案的嫌疑人抓获。那名嫌犯倒很爽快，不遮不掩，竹筒倒豆子，除了这起劫杀案外，还把自己此前偷了一块上海牌手表等案子全部交代了，唯独没有提及“断手女尸”。

反复讯问核查后，尹东明确定，这起劫杀案跟“12.26案”并非同一人所为，“12.26案”的侦破再陷僵局。

抢劫杀人案告破的第二天晚上，曹兵叫家人弄了几个炒菜，带到尹东明办公室。桌上的烟灰缸里插满了烟头，尹东明随便夹了几口菜就放下筷子，低头继续研究着地图。曹兵凑上去看，那张地图上有着数不清的红色勾画。

挂钟响了又响，尹东明很烦闷，丢给曹兵一根烟，两人对坐无言，周围烟雾缭绕。看着战友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曹兵心里也不是滋味，说，这个凶犯难道还插了翅膀不成？排摸力度那么大，怎么就揪不出来？

尹东明枕在椅背上，望着正对面的时钟，在曹兵身后说：“你看这个时针‘滴答滴答’地走，我们晚一分钟抓到人，凶手就可能多害一条人命。”

曹兵用指节敲了敲桌子：“你别乌鸦嘴，这都是丧气话，一点也不像我认识的尹东明。”

但尹东明真的说中了。两周不到，曹兵就又在一个晚上接到尹东明的电话，只有三个字：

“出现场。”

去现场的路上，面包车里所有人都沉默着。那个时候，凡是公安请检察院出现场的案子，无一例外都是大案。“12.26案”还像悬剑一般垂吊在每个人的头上，这会儿又撞上一起命案，所有人心里都像两车追尾一样。

尸体是在桥洞下被发现的，桥上是刚修建的公路，一传来汽车疾驶的声音，桥洞下也跟着轰轰隆隆地震。桥洞很暗，只能打着手电在桥洞底下侦查。穿堂风很阴，曹兵觉得“就好像有人用嘴对着你的脖子后边哈冷气，寒毛一根根都能竖起来”。

更让大家不爽的是，离桥不远就是县派出所，在警察的眼皮子底下犯案，凶手就像在挑衅。

桥洞下方躺着一具女尸，和“12.26案”一样，也是赤身裸体，颈部有绳索勒痕，生前遭遇过性侵。只是这具女尸的双手完好，也没有搏斗伤。

“把这个地方的里里外外，全部给我仔仔细细地查一遍，就算是一滴污水，一根头发，一粒灰尘，都不要放过！”尹东明喊了一声，走出来想抽口烟，结果一阵冷风把刚点着的烟头吹灭了。他骂了一声，把半截香烟夹在耳朵上，提着手电返回现场。强光照射下，女尸脸上两个暴突的眼球显得狰狞，只能用“惨状”形容。

桥洞下有个小水坑，积满了污水。水坑边上有一前一后的鞋印，已经干了大半，并不完整。尹东明蹲下来，低头研究着，一名侦查员在洞里嚷：“还是那个解放鞋！”曹兵和杨建军也走过去，和尹东明围在那个侦查员身边，看见桥洞西南侧一片污泥上面留下了一个左脚鞋印——又是42码的胶底解放鞋。尹东明忍不住骂了一声：“是那个杂种。”

桥上又有车经过，隆隆的声响就好像是眼前的鞋印发出来的一样，曹兵一阵恍惚，片刻后又清醒过来，透过手电的光，看见每个人神色凝重。围观的群众有人说话很刺耳：“下一次凶手杀人都要扔到公安局大门口了。”尹东明继续环顾现场，只当没听见。

这时，有侦查员在桥洞底下发现了一只鼻烟壶，尹东明看了一眼，叫他带去刑科所。

“桥洞女尸案”在市里也很快就越传越玄乎：有人说那个凶手是走火入魔的气功大师，奸杀女同志是为了采阴补阳，他还会特异功能，可以原地消失；也有人说凶手是鬼变的，一到特定的时间，就窜到人间来害人……

收队后，市公安局局长打了尹东明的BP机，通知重案队全员召开紧急会议。曹兵跟着下了面包车，正要和大家一起上楼，杨建军伸出胳膊挡住他，低声说：“这次局领导没有通知咱们的人，如果贸然闯进去，到时候双方都不方便。”

曹兵驻足，会后跟公安们打听，才明白杨建军话中的深意——这个“紧急会议”只是名称，实际上是内部训话，局长在会上把重案队一顿痛批，撂了不少重话。他对全队说，“12.26案”迟迟未破，老百姓对公安的意见很大，市领导已经高度关注这个案子，全局上下顶的压力越来越大，接下来，由他亲自挂帅，担任案件侦办的总指挥。

局长点了尹东明的名字，当场质问他：“这个队长你还能不能当？！不能当我马上换人！”

尹东明骨子里有血性，面对领导的责难，带头做了检讨，把所有责任全揽在自己身上，还下了军令状——如果不亲手抓住那个凶犯，他主动辞职，这身军绿色的衣帽，还有配枪，悉数交还。

重案队副队长看不下去，也站起来带头做了保证，接着所有人跟着应和。局长这才点了点头，说：“重案队在市里是块金字招牌，你们不要被犯人按住了头，更不要砸了这块牌子！”

会后，照尹东明的安排，重案队全队继续留在会议室开案情研讨会。杨建军和曹兵也一起参与了。

这次是杨建军率先发言。他以前在部队搞思想工作，懂政治，更懂人情，局长唱完黑脸，他知道该怎么接着唱下去：“这将近一个月，公安同志们都非常辛苦，加班加点，从‘12.26案’案发后，重案队这层楼的灯从来就没灭过。但是，当前我们受到客观条件的制约，让凶手侥幸躲过侦查。针对这种情况，我和曹兵同志讨论后，来谈谈检察院的意见，公安同志们作为参考，具体实施以徐局长和尹队为主。”

这时，刑科所的人敲开门，向尹东明汇报称：经过指纹比对，那只鼻烟壶上的指纹与“12.26案”现场采集到的指纹相吻合。尹东明派人接过物证袋，叫杨建军继续讲下去。

“我正想说说这个鼻烟壶，大家不要小瞧这个东西，上面的信息可不少，除了有凶手的指纹，还说明了凶手的生活习惯和爱好。这个鼻烟壶也奇怪，壶身画着春宫图，在市面上并不多见。我们市里共有两个旧货市场，还有南郊夜间的‘鬼市’，由于破案任务非常急迫，挨家挨户地问肯定来不及，我建议让技术科把证物拍成照片，贴到市场告示栏，具体交由市场的负责人来落实。”杨建军说。

果然，协查告示发布后，一位旧货摊老板认了出来这只鼻烟壶，主动联系了重案队。老板说，两个星期前，一个穿灰夹克的男人在他这里买走了这个鼻烟壶。当时那男人在他的摊位驻留良久，拇指不停盘玩着这个物件，他看着心烦，问那人到底买不买，那人就瞪了他一眼——就是这么一瞪，让老板记住了男人这副凶相。接着，那人半抢半买，把鼻烟壶塞进了口袋。

老板详细描述了男人的体貌特征：长脸，寸头，单眼皮，细长眼，左眼角有个瓜子样的胎记，高鼻梁，颧骨很高。身高大致在170公分，身材适中，灰色夹克里面穿着白色毛衣。侦查员根据描述，画了一幅素描画像。

然而，侦办工作刚有进展，市里又发案了。

1996年1月22号晚上8点，南郊服装厂附近传来一声枪响。有个搬运工骑着三轮车途经此地，听到枪声后，看到一个男人神色慌张地往西面逃窜，本想要追上去，可一想到男人手里可能有枪，没敢。他又往前骑了一段距离，发现荒草地上躺着一具尸体，吓坏了，赶紧跑回工厂办公室报了警。

8点半，正躺在家里沙发上打盹的曹兵听到BP机响，看见了尹东明打给他出现场的通知。因为杨建军的老胃病发作，曹兵就跟科里打了报告，说这次自己单独跟着尹东明出现场。腊月初三的天黑得像蜂窝煤，屋外又下起了小雪。曹兵披了件军大衣，跟妻子打了招呼就往公安局赶。他要尽快跟尹东明汇合，否则等会儿雪下大了，容易破坏现场。

到案发现场后，刑科所的人已经在进行取证。曹兵起初被堵在人群外，听见各种议论的声音，大多数是咒骂，骂人的不止是围观民众，也包括在场所有的公安人员。曹兵走近案发地，才明白过来这是怎么回事。

“这个现场不血腥，没有太多的血迹，也不复杂，一看就是枪杀案，还有关键证物，一枚黄铜色弹壳……简单概括那个现场，就四句话：一片荒草地，一个小女孩，一颗子弹，一条生命。”

受害者年纪实在太小了——女童的麻花辫上沾着草屑、污泥和雪粒，小圆脸煞白，双目微闭，左胸口有弹创，血浸透了淡绿色的毛衣，她的两个手腕已被电线勒红，下身衣裤被凶手脱去，扔在东南面的荒草上。

“连小孩都要弄。”尹东明蹲在现场附近，看着女童的尸体，咬牙切齿，每句话像从牙缝里蹦出来，拳头快要砸进坚硬的冻土。

全重案队的人打着手电筒，在草地上搜寻弹壳。弹壳很快在现场西南面被发现了，放到物证袋里，递给尹东明和曹兵过目。曹兵借别人的电筒，在透明的物证袋上面照了很久，尹东明听见现场外围有个穿蓝色工服的男人瘫坐在地上痛哭，就走到男人面前蹲下来，询问情况。

男人是女童的父亲，边哭边说，讲话断断续续的。他告诉尹东明：自己在服装厂上班，女儿平常总在南面的工人体育俱乐部玩，孩子很懂事，还给他洗过工服。今晚他跟几个工友打牌，起身要去找女儿的时候，就听见了枪响。

勘查工作持续到晚上11点多，结束后，重案队准备返回，曹兵跟在尹东明后面，感觉到有人拽住了他的衣服，回头一看，是那个女童的父亲。他嗓子已哭哑，像丢了魂，眼神略显呆滞，只对曹兵说：“公安同志，你们到时候得给我一个交代。”

曹兵本想跟他解释，转念一想，“在这个节骨眼儿，说啥都是废话”，就硬着头皮答应下来：“你放心，我们一定会抓住那个畜生。”

回到办公室，尹东明问曹兵为什么在现场一直在琢磨那枚弹壳。

“这个弹壳有问题。”曹兵沉声道，“在现场的时候，我不方便多说，那样别人会说闲话。现在办公室就我们两个，我给你讲一下那颗弹壳屁股后面的‘猫腻’。”

曹兵说，这枚子弹壳是7.62毫米的“六四”式手枪弹，底部刻有2个数字编码，上面的是厂号，下边的是批次，是兵工厂在制造时留下的标记。但是弹壳底部的撞针痕迹很奇怪，边缘也变形了，不像是被制式手枪发射出来的。以前他和尹东明当兵的时候，用“六四”式手枪打过靶，也在靶场捡过很多弹壳，“这种子弹壳被打出来以后，屁股后边是什么样儿，我记得一清二楚，就像认老朋友一样。可以说，这枚子弹是正规的制式手枪弹，但枪，大概是民间粗制滥造的。”

尹东明点了点头，想起了上个月在外地抓回来的那伙盗枪犯。他决定派几个兄弟重新过去突审，同时委托各分局调取近期的弹药失窃案。他又告诉曹兵，弹壳只是物证之一，刑科所在小女孩的衣服上发现了2枚指纹，正在比对。

很快，指纹检验结果出来了，正是尹东明的宿敌、那个“奸杀恶魔”留下的，弹壳尾端的枪痕也如曹兵所说，是由仿制手枪所击发。

这说明了一个严重的问题——恶魔有枪了。

1月23日早上，曹兵赶到检察院时，杨建军已经坐在办公室翻卷宗了，一见面，就问他案子的情况。讲到昨晚女孩的惨状，曹兵遏制不住怒气，猛捶着桌面，用力地“唉”了一声。

杨建军沉思片刻，对曹兵说：“看来你还得受累跟我跑一趟公安局。‘12.26案’的凶手犯了3个案子，最近这一宗还是枪案，拿到枪，他会越来越猖狂。现在十万火急，一刻都耽误不得，晚一步抓到，就多一个人被害。”

“尹东明要是逮住那个畜生，批捕的时候，我们必须得好好审一审。根据我的判断，这个凶手可能有前科劣迹，说不定还‘余罪藏身’。”

杨建军笑了一声，刚说了句“英雄所见略同”，笑容就突然僵住，五官绞成一团，左手紧捂住肚子。曹兵看在眼里，嘴上却说不出关心的话，知道说话也没用。在政法队伍里，他有两个兄弟，一个是战友尹东明，另一个就是杨建军。兄弟身体抱恙，他得想点办法。

当晚，曹兵命令杨建军“坐着别动”。杨建军不清楚曹兵葫芦里卖的是什么药，但接下来的场面让他哭笑不得：曹兵把家里的砂锅端到办公桌上，锅里是他让妻子熬的鸡粥，接着，他又从食堂拿了一副碗筷、小半碗咸菜——他知道杨建军这几日寝食难安，得吃些流食。

次日一早，杨建军回到办公室，瞧见桌上放了一盒胃药。事后他评价说：“老曹就是这样，从不会说什么漂亮话，有时候不声不响，就把事做了。”

杨建军和曹兵去了公安局，与尹东明商讨接下来的方案。经过尹东明的请示，上面下了协查令，让各分局抓紧调查近期发生的枪案，同时对近期的刑满释放人员做了逐步摸排。

几天后，分局传来捷报：1月27号晚8点，侦察员乔装成买枪的顾客，与一个诨名“钉子”的嫌犯在口岸附近接头，当场将其抓获。此后公安又在其家中发现了2把仿“六四”式手枪，其中弹药与“1.22案”的弹壳为同一厂次。

“马上突审！”直觉告诉尹东明，案子的突破口即将显现。

然而，突审“钉子”的过程中，却让重案队碰了钉子。

“钉子”的真名叫毛丁，安徽人，曾因盗窃枪支弹药在监狱服刑。1994年出狱后，毛丁以倒卖仿制枪支为生，他卖的仿“六四”式手枪产自贵州的小作坊，做工粗糙，要价却不菲，在当时平均一把要350元。曹兵后来在重案队那里见过从他那里被缴的枪，“成色差得很，脏兮兮的，枪膛枪管也不行，也就是比普通的射钉枪多装了个‘六四’的外壳”。

毛丁的脾性就像他的外号，说话带刺，还跟公安耍横。审了十几分钟，他说的最多的就是“不记得了”。警方对他做训诫教育，他却发了脾气：“你到底有完没完，问了几遍还要问？”

当时尹东明去省厅开会，重案队有个叫顾成的手下，年轻气盛，跟毛丁吵了几句后，一气之下把毛丁的椅子拽走，罚他蹲在地上，双手抱头。毛丁不从，要从地上站起身，又被顾成按了下去。

“你敢再按一下，老子扒了你这身皮！”毛丁拼命叫嚷着。

顾成被激怒了，对着毛丁的胸口踢了一脚。其他人看到顾成动了手，赶紧冲上去把他拉开。毛丁坐在地上，扯着嗓门高喊，似乎想让整栋楼的人都听见。

此时杨建军和曹兵正巧经过这里，听到突然传来的哀嚎，杨建军快步走过去，直接推开房门，瞥见毛丁仰靠在墙边，公安们回头看到杨建军，动作像是凝固住了。

“这声音是怎么回事？犯人为什么在这个办公室？现在他应该在办案区！”杨建军皱着眉头。

“你是这里的领导吧？你说的话管用吗？”毛丁立刻抓到了机会，“我要向领导反映情况！他们审问我的时候，问不出来就动手打，我身上有伤！”

话一说完，毛丁还哭了起来，顾成在旁边训他：“别装了，大男人哼哼唧唧的，哭什么哭？！”

杨建军扯过椅子，坐在毛丁面前，凝视着他的眼睛问：“动手的是哪些人？你指给我看。”

“就是这个人。”毛丁抹着泪，手指头戳向顾成。

顾成想要辩解，杨建军制止了他：“你们先把他带到办案区，我来了解情况。”

“现在办案要紧，管那么多干什么？”顾成顶撞了回来。

杨建军说：“这就是我们该管的事——私自讯问犯人，程序上已经违法，再加上动手打人，这是要追究刑责的。”

到了办案区，讯问完毛丁，杨建军转头跟曹兵说：“接下来我们要调查公安，你跟尹东明有私交，不方便介入，这件事我来处理。你去找蔡宁，他是公安局法纪组组长。”

当日下午，从省厅赶回来的尹东明，得知了顾成的事，便想托曹兵向杨建军说情：“那个毛丁自己也有问题，跟警察耍什么横？顾成他刚从警校毕业，血气方刚，不懂规矩，但他的办案能力还是过硬的，只是不太讲究方式方法，你问问老杨，这事能不能商量？”

曹兵陷入沉默，他担心的事还是发生了——一面是职责，一面是兄弟，公私之间的冲突，让他卡在夹缝里，左右为难。

尹东明见他没开口，又补了几句：“凶手还没抓到，我这里又折了一个兵，整个公安局的人都会把我尹东明当成笑柄。咱们公检两家向来关系很好，去年还一起吃过年夜饭，别为了这点破事儿伤了和气。现在最要紧的是破案，其他事没必要上纲上线。”

曹兵最终还是摇头说：“这不叫上纲上线，是原则性问题。你想想看，要是毛丁被屈打成招，不管你们问什么，他都说是自己干的，这不就成了冤案？这样一来，真凶还在逍遥法外，到处作恶，你自己也当不成警察了。”

尹东明没再应声，转身便走了。

“那个年代的治安形势和刑事政策都跟现在完全不一样。那时候办案只要符合‘两个基本’，就能定罪——什么叫‘两个基本’？就是‘基本事实清楚，基本证据充分’，可捕可不捕的，坚决要捕，对犯人也要从重处罚。这种政策是为了适应时代发展的需要，但也确实容易造成很多冤假错案。我们那会儿和尹东明较真，也就是担心这点。”

师父回忆到这里，忍不住感慨。

1月29号上午，杨建军和蔡宁在公安局纪检办公室，查问了当时在场的3名警员。最终，顾成承认自己动手打了毛丁，但他强调，打人是为了泄愤，绝非为了逼供，“一人做事一人当，这件事我负责到底，那些同事只是为了拦我，跟他们没关系”。

不久后，公安局就此事召开党委会，下达了处理结果：在场警员一律被处以违纪处分，顾成被开除。

“小师弟”被开了，重案队的人自然迁怒到曹、杨二人身上。曹兵很不自在，问杨建军怎么办。杨建军并不在意：“该做什么就做什么。干这行注定要得罪人，遇到现在的情况也在意料之中，把手头的工作做好，事情自然会过去，别人也不会多说。”

顾成被处理后，曹兵对尹东明有点回避，那天他们走进尹东明的办公室，老战友彼此都很尴尬。曹兵明显感觉到尹东明对他的态度有了变化，到底变了什么，说不上来，总之少了过往的东西。

杨建军在尹东明桌上放了一张纸：“这份讯问提纲，我就当抛砖引玉。在讯问这方面，我和曹兵都不如你们专业。如果对你们有点用处，那就再好不过。”

杨建军说得很委婉，在交流时，他总会顾及对方的脸面。尹东明拿起纸看了一会儿，对杨建军说：“就按这个来。”

曹兵事后才知，那贴在讯问毛丁时，杨建军通过细致的观察，摸透了此人的性格。这个犯人是典型的“吃软不吃硬”，“老杨他说，就算是拿千斤顶在毛丁嘴里硬撬，也抠不出一句话，对付这种人要采取迂回战术，在他开口后要速战速决”。

这一回，由尹东明亲自审毛丁。毛丁在尹东明面前显得非常乖顺，问什么答什么。他回忆说，在几周前他确实卖出过两把枪，一把卖给陌生人，另一把卖给他的亲戚。

“看清楚，你卖的两个人里面，有没有这个人？”尹东明抽起那张“奸杀恶魔”的画像，放到毛丁面前。

毛丁的眼神不好，他拿过画纸，把脸几乎贴到纸上，盯着画中的面孔对尹东明说：“是我的表哥董伟清。”

“你确定是他吗？”尹东明问。

“绝对错不了，董伟清的脸很好认，面孔上有个小疤。”毛丁说完，连声说了两遍“千真万确”。

“什么时候买的？他住在哪里？全部一五一十讲清楚，到时对你自己有好处。”

毛丁交代说，董伟清平时阴郁寡言，坐过几年牢，没工作，也没朋友。大约两周前，董伟清找他买枪，他起先并不想卖，因为贩枪是在刀尖上过活，客户必须是陌生人，交易完成，各走各路，“就算他们买去杀人越货，也跟我没什么屌关系”。董伟清毕竟是他的亲戚，要是出了事，他怕受到牵连，“好不容易放出来，回头又折进去”。

毛丁找了个借口，说最近风声紧，枪不好卖，手里的存货也都是别人挑剩下的烂枪。董伟清猜中了他的心思，又加了几百块，叫他一定要想办法弄到枪。毛丁动心了，便问他买枪的目的。董伟清说他想在旧货市场摆个地摊挣点小钱，但是在南郊一带，流氓众多，他得买把枪防身。

于是，毛丁打消了顾虑，双方以420元的价格成交。交枪时，毛丁专门给董伟清挑了一把“优等品”，多送了3发7.62毫米的子弹，还教了表哥怎么装弹、上膛、保养。

“你他妈知不知道自己做了什么？！”尹东明听到这儿，直接拍了桌子，吓得毛丁浑身打了个激灵。

原本3发子弹，毛丁又多送了3发，多一发子弹，就能多害一个人，公安抓捕董伟清的危险也就多出几分。

尹东明又问董伟清如今藏在什么地方。毛丁说，上周董伟清在他屋里待过几天，说是惹了仇家，暂时躲一段时间。过了3天，董伟清不辞而别，不知去哪儿了。

“你们交枪是在什么地方？”尹东明问。

“董伟清叫我给他送过去的，交枪的地方是他挑的，南郊服装厂东面有座桥，我们就在桥底下交货的。”

尹东明想到桥洞案和女童案的案发地点——南郊服装厂离这两个地方都不到3公里，加上毛丁又说董伟清经常在南郊一带活动，可见，这里是他的经常活动的区域。

“董伟清每年春节都回安徽看他老娘，不晓得今年他去不去。”毛丁像突然想起了什么，声音却越来越小，生怕自己说错了话。

如果董伟清逃到外省就麻烦了。尹东明立即上报给局长，局里专门请来省厅的专家，召开紧急部署会。在省厅专家的规划下，专案组兵分几路，对南郊所有房屋做了大范围摸排，最终确定南郊第二村队是董伟清的藏身处。

由于董伟清持有枪支，极具危险性，专案组没有贸然实施抓捕，他们立刻将情况汇报。此时专案组已由省厅派驻组和市公安局徐局长联合指挥，他们召集了专案组全体人员，做了缉捕实施方案。

一场“擒魔行动”即将展开。

缉捕组共分4个小组，由尹东明带队，第1、2小组均配有武警，所有人员一律佩戴钢盔，负责实施抓捕，第3小组是机动组，随时准备支援，第4小组是埋伏组，在整栋楼的周围布下天罗地网，以防董伟清趁乱出逃。

尹东明照他的习惯，在正式行动前花了几分钟给队里的兄弟做了动员：“你们都是我的兄弟，一起出生入死，我不希望你们当中任何人出事。董伟清他顶多就是个毛贼，拿了枪也没用，我们照样有办法收拾他！”

所有人都做了响应，声音很齐，像是同一个人发出的最大音量。

曹兵也嘱咐尹东明要注意安全，可他说出的话令人忍俊不禁：“尹东明同志，你给我完完整整地过去、完完整整地回来，千万要平安无事。你有家人，担心你的不止我一个。等你回来，我给你庆功，叫你嫂子给你做韭菜炒鸡蛋，蒸一条鱼，再来一斤酱牛肉。”

1996年2月1日晚上7点，南郊夜色如墨。这里只有零散的工人宿舍和几户村宅，周围杂草丛生，生活垃圾堆积在门口，无人清理。坑洼泥泞的土路上，积雪初融，留下一滩滩污水。

缉捕组开了2辆民用长安面包车，停在离目标100米远的地方，人员下车后步行前往目标后方，声音很轻——不费枪弹，不伤一人，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何况周边还有几户居民，夜晚若有枪响，必然会惊扰他们。

尹东明并不急着强攻，他先让埋伏组守在董伟清的住处附近，带着毛丁走到木门前，对身旁的兄弟们做了噤声的动作，接着他故意敲得很大声，让毛丁喊“开门”。

屋里没人应，只传来一阵奇怪的轻响。尹东明听觉灵敏，知道那是枪械上膛的声音——那一刻，仿佛所有人的呼吸都是静止的，尹东明盯着面前的那扇木门，知道这道门俨然就是生死之门。

忽然，一张阴狠暴戾的脸从黑暗的门后突显，尹东明立刻扑过去，两人重重地摔倒，董伟清拼命扭动着身躯，吃力地抬起手腕，扣动了扳机。

枪响了，南郊的寂静被击破，尹东明亲眼看见那颗子弹从面前掠过，枪声几乎刺穿他的耳膜。他懵了半秒，依然死死地攥住董伟清持枪的手，兄弟们以为尹东明挨了枪子儿，怒气奔腾，顿时蜂拥而上，把董伟清的四肢全部控住。

经过事后勘查，那颗子弹击中了天花板，它从尹东明耳畔飞过时，只差半指距离，当真是“命悬一线”。

缉捕组在董伟清的屋内搜出大量的黄色杂志，尹东明抄起桌上的画纸，问董伟清：“这是什么？”

董伟清蹲在地上，不敢抬头看尹东明，只说自己对男女之事严重成瘾，戒不掉，也不想戒。这几天没碰过女人，他心痒难耐，便在画纸上胡乱涂抹几笔，所绘内容皆是交媾场面：“我也就是在这上面解解闷，没犯什么法吧？”

“枪哪儿来的？刚才为什么朝警察开枪？！”尹东明怒声训他。

董伟清指着毛丁说，枪是找他买的，用来防身：“我买这把枪从来没干过坏事，刚才你什么话都没说，就把我弄到地上，后脑壳撞得疼，眼前的星星乱转，我以为仇家要把我灭口，要是不开枪，可能命都丢了。”

“这些话你带到公安局里再讲。”尹东明挥手叫了几名下属，把董伟清押到长安面包车上。接着，剩余警组进入董伟清的住处，在破旧的橱柜中搜出了1本日记薄和3条女士内裤，还在木桌抽屉里发现了几枚7.62毫米的手枪子弹。

审讯工作比想象中更难。

董伟清与毛丁不一样，他的嘴巴完全焊死，人坐在讯问椅上，眼睛直愣愣地盯着天花板，任凭预审员如何发问、训斥，他都像没听见，神情漠然。

董伟清看见尹东明正在门外注视着自己，于是与尹东明目光相接，两人对峙着。预审员拍了拍桌子，问：“你在看什么？现在应该看着我，把问题讲清楚！”

董伟清还是没声响。

尹东明联系了杨建军和曹兵，一起商讨讯问方案。杨建军提出要“双管齐下”，一小组加强讯问攻势，掌握董伟清的性格特点，寻找他心理防线上的漏洞，争取一举击破；二小组负责取证，收集全案证据，核对所有提取到的指纹。在铁证面前，董伟清再怎么耍无赖，也徒劳无功。

曹兵也补充了几点：“我们上次问过毛丁，他说董伟清喜欢逛旧货市场，尤其是‘鬼市’。那是很多犯人的销赃地，建议在这方面加强排查。另外就像老杨说的，增强讯问力度，并且要做足思想工作。”

这个建议让尹东明犯了难：重案队里有侦察员跟董伟清一样喜欢逛旧货摊，跟很多老板熟识，调查起来并不麻烦，但是那里人员的流动性很强，加上临近春节，就算跟董伟清有过交集，甚至收过赃，也可能已经返乡了。

不过，负责取证的二小组还是兵分三路，一部分去董伟清家中寻查，另一部分身穿便服立即赶到旧货市场，同时，技术科正在抓紧比对指纹。

可就在他们“三路突击”时，讯问被迫中断——董伟清突发高烧，被带到医务室去了。尹东明去了董伟清睡觉的监仓，看守的警员说，这几天监仓冷，给董伟清拿了棉被，他却不领情，深更半夜把棉被甩在地上，今晨发现他裸着上身睡觉，“这是硬生生把自己冻出病来的”。

“不管他是什么人，犯过什么事，先把他医好再说。”尹东明说。

2天后，尹东明选在清晨7点突审董伟清。

寒冬腊月，天还没亮，四周暗沉。董伟清在睡梦中被叫醒，像被抽了脊椎骨，瘫软在讯问椅上，双目半闭。警员给他量了体温，35度6，烧退了。曹兵在门外旁听，手里拿着牛皮工作薄。他隔着门上的玻璃窗，望向屋内的董伟清，那张面孔苍白如纸，半闭的眼睛微睁，目光阴冷，扫描四周，“那样子真是比白无常还要白无常”。

讯问室内，尹东明没有马上展开攻势，他先问了董伟清的身体情况。

董伟清揉搓着眼皮说：“身子没啥X事，这么久没玩女人，身子燥得很，脱光了想降降火，就弄出病了，你们能不能给我弄一杯开水？”

尹东明满足了他的要求。董伟清抓起水杯一饮而尽，接着他说出的话，让在场所有人愣住了：

“我做了一个梦，梦见我被枪毙了。”

尹东明抄起桌上的证物袋，在董伟清面前晃了晃，弹壳在透明袋子里抖动：“那你用这颗子弹杀掉一个女孩的时候，难道没想过自己要吃枪子？这上面的指纹已经比对过了，都是你留下的。”

“在梦里我死了一回，再死一回也没什么，也就是颗豆子，对准我的脑门子，从前面穿到后面。再说了，你们都讲了证据确凿，我说和没说都一样，我也正好有点话想说，就跟你们全讲了吧。”

曹兵注视着董伟清，那张阴沉的脸侧向右边，交代犯罪经过时，眼睛是指朝下看，像冷眼俯视着脚下的女尸。他说话有口音，曹兵勉强能听明白。

董伟清交代，“12.26案”的死者姚芳并不是他侵犯的第一个女人。此前他看上北郊一位女摊主，心里窜出邪念，在夜间动了手，没想到女人大声呼救，指甲在他脸上乱挠。董伟清想用电线勒死她时，有人闻声赶到，他很惊恐，连滚带爬地逃离现场。

作案未遂，还被抓伤了脸，董伟清怕被认出，便把自已关在屋里。过了几天，他在地摊上淘了2本黄色杂志，老板跟他闲聊，提到北郊的纺织机械厂新招了一批女工，有几个长得很漂亮。董伟清起先没留意，回来翻看黄色小说，发现其中他最想看的那几页“关键部分”都被人撕去了，便悻悻提笔在草稿纸上补充，画出女人丰腴圆润的轮廓，画着画着，他突然想起书摊老板讲的话，脸上的伤结了疤也忘了疼。

那天，姚芳反抗激烈，抓伤了董伟清的手臂，最后被他勒死了。从作案现场到北郊农田，要经过一条幽暗曲折的小径，董伟清曾经走过，非常熟悉。他在周边偷了一辆三轮车，用麻袋盖在尸体身上，抛尸到农田，然后掏出随身带的刀，割下了姚芳的双手，扔到附近的一口废井里，之后骑行了一段路，便弃车逃离。

“不知道什么时候开始，我满脑子都是女人，几乎时时刻刻都在想。想去嫖，但是又遇上‘严打’，也没什么地方可去。”

董伟清又说，他平常有写日记的习惯，有的记录很简略，比如“今购杂志一本”，有些内容不堪入目，比如“偷看女人洗澡”。曹兵听到这儿，想起在董伟清的日记本中，姚芳遇害的那几天都是空白，最近日期的一篇是1月13号写的，页脚有一枚带血的指纹——那是董伟清杀了第二个女人之后留下的。

“12.26案”案发后，公安局开始了大范围搜查，董伟清只能跟警察玩“躲猫猫”。此时他深感“嗜杀成瘾”，在桥洞下又杀了一个女人后，“想干完最后一票”再逃回老家，于是去找毛丁买了一把仿“六四”手枪。

以前他和朋友去过南郊服装厂，知道财务室的位置。等他准备实施抢劫时，身边有一个身穿花色棉袄的小女孩好奇地望着自己。此时他心生淫念，将小女孩诱骗到厂外的草地，强行脱去女孩的棉裤，女孩拼命反抗，一脚踢中他的下档，他疼得跪倒在地上，气急之下，随手拔枪射杀了女孩。听见枪声，厂里起了骚动，他便猫着腰朝南面逃了。

审讯结束后，警察们带董伟清去指认现场，市局宣传办过去拍了一张照片，拍得并不清晰，董伟清面容模糊，站在几个公安前面，侧过脸，用手指向地面，个头十分矮小。

那年月办大案讲究“快捕快诉”，董伟清的连环奸杀案很快送到检察院，照例由提前介入的曹、杨二人审查逮捕。

在提审过程中，杨建军问董伟清：“你还有什么要补充的？”

董伟清说，自己死罪难逃，想在最后讲述自己的过往。

董伟清说，自己的父亲长年在外，母亲对他很冷漠，几乎不闻不问。他16岁时放学回家，碰巧撞见母亲和别的男人偷情，两人赤裸地躺卧在床，母亲也没觉得尴尬，只对他说了句：“滚出去！”他就站在门口，默默地听着屋里的木床架不停地摇动，发出“吱呀吱呀”的声音。

自那天后，母亲也不再遮掩，隔几天就带不同的男人回家，“我老是怀疑自己不是父母亲生的，是我妈跟别的男人乱搞弄出来的野种，所以她才不管我”。

1979年，董伟清的二叔托关系把他送到技校。那段时间，董伟清对男女之事既好奇又憎恨，看着身边的异性，他想去亲近，却又觉得这种念头很荒谬。他拼命压抑着心底的欲望，却适得其反。最终，他忍不住扒了女厕所想一探究竟，结果被一个中年阿姨逮个正着。

事闹大了，他被技校开除了，“我本来也不想待在技校了，无所谓。就是那个狗女人说我看了她下边，等于毁了她的清白，要让我进去蹲大牢。我二叔塞了很多钱，才把这事摆平”。

“臭流氓”这个帽子是董伟清的成人礼。不去上学后，他成为了“社会闲杂”，整天在街上游荡。转眼到了80年代，陆续出现了新鲜事物，他在地摊上翻看盗版的武侠小说解闷，那些小说为了吸引眼球，不仅有武打场面，还有很多淫秽片段，让他有了看黄书的癖好。

闲荡的日子很空虚，董伟清想用欲望来填补，一些黄色杂志和人体艺术写真开始出现在地摊上，他看到很兴奋。这些书就像妓女的怀抱，成了他唯一的慰籍。

董伟清说，阴差阳错之下，他谋了一份奇特的工作——给黄色杂志画图，新鲜又刺激。但他画了十几幅“春宫图”，工资还没结，印杂志的作坊就被捣毁。他丢了生计，只得另谋出路。

“那时候‘严打’嘛，偏门生意不好做，我就打点零工，混口饭吃。到了90年代，身边的亲戚做生意发财了，我被朋友忽悠跟着他卖皮具，结果生意没做成，我的钱被骗光。”董伟清恨恨地说，“我觉得这个社会对我不公平，凭什么那些倒霉事都轮上我？血汗钱被骗光以后，我整天就待在屋子里，后来还被赶出去，有段时间只好睡塔楼，无聊就翻翻黄书。看多了我感觉不解瘾，就想着出去搞女人，顺便再抢点钱。其实还是想报复，具体报复谁，我也不知道，选中谁那就是谁，就是想报复。”

正做笔录的曹兵听到这里，抬头望向董伟清，又揉了揉眼睛，以为眼花了。

师父跟我说，那时他第一眼，分明看见了一具惨白的骷髅。

1996年3月底，在市郊的荒野中，“奸杀恶魔”董伟清最终被执行枪决。

省公安厅鉴于尹东明在缉捕行动中的英勇表现，授予其“公安英模”荣誉称号。据说重案队私下把“英模”改成“英雄”，师父很赞同这个叫法：“尹东明以前在部队就是‘战斗标兵’，他抓董伟清，完全配得上‘英雄’这个词。”

故事讲完了，师父带我走近玻璃书橱，凝视着他珍藏的旧照片——上面是他和杨建军、尹东明的合影，摄于1996年2月底。照片外面裱了淡棕色的绒面相框，照片上，3人身穿绿色制服，背后是检察院90年代的旧址，尹东明昂首挺胸，杨建军站在中间，背着双手，曹兵咧开嘴，笑得很开心。

可现在，师父并不开心，他眼神黯然，指尖轻抚过照片：“你看，那个时候尹东明多神气，峥嵘岁月啊，谁能不怀念？那时候老杨还有头发，我身体还算健康，尹东明也还没出事。”

我知道，师父又要给我讲另外一段故事了。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未完待续，下篇于明天发布

作者：左权

编辑：沈燕妮

题图：关斌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