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兵马未动，粮草先行。”后勤保障关系着一支军队的生死存亡。在革命年代里，红军以及之后的八路军、新四军，再到后来的中国人民解放军之所以能够在敌人的围剿和封锁中得以发扬壮大，除了有先进思想和理念的指导以及大无畏的革命精神影响外，更重要的一点在于革命区稳健的后勤供给作为强大支撑。而今天讲述的这位人物，正是有“红色管家”之称的原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后勤部部长和原国家食品工业部部长杨立三。
不一样的农家人1900年11月18日，长沙县的一户佃农家庭里迎来了一件大事：他们的孩子在今天出生了。而这个佃农家里出生的孩子后来改名为杨立三。杨家人不少，光靠杨立三父亲耕种那一亩三分地也养不动。得亏杨立三父亲以前会些许拳脚功夫，身处乱世，不少人都希望自己能会个一两下拳脚保命防身，所以杨立三的父亲常在农闲时分教人功夫以赚取些许生活费维持一家子开支。都说穷人家的孩子早当家，由于家里实在是太穷，杨立三一直在家里帮忙干活，直到11岁的时候才去私塾和小学读书。即便来到小学读书，杨立三也不能像家底殷厚的孩子那样一心只读圣贤书，平常的他一边帮家里干活耕地，一边学习读书。1918年，学成毕业的杨立三回到家里，成为了一名小学教师。1920年，革命的浪潮已经席卷湖南大地，革命军民联手驱赶了原湖南军阀张继尧，让湖南革命运动的影响力进一步扩大。和许多有为青年一样，受到革命热情鼓舞的杨立三放弃小学教师的工作，转而参军加入了湘军张辉瓒的部队，当上了部队的文书，之后又接连升职，出任司务长和军需官。
1922年，张辉瓒的部队在洪桥溃败，杨立三虽然没有受到什么影响，但生计已经断掉，而且兵荒马乱的也不好再贸然行动，于是他回乡继续当起自己原本的教师职业。后来，广州国民政府的北伐行动再次激起了广大有为之士的革命热情，在北伐军还未到达湖南的时候，杨立三就在空余的时候参加农民运动。而正是在参加农民运动的过程中，杨立三找到了自己日后为止奉献一生的道路。参与农民运动，光有之前的知识还不够，所以杨立三还去当地的农民运动讲习所参加听讲。有一次，他在讲习所里听到了毛主席关于当前革命形势的讲习。毛主席的讲习没有高深莫测的内容，每一句话都是群众能够听得懂的大白话。一场讲习下来，杨立三就对共产主义思想有了一个基本的认识。随着农民运动的开展和进行，杨立三心中产生了一个坚定的认知：只有共产党，才能带领中国千千万万贫苦农民过上美好的生活。1927年1月，杨立三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成为了共产党的一名好同志。大革命失败后，杨立三跟随革命队伍转战于湖南、江西等地，由于他之前在湘军中负责后勤保障的工作，杨立三在红军中“重操旧业”，继续负责红军的后勤保障与物资筹集工作。精打细算做军装1930年4月，中国工农红军攻下瑞金城，赶跑了当地的国民党反动派。此后，中国工农红军以瑞金为据点，在江西建立了历史上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新事物要有新气象，为了给红军换一副新面貌，苏维埃中央决定为所有的红军战士分发一套新军服，这个重大的任务就交给了拥有多年后勤工作经验的杨立三。杨立三接到任务后，一个现实的问题摆在了他的眼前。
红军和苏区自成立以来，国民党反动派的封锁和围剿就一直没有停止过，长期的封锁让中央苏区和各地苏区的财政状况捉襟见肘，除了必要的开销之外，其他的无谓开销一律都是能省就省，因此苏区在新军服的开销上不会有十分充足的资金。为了了解制作一套新军服所需要的各种成本开销，杨立三让军需处的同志们来到瑞金城，四处打听布匹和军服缝制所需要的花费。军需处的同志在瑞金城转了一圈又一圈，可得到的结果却令他们相当失望。原来，苏维埃中央给后勤处规定：单套新军装的制作成本不能超过大洋3角5分，而且新军装的颜色还要统一染成灰色。而后勤处的同志们四处打听，得知按照市场价来算的话，光一套衣服所需要的布匹开销就要大洋4角，而且这还没有包含新军装的加工费。就单凭这一点，新军装就不可能按照规定的价格来制作。出去打听消息的同志们回到驻地之后，将在瑞金城内打听到的消息原封不动地向杨立三进行了汇报。“真的没有更便宜的店面了吗？”杨立三问。“真的没有了。”出外的同志们说：“我们几乎把瑞金城的每一个角落都跑了一遍，基本上每间店给我们的答复都是这个样子。而且,这几个钱连给大家改善伙食都不够,也就够买一点花生米和散酒犒劳一下大家了。”杨立三听到这些泄气话后心里有些着急，但总部给他的标准就是这样，他自己也不好对此进行变更。可如果不想办法去压低成本的话，新军装就做不成了。于是杨立三心里一番合计，决定自己亲自来到瑞金城去打听一下情况。第二天，杨立三就带着一名后勤兵来到了瑞金城。两个人顶着太阳，将瑞金城内制作衣物的店铺一间一间地问过一遍，可得到的结果和军需处的同志们没有一点差别。
不过，这次瑞金的探访之行也让杨立三有了一些新收获：做一套衣服所需的白布价格，好的布料一套下来要大洋3角，而差一点的布料则要2角8分。如果用白布做好新军装后，再交给染坊统一染成灰色，那不就能够做一套新的灰布军装了。想到这一点的杨立三心里刚高兴没多久，军服加工的事情又将它难住了。按照设想，新军装将用好一点的白布染色后交由专门的而店面去做，但他在合计之后发现，新军装的价格虽然比之前的店铺开价少了不少，但依旧没有满足一套军装的开销：一套大洋3角5分。不管杨立三怎么合计来合计去，这价格就是死活降不下去，好长一段时间，杨立三只能对着眼前的白布在那里干瞪眼。后来，杨立三突然想到，如果军装选用稍微差一点的布自己染色，之后再交由工坊进行裁剪，最后再发动战士缝制自己的军装的话，那么布匹要大洋2角8分、染料要大洋3分、裁剪费要大洋2分、针线要大洋2分，加起来的成本刚好就是大洋3角5分。“很好，很好，这样子我们的战士就都有新军装穿了！”杨立三高兴地自言自语，之后便返回驻地整理今天的设想。回到驻地后，杨立三将自己在瑞金城内了解到的情况和自己的设想总结为一份报告并送到苏维埃中央审阅。中央方面很是欣赏这个方案，不久之后，杨立三就收到了通过并执行这个方案的命令。后来，红军战士们从后勤那边领到了崭新的灰布军装。长征路上的过命交情中央红军从瑞金出发进行长征后，身为总兵站部部长，总医院院长的杨立三带着后勤部门的同志克服重重困难，想方设法地在长征路上为红军筹集更多的物资和给养。在他们的努力下，虽然红军的生活条件不如在根据地那样，但相对充足的物资提供让红军依旧在这样的情况下保持着旺盛的战斗力，从而创造了一个又一个的奇迹。不过，即便红军在国民党反动派的围剿下一次次地得以逃脱，但在过草地的时候遇到的困难比和国民党反动派战斗还要高。红军经过的草地多为无人区，环境极其恶劣，除了肆虐的蚊虫外很难看到有什么别的动物。而且，看上去一片平坦的草地，底下确实松软且发出腐臭气味的烂泥沼泽，人只要稍微不注意就会陷进沼泽中，在没有帮助下很难再从里面脱身。
草地的恶劣环境，再加上草地缺乏补给物资，穿过这里的每一名红军战士的身心健康都造成了很大的影响，连周恩来也不例外。由于过度疲劳，再加上草地环境实在是过于恶劣，周恩来在进入草地后就高烧不止，之后更是被诊断出患上了严重的肝病。在接下来的一段时间里，周恩来的肝病进一步恶化，发展成为肝脓疡。要想治好肝脓疡，以当时的医疗水平必须要对病人进行手术，将肝脏的脓液引流出体外，如果病情没有缓解的话，这个引流工作还要进一步进行下去。但是，红军在草地里面缺医少药，根本没有条件给周恩来开刀引流，只能使用保守方法来对症缓解，从而让脓液自己从体内排出。知道治疗方法后，红军中一部分人跋山涉水，前往雪山寻来冰块冰敷患处，另一部分人则在彭德怀的带领下组织起担架队，负责轮流抬着周恩来走出草地。担架队组织好后，杨立三自告奋勇，找到彭德怀推荐自己要成为担架队的一员。即使周恩来因病羸弱，背起来不会很重，但草地路难走，担架队的人轮流替换多次，都难以缓解自身的疲惫。但为了革命事业，杨立三和其他的担架队队员咬紧牙关，扛着周恩来的担架缓缓前进。在接下来的六天里，杨立三和其他的担架队队员克服艰难险阻，终于将周恩来抬出了草地，而他的病也在另一队红军带来冰块后得到缓解，最终得以痊愈。在这段时间里，杨立三一边要抬担架，一边还要处理后勤事务。“你还有自己的事情要忙，不用非要来给我抬担架的。”某天，周恩来用虚弱的声音对杨立三说。“这点小事不算什么，况且照顾病人也是我的工作啊。”杨立三说。后来，杨立三也因为劳累过度，走出草地后没多久就病倒了。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当三大红军主力顺利在陕北会合后，压在“红色管家”杨立三的管理责任又比之前更重了。此时的陕北，经过长征后的三大主力虽然人数已经不足出发前的一半，但加上陕北的红军部队和从全国各地奔赴延安的进步青年和力量，陕北当地面临着严峻的后勤保障危机。不过，危机便是转机，如果这一问题处理的好，那么中国共产党便可以得到一支强而有力的新生革命力量。
杨立三首先要解决的第一个问题，便是学生的住宿问题。此时的延安，来自全国各地的有为青年进入新设立的抗日军政大学，作为革命力量的预备军学习各种先进思想和知识。一时之间，热情的革命青年便将为数不多的窑洞瓦屋分配完毕，但仍旧有不少学生没有一个住宿的地方。学生面临的问题上报到后勤部门后，杨立三带着自己的部下寻访延安城，希望能够在城内找到符合要求的空房子。杨立三访问群众，得知城里有些废弃的城隍庙，那里就很适合改建为学生宿舍。只不过，这些城隍庙在晚清的时候就已经遭到废弃，与其说还能不能改建之后再安排住宿，倒不如担心这些房子还是不是危房。还好，杨立三带着人检查一番，确认房子没有什么问题，只需要修缮一些腐朽的部件就好。于是，杨立三找来城里的石匠和木匠，想要把这个废弃的城隍庙改建为全屋通透的学生集体宿舍。改建的那段时间，杨立三起早贪黑，亲自来到工地上和工匠讨论改建的问题，没过多久，工地上的所有人便都熟悉了这个没有架子的“红色管家”。十多天后，宿舍就改建完毕，没有分配宿舍的学生陆陆续续搬到了这间集体宿舍。宿舍的问题解决了，但是另一个十分严峻的问题笼罩在整个陕甘宁边区之上。由于国民党当局对陕甘宁边区长期实施封锁政策，导致各种物资无法经由国统区来到陕甘宁边区。边区内从粮食到日用品都十分匮乏，仅有的物资又难以长期维持边区的正常生活所需。不解决这个问题，边区就将要陷入到生死存亡的危机当中。怎么办？杨立三想起了毛主席曾经说过的一句话∶自己动手，丰衣足食。
在粮食生产上，杨立三发动学生和后勤部门的同志们一起开垦荒地，并在上边种上粮食作物。此外，他们又找到一些废弃的圈舍，在一番清理之后在里面养猪养羊。在那个时间段里，延安城内外一片热火朝天的场景。基本上做到了不依靠外部输入粮食维持。而在日用品和其他生活物资方面，杨立三在延安城寻址建立一批厂房，并按物资需求的轻重缓急针对性的生产产品。对于自己顾不上来的地方，杨立三则发动群众，让他们自行生产，而后勤方面会适当给予一些照顾。这一套组合拳下来，延安面临的粮食和物资危机基本得到解决。随着各种物资储备的增加，杨立三又把在以前苏区时实行的“合作社”模式搬到延安，让物资得以在市场上流通和交换。渐渐地，延安的街道上变得越来越热闹，人们来来往往，商店吆喝不断，让这个西北县城充满着革命的活力。创造新的交易方式抗战时期，日军对于我抗日根据地实施大规模的扫荡和封锁，根据地内物资短缺，物价也随着飞涨。原本在扫荡之前只卖二元的军装，如今飙升到一千多元，让人瞠目结舌。物价飞涨的现状，杨立三看在眼里，心里却是焦急万分。如果不尽早将虚高的物价平抑下来，后果难以想象。经过对市场情况的仔细观察，杨立三发现，不管物价如何飞升，但人们所需求的物资数量不会出现大规模浮动。如果去除钞票这一层容易浮动的不稳定因素，改为直接规定一个标准单位对应多少实物，那么就能有效应对物价飞涨。之后，杨立三创造出一个新的计量单位：饻，并规定一饻对应一般小米小麦各一斤、中等白色土布一方尺、油盐各五钱。新的计算方式让根据地摆脱了以货币计价所产生的通货膨胀，对于稳定根据地物价起到了非常重大的作用。以饻为主体的新的计量方式一经公布，便在各个根据地内迅速实行，而且还获得了一致好评。有了这个新的交易方式，中国共产党才能迅速恢复根据地内的秩序和物价水平，从而得以在那段艰难时期生存下来。随着抗日战争的胜利，饻这种度量单又在解放战争中发挥着自己的作用，直到1950年后饻才正式从人们的视线中淡出。劳苦功高，却因病而逝新中国成立后，已经是解放军后勤部部长的杨立三收到了一个新的任命：食品工业部的首任部长。
新中国成立之初百废待兴，各行各业都需要有人来负责具体事务的处理，尤其在粮食方面，除了有专门的粮食部外，还需要一个对食物加工进行统筹管理的部门。于是在周恩来总理的举荐之下，毛主席让杨立三担起了食品工业部的大任。接任食品工业部后，杨立三从各地选派人手、培养干部、实地探访，在短时间之内就将食品工业部的架子搭起来。而食品工业部的成果之一，便是用改进的方法生产出来的“八一粉”。以前的人磨小麦，一百斤的麦子只能磨出七十到七十五斤面粉，剩下没有有效磨出来的部分就作为麸皮混在了那二十到二十五斤当中。杨立三觉得磨面粉的步骤和设备还可以再改进，争取将能够再利用的部分分离出来。之后，杨立三带领技术人员对这个问题展开攻关，他们查阅资料，并对现有的机械设备进行改进，最终整理出一套新的磨粉工艺流程。新工艺的出粉率比原来的提高了百分之十，一百斤麦子用新工艺处理后，最终能够磨出面粉八十一斤，而这也就是“八一粉”的由来。1954年1月，中央军委的工作组正在评定授衔的人选，由于杨立三在后勤工作和食品工业部上的优秀表现，工作组将其列入了大将人选的名单当中，拟评为大将军衔。但是，就在要为杨立三授衔之前，他却因为劳累过度又一次倒下了。在被送往医院进行检查后发现，杨立三已经是脑癌晚期。周恩来得知消息后，特别联系了苏联方面的专家为其诊断治疗。杨立三过意不去，觉得自己不应该这样浪费国家钱财，便拒绝了让苏联专家为其治疗的提议。周恩来听说后，特意找到杨立三对他说：“当初你在草地的时候尽心尽力地救我，现在到我来尽自己所能来救治你了。”杨立三不再推脱，乘上了送他去苏联治病的飞机。但是，脑癌过于凶险，即便苏联方面如何尽心尽力救治，杨立三的病情也没有好转。1954年11月28日，杨立三在苏联克里姆林宫医院去世，年仅54岁。
杨立三在八宝山下葬那天，由周恩来带队，彭德怀、叶剑英、陈毅、贺龙、聂荣臻等之后的五大元帅为他抬棺送行，这一幕在新中国的历史上极为罕见。革命不仅仅是靠在前线浴血冲锋的战士，在这些浴血冲锋战士背后为他们准备的人同样也是人民百姓的英雄。像杨立三这样的人还有很多，我们在回首往事之时也不能忽略了他们的光辉和做出的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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