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奇：别让农民不食人间烟火|乡村|人间烟火

刘奇

国务院参事室特约研究员

中国农经学会副会长

乡村治理从整治环境入手，抓住了问题的关键。环境是一个地方的脸面，一乡一村、一家一户，如果环境脏乱差，不要说与现代文明接轨，连古人的传统都没有继承发扬好。

“黎明即起，洒扫庭除”，这是先辈们代代相传的每日必修课。眼下，一场旨在提高农民生活品质的环境治理风暴正席卷全国，乡村面貌焕然一新，成效大显。但一些地方脱离现实，为环境而环境，不顾农民的生产生活，强推一些高大上的做法，农民对此很反感，社会上也颇多微辞。

“房前屋后，种瓜种豆”，这本是农民祖祖辈辈形成的一种生产生活模式。它的最大好处就是农民利用零碎的空闲时间，就近解决自给自足的生活需求。但一些地方却只让种植花草，不许种瓜种豆。农民大把的闲散零碎时间被浪费，却还要花钱去集镇上买各种蔬菜，既要花钱，又不方便。

“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想必陶渊明东篱的篱笆一定是一些废弃的竹木柴草所编，废物利用，整洁美观，古往今来多少文人墨客对那一道篱笆无限倾情。而当下，一些地方对村民院落的篱笆有明确要求，不得使用那些竹木柴草，有碍观瞻，必须使用漆成白色的木条或塑料片。一边是可以利用却不让利用、又无处堆放的废弃物，一边却又要花钱购买别的东西，农民只有叹气摇头。

鸡鸭鹅成群，猪牛羊成圈，曾是体现农民富裕之家的写照，而今的乡村再也见不到这种景象。为了环境，禁养家禽家畜已成了普遍的乡村规则。

从生活方式看，农民的肉蛋奶需求就是来自这些自己喂养的禽畜，不让养，农民便断了食用的方便和廉价。

从生产方式看，植物是生产者，禽畜和人是消费者，人以消费种子果实为主，禽畜以消费茎叶为主，然后人禽畜粪便再还田作为下一轮生产的肥料，这是一个大自然安排的生态循环规律，没有家家户户养殖禽畜的消费，便打破了这一自然规律。集中养殖是适应现代化工厂化生产的新方式，问题是集中养殖后的粪肥到不了家家户户的田里。化肥农药猛上，土壤质量下降，农产品再无法优质。

联合国世卫组织把厕所定义为：“人类最廉价的医药”，厕所改造对于改善卫生条件、提高人的健康水平尤其重要，但必须根据客观条件，以科学适用的方法予以改造，一些吃水像吃油的地方也要求装抽水马桶，一些冬天长达半年滴水成冰的地方也装抽水马桶，这就脱离了实际。即便用水充足的地方，农民也心疼用水，他们幽默地说：早晨起来一泡尿，马桶一按，一角钱没了。

桃李杏柿枣梅樱，绕村四季花果香。一般农家房前屋后都要栽植多种果树，一是自用方便，二是美化环境。但一些地方却要求整齐划一，要么全村都种常青树，要么全村都种栽一种果树，农民没有选择权，不仅造成景观单调乏味，也使人们多品种多口味的水果需求化为泡影，即采即食，新鲜方便的生活方式烟消云散。

袅袅炊烟，依依乡情。炊烟是乡村的独特景观，一曲经典的《又见炊烟》，勾起无数人的乡恋乡情。但凡人居处，皆有炊烟起，有炊烟就有熟食，而吃熟食是人和其他动物的重要区别。

进入农业文明以来，人们以农作物秸秆烧煮食物，然后把焚烧后的灰烬还田做肥料已成习俗。这是处理农作物秸秆除喂养牲畜之外的第二条途径，这种生活方式造成的空气污染，比起压茬秸秆无处堆放带来的环境污染可谓微乎其微。而今一些地方却下令不准烧柴草，只准烧天然气。农民说，这真是不食人间烟火，要成仙了！

改善人居环境，提高生活质量，农民拍手称快，但好事一定得办好。上述种种，究其原因，大体有四个方面：

一是脱离实际的城市思维。

制度设计者久居城市，不了解乡村，只以城市人的视角和思维考虑问题，他们不懂得农民和市民不一样。

从生活空间看，农民的家里需要放置如铁锹、水桶、绳索、扁担等一些随时备用的简单农具和临时堆放刚刚收打下的农产品，大多数人家还要放置如机动三轮等小型农机具，而市民不需要这些，上班一个皮包、一台电脑即可。

从生活方式看，市民随时可到遍布市区的超市采买生活用品，但农村各种配套服务设施还很不完善，即便服务齐全，就目前农民的收入水平看，也无力承担超出支付能力范围的费用。对于有些日常消费的生活必需品，如瓜果蔬菜，大多还是在庭院附近自己种植，这样既能利用闲散时间，又可全家男女老少人人参与；既采摘食用方便，又不需额外花钱购买；既能即食即采，吃得新鲜，又无农药化肥污水浇灌之忧，安全放心。

他们不知道农业和工业不一样，工业有固定的车间厂房，有完善的管理标准，有稳定的产品生产，而农业生产的对象就是广阔无垠的大地，与泥土打交道，旱涝冰虫，风霜雨雪，都可能随时降临。更何况农产品生产是一个活的生命体，不能像工业品那样可以搬移，可以倒序，可以间断，还要遵循自然规律和经济规律两个约束，它的产品也不能像工业品那样可以分段分拆、分别检测，农业生产所有环节的努力，都只能体现在最终一次性显现的产品上。农业生产的季节性，使得它在特定的收种时段，给环境的整洁卫生必然带来临时性的混乱和污染。

他们不了解农村和城市不一样。城市是水泥森林之下，不是水泥铺地，便是绿草铺地，没有产生灰尘的空间。而乡村处处与泥土为伴，被泥土包围，一遇风天，尘土飞扬，再密闭的空间都会落满尘埃。更何况维护城市环境卫生，有财政支付报酬的全国3000多万环卫工人日夜守护，他们还有60%多的机械化率作支撑，而农村则只能靠农民自身维护。

以城市思维设计农村的制度必须改变，把选择权交给农民，让农民为自己谋划，才能使他们在乡村振兴的征程上不断增强获得感、幸福感。

二是追求极致的“仙境”思维。

仙境是人类理想的乌托邦，只能见于文学作品中的描写。在那里：山青水碧，地绿天蓝，云蒸霞蔚，清气怡神，玉宇琼楼，纤尘不染。处处泉水叮咚，移步溪流潺潺，无鸡犬之鸣吠，无车马之闹喧。长髯仙人，无家无室，无父无母，无兄无弟，柱杖花间，微微笑，飘飘然，乐陶陶。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不稼不穑，不饲不养，不灌不溉，不饮不食，无温饱之忧，无旱涝之患，无疾病之痛，无灾荒之苦。南宋白玉蟾在《赞历代天师》诗中写道：“吸乾酒每一须臾，冠冕玄坛百岁余。不食人间烟火气，能传天上电花书。”这便是仙境中的人物。

理想不是现实，用理想做标准要求现实注定不会成功，也将遭到社会的诟病。经过举国上下多年的拼搏努力，到2020年脱贫攻坚决胜之后，中国农民才刚刚摆脱贫困，在这样的背景下要求建设一个仙境般的新农村，不现实，不可能，更没必要。实实在在、脚踏实地，摒弃子虚乌有的理想梦，尊重常识，尊重现实，因地制宜，循序渐进，因村施策，让乡村充满烟火气，让农民真有幸福感，才是乡村振兴的要义。

三是过重形象的政绩思维。

典型引路，我们需要形象的塑造；激励后进，我们需要榜样的力量。但是别有意图地为形象而形象，以不顾民力不惜代价的形象工程去谋取政绩，就另当别论了。

去年底被免职的贵州省黔南州独山县县委书记潘志立，不顾县财政年收入不足10亿元的现状，盲目举债大造形象工程、政绩工程，使该县债台高筑达400亿元之巨，且绝大多数融资成本超过10%。

为了探索路子、找出方法、抓出经验，在乡村建设中，我们精雕细刻，培植“盆景”，培植的目的是想让“盆景”能变成遍地开花的“风景”，对大多数地方有借鉴意义，有推广价值。如果打造的“盆景” 只具有观赏价值，只适于外人参观，只用于上级评比，只提供领导检查，不可复制、无法学习，这样的“盆景”要不得。

为官一任，造福一方，这是每个为政者的追求。在一个地方当官几年，总要弄出点名堂，造出点政绩，于是急功近利者便从人造形象工程打主意。形象工程与政绩工程是一对孪生姊妹。追求政绩是对的，但要树立正确的政绩观，所出政绩要经得起实践的检验、民众的检验、历史的检验，那种不顾群众需要和当地实际，不惜利用手中权力大上劳民伤财、浮华无效工程，好大喜功，纯为自我标榜的政绩，是虚浮的政绩，不光群众反感，也害人害己，多有后患。

四是整齐划一的军事思维。

中国的乡村经过数千年的历史积淀，形成了方方面面既丰富多彩又符合规律的自然生态和社会生态两大系统，山水田园、路树沟渠、屋宇院落，都经历了时光的磨洗，环境的考验、习俗的应对、物种的竞择，都具有存在的合理性。

为了适应所谓现代文明的生活方式，一些地方强行拆旧村建新村，房屋都盖成一个模式，绿化都栽植一个树种，道路横平竖直，禁养各类禽畜，几千年厚重的历史没了踪迹，多姿的文化淹没于单调的空间，“诗意的栖居”变成了乏味的存在。这种现象不是对传统文明的继承，而是对传统文明的破坏。

现代文明必须根植于传统文明之上才有意义。比如在旧村改造中植入现代元素，让人们在旧居中享受现代生活；在新村建设中不千篇一律，符合自然和社会的生态规律，让自然与社会和谐，使古代与现代统一，既有古典美，又具时尚性。经济社会的发展有其自身规律，人们的生活方式有着多种需求，战争年代的军事思维无法解决这些现实问题。

刘奇：中国乡村的未来是什么？

中国的乡村与非洲及南美洲的乡村不同，他们是“原始型落后”，我们是“文明型落后”。有着五千年文化积淀的中国乡村，在漫长的岁月磨洗中，逐渐生成了各自独特稳定的居住环境、社会结构、风俗习惯、人际关系及运行机制等。

复杂多元深厚的历史背景昭示我们，实施乡村振兴战略，不是像在一张白纸上作画，可以随意挥洒，而应立足原风貌、原生态，做好传统与现代的衔接，古典与时尚的互融，传承与创新的契合。

中国乡村的变迁，是迭代而不是换代，要宜居还需要宜业，保障食物更应有多种功能。因此，精准把握未来乡村建设的发展走向、功能定位、价值逻辑及思维方式，是乡村振兴稳步推进的关键。

“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是中央乡村振兴的宏观大政，要将这五大目标任务细化、实化、具体化，应以“九园之乡”的价值追求和思维逻辑，设计架构，定位功能，引领走势。

文 | 刘奇

原文首发于2021年2月1日，原标题为《刘奇专栏 | 九园之乡：中国乡村的未来》，原文刊于《中国发展观察》2021年第1期，不代表瞭望智库观点。

农民宜居宜业的家园

给农民一个既宜居又宜业的家园，这是乡村振兴最重要最核心的内容。宜居宜业关键在于两个方面：

一是生产、生活、生态、生意“四生契合”。有些地方进行村庄大规模整合，把老百姓安置到一个新地方集中居住，农民生活质量提高了，但种自己的田要跑十几甚至几十公里，骑摩托或开车的油钱比卖农产品的钱还多，农民不满意。

不仅要生产、生活契合，还要和生态、生意相契合。要创造“身在青山绿水间，心在唐诗宋词里”这样一个宜居的环境，同时还要做好市场开发，有好产品，能卖得出去，卖个好价钱；有好景点，能引来游客，让风景产生价值。不然，再好的生产生活生态条件，市场不活跃，也是死水一潭。

二是“三产融合”。中国人多地少，小农户需要兼业，应在发展粮食和特色种养业的同时，大力发展乡村的二、三产业。新鲜农产品采摘后，最好马上装进冷库。很多农产品加工应在乡村完成，如果把工厂建到城里，不仅成本高而且不合理。

农业服务业，尤其是生产型服务业，是当前我国农业最短的短板，美国农民300多万，但美国为农业服务的从业人员却占美国总人口的17%—20%。应破除“谈农色变”的旧观念，大力发展农业服务业，为农民开拓“离土不离乡”的第三就业空间，为兼业者减少背井离乡的远征打工。

只有“四生契合”“三产融合”，农民才能就近就地就业、宜居宜业、安居乐业。尤其需要关注的是，宜居宜业是当地农民的宜居宜业，不是外地人、城里人的宜居宜业。

鞋子合不合脚，只有穿鞋子的人自己知道。因此，乡村振兴一定要突出农民的主体地位，让农民说了算，不能只顾宜居不顾宜业，更不能以旁观者的眼光去定位是否宜居宜业，这是我们未来乡村建设的大逻辑、关键点、要害处。

农品高效生态的田园

高效、生态是未来农业发展的方向。现代科技的植入，使农业生产效率大大提高，而农业的生态化远未成形。要实现农业的高效生态目标，应坚持以低端传统产业对接高端现代需求的发展理念。

中高端现代需求就是有机、健康、绿色产品，目前我国的有机农业只占世界的6%，美国占47%。我国的有机肥施用占比不到10%，美国占比已高达50%以上。一亩高标准土壤，应有16万条蚯蚓，300公斤的真菌细菌，5%—12%的有机质含量。

好土壤才能产出好产品。我国推行“减肥增绿”计划大见成效，但是和社会的实际需求差距还远，化肥、农药施用量依然很大。目前世界上农药有3万多种，食品添加剂也有3万多种。乌克兰人体清理专家做了一个实验，将死人身体上有毒的垃圾清理出来，平均3—5公斤，占人身体重量的4%—6%。另据我国科学家研究，使用化肥生产的小麦，与使用有机肥生产的小麦相比，钙含量减少76%。

100年前，美国农业部土壤所专家写了一本《四千年农夫》，记载了中国、日本、韩国的农民如何运作循环农业、生态农业，认为这是东亚地区农业的奥秘。这本书现在还被美国农民当作“圣经”来读。而我们却把祖先创造的“天人合一”哲学思想和有机农业经验扔在一边，大学连美国农民都认为过时了的所谓现代农业，这是从学术界到政策界都应认真反思的大问题。

从有利于人的健康视角看，生态农业也是高效农业，世卫组织研究表明，现在全世界有30多亿人吃不起营养平衡的健康饮食，我国就有3亿多人处在“隐形饥饿”状态，表面上吃得很好，但食物中缺乏必需的营养成分。要把“病从口入”变成“病从口出”，让人们吃出健康来，最简便廉验的办法就是变开发植物动物的“二物思维”，为开发植物动物微生物的“三物思维”，发展生态有机健康农业，直接通过饮食调节营养平衡。

坚持以低端传统产业对接高端现代需求的发展思路，也是提高农产品价值的最佳捷径，中高端现代需求的农产品价格必然高于一般农产品。中央提出农业供给侧结构性改革，就是要求发展既讲高产又讲高质的生态有机绿色农业，只有高产高质，才能高效。

市民休闲养生的逸园

纵观历史，人类财富积累的演进分为五个阶段：第一阶段是土地，第二阶段是机器，第三阶段是金融，第四阶段是教育，第五阶段是康养。

如今人类正处于第五阶段，有人戏称现在是“忙人进城，闲人下乡；穷人进城，富人下乡；为生存的人进城，为生活的人下乡”，虽为戏言，但却折射出休闲养生已成为人们对于高品质生活的追求。

有关资料表明，中国人均每日休闲娱乐时间约为2.2个小时，而欧美国家约为5小时，这表明我国的康养产业拥有巨大的上升空间。而且，如今的消费结构与以往有很大不同，物质奢侈消费已逐步减少，健康养生消费比重正稳步增加。

未来到乡村休闲养生的人群主要有四类：富人、老人、闲人以及高智商的人，其中老人为主要群体。我国“未富先老”的状态已经呈现，农村老龄化进程比城镇更快。

德国哲学家海德格尔将人类理想的生活环境概括为“诗意的栖居”，富有诗意的环境，能够点燃激情、激发活力，让人产生诗情画意的美感，比如看到一片荷塘，马上就有“接天莲叶无穷碧，映日荷花别样红”这样的诗句呈现出来。这种“诗意地栖居”才会让人产生和美恬静、舒适安逸的幸福感，才是适合人类休闲养生的理想状态。

人类已经进入“大（大数据）、云（云计算）、移（移动互联网）、物（物联网）、智（人工智能）” 时代，未来乡村建设，既要尽力而为，又要量力而行，因地因时制宜加强现代化基础设施配套建设，让“逸园”中人跟上时代，“逸”得现代。

人与自然和谐的乐园

人与自然的不和谐始于工业革命。工业文明理念追求“人定胜天”，笃信人是自然的主宰，人可以改造自然；而生态文明认为“人是自然中的一员”，应与自然和谐共处。未来乡村建设要从根本上解决人与自然不和谐的问题，就必须破除“驾驭规律”“人定胜天”的旧理念，树立遵循规律、天人合一的新思维。

规律只能被认识而不能被打破，只有尊重规律，才不会被规律惩罚。我们现在面临的水、土、空气污染等问题，就是不尊重规律的后果。

工业革命超越限度，即成危害，塑料问世曾被认为是最伟大的发明，今天已经成为最严重的公害，科学家研究表明，我们每人每天都在吃塑料微粒，每人每周平均要吃进5克，相当于一张信用卡，这对人体会造成多大危害尚不得而知。塑料残留在土壤里会改变土壤性状和土壤结构，导致农作物减产。更严重的是，土壤里的塑料，可能几百年都降解不了。

水多、水少、水脏，是人之与水关系越来越僵的矛盾点，很大程度上源于人与水争空间。有调查显示，我国改革开放以来70%的城市化都是建在跟洪水争空间的区域。生态恶化，河水断流，2013年，流域100平方公里的河流2.3万条，上世纪50年代是5万多条，半个多世纪减少一半多。

乡村振兴在生态环境问题上，最紧要的是做好三件事：改土、治水、净化空气，使动物植物各安其家，快乐生长；让人与自然各美其美，和谐相处，创造一个山水田林河湖草、鸟兽虫鱼微生物共生共荣的生态环境。

游子寄托乡愁的留园

乡愁是中国人对家乡的特有感情。游子“叶落归根”，商人“衣锦还乡”，官员“告老还乡”。泱泱大国，炎黄子孙，对于家乡的情感关系可以用两个“真好”概括，年轻时终于离乡出游，“真好”！年老时终于归乡安居，“真好”！南怀瑾 “三千年读史，不外功名利禄；八万里悟道，终究诗酒田园”是他的人生心得。纵观历史，古往今来，从贩夫走卒到文人雅士，从乡野渔樵到庙堂乌纱，他们的心路历程都表明“吾心归处是故乡”。

今天我国正在高速推进城镇化，新中国成立伊始城镇化率仅约为16%，发展到今天已经超过60%。自上世纪40年代到80年代，跨越半个世纪，从乡村走进城市的几代人是一个庞大的群体，很多人还长期处于“一脚城里一脚乡”的两栖状态，他们对乡村的记忆和怀念深深地刻在脑海里，乡愁也是这几代人特有的情感，是属于他们的集体记忆。留住乡愁，就是为他们留下那段挥之不去的集体记忆，让他们在人生的后半场能够找寻到“于我心有戚戚焉”的场景缅怀。

因此，乡村建设，必须坚守“迭代”而非“换代”的理念。“迭代”即在原有的基础上进行改造，决不可推倒重来，务必尽可能多地保持当地特有的原生态格局、原乡土风貌、原民俗韵味。

传统村落是中华传统文化的基因宝库，中国的自然村落从改革开放前的400多万个已经减少到目前的200多万个，每个村落都蕴藏一种独特的文化基因，一个传统村落的消失也将意味着一种传统文化基因的消亡。保护传统，留住乡愁，并非排斥现代，尤其民房的改造，应遵循“外面五千年”（保持传统）、“内里五星级”（追求现代）的理念，让传统与现代融为一体。

农耕文化传承的故园

乡村文化是中华民族文明史的主体，村庄是中华民族文明的载体。在高科技迅猛发展的今天，传统农耕文化正遭遇断崖式沉没。随着人们认识的深化，对传统农耕文化的保护呼声渐高，重视程度渐深，但在具体保护与传承的过程中更多关注的是其表象，如传统的生产生活用具、工艺品、木雕、戏曲、刺绣等等的收集、整理，这些都是我们迫切需要做好的工作，但更为重要的是对传统文化中思想理念、思维方式以及制度建设的传承。

例如，“天时、地利、人和”是中国农民经过长期实践总结出来的农业哲学思想，它是中国农民对人类文明做出的巨大贡献，被国外学者称之为放之四海而皆准的“人类文明的黄金定律”。

遵循自然规律是中国农业得以万年传承、生生不息的根本，中国农民想问题、办事情从来都按照这一思维方式谨言慎行，不越雷池。这些思想的精华、思维的逻辑，应成为我们乡村建设必须继承和发扬的核心。历经成百上千年积淀，一些切实可行、长盛不衰的乡里制度，耕读传家的家风、家训、家教等优秀传统文化，都有着极大的现实意义和历史价值，需要我们收集、整理、传承、活化。

总之，传承农耕文化不可只重表象，丢弃本质；只重形式，失去精髓。

缓解社会压力的后园

民谚云“小乱避城，大乱避乡”。这是因为乡村可以长期与外界隔绝，自我形成一个封闭的内循环系统，一代人甚至几代人都能够在那里繁衍生息。陶渊明笔下“不知有汉、无论魏晋”的桃花源便是明证。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流行期间，一些人便搬离城市，到乡间别墅居住躲避疫情。人类正面临诸多难以预测的移动性背景，当突发性新型灾难降临时，人口密集的城市没有退路，乡村的救助疏解功能显而易见。

从更宏观的层面看，人与劳动的关系根据时代不同而呈现出不同的特点，农业文明时期，是“人与无偿劳动的抗争”，工业文明时期是“人与无益劳动的抗争”，计划经济时期是“人与无效劳动的抗争”，人类正进入人工智能时代，将出现“人与无处劳动的抗争”。以色列学者赫拉利预测，未来世界是“1%的神人和99%的闲人” 组成。

如何解决“无处劳动”的矛盾？重要途径之一就是发挥乡村的人口“蓄水池”和内循环作用，让赫拉利笔下的“闲人”到乡村去寻找生活的意义、价值和乐趣，使乡村成为缓解社会压力的后园。

在大力推进城镇化进程中，有一种声音认为要“终结村庄”，这是不符合中国国情的论调。

有研究表明，我国的城镇化率上限为70%左右，意味着未来将有几亿人仍然生活在乡村，目前世界人口超过一亿的国家也只有13个。只要人类还需要吃饭，就必须有农业，有农业就必须有农民有农村，面对一个14亿张口的庞大群体，吃饭永远是头等大事。中国的村庄不会消失，因此，不可盲目终结村庄。城与乡就像一对夫妻，各有功能，谁也不能取代谁。

民间矛盾调处的谐园

中国农民聚族而居，世代沿袭，形成村落。经过漫长的历史积淀，社会关系相对稳定。大规模撤村并居，一旦打破这种稳定与平衡，就会产生新的社会矛盾，乡村就会面临更多新的挑战。中国乡村的治理，历来依靠的是正规制度和非正规制度共同作用形成的合力，被称之为“第三领域”。

自古以来，遇到兵荒马乱，王朝更替，只要某地有一位德高望重者利用这种力量鼎力维护，就能稳住一方，偏安一隅，待到新的王朝建立，便又马上和新生力量对接。城里人发生矛盾，靠的就是利用正规制度打官司，乡村如果单靠正规制度解决问题，恐怕一村设一个法庭，天天开庭都解决不完。

乡村调处矛盾绝大多数靠的就是一些德高望重者出面调停，上升到法律层面的十分有限。他们可以说是国与家、上与下、官与民、公与私的对接枢纽，是乡村各种矛盾的缓冲带。中央提倡自治、法治、德治的三治结合，把自治放在首位，就是对乡村这一传统治理精神的发扬光大。

有学者指出，新乡贤通过调解民间纠纷、评判是非获得权威，通过参与村庄公共事务提供公共产品获得声望，通过维护村庄共同利益获得地位，在村庄治理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这正是当下需要挖掘培育的乡村治理新动能。

“乡村落后，需要按照城市文明的思维加以改造”，这是西方人的逻辑，是一种野蛮文明，在中国水土不服。地相近，人相亲，心相通，情相牵，邻里和睦，乡风文明，才是乡土中国的特色，才是治理有效的社会生态。

累积家园红利的福园

中国乡村是一个熟人社会，“远亲不如近邻”，邻里在长期相处中建立起彼此信任、互帮互助的紧密关系，这是乡土中国的宝贵资源，它像是一座无形的“村庄银行”，诚信就是一个人、一个家庭的“存款”。在这个熟人环境里只要讲承诺守信用，严格用熟人社会的游戏规则约束自己，就会积累成一种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社会福利，即 “家园红利”。

这个看不见、摸不着，却又无时不在、无处不在的“家园红利”，在资源配置、矛盾调处、邻里互助、临时救危等诸多方面都发挥着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而且代际传承，福荫子孙。遇到急难险事，不须号召动员，邻里就会立即伸出援手。乡里乡亲，急需用钱，“家园红利”积累丰厚的人家不需要写借条、找抵押、付利息，马上伸手可得。

反之，一旦在这个熟人圈子里失信，他将被熟人社会的成员集体抛弃，甚至祸及子孙。一般没有人敢用“诚信”作为抵押物，做一些违背公序良俗的勾当。

这种熟人环境积淀的社会福利，是乡村社会自我平衡、自我净化、自我发展的有效机制，是乡村德治的重要内容，对于完善乡村治理价值巨大、意义深远。

在乡村人口大流动的背景下，熟人社会建立在诚信基础上的“家园红利” 逐步弱化，校正乡村迷茫的世界观、人生观、价值观，已成当务之急。

当前，在开展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教育的同时，应充分挖掘这一世代积聚的宝贵资源，大力弘扬这种诚信为本的传承精神，重构乡规民约，加强乡村的信用体系建设，让“家园红利”成为打造幸福乡村价值链的重要环链。

来源：《中国发展观察》2019年第2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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