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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中国军方的航母规划

(来源:http://dangshi.people.com.cn/GB/16138349.html 人民网)

1987年8月,《海军杂志》在纪念建军60周年的专号上,全文发表了肖劲光的文章。

文中明确指出:“武器装备建设是海军现代化建设的物质基础。没有武器装备的现代化,就没有海军的现代化。”“我们在研究制造新型核潜艇、潜艇、驱逐舰、护卫舰、导弹护卫艇等舰艇,和新型轰炸机等海上专用飞机的同时,要不要研究制造航空母舰和航母舰载机呢?我以为是需要的。”这是因为:“我们实行近海防御战略,并不排除到中远海作战。而到中远海作战,没有航空母舰是不行的。一个舰队在远海活动,没有航空母舰就没有制空权,也就没有作战胜利的保证。在远海,没有一种兵力可以取代航母夺取制空权,掩护我远海舰船的活动。中国是一个海洋大国。我国领土南沙群岛距我大陆近1000海里。即使在和平时期,中国海军也应该到这些海区去活动,以保证、维护我们国家在这些海区的地位和权益。到南沙去,就要有航空母舰对水面舰船进行空中掩护、支援和打击消灭敌人的有生力量。有航母到远海去活动,也是保卫世界和平、支援进步力量所需要的。”

“当然,目前我们的国家还很穷,不可能马上就建造航空母舰。但要研究,要做工作。海军装备建设要在服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的前提下进行,既要积极又要稳步,逐步缩短与先进国家的差距,逐步实现海军武器装备的现代化。”

与肖劲光交谈后,时任海军司令员的刘华清依约正式向总参谋部请示,要求就海军装备建设问题作一次汇报。1987年3月31日,总参领导派装备部部长贺鹏飞带领装备部、作战部有关人员到海军机关,专题听取刘华清关于海军装备发展问题的汇报。
此次汇报,刘华清主要讲了两个问题,一是核潜艇建设,另一个就是航母问题。他说,这两个问题,涉及海军核心力量建设,是关键性问题。这两项装备搞出来,从长远看,对国防建设是有利的;这两项装备不仅为了战时,平时也是威慑力量。接下来,他详细分析了这两大问题的需要和可能。

关于航母工程启动,刘华清设想:“七五”(1986—1990)开始论证,“八五”(1991—1995)搞研究,对平台和飞机的关键课题进行预研,2000年视情况上型号。这样安排,第一,从经费上看,在当前和分摊在今后每年中,并不需要花太多钱;第二,从技术上看,发展它是有各方面好处的,可以带动国家和国防需要的有关技术的发展;第三,预研过程中,可以对航母的战备价值及存在的问题摸得更透,有利于作出最后的科学决策。
听完汇报后,贺鹏飞当即充分肯定了刘华清的建议,支持海军首先启动论证工作,并表示一定将刘华清的意见向总部、军委首长汇报,“相信首长们也一定会支持的”。

1992年,已升任军委副主席、政治局常委的刘华清把贺鹏飞从总参调到海军做副司令员,分管装备建设工作,专门做航母建设的筹备工作。

二、购买乌克兰瓦良格号的悲情接力

(来源:http://business.sohu.com/20130206/n365690837.shtml 搜狐财经

http://book.sina.com.cn/news/new/n/2013-01-18/1316405135.shtml 新浪读书)

华夏证券总经理邵淳口述:然后呢,这个当时乌克兰的经济非常的差,非常非常的差。差到我们现在想不出来的那个地步。那么也是这个通货膨胀的非常厉害,原来一个卢布值1.6美元,到苏联解体以后,3千个卢布才合1美元,3千5百个卢布才合1美元。所以当时呢,就说,买一张莫斯科到北京的火车票,1美元就够了,用美元买一美元就够了,还是软卧。那么这种情况下,乌克兰那个就很惨了。瓦良格号,苏联一解体,咱们军方,咱们国家的军方,就注意到这条船。因为这条船留在乌克兰,乌克兰就是黑海沿岸的国家,基本上用不着什么海军,更用不着什么航母母舰。当时咱们的军方一直想把它弄过来,从91年开始做调研,然后从92年底,开始派人,就是做乌克兰方方面面的工作,到96年的时候,终于工作做下来了,因为乌克兰用不着,它可以把这船卖给中国,就同意了。但是要卖,必须要通过招标的手续,这个手续要健全。

在这种情况下,后来中国的,我们那个就是中央军委的军援军贸办公室,就正式向国家打了报告,向高层打了报告,要求立项。要求立项。可是他们报告打上去以后,并没有批下来,并没有批下来,就是因为在高层,关于航母的争论,还没有取得统一,一致的意见。所以就没有批下来,然后他们又打报告,还没有批下来。第一次打报告,最后还是没批下来。就在这种情况下,这个军方,包括海军,包括军贸办,他们就想怎么办呢?这个时候拖不起,当时有6个国家都想要买这个船,咱们中国是一家。

在这种情况下,因为等不起这个批示,后来就想先想别的办法。后来就找了香港的一个公司,他们一开始找爱国港商,想先让港商先办了这个事儿。就找爱国港商,最后找了一个,是香港创律公司那个老板徐增平,他一开始还不敢干。最后做工作吧,同意了,然后他就代表军方这个军贸办,代表军贸办到乌克兰去投标。投标呢,想了一个理由,就是说我们这个船拉回来以后,要做个赌船,因为你不能说还用于军事。说做赌船,就以这个名义投标就投中了。实际上6个国家,中国人,中国这一方啊,是金额最小的,2千万美元买下来了。可是这个徐增平呢,交了一点那个保证金,然后就马上就香港金融危机,他也破产了,没钱了。

没钱了怎么办呢?然后就总参出一个人,再加上他,到国内来找钱。最先找的是马蔚华,结果马蔚华当时是海南人民银行行长。他这个人民银行其实也没有钱啊,他就把各个金融机构,召集在一块儿,就说,能不能凑出2千万美元来?他还不能说是军方的事儿,就说有这么个生意,有个赌船,非常的便宜,2千万美元。可是海南当时的金融机构都惨的很呐,而且你这个东西,毕竟名不正言不顺,最后就没弄成。后来又找了几家,最后也没弄成,然后才找到我。

一开始我还不相信,我说一个航母2千万美元,不可能的,你就是没完工的,也不可能。我说,你们跟那个乌克兰签那个协议,因为找到我的时候它已经投了标了,投中了。还差一个多月,付款期,还差一个多月就过期了。然后过了期还得重新招标。然后我看那个文件,应该是真的,很规范,后来我说光你们说不行,你们还得给我红头文件。结果红头文件拿不出来,后来他们说,领导面谈行不行?我说什么领导?他说海军副司令。

就是后来贺鹏飞出来跟我谈的,他承认,第一,这个船是可以用的。第二,这个船是海军要的。为什么海军不能直接出面,为什么国家现在拿不出钱来,他就没有详细说,但是我就了解这意思了,就我说,那行吧,既然是国家的事儿,我就出了。然后我就用我底下一个实业公司。因为当时证券公司底下也有公司,用一个实业公司,让它去融资。把钱就给了。没想到这个事情后来惹出麻烦来了,后来不知道朱镕基怎么知道了。朱镕基就说,一个证券公司,它买什么航空母舰,他肯定个人有好处,10%这是国际惯例啊。然后就派了6个部委联合调查组,就查。查了一阵子,当时还批了16个字的批示,叫胆大妄为,严肃查处,以镇国法,以敬效尤。镇国法是要掉脑袋的,镇国法。但是查到底,因为我这个钱数还比较多,但是一共没几笔,最后确实,个人没有什么问题,一分钱没有拿,这证实了。他说你为什么要办这个事儿?我说因为这个军队的事儿,有那么个机会让我帮帮忙,我也可以帮。而且是航空母舰这个东西,就贺鹏飞的话了,“这个是中华民族唯一的机会。因为以前不会有人买给我们,以后也不会有。这是唯一的机会,如果错过,我就连自己都不会原谅”。

《瓦良格迷局》序言:《还“瓦良格”以真实的历史面目》:虽然“瓦良格”的故事贯穿始终,但从严格意义上来讲,本书的核心却是当年赫赫有名的华夏证券的生死沉浮。从1992年创立至2005年摘牌,华夏证券先后经历五届班子更替,各有兴衰成败,各有酸甜苦辣,一个知名国企由盛转衰的历史发人深省——多任班子的努力作为犹如螳臂挡车,始终难以改变这个未成年国企的悲剧命运,华夏证券最终消失在中国证券市场。但历史不会忘记这个名字,正是因为这个企业的“胆大妄为”,才使得“瓦良格”号最终停靠在中国大连港,才有了今天中国的第一艘航空母舰——辽宁舰。在这里,不管时代赋予个人的命运如何演绎,我们都不应该忘记华夏证券、创律集团,还有邵淳、徐增平、周济谱,以及许多在购买、拖运“瓦良格”号过程中提供无私帮助的单位和人们。尽管他们为此付出巨大而一无所获,甚至因此使自己的命运波折起伏,但他们的所作所为超越了时空,于自己的民族无疑是一种贡献。历史是一种客观记忆,而不是遗忘。

“有意栽花花不发,无心插柳柳成荫。”“瓦良格”的故事是一场接力赛。徐增平、邵淳演绎了“瓦良格”的前半部故事,但即使算上华夏证券、创律集团,也无力驾驭处于国际政治、军事、经济、外交关系旋涡之中的瓦良格号,这个时候华夏证券的新任掌舵者周济谱请求政府部门出面帮助,得益于政府对国企资产的积极保护,才使“瓦良格”号终于驶离它的诞生地——黑海口岸,彻底摆脱束缚它的厄运缰绳。可以说这才是政府真正接触“瓦良格”的开始,所以“瓦良格”的后半部故事是在周济谱的积极推动下由政府各部门联合演绎的。前半部很精彩,但也很无奈;后半部很低廻,但结果皆大欢喜——中国首艘航母平台“辽宁舰”终于诞生了!百年航母梦终于有了着落,几代人的艰辛努力没有付之东流。相信用不了多久,从大连港隆重出航的“辽宁舰”将书写出自己更加精彩的故事!

三、瓦良格驶向中国的艰辛航程

(来源:http://uzone.univs.cn/news2_2008_227804.html 大学网)

当时,土国总理府和外交部都倾向放行,但主管海洋事务的国务部长米尔札欧鲁(RamazanMirzaoglu)坚决反对。1999年12月19日,美国由幕后转到台前,驻土耳其大使皮尔森会见了米尔札欧鲁,表达了美国政府对“瓦良格”号的关切。2000年3月3日,米尔扎欧鲁应美国政府的邀请访美两周。临行前,他向总理艾西费特呈交报告,详述“瓦良格”号通过博斯普鲁斯海峡可能发生的技术问题,建议拒绝中国的要求,禁止让“瓦良格”号通过海峡。与此同时,台湾驻土耳其伊斯坦布尔的办事机构也一直上蹿下跳,四处游说,企图阻止“瓦良格”号来华。

ITC公司的JoopTimmermans先生据理力争,他说将“瓦良格”号拖过海峡其实比驾驶一艘15万吨油轮穿越海峡更容易也更安全。但米尔扎欧鲁则说,要么你让这艘船自身拥有动力,要么你把它拆成碎块运走,否则别想通过海峡。Timmermans先生还说,2001年3月发生了一件怪事:一架不明国籍的直升机降落在“瓦良格”号的飞行甲板上,三个人跳出来进行了一番测绘后又驾机飞走了,临走前还用粉笔在甲板上写下“法国人到此一游”("TheFrenchwashere.")。

在此前后,中国与土耳其之间一直进行外交接触。中国承诺,将完全负担“瓦良格”号通过海峡的安全保险以及可能造成损失的赔偿责任,并且将从中国派遣几艘大马力的拖船,协助拖行“瓦良格”号,以保证通过海峡的航行安全。

2001年7月,原本站在米尔扎欧鲁一边的土耳其军方,态度开始转变。总参谋长凯维芮柯鲁应邀访问北京,受到中国领导人的接见,军方立场改变(众所周知的军火出口),并在8月初照会总理府,“建议放行”。而土政府也提出,要求中国开放对土耳其的旅游,争取每年有200万人次中国观光客到土耳其,可为土耳其创造20亿美元的外汇。

2001年8月25日,土耳其国家安全委员会作出决议,同意让“瓦良格”号通过其海峡。土耳其国务部长兼政府发言人居瑞勒代表总理艾西费特,当天启程前往北京,向中国政府告知这项结果。

2001年9月,中国政府派出一个由交通部官员和航运专家组成的代表团访问土耳其,就“瓦良格”号通过海峡问题进行具体磋商,并作出了全面的安全承诺。在极短期间,中国备妥了土耳其当局要求的多项安全措施:租用了世界上最大马力的希腊籍拖船;同意给予“国家担保”,负责可能涉及的赔偿问题。

中国在“瓦良格”号上装设了小型雷达、全球卫星定位系统、VHF无线电通讯设备、电子罗盘及发电机等航行安全设施,土耳其政府对此表示满意。

这艘航空母舰船体从风暴中脱险后,经地中海,穿直布罗陀海峡(苏伊士运河不允许其通过),出大西洋,经加那利群岛的拉斯帕尔马斯,2001年12月11日绕过非洲好望角进入印度洋,经莫桑比克的马普托,2002年2月5日通过马六甲海峡。2002年2月11日晚抵达新加坡外海,2月12日进入南中国海,2月20日进入中国大陆沿海。

2002年3月3日,历尽艰险的“瓦良格”号航母终于抵达大连。早晨5时许,她在6艘拖轮拖行及1艘引水船的带领下,离开了大连港外锚区,徐徐向内港进发。这6艘拖船前3后3排列,使得“瓦良格”保持平衡。在此期间,海面上的交通受到管制,任何船只都不能进出。

上午9时许,“瓦良格”抵达内港。中午12时正,“瓦良格”号安全靠泊在大连内港西区4号散货码头,胜利结束了航程15200海里、耗时4个月(123天)的艰难远航。

“瓦良格”远航抵达,创律集团主席徐增平和其他负责人心情激动。徐增平坦言,当时的感觉是犹如见到了终于安全返家的失散多年的儿子。

让我们记住幕后英雄们的名字:

肖劲光(开国大将,人民海军主要创建者)

刘华清(曾任海军司令、军委副主席)、

贺鹏飞(贺龙元帅之子)、

徐增平(爱国商人、香港创律公司董事长)

邵淳(华夏证券前董事长)

周济谱(华夏证券前董事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