贵阳花果园小区“男子徒手从37层楼顶爬到3楼”的事情触发“创作式围观”。按道理讲，在事情没有调查清楚之前，像这种惊悚危情不该进行肆意讨论，起码在公共讨论中不该对当事人进行不确定性的指责。
只可惜，在“从楼上爬到楼下拿东西”（目击者的朋友称）和“可能患有臆想症”（救援的消防员称）这两种声音发出前，“创作式围观”的主要指向却是“偷情叙事”。并且值得玩味的是，“创作式围观”对“偷情叙事”的构建还表现出严肃的一面，也就是“偷情可耻，胆量牛掰”，即便整体地讨论氛围是戏谑的。
毫不夸张地说，男子徒手能从37层楼顶活着爬到3楼，本身也算是奇迹了。这从消防员采取“一边保护一边安抚”的救援方式上也能看得出来，因为男子稍有不慎，或受到惊吓就可能会失足摔下去，当然结局肯定是凶多吉少。
就此而言，我们会很容易想到事发当时，现场的整个气氛是十分紧张的。除却消防人员精神紧绷，现场围观的人们应该也是提心吊胆。毕竟对于这种惊悚危情，转瞬间就可能走向惨剧。所以就算现场有人“追问”发生了什么，但估计也希望挂在高楼上的男子能平安无事。
然而与现场相对的舆论场上，虽然不见得所有人都会先入为主地搞“创作式围观”，但是就戏谑的讨论氛围来讲，总觉得隔着屏幕搞“创作式围观”的人们已经把当事男子看成一只猴子。因为从指向和氛围上看，相较男子的死活，人们更想深扒（构建）他为何要这么做？但初衷却并不是为定性事件，而是为消费事件。
如此强调，倒不是说围观者绝对没有悲悯心，而是他（她）们在围观远方的事件时，因为只是基于视频和图文进行围观，所以很容易走向抽象的谈论。在某种程度上，就跟谈论电影中的惊悚危情一样，很难置身其中，想象那时那刻的惊悚危情到底意味着什么。
毫无疑问，现在是个“我即媒体”的时代。手机网络和社交媒体的便捷正在改变人们对新闻的获取方式，并且在一定程度上，远方的“远”已经被折叠成“近”，但即便如此，却并不能打破人们对新闻的先入为主。
甚至正是因为远方的“远”已经被折叠成“近”，导致“远方的看客”对“远方的当事人”都能指手画脚。而且绝大多数时候，都还是在没搞清楚事实真相的情况下，就开始进行讨论。以至于很多时候，一件事情会成为“反转套娃”，直到舆论场失去热情后才能回归平静。
按照韩炳哲的说法：“虚拟世界缺乏差异性及其阻抗性。”简言之，在虚拟的空间，自我实际上可以摆脱“现实原则”自由行动，而这个现实原则就是一个他（她）者和阻抗的原则。这个对应到社交媒体围观上，一方面在于人们对他（她）者的符号化，另一方面在于人们对自身的隐匿化。如此之下，人对人自然就会失去敬畏之心，而展现出的必然是口无遮拦的喧闹图景。
当然回到“男子徒手从37层楼顶爬到3楼”的事情上，人们之所以会往“偷情叙事”上扯，还在于过往确实有类似的事情发生过。但即便如此，也并不意味着“创作式围观”就是正当的，这从媒体强调“男子徒手从37层楼顶爬到3楼”，而不是“男子徒手从37层窗户爬到3楼”也能意会出来。
说到底，要不是媒体站出来以正视听，除了现场的围观者们知道当事男子是从楼顶开始向下爬，作为“远方的围观者们”，多数人只是通过视频和图文得知当事男子从高楼往下爬，至于是不是从楼顶开始爬，或是因何往下爬，应该是不太清楚的。
所以从围观失序的层面看，“创作式围观”本身也是难以避免的事情。因为“创作式围观”本身并不在于事情的真相是什么，而在于围观者们能从事情中延伸出什么，而在这个问题上，主要的推动是人们的寻常判断尺度是什么。
可我们都知道，人们的寻常判断尺度多偏重道德感。而“男子徒手从37层楼顶爬到3楼”的事情，在没有媒体站出来以正视听前，因被围观者们想象成“偷情潜逃事件”，显然就意味着围观注定会走向失序。毕竟“偷情潜逃事件”对于偏重道德判断的人来讲，本身就是一枚深水炸弹，哪怕它是被想象出来的。
但是我们依然要清楚“把人当猴看”并不是什么好事儿。毕竟，人与人、人与物的交互，更多是要通过心灵才能彼此抵达，而不是通过肉眼看到的，通过简单想象的，就去进行肆意地判断和结论，进行无端地揣测和想象，进行恶意地嘲弄和戏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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