健康时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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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一个从安徽农村到上海打工的保安，今年59岁。
4月3日，我的核酸结果显示阳性。也是因为我，和我一起干活儿的其他20位保安，都被隔离了。我们工作的小区也被封控。
我也是一个新冠肺炎合并慢阻肺的重症患者，后来还被转运到华山医院ICU里抢救。但整整20多天的救治，我从没怕过。打心眼儿里，我一直信，国家不会不管我。
现在，我真的被救过来了，也痊愈出院了。
回想起最近一个月的经历，感觉像是做了个梦。这些日子，总有人问我，经过这次的事儿，有啥感觉？我没文化，说不出什么感人的话，但我还是想讲讲我的故事。很多人、很多感情，应该被记住。
出院那天，患者和救治医务人员合影。受访者供图
从2012年开始，我就在上海长江西路屹立家园小区做保安。
之前没觉得日子过得这么快，但一算，竟都10年了。日子久了，每天在小区里生活、工作，和很多业主都成了熟人。很多七八十岁的老人叫我“小李”，总使唤我干这干那，不客套，我也开心能帮到他们；年轻人叫我“李大爷”，有些小孩子离得老远就会喊我“爷爷”，我也很开心。
还有业主说，一进小区，看见李大爷在岗亭那笑着、招呼着，瞬间就觉得暖了：累了一天，回家真好。
让我们都没想到的是，3月开始，上海有了新一轮新冠疫情。看到社区和物业的招募信息，我赶紧报名，做起了志愿者——每家每户我都熟，真有需要沟通的，我过去，能更顺利。
接下来的两周，我帮忙送菜、送快递、做各种出入登记，也帮忙买过很多药和生活用品，啥都干过。说实话，志愿者比保安累多了，但我没抱怨。
1996年，我从安徽六安的农村老家来了上海，在一个大型钢材厂做工人，这一干就是16年。2012年，工厂转型了，我年龄也大了，就找了小区保安这份工作，没成想一干又是10年， 3600块钱一个月，供吃供住，很满足。
离开老家整整26年了，我对上海是有感情的。
大家都知道，陆家嘴有很多好看的大楼，特别繁华。其实很多用的都是我们钢材厂生产的钢材料，每次想到这，我就觉得骄傲；我的两个孩子都上了大学，又都留在了上海，都是我打工供出来的。
我打心眼儿里感激上海，在这种艰难的时候，能出点儿力，我安心。
后来疫情越来越严重了，身边的氛围也开始紧张起来。4月1号，我开始鼻子不透气、头疼。起初以为是感冒，但过了一天，我反应过来，之前感冒从不咳嗽，这次不仅咳嗽得厉害，明显感觉喘不上来气。
情况肯定不对，没想到2号做的核酸结果一出，我确实是阳性了。
知道情况后，很多业主微信私聊我，问有没有需要帮助的，他们依然叫我“李大爷”，在之前的十年，我一直把自己当做这个小区的保安，但那天，我觉得自己就是这个小区里的人。
也是因为我，和我一起干活的其他20位保安都被隔离了。我不是小区里第一个感染的人，随即整个小区都被封控了。我很内疚，在好几个业主群道歉，但是大家都很一致地回复说，不怪你，安心养病，等你回家。
当时大医院和临时改建的方舱都很紧张，我从3号开始一直在隔离点。中间被转移过一次。这期间，一直有医护人员送药，监测我们的症状变化。
16号开始，我发现自己呼吸越来越吃力。和隔离点医护人员反映后，他们很紧张，马上联系主管部门。17号中午，我就被转运到了上海崇明花博园复星馆方舱医院。
在隔离点走之前，医护人员安慰我说，别担心大叔，到了方舱医院，就有更专业的医生和护士了。我告诉他们，我不害怕。
我一共在方舱住了两个晚上。第一天还好，第二天就开始严重了，觉得很冷，全身乏力，呼吸更困难了。
第二天早上，我向医疗队的医生说了自己的情况，还把手机里存着的之前慢阻肺的检查结果给他们看，几个医护找了其他片区呼吸科的医生帮忙一起看。会诊后，都觉得我应该马上做系统检查，大家都很怕耽误我的救治。
不到两小时，也就是18号中午，我就被转到了复旦大学附属华山医院北院区。那么短的时间，医护人员还要照顾那么多患者，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调度的。我觉得自己给这些年轻人添麻烦了。
这次和离开隔离点的时候一样，也是一个很年轻的姑娘扶着我转运。她双手挽着我的胳膊，一边走一边告诉我，大医院设备齐全、药也齐全，转运是为了更好地救治我，别担心……我知道，她是怕我心态不好，在鼓励我。
我笑着说，姑娘啊，我不害怕。
回想起来，上世纪60年代，小时候家里孩子多，有时候是吃不饱饭的。后来，结婚、生子，到上海打拼。我没经历过什么大风大浪，也没见过多大世面，但把两个孩子供养大，也算是个历经生活风雨的人了。我知道，越是遇到事儿的时候，越不能慌，我得做自己的“主心骨”。
疫情两年多了，我一直很相信国家，也一直很听话。我知道我做保安的工作牵扯的人很多，不能到处乱跑，社区让我待在哪里就待在哪里，我不能给国家添麻烦。现在，我感染了，我知道国家会想办法帮我治疗的。
到了华山北院以后，医护人员直接给我办理了住院手续，也做了很多检查，然后还是像之前一样吃药，医生会按时给我送过来好几种白色的药片，一天吃3次。我听说，那药很贵，不用我们交钱。
4月20号，也就是转进华山医院的两天后，我的症状更严重了，后被转进了ICU。这是我第一次进重症监护室，我的床边有很多机器，很亮，也很响。
当时我已经不能自主呼吸了，鼻子里插满了管子，但意识还是清醒的。我看到好几个医生和护士围着我转，其中一个男医生一边急促地操作机器，一边和我说，老人家，您别怕，我们会把你治好，我们是武汉雷神山医院过来支援的，我们肯定能把你治好。
虽然当时我不能说话，但是听到这儿，我眼睛就不停地看着他们眨。我想让他们看到我的回应：我相信他们，更感激他们。
在ICU里，我的症状算是最轻的那一类。
很多患者年龄比我大，基础病也比我多，没有意识了。我亲眼看着那些年轻的大夫们，不仅要救治他们，还要端屎端尿，帮他们擦身子，贴身护理。我心疼这些患者，也心疼这些年轻人。
在ICU一天后，我的症状就缓解了不少，撤掉了呼吸机，还能自己坐着、站着。
不输液的时候，我就不停地走。我告诉自己，要有恒心。起初，我只能站20分钟，后来扶着墙可以走了，慢慢地，可以坚持更久了。
所有医护人员看到了都会问，您怎么下床走了？我知道，他们很担心我，第一反应都是伸手想扶我。我每次都要解释，这样对我有好处，不舒服了我会马上回去。
我知道他们很忙，但是每天都会问我好几次：“有没有吃饱，有没有其他难处？”我每次只会说一句谢谢。每每这时候，我就会有点埋怨自己，是个没文化的粗人，不会说更讨人欢喜的好听的话，没办法让他们更开心。
我也问过好几次他们的名字，几个小护士每次都会说，我们这么多人，说了您也记不住，您就知道，我们是武汉雷神山那些人，来治病救人的就行。
4月24号，我被通知可以出院了。算下来，一共就在ICU住了4天，是当时华山北院最快转出ICU的患者。后来我才知道，我也是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二批援沪医疗队接管华山北院ICU后，痊愈出院的第一个重症患者。
我知道，人一旦生了病，要是没有精神上的那股劲儿，就很难好起来。我这股信心，是自己给的，也是这些医生们给的。
出院之前，一直照顾我的医生和护士都来病房送我了。
其中一个一直照顾我的姑娘说，叔叔，我舍不得你啊。我说，我也是啊。后来我让人帮忙给我们拍了合影，我一定会好好保存这张照片的。
从前在小区工作的时候，周一到周五我都是住在保安宿舍，放假了，偶尔会回儿子家。一个月赚3600块钱，不仅自己够花，还能给老家的老伴儿寄回去一半，她在安徽老家帮在上海的大儿子照顾孩子。小孙女和我们老两口都很亲，我们一家人的日子过得很顺，也很幸福。
直到准备出院的时候，我才和家里人说，我感染了，也要出院了。他们都埋怨我，为什么才说，为什么要自己熬？老伴儿还说，早知道这样就不该去做什么“志愿者”……我就笑笑，没说话。我知道，就算重来一次，我还是会去的。
出院那天，我们都特别高兴。当时区疾控中心去医院接我，提前告知了指定的停车点，儿子早早就去路口等着接我。
车停了，我拎着当时隔离时带着的塑料袋下车，使劲儿地呼吸着新鲜空气。看我下车，儿子马上从路对面跑过来，接过去我手里磋磨得要坏了的袋子，一只手抓住了我的胳膊，上下打量了半天，还捋了捋我的头发，半天说不出话。我看到他眼圈红了，马上说：“我没事儿了，儿子，没事儿了！”
我看得出来，他很心疼，也很想我。这一刻我才感觉到，世事反复无常，应该更加珍惜家人在身边的日子。
回家以后，儿子对我和之前不一样了，比以前更亲了。
有一天晚上，我们爷俩喝酒，他说要庆祝我康复，第一次下厨炖了鱼，煮了面。他是个从不会和我说“肉麻”话的人，我们农村家庭，不兴这个。但那天，他特别认真地看着我说：“爸，这次我害怕了。”说完哭得像个孩子，他已经十几年没在我面前哭过了。
现在，我解除了隔离，多次核酸一直是阴性。就在前天，武汉中南医院救我的项辉医生又打来电话，问我身体怎么样，如果需要可以随时给他打电话，还连着嘱咐了两次：“24小时都可以，不要不好意思”。我还是不知道说什么，只会一遍遍地说谢谢。
在我们安徽老家，一直都有一个习俗，就是立夏的那天要“秤人”。人们在大树下悬秤，为小孩和老人称量体重，来检验一年来身体的变化，秤钩悬一把凳子，大家轮流坐到凳子上面秤人，司秤人一面打秤花，一面讲着吉利话。
上海这种习俗很少有了。但今年30岁的儿子特别神秘地弄来了一杆老秤，拉着我到小区的园子里，要帮我称体重，我当时不好意思地推辞了半天，最终还是拗不过年轻人。
后来，我俩轮流做司秤人，说出了一样的“吉利话”：希望上海能够快点好起来。
我们不是上海人，是社会上最普通的人。但是这儿，也是我们的家。
记者手记
那天辗转了好几位一线医生，找到了这位患者大叔的电话。一通聊天下来，大叔的质朴、包容让我出乎意料。因为在采访前，我预设了他可能不想接受采访或者依然悲伤、依然很害怕。但是相反，他一直在感激，一直用最朴实的话，讲述着他是如何被这个世界感动和深爱着。
其实在采访之前，我先联系了李大叔的主治医生——武汉大学中南医院第二批援沪医疗队接管华山北院ICU的队长项辉。本想糅和救治过程一起去呈现，但是项大夫坚定地推辞，他说治病救人是天职，更何况现在最辛苦和艰难的是上海本地医生，所以千万不要突出我们，也就因此有了这篇自述。
世界真的很小。因为后来在聊天中我才知道，2020年4月14日在武汉前线的那天夜里，我在雷神山休舱前的最后一夜，陪最后一班医护人员守到了天亮，值完了最后一个夜班。如今在上海救人的这位项辉队长，就是第二天早上接班的医生，我们曾在雷神山的走廊里，有过一面之缘。
疫情走过的第三个年头，我们看到了保安大叔身上的善良，看到了他身上的另一种力量：那是平凡人的隐忍和坚强，更是春尽日、万物繁茂始于立夏的希望和笃定。
风从海上来。夏天周而复始，相逢的人会再相逢。我们和他一样，深爱着上海，中国的上海，世界的上海。
本文首发于2022-05-17健康时报《一位上海新冠重症患者的自述》（健康时报记者 张赫 赵苑旨）
本文编辑：田茹 王真 审稿主任：杨小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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