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29年,国术游艺大会在杭州召开。由于该会是全国性的武术盛会,因此南北武林界的武术高手都想在比赛中获得第一,以光耀门派武功。孙存周也想参加比赛,可是所有人却劝他别去,并说他就算得了第一名,也一定不会觉得光荣。这是怎么回事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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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存周是武术泰斗孙禄堂的次子,生于1893年。

孙存周出生的时候,孙禄堂已经是南北武术界的风云人物了。那时,孙禄堂在家里创办了蒲阳拳社,广收弟子,靠教授拳艺为业。可以说,孙存周的幼年就是在拳社里度过的。每天他看着父亲教人习武,久而久之,也对武术产生了非常浓厚的兴趣。

当时,孙禄堂与杨露禅都是武术界的名人,但他们在教育子女上,却很有些不同。杨露禅是一定要把膝下三子培养成武术名家的,所以他的三个儿子在很小的时候,就在杨露禅严格管教下,苦练功夫。由于他在教授武艺上,对三个儿子的要求极高极严苛,因此他的次子杨健侯曾因无法忍受,几次想要自杀。好在被人发现,未能成功。但纵使如此,也没能让杨露禅放宽对儿子们的要求。

如果说,杨露禅是虎爸,孙禄堂简直就是猫爸。作为拳师,他每天对待徒弟也是非常认真负责,该严的时候,他绝不放松。但是对待孙存周,他却任由儿子自由发展,在习武上并没有什么要求。

到孙存周少年该学武的时候,孙禄堂又受东三省总督徐世昌邀请,到东北去做他的幕僚去了。直到1909年,孙禄堂回到北京后,已经16岁的孙存周,这才终于有机会随其学艺。

在那个年代,一个人想要学得武术精髓,往往需要苦练十数年不等,才能把功夫练到家。再加上许多人由于吃不了练武的苦与累,半途而废。因此很多人认为学武当耗费时间。但孙存周却是个学武奇才,他只苦练了三年,就把孙禄堂引以为豪的形意拳和八卦拳,学得八九不离十。

此后,孙存周遍访京津与河北一带的武术高手,不断和这些高手切磋武艺,在不断地实战中,他少有败绩,因而在京津一带,名气渐长。

1912年,孙存周完婚后,开始游历天下。其实,这也是孙禄堂的建议,希望他能在游历各地的同时,拜访高人隐士,从而增长见识,丰富自己的武艺。

在游历的过程中,孙存周不露姓名,以武会友。每到一处,便寻访武术高手较技。与孙存周较技者如云,但与他旗鼓相当者却寥寥。

孙存周还常常与武术名家们讨论,武林界中谁的武艺最为精妙?结果不管他走到哪里,对方总是不假思索答道:“惟活猴孙禄堂。”

6年游历结束后,孙存周回到了北京,将一路见闻大略地告诉了孙禄堂。原本他以为孙禄堂听说各地人皆推崇自己,会十分高兴,没想到孙禄堂却淡然说:“凡求道者务要虚心……凡遇一技之长者,无论功夫高低,皆要拜为师友,虚心求教,海纳百川。”

孙禄堂的教诲,让孙存周受益匪浅,此后他多数时间,逗留在上海和杭州两地。那里武术氛围浓厚,不少亲朋故友都在那里教拳,因此孙存周在那里常与亲朋钻研孙氏拳学,互相启发,他的武艺也因此愈发精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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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23年,上海举办“中华全国武术运动大会”。由于那次大会是武术史上的第一次武术大会,因此光是来参加比武的武术团体,就多达18家之多,场面颇为壮观。

孙存周也被武术大会吸引,前往观摩。当时,不光记者们发文盛赞武术大会,参赛的武术名家们也互相吹捧。

孙存周却认为,那些颇负盛名的武术名家,并非个个名副其实,比如那些靠举石担石锁成名的,充其量只能算举重,而不能算武艺。

此言一出,自然引得一些武术名家不满,纷纷来找孙存周比武,但均成了手下败将,怏怏而退。

1929年,杭州举办全国国术游艺大会,南北武术界的武林高手济济一堂,可谓盛况空前。当时,受筹办方邀请,孙禄堂与弟子褚民谊担任副委员长,而孙存周亦担任监察委员一职。

本来,孙存周没打算在这次盛会上展示武艺,但大会召开之初,就有人公开在擂台上挑战孙禄堂。孙存周见状,走上前去说道:“你若能打赢我,我父亲自然来会你。”此时的孙存周已经名震武林,对方自知难敌,狼狈而退。

这件事大大地刺激了孙存周,他坚决要参加比赛,以光大孙家拳学。

孙存周想参加比赛,这可让筹办方犯了难,为什么这样说呢?

原来,来参加比赛的选手中,大部分都是孙禄堂的师兄弟和徒弟,而孙存周又是孙禄堂的儿子。这样一来,这些选手和他比武的时候,是打还是不打呢?

于是,大家纷纷劝说孙存周,不光把他不能参赛的理由说出来,而且还分析说,虽然他武艺高强,天下难有人敌,但是就算他夺了第一名,人家也只会说,由于他是孙禄堂的儿子,那些选手碍于面子,只能把第一名让给他。所以,他就算真拿了第一名,也会让人说他胜之不武。

一番话,说得孙存周茅塞顿开,于是放弃了比赛。

果然,在经过半个多月的竞技后,获得前十名的选手中,孙禄堂的徒弟几乎占了一半,而且前三名曹晏海、马承智和张熙堂也都是孙禄堂的徒弟。

当然,在那次比赛中,也有一些不光明正大的行径。比如,有些门派武功,表演的时候很好看,但真到了实战的时候,就成了“空头拳术”。还比如有些武术名家,与后生小辈交手后,“要么被打破头,要么被吓破胆”。总之,看了这五花八门的传统竞技门派后,孙存周更加坚信,形意拳才是技击方面的核心拳法。至于当时受到推崇的西洋搏击与太极拳等,都不能改变形意拳在武术中的地位。

由于孙中山先生最早提出“全民习武,强身御辱”的口号,在政府的大力支持下,民间武术呈现出一派欣欣向荣的态势。特别是在中央国术馆成立后,不仅对门派武术传承进行了改革,而且也方便了更多习武爱好者。因此,各地为了响应全民习武的号召,也纷纷创办了国术馆。

但江苏历来“崇文抑武”,哪怕在全民皆武的时代,江苏一带依然显得十分文弱。到江苏国术馆习武的学生,更是寥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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担任江苏国术馆馆长后,进行了许多改进,包括在社会上开武术普及班,让拳师到学校去开设武术课等。经过一段时间的努力,江苏习武风气日炽。

地方政府为标榜政绩,便对此大做文章,大篇幅地把习武与三民主义,以及救国论扯到了一起。

孙存周看到这种现象后,十分鄙夷和反感。他表示,国术虽能体现万物,但不能脱离修身的本位。国术的发展,也必须符合自身规律,而不是成为政治的依附品。否则,国术运动很难持久。

孙存周的话,传到地方政客的耳中后,他们很不高兴,此后便设置重重障碍,迫使孙禄堂不得不辞去馆长一职。而这也让孙存周更加认定,武术是寄生在政治上的一只可怜虫,对政治很不感兴趣。

不过,孙存周对朋友则又是一副侠肝义肠。

盟友叶大密在上海成立了武当拳社。叶大密是太极名家田兆麟的弟子,但孙存周很不放心,认为太极拳在实战中并不占优势,再加上新开的拳社总会引来很多人前来较技,万一败了,就只能狼狈关门走人了。

因此,他留下来,不断指点叶大密武艺,又授予他孙家内功,使得叶大密的武艺精进了不少。后来,上海最著名的拳师刘高升来较技,而叶大密竟能在数招之内击败了刘高升。孙存周见此,这才放心离去了。

由于孙存周在武艺上“得乃父之髓,已臻炉火纯青之候”,所以他在上海的时候,许多名流显贵,纷纷出重金请他去家中教拳。但他却认为膏腴子弟不能吃苦。若教授这种弟子,只是空费力气,混饭吃,所以他不愿意挣这个钱。

用孙存周自己的话说,他“平生之志,不在仕途,不务工商,不做打手,不图侠名,只为继绝学而已。”正是这种超然世外的态度,让他不恋权贵,不追名利。每日演武作画,或与朋友论武,这反而使他在武术上,有了更多的心得体会,武术造诣不仅提高不少,而且还形成了独特的风格。

抗战爆发后,孙存周回到北京。北京沦陷后,日本人多次登门拜访,想请他教授武艺,他都以“左目失明,功夫已废”为由,拒绝了日本人。后来他怕给家人带来危险,辗转去了河北定兴乡下师兄弟家暂居。

整个抗战期间,孙存周都在乡下过着贫困的生活,免费教授乡人拳术。

抗战胜利后,孙存周才得知,他参加抗战的长子已经牺牲在洛阳战役中。

此时的孙存周年逾五旬,惊闻噩耗,在短暂的沉默后,只说了一句:“不辱家风。”

然而,谁也不知道,每到夜深人静时,他都悲痛难抑,泪水长流。

1963年,孙存周去世享年70岁。虽然他生前择徒很严,授徒亦不多,但是他在拳技进行了很多改进和升华,同时他的修拳思想也对后世起到了很大的影响,因此他在武术界的影响力是空前绝后的,所以说,他作为武圣孙禄堂的儿子,能够把孙禄堂的武学继承下来,并发扬光大,也算没有辱没家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