都在说东北经济，不如先看看张作霖怎么治理东三省|东三省|张学良|郭松龄

经济学家林毅夫团队给吉林省经济把脉，建议发展轻工业，引发了舆论的热议，这不是经济学家们给积重难返的东北经济开的第一剂药方，当然肯定也不是最后一剂，现实已然如此扑朔迷离，莫如先来看看历史。

让我们先来看一组数据：

表格据《度支部清理财政处档案》，原数据有湘平银、羌钱、小银元、银元等众多货币单位，为了读者直观理解，三解找了这个换算了单位的表格，想细致了解的，请参阅韩祥《晚清财政规模估算问题初探》，《中国经济史研究》2014年第3期

咱按照岁入排个前十名，分别是广东、江宁、江苏、直隶、湖北、奉天、四川、山东、浙江、河南。

光绪三十四年是公元1908年，江宁、江苏都是江苏省的地盘，一省之地4590万两岁入其实应该排第一，奉天（今辽宁）作为一省，其实在全国是排第四的，人口呢？

1911年，东三省全境人口为18,415,714，奉天为11,018,517，吉林为5,538,405，黑龙江为1,858,792。（据侯杨方：《中国人口史》第六卷）

就同时期的宣统年间全国人口普查结果来看，广东省共有5,052,418户，未报告口数，《清史稿·地理志》中有一数据为28,010,564人。

江苏省含江宁、江苏两个行政区人口数为26,221,089。

湖北省含荆州八旗驻防人口数为27,646,651。

再排个顺序，依次为：广东、湖北、江苏、奉天。

为什么把这么一堆枯燥的数据放在这里？

因为做买卖讲究个本钱，给你1万块本钱，存银行1年都变2万了，你赚了8000，那是你经营不善，如果给你10万块本钱，1年后变成了2万，那就是折本了。

奉天一省，就是张作霖父子的本钱，在1916年张作霖正式取得奉天一省权力之前，这里不是什么一穷二白的荒蛮之地，而是全国少有的收支盈余的财政大省，财政规模排在它前面的几个省，人口规模都接近奉天的3倍。

这也是第一笔账，人口账。

电视剧《闯关东》剧照

东三省的人口，在晚清和民国出现了爆发式的增长，关内移民"闯关东"络绎不绝，是不是因为张氏父子的"德政"造成了这样的后果呢？

事实并非如此。

光绪二十四年（1898年），据不完全统计，东北总人口为542万，其中奉天为464万，吉林为78万。

参照一下宣统三年（1911年）的数据可知，13年间，东三省年均人口增长率约为9.862%；再看张氏父子统治东北时期，1930年的东北人口数为27,038,935，1911-1930年年均人口增长率约为
2.042% ；伪满洲国时期结束后，1947年国民政府统计东北总人口为37,008,648，1930-1947年年均人口增长率约为
1.863% 。

可见，伪满虽然为关内人闯关东设置了一定的障碍，移民规模并不比张氏父子统治时期小多少。

伴随着移民激增的是东北农业经济的爆发。

1914年到1930年间，东北耕地面积由1.34亿亩增加到2.38亿亩，
增长了77.61% ；粮食产量从1912年的300万吨增长到1930年的1900万吨，增长了533%
；大豆出口额由1906年的90,290吨增长到1912年的661,064吨，到1927年已达1,603,240吨的规模，
21年间增长了1600%。

必须指出的是，关外的黑土地，对于关内失地农民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在这样的大背景下，即使张氏父子什么都不做，随着荒地的开垦，熟地耕种劳动力的增加，其治下的经济力量也在成倍提升。

简言之，张作霖抓了一手好牌，怎么打赢，就看牌手的手段了。

有意思的是，清朝灭亡、民国肇建，奉天一省的财政竟乱得一塌糊涂，自张作霖的恩主赵尔巽开始，就一直不断地整顿财政，却收效甚微，不得不说，官僚之中没有最烂，只有更烂。

张作霖早年照片

1916年4月，张作霖主政奉天，财政困难已极：

除负外债一千万元之外，每年尚亏二三百万。（见陈裕光：《王永江整顿奉省财政之前前后后》，《吉林文史资料选辑》第4辑）

张作霖为此，任命王树翰为财政厅长负责开源节流，一年后毫无起色，遂接受王树翰辞呈。按照当时《盛京时报》（1917年5月25日）的报道：

财政已渝于不可收拾之境，每年收入计一千四百余万元，而四季度预算应有盈余三百余万元，至决算结果不但毫无盈余且亏短五百余万元。

这里有个数据要注意，光绪三十四年（1908年）奉天的岁入还有1580.7万两，近10年之后，人口增长数百万，货币单位换成了含银仅7钱2分的银元，总数还要少100多万，原因何在？

1917年5月就任奉天省财政厅长的王永江帮我们挖出了答案。

王永江是辽宁金州人，为奉系财政体系改革立下汗马功劳，民国史家傅斯年留下的《民国史》未完稿纲目中，他名列《循良传》第一，是举世公认的清廉干吏。

不过王永江并非某些“大帅粉”所臆想的，是张作霖知人善用挖掘的人才，恰恰相反，俩人还因为做事有点过节。

早在1914年，东三省总督赵尔巽（也是张作霖的干爹）就赏识王永江的才华，想任命王为奉天民政司使（即民政局长），却遭到张作霖的反对，其中原因竟是王永江从未给当时掌握奉天兵马大权的“干殿下”张作霖送礼，于是，王永江愤而辞职，并留诗一首：

士元竟以酒糊涂，大耳如何慢凤雏？才得荆襄宁志满，英雄通病是轻儒！

直到1916年，张作霖在财政问题走投无路之下，才听从袁金铠的极力推荐，任用王永江。

王永江像

王永江上任伊始，就上下摸查，发现历任财政厅长无不有中饱私囊、亏空公款的恶行，下属各地的税捐局长也多有沆瀣一气者，王下手狠辣坚决，一经查实立即撤换。

结果是：

一时推税之吏，皆股栗听命。（金毓黻：《王永江别传》）

翻译过来就是，税收系统的官员都吓死了，哆哆嗦嗦地听命，铁腕手段治理贪腐，解决了人的问题，王永江开始大刀阔斧地整理税收项目，把捐税分开征收，捐分出出产税、豆税、木植税、粮货税，税则包括契税、矿税、烟税、酒税，前者侧重农业出产，后者侧重工商消费，清晰明了，
这还只算是小手笔。

真正的大文章却是清丈土地。当时东北的地盘上，有皇庄、有旗地，还有民垦的民田，尤其是清朝数百年积累下来的旗地，盘根错节，隐匿赋税，等到民国建立前后，地方统治混乱，更给了豪强们可乘之机。

1916年，奉天在册田亩数为534,843亩，王永江开刀之后，1918年，田亩数增加到585,538亩，等于是2年间挖出来10%，这就完了吗？

没有，到1919年清丈结果公布，总数为1,950,134亩，这个数字是改革前的近4倍。

《张作霖别传》中说：

永江理财无他才，唯剔中饱节冗费。

开源之际，仍有节流，一方面王永江提议裁撤机关文职；一方面又提议撤除全省保安团，仅此一项即节约经费178万余元；不仅如此，为了加强对地方财政支出的监督，王永江还决定派出省议会议员到各地检查地方财政款项，防止挪用滥用。

一系列组合拳打下来，奉天省财政情况持续好转，1918年度收入1562万余元，支出1211万元，
盈余350余万元；1919年年度收入1576万余元，支出1147万元，盈余428万元，到1920年底，
奉天不但还清了内外债，库存结余还有1100多万元。

所谓：

曾不三载，府库充溢。

一把难得好牌，老粗牌手知道让贤，让懂行、清廉的牌手来打，自然欣欣向荣，尤其是王永江对吏治的整饬和对于监督手段的运用，不止对当时有意义，对于今时今日，也有参考价值。

然而，该说然而了。

边业银行发行的1元纸币。左下角哈尔滨三字右侧就是著名的“天良”戳，也就是印章有“天良”二字。张作霖当年看过票样后就说：“咱们发票，他妈的是凭天良，不能坑人，票子上要盖上‘天良’戳子。”所以早期“边业票”是可以通过这个红黑戳子识别的。

张作霖在1921年12月和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教授孟禄谈话时说：

我张作霖是毫无野心。我的惟一志向，就是把国家治理好好的，使能立于世界国家之林。乃外人不察，动谓我有什么什么野心；又说我要复辟，那全是报纸放屁……报纸上的浑诌胡扯，不可听信。

这番信誓旦旦之后5个月， 1922年4月，张作霖出动12万大军进攻吴佩孚，结果大败亏输，逃出关外，宣布东三省独立、自治。

此后的这个阶段，王永江出任奉天代省长、财政厅长，终于大展拳脚。

实业方面，1923年耗费巨资开办了奉天纺织厂、呼兰糖厂、弓长岭铁矿等实业，同期大力发展教育，1922年颁布《奉省新学制大纲》，政府拨款成立一大批中等职业学校，次年，成立东北大学，拨付380万元开设实习实验工厂。

《奉天通志》记载，在王永江代省长期间，奉天教育投入逐年上升， 1923年为44万，1925年为47万，1926年投入52万，这组数据却也反衬了一个问题。

看一个历史人物，不能看他的漂亮话，而要看他做的漂亮事。

此前有媒体报道，张作霖于1916年10月28日，曾训令各道尹重申省令，严责各县知事增加教育经费，要求各县每年的教育经费务占全县岁出总数的40％，如果此令一直得到严格执行，那么反推一下，奉天一省的地方总支出应该有多少钱？不到100万元？

事实上，1923年奉天一省的财政收入总计为3340万元，支出分两大项，一为行政费480万，一为军事费2040万，盈余820万元。

到1924年，奉天财政盈余则达1640万元。

奉天的财政一下子阔起来了，盈余都超过1916年全年收入了，这还不是建设成就吗？

还真不是王永江建设的作用，而是东三省自治之后，截留了原本应缴中央的盐税和山海关至奉天的铁路收入，总数有1000多万元。

对了，在这个时期，人们最津津乐道的重工业建设成就也出来了，东三省兵工厂。

九一八事变前夕，东三省兵工厂正在制造的240毫米口径巨炮半成品

1922年张作霖第一次直奉战争战败，将奉天军械厂改称东三省兵工厂，开建枪、炮、炮弹三厂，由丹麦文德公司承建，经费直属张作霖公署，不足则追加。

1925年杨宇霆任督办，又派德国技师赴德购买机器，此后几经扩建，到1928年规模数倍于前，有机器8000余部，职工36000人（厂长陈修和解放后回忆为26000人），枪管钢、炮身钢均能实现国产，年产各式步枪6万多支，轻重机枪1000多挺，野炮、山炮、重炮共150门，枪弹1-1.8亿发，各式炮弹20多万发，以及大量的炸药等。

东三省兵工厂在旧中国各兵工厂中，以1922年建设的炮厂成就最为突出。该厂以民国年号为标识，仿照日本"三八"式，制成"民14式"160毫米重榴弹炮，射程达5900米。还曾试造两门口径为240毫米的榴弹巨炮，因"九·一八"事变爆发而停止。

这个巨大的军工联合体，到九一八事变前已经耗资5亿元，仅刚刚开办的1924年，全年经费即达5,010,974 元，到1926年，按照王永江的说法，经费已经达到了2300万元。

换句话说，仅1926年的奉天兵工厂经费，就相当于1924年奉天全省的总支出，而且工厂一直在扩建，哪怕是奉系军阀不入关争霸，把所有军费都省下来，最后也养不起这个巨大的国有重工业联合体。

更何况，身怀利器杀心自起，志得意满的张作霖会不想着逐鹿中原？

1923年，奉天的军费支出每月增为170万元，仅第二次直奉战争就向三省人民摊派4800万元。整个第二次直奉战争的支出，据外媒报道，达到奉大洋1.5亿元。

到1926年前后，忙于逐鹿中原的张作霖伸手要的军费已经达到
每月现洋750万元，每年约需9000万元的地步
，仅摊派到奉天一省头上的军费，就包括兵工厂经费2300万、经常军事费用1800万、张作霖个人机密杂费1000万，合计5100万元，
而奉天全年岁入才3300万，政府手里没钱，只能滥发奉票，金融紧迫万分，几于崩溃。

为了承受快速增长的战费，财政上只能不断加税。

1924年，奉省各种税率增加1至7成，全年仅增税一项即达2200万元。1926年时，吉林又增税二成，黑龙江省增税一至十成。（王鸿宾：《张作霖和奉系军阀》）

《盛京时报》1930年12月5日的报道称：

农民缴纳捐税"在一九二三年间时是每垧二元，但是现在即已增加到四元上下了。

农业税翻番，不过，考虑到奉票通货膨胀的因素，这个涨幅还不算高。

东三省官银号发行的汇兑券，俗称“奉票”

严格地说，东三省官银号的汇兑券只是奉票的一种，因为当时在奉天有资格发行货币的官方金融机构有东三省官银号、中国银行、交通银行及奉天公济平市钱号，共发32种纸币，只不过东三省官银号发行量占据绝对多数。

奉票的总发行额年年攀升，1916年底为 1508万元，1922年底为 3600万元，1924年11月为 22328万元，1925年为 51372万元，到1928 年更是狂增到130亿元。

1912年，100元日本金票可兑换奉票120元，王永江1917年临危受命，大胆进行金融改革后，奉票日渐坚挺，1918年100元日本金票可兑换97元，1919年更降至93元。

此后，随着张作霖的争霸战争开始，100元日本金票兑换奉票到1926年已升至359元，1927年为957元，
1928年更暴增至2,510元，此后每年均翻一番，1930年为10,057元，到 1931年，已达到13,483元。
（1931年满铁情报机构满蒙调查科《对奉天货币的调查》）

奉票是一种银本位货币，面额为银元，所以纸币名称如上述官银号发行的是“汇兑券”，也就是持票兑换银元的凭证，类似于今天的港币，上面也写着“凭票即付”字样，这就意味着奉票的发行机构有义务兑换“大洋”出来。

然而，奉系金融机构在1928年时，手中当然没有130亿银元，这个数目就算是全中国的金融机构都凑起来，也凑不出来，因此，除了一部分银元实物的准备金之外，奉票的货币信用其实是靠“日本金票”支撑的。

在张作霖父子治下，东北的主要出口商品就是大豆三品，即大豆、豆粕、豆油，而这些商品的出口港口，先是俄国的海参崴为大宗，后在日本满铁的一系列操作下，争取到绝大部分的份额落在大连港。

大豆三品出口贸易基本是日本人垄断，大豆三品经过东三省官银号贷款扶持下的粮栈（多为奉系权贵投资）收储，经中东路、南满路运至大连港出口，结算所得，就是
“日本金票”，一种由日本“朝鲜银行”1917年发行的“虚金本位纸币”，又称“朝鲜银行券”，它不是金币兑换券，而是日元兑换券，而日元才可以在日本的银行里兑换黄金。

1919年朝鲜银行发行的百元“金票”

兜了一圈，其实能够兑换黄金的“日元”才是奉票的信用保障基础，只不过在奉系的手里握着的是一堆“日元兑换券”，所以，说什么奉系军阀维护主权根本就是“梦话”，说得不好听一点，他们可能连什么是“主权”都搞不明白，何谈维护？

拿1921年100金票换139元奉票的标准来比1930年，奉票贬值7100%，农民的税负才涨了100%，看起来够厚道了，问题是，张氏政权还规定粮食，尤其是大豆收储必须使用奉票结算，这个商品化的过程，里外里农民还是得被拔掉一层皮。

被扒掉皮的何止是农民。

1919-1923年间，东北全境有油坊115家，到1930年只剩下30家，奉天一省有油坊50多家，1927年即倒闭3/5，当年仅3个月间，奉天城（今沈阳）内就有400多家商户倒闭。

再看看奉天城（沈阳）内的物价。

据宋一夫著《张作霖在东北》一书中记录的1924年8月到1926年6月10日的物价变化：

白米，涨幅为158%；高粱，涨幅为140%；面粉，涨幅为209%；猪肉涨幅为291%。

可以说，无论是金融还是实业，或是农业垦荒， 1926年都成为整个奉系集团财政、经济的节点，回天乏术的王永江再也支撑不下去，先逃后奏地向张作霖提出了辞呈。

在辞职信中，王永江提醒张作霖：

今金融为军事牵动，竟出常轨之外，而战事又无时可息，则数年所期望之大政，必无所资以进行可知也。

张作霖览信之后，并未做出息兵罢战的承诺，至此，王永江的改革和建设完全化为泡影，就此隐居金州，不再复出。张作霖对此耿耿于怀，多次对人说：

郭松龄以枪杆子伐我，王永江以笔杆子伐我。

说到此处，再回想张学良晚年接受采访时与记者的对话：

张学良："东北老百姓一直怀念我们张家父子，因为，我张家父子从不刮地皮。"

记者："那钱从哪里来呢？"

张学良："粮食丰收时大量收购，冬天再高价卖出去。"

记者："那收购的资金从哪里来？"

张学良："从官银号拨用。"

记者没问的话，我们补一句，要是官银号的票子71元只能当1元用了呢？

不刮地皮改明抢了呗！

《少帅》剧照，剧中的张作霖

张作霖在当代人眼里是一位非常有魅力的军阀，换句话说，特别会说漂亮话。

这个手艺，土匪胡子是没有的，因为他们都是抢劫、绑票，用刀子说话，只有镖局、保险队这种拿人钱财替人消灾的职业，才必备一张抹了蜜的嘴，否则三山五岳一路拼过去，自家有多少本钱也被成百上千的山大王们打光了。

推而广之，这个形象塑造非常重要。

余世存在《大民小国》中描绘了这样一个爱民如子的军阀形象：

张作霖多次说，不要想着糊弄老百姓，你糊弄老百姓，老百姓就糊弄你，到头来，老百姓反了，咱也就下台了。晚年张学良做口述史时，明确说："我和我父亲从来不刮地皮。"帅府的大青楼建成后，张作霖亲自在楼前的假山石壁上写了"天理人心"四个大字，以使自己每天进院抬头就能看见这四个字。边业银行（奉系控制之下的商业银行）开业，张作霖在发行的钞票上印了"天良"二字，
表示不能坑害老百姓，办事要对得起良心。

不过有意思的是，张作霖嘴上说不糊弄老百姓，在1928年就任陆海军大元帅，成了北洋最后一位国家元首后，召集政府近千名官员到中南海怀仁堂听他训话：

人家都说我张作霖有钱，其实我哪里有多少钱呢？你们大家打听去，哪个外国银行有我张作霖存的钱？哪个外国租界里有我张作霖盖的楼房？我他妈拉个巴子，便宜也便宜中国人，我不能便宜外国人。（来源同上书）

张大英雄有多少钱还得掰扯掰扯，可租界里盖的楼房，现在可是重点文物保护单位，终究是跑不了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