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陈雪飞 | 外交学院
【导读】在人类现代文明观中，“科学”和“发展”，无疑是最为正当的话语。今天我们在使用这些话语时，通常是不假思索的，也并不会追问话语背后可能蕴含的某些“意义”。本文通过梳理“科学”与西方帝国扩张、发展、变迁的历史，认为想要正确运用科学话语和发展话语，必须深入理解这些话语背后的故事，厘清现代化与西方化的关系。
作者分析，“科学”与“帝国”之间的关系密不可分，表现为三个阶段：作为欧洲大陆帝国文明的使命、作为英帝国扩张和统治的工具、作为美帝国文化霸权的手段。科学的全球性是帝国统治的内在要求，它为帝国的扩张加入了自然的逻辑，为帝国的征服营造了正当性。当前的科学话语和体系背后，是成为全球霸权的美国，以其情报部门作为幕后推手，建立新的分类标准，将世界上所有民族和文化都纳入统一排序体系和话语体系，并全面重组美国的教育机制，来生产帝国所需要的专业知识。在这一体系中，“经济学帝国”是一种具有高度支配性的思想方式和意识形态，笼罩着人文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一道，支撑着美国的文化霸权，推动“华盛顿共识”这一帝国发展话语走向世界。
作者指出，对于美国和世界而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话语都既是一种政治文化，也是一种文化政治。对于其他发展中国家而言，想要开启发展议程的“去殖民化”过程，就需要重新认识科学与帝国的关系史，厘清现代化和西方化的关系，找到真正符合自身传统、文化和人民需要的发展道路。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5期，仅代表作者本人观点。特此编发，供诸位思考。
帝国科学与帝国统治：发展话语的国际旅程
2020年6月，新冠疫情漩涡下的美国“黑命贵”运动蔓延至英国，反殖民主义和反帝国主义声浪迭起，英国帝国理工大学在压力下决定放弃已经沿用了百余年的校训：“科学是帝国的无上光荣和保障”（Scientia Imperii Decus et Tutamen）。
这一决定，再次将科学与帝国的关系带入人们的视野。在五百多年的殖民史中，北大西洋殖民帝国将科学作为践行“文明使命”、建构殖民统治正当性的载体，而亚非拉国家意识到科学本质上仍然是帝国支配殖民地的工具，晚近两百年来的英美两大全球性帝国则用科学来营造其世界性的文化霸权。
科学支撑帝国，帝国依赖科学，科学究竟如何赋予帝国以正当性？从历史的纵深处，重新认识科学与帝国的密切关系，或可助益于我们自身的发展道路更具自主性和创造性。
▍作为帝国文明使命的科学：科学与帝国的兴起
作为帝国文明使命的科学，是科学与帝国关系的第一种叙事。在这种辉格主义的进步视角中，科学是进步的源泉，帝国是科学的母体，科学为帝国征服披上了文明的面纱；西方世界孕育了智慧超常的杰出人物，秉持基于数学的精确科学思维，教化愚昧迷信的非西方世界，科学成就让基督教欧洲自视在教育、知识、能力、理性和德性上，都比那些欧洲以外的“化外之民”高人一等，后者完全没有理性的能力和知识的理解力，没有能力像欧洲人绘制美洲地图那样绘制欧洲地图；正是满怀科学精神的欧洲人漂洋过海，“发现”新大陆，探索异域的自然景观，观察奇异的人文风俗，搜寻蛮族的食物、药物和经济作物的种植方法，运用先进的帝国科学改造落后、蒙昧、野蛮的帝国边陲，履行帝国教化殖民地的文明使命。这里的文明以“科学基督教”为核心，具有双重意涵，既是基督教相对于异教徒的文明，也是科学相对于迷信的文明。
既然科学的兴起与帝国的兴起亦步亦趋，哪些欧洲科学属于首要的殖民科学就至关重要，而这取决于哪种科学对于殖民扩张和解决殖民困境更有用。对法帝国而言，制图学、气象学、冶金学、经济植物学更有用，也获得更多财政投资。对英帝国而言，环境学、生物学和医学最有用，天文学、物理学、化学次之。帝国对殖民地的教育政策也以有用为依归，比如19世纪晚期英帝国在其“巅峰时刻”才在印度开始科学技术教育，但也只是在地理学、测量学、植物学和医学等有直接经济效用的领域，旨在为帝国培养技术服务人员。
在五百年的资本主义殖民帝国史上，帝国是科学研究的引擎和枢机，塑造着科学知识的生产形态。殖民模式不同，科学知识的生产形态也不同，“文明使命”的色彩也深浅不一。
伊比利亚半岛的葡萄牙人开创了以东印度群岛为典型的贸易站帝国模式，在加勒比地区建立了依赖经济植物学等科学支撑的种植园综合体，种植园主和企业心理学家醉心于发明催眠术，以创造温顺的工业奴隶，这些都为后来的荷兰英法所借鉴；西班牙人将新大陆变成了西班牙君主治下的美洲总督国，率先通过科学组织系统收集大西洋的水文知识和美洲的纺织术。但对伊比利亚人而言，对殖民地资源的控制和掠夺优先于“文明的使命”，粗糙的科学知识生产形态使其在殖民争霸战中落后于法英德。
在法帝国模式中，帝国是科学的主要资助人和科学机构的创建者，王室是科学的物质和智力资源的调度者，贸易公司的医生为殖民者提供健康服务，兼任自然学家、植物学家和医学家，游走于全球的耶稣会传教士也是自然科学知识的载体，向清政府索要的义和团赔偿成为法国在中国的天文学和法国本土汉学经费的来源。法帝国首都巴黎变成了欧洲内部的国际科学中心，并把科技领先优势一直保持到19世纪40年代。随着英德科学的崛起，法兰西学院、英国皇家学会和德国柏林学院三足鼎立的局面逐渐形成。当时的德意志帝国还处在四分五裂的状态，但在其大学形成的政治学，在17世纪中期直至18世纪末，影响了整个欧洲。
在英帝国，帝国的贸易和扩张被视为科学知识的源泉。英帝国不断扩张的边疆，成为自然神学、自然哲学、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天文学、物理学、人类学、社会学和政治经济学的制度起源。把世界作为一个整体来理解的帝国经验，深刻影响了英格兰启蒙运动，英国的经济生活、智识生活由此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在帝国上下、朝野内外的支持下，科学的各个分支部门快速发展，帝国如虎添翼，帝国向殖民地传递文明的使命感也随之强化。
在作为帝国文明使命的科学叙事中，帝国是科学的护卫者，欧洲人凭借科学享有了宰制非欧洲人的正当性，并由此建构帝国统治的真理的合理性，欧洲以外的世界处于愚昧、落后、野蛮、迷信状态，是欧洲科学的研究对象，是欧洲帝国的教化对象，是欧洲基督教文明的改造对象。沿着北大西洋两岸不断向外延展的科学边疆，成为欧洲人心驰神往的帝国机遇。越洋帝国的兴起，改变了欧洲人的政治视野，提升了欧洲人的文化信心，固化了欧洲人的文明使命感。
▍作为帝国控制工具的科学：科学与帝国的扩张
作为帝国文明使命的科学叙事，流行于第二次世界大战之前诸欧洲殖民帝国争霸世界的时代。但是，科学与帝国的共谋，始终处在启蒙运动与奴隶制共存的阴影之下，文明背后的控制从未隐退。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欧洲与世界的关系发生巨变，欧洲从世界的主宰者变成了美国的跟随者，美帝国治下的和平（Pax Americana）取代了英帝国治下的和平（Pax Britannica）。在共产主义革命的影响下，亚非拉国家开始反思欧洲霸权，反思文明面纱所遮蔽的科学与帝国的另一层关系。
20世纪50年代，随着帝国史研究转向韦伯主义的社会学和马克思主义的社会史，作为帝国文明使命的科学叙事受到广泛质疑，作为帝国控制工具的科学叙事迅速成为主流话语，科学被视为帝国建构异族他者、构筑支配-依附关系的工具。在这种具有强烈批判意识的视角下，科学与帝国都是庞大的社会与政治工程，科学承载着欧洲人统治世界的大国梦想，科学革命与殖民帝国扩张的兴起、征服和巩固都密切相关。
在殖民帝国的兴起阶段，科学和医学培育了帝国的航海技术和战争手段，蒸汽船的发明、奎宁的预防性使用以及航海、航运和采矿技术的出现是这一阶段的关键。制图学、水文学服务于保障帝国间和平和殖民航海自由的国际法，服务于帝国对殖民地领土、港口和贸易站的控制。殖民帝国秉持标准化、清晰化的极端现代思维，在地图上所画出的，既有不考虑殖民地本土传统的领土分界线，也有对所谓无主土地的法权分界线，还有区分战争与和平、文明与野蛮的海洋分界线。线内是文明理性之地，殖民帝国之间保持和平，线外是野蛮蒙昧之地，殖民帝国之间互相厮杀。格劳秀斯等荷兰自然法学家所主张的航行自由，就是从线内通往线外“无主之地”的殖民自由。殖民帝国还按照文化的分界线划分势力范围，五大湖区这个“中间地带”就是一个复杂多变的土著联盟，西班牙与美国的混血儿在英属美洲催生了文化混合区，新法国和新巴西则因为对奴隶劳动的依赖程度差异而成为完全不同的美洲社会。人类学向帝国提供了殖民地本土的文化与军事情报，人类学家和医学家在创造种族主义和东方主义的定型观念上“居功至伟”，社会学家和科学史家学习人类学家，把自己想象成现代实验室的陌生人，想方设法获取殖民地的特定知识。西非“大米海岸”以妇女为主的水稻农民就是这样被作为殖民地特定知识的载体，强行运到卡罗莱纳等地的殖民种植园。
在殖民帝国的征服阶段，热兵器的革新，航海术的提升，让欧洲国家长期保持对非欧洲国家的军事和战争技术优势。博丹所说的不可分割的主权，韦伯所说的垄断针对特定领土与人口的合法暴力，也正是帝国最重要的两大特性。帝国的殖民扩张过程，意味着对美洲印第安人和大洋洲土著居民的大规模种族清洗，对非洲人的残酷奴役。就此而言，近代民族国家与殖民帝国根本就是一回事，民族国家的形成与建构同时也是殖民帝国的兴起与扩张，正如16世纪30年代脱离罗马天主教神权统治的英格兰所宣称的：英国不再属于任何别的帝国，英国是自己的帝国。民族国家及其特性具有鲜明的帝国基因，也正因此，帝国既具有国家的领土性，也具有超国家的非领土性，而科学则成为帝国超越欧洲本土民族国家边界向全球扩张的新工具。
在殖民帝国的巩固阶段，铁路、海底电缆和苏伊士运河等沟通技术的革命将宗主国与殖民地整合起来，让帝国统治得以实施。诸殖民帝国之间对于影响力和势力范围的激烈竞争，为科学研究提供了充足的经费。比如法国与亚洲的无线电通信研究，就是为了摆脱对英美海底电缆的依赖。
殖民帝国扩张所必需的天文学、气象学、地球物理学、化学等精确科学，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医学等自然科学，军事学、战略学、社会学、人类学、政治经济学等社会科学，都依赖地球表面特定位置的资料收集，也都需要以整个世界为尺度才有意义。进而言之，科学的全球性正是帝国统治的内在要求，科学并没有因为成为帝国的控制工具而受到破坏，反倒更加发展壮大，为帝国的扩张加入了自然的逻辑，为帝国的征服营造了正当性，为欧洲帝国主义提供了文化软包装，并且随着帝国的扩张提升了自身的全球性。随着冷战格局的兴起，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土崩瓦解，世界格局沧桑巨变。不过，尽管殖民帝国不复存在，但其霸权却并未随之消失，科学与帝国关系的第三种叙事，即作为帝国文化霸权的科学由此兴起，并推动了发展话语的迭代。
▍作为帝国文化霸权的科学：发展话语的迭代
作为帝国文化霸权的科学，可以视为前两种叙事的升级版，它建立在对殖民科学扩散模式的深刻反思上。扩散模式是殖民科学发展的三段论，在初级阶段，殖民地为西方科学提供原始数据材料；在中间阶段，殖民地与帝国之间形成正式的殖民依附关系；在最终阶段，殖民地走向科学的独立自主。在扩散模式中，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是中心与边缘关系，科学从中心向边缘直线传播，欧洲是科学传播的动力源，欧洲对世界的殖民发挥了渐进的拯救性的历史作用，把欧洲科学传递到殖民地社会，后者只有通过欧洲科学文化的再生产，才能最终走上现代化之路。科学不再是具有宗教神圣性的帝国文明使命，也不是单纯为了攫取殖民地资源的帝国控制工具，而是具有真理性、先进性和普遍性的知识体系，从而成为非西方社会很难摆脱的文化霸权。
这种殖民科学的扩散模式，堪称20世纪四五十年代兴起并影响至今的现代化与发展理论的源头。欧洲的科学就是整个世界的现代化与发展的引擎，这种作为帝国文化霸权的科学叙事曾经如日中天，却在当代发展话语中逐渐隐匿起来。
发展话语诞生于资本主义霸权转移的20世纪20~40年代，发展话语的竞争主要在英美两大帝国之间展开。20世纪20年代末至30年代，随着资本主义世界经济萧条的蔓延，人们对英帝国管理殖民地的能力产生了强烈质疑，英帝国因此将1895~1940年的殖民地政策称为“建设性的帝国主义”，将帝国的政策目标从“改善”变成“发展”，从以攫取殖民地资源为主、改善殖民地状况为辅，转向推动殖民地的发展，为殖民地提供交通、通信和科学政策扶持，刺激殖民地的商业和资本需求，充分开发殖民地资源，进而缓解帝国本土的失业问题，推动整个帝国的经济发展。在这个以经济发展为关键词的新殖民政策中，科学始终处于核心位置。殖民地的经济发展推动了帝国自然与社会科学的兴起，殖民地成为植物学、动物学、地质学、化学、农业科学、人类学和经济学的乐园。科学研究由帝国政府资助，与自由放任无关，这是因为，科学既是打开殖民地的第一步，也是让殖民地产品与帝国市场匹配的关键，其初衷还被标榜为培育殖民地参与国际科学进步和运行现代国家的能力，进而证明英帝国长期保持殖民统治的正当性。包括专业研究所、学院、实验室在内的大量殖民科学机构先是在帝国大都市建立起来，后来又转移至各殖民地，英帝国的殖民部、市场局和殖民研究处是这一切的操盘手。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后，英国遭遇经济危机，理想主义的发展理念与帝国主义的剥削再度融合，英帝国改变了小规模精英主导的科学体制，建立了涵盖渔业、农业、林业、动物健康、锥虫病、蝗灾、杀虫剂和经济等议题的一大批殖民研究机构，在殖民地研究中心统筹下，招募大批科学家，评估如何让殖民地的自然状况、工业产品和发展需要满足帝国主义的剥削需求。英帝国晚期的这种“发展型帝国主义”，与美国“马歇尔计划”所代表的“发展现实主义”对外战略，以及联合国的技术援助计划同步展开，一直持续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尽管英帝国针对北美、大洋洲、亚洲、非洲、拉美等不同殖民地的发展理念不同，但这种以科学研究为先导，通过“多出政策、少出钱”的有限干预，缓步刺激经济发展的模式，本质上是将发展置于自生自发、自由放任、自由竞争的经济学假设之下，旨在将以英国经验为样板的现代化模式推广到整个帝国。
事实上，这也是美帝国崛起之后，英帝国航船不得已的姿态调整，英国不得不从世界上最强大的帝国变成新兴超级大国的小伙伴，不得不借助英美同盟和“残余帝国”势力范围来发挥国际影响力，不得不借助美国遏制共产主义的战略来保留海外基地，不得不与美国彼此分享情报。英帝国这个曾经的“世界岛”，让位于美帝国这个“大陆岛”。
美国以西方世界主导者的姿态，全面取代并填补了英帝国收缩所留下的权力真空和科学真空。核武器技术、尖端武器技术和信息技术等科学进展，让美帝国拥有了战略威慑能力，监控全球信息流动的能力，同时打赢两场局部战争的军事能力，对日本、韩国、德国和北约军事指挥权的绝对控制权，加上遍布全球的军事基地，让美帝国借助不对称的军事优势得以巩固下来。
美国由此成为发展话语迭代的主要推动者。如果说英帝国时代的发展话语以经济为主轴，那么美帝国时代的发展话语的重心就在于政治。美帝国的发展话语，以政治发展为主，以经济发展为辅。
换言之，在美帝国的发展话语中，经济发展总是以政治发展为条件，相比于经济财富的集中与分散，美国更关心发展援助对象政治权力的分散与集中。
与英帝国主导的发展话语1.0时代不同，在美帝国主导的发展话语2.0时代，美国社会科学的崛起是关键要素，它重塑了社会科学知识的生产方式，形成了美国主导的发展理念，极大地影响了现代国家之间的话语竞争。在此过程中，美国长期以来的私立精英大学体制、商业利益集团设立的各种私人基金会以及美国政府，成为最重要的三大行动者，三者之间的关系从松散的合作转向紧密的融合，最终形成旋转门式的制度化互动模式。
在进步时代三者的松散合作关系中，洛克菲勒、卡内基、福特等私人基金会资助了包括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美国学会理事会、美国地理学会、太平洋关系研究所、皇家国际事务研究所和国际非洲语言和文化研究所等大量研究机构，后者所形成的国际科学网络，用传统与现代的二分法，将非西方社会置于需要用生发于西方世界的现代价值观来改造的前现代落后境地，而改变这些社会的前现代状况意味着美国影响力的稳步提升。
在大萧条直至冷战初期，三者之间形成了影响至今的战时团结纽带。“二战”期间，私人基金会和美国政府都意识到美国将在战后继承或重组过去由欧洲主导的世界事务，这需要建立全新的研究体系来生产所需要的新知识，继承或重组整个世界。美国战略情报局打破了情报的传统定义，将对全球每个民族和地区的了解都视为情报问题，因此邀请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和美国学会理事会集合了数百名年轻学者和资深学者担任情报专家，他们建立了新的分类标准，将世界上所有的民族和文化都纳入统一的排序体系和话语体系，并着手全面重组美国的教育机制，来生产帝国所需要的专业知识。
20世纪50年代，冷战升温，三者之间的关系也随之升温，形成了旋转门式的制度化互动模式，区域研究成为美帝国的战略显学。美国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建立了针对斯拉夫、拉丁美洲、近东中东、当代中国、非洲、日本、韩国、东欧、南亚、西欧和东南亚在内11个区域研究委员会，福特基金会在美国34所著名大学建立了具有高级学位授予权的跨学科区域研究所，推动区域研究成为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1957年，苏联率先发射了人类社会第一颗人造卫星斯普特尼克号，彻底击溃了美国国内对政府资助区域研究的反对意见。美国政府于次年通过《国防教育法》，为美国各个区域研究机构提供大量资金，并于1961年极大地扩展了1946年设立的富布赖特项目。福特基金会与美国政府的合作，将过去相对独立的学术界和政府联合起来，建立了新的专业知识网络，改变了美国社会科学的面貌，培养了冷战时代最有影响力的社会科学家。他们的研究成果定义了美国社会科学的主流和前沿。其中包括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比较政治分会的政治发展研究丛书，以及著名经济学家沃尔特·罗斯托的《经济增长的阶段》，等等。
无论是1.0时代还是2.0时代，英美帝国主导的发展话语都将科学作为帝国文化霸权的基础，自然也都不乏批判之声。比如，今天被视为客观普适的科学认知方法，其初衷是为了欧洲人理解并占有殖民地的领土和人口资源。20世纪70年代的依附理论就主张科学不是发展的关键，因为宗主国与殖民地之间的依附关系很难打破，即使是在殖民帝国土崩瓦解之后。20世纪80年代的历史学家加强了这一观念，他们认为科学的直线扩散和线性的现代化理论，或许更容易在澳大利亚这样的白人殖民地实现，在热带非洲却很难实现，因为欧洲人总是处心积虑地防止被殖民者获得科学知识，目的就是为了将热带非洲的经济发展永远置于西方的支配之下。
概言之，英帝国与美帝国所主导的发展话语变迁，与作为帝国文化霸权的科学叙事息息相关。英帝国的殖民地大多在热带，因此也被称为热带帝国。但对英帝国而言，热带并不是一个气候概念，它首先是一个环境概念，那里有自己的疾病、作物和自然法则。它又是一个种族概念，那里布满了未开化的、蒙昧的黑人。它也是一个性别概念，欧洲人是男人，热带人是女人。它还是一个医学概念，那里是发病率和死亡率都很高的危险地带。它还是一个发展概念，那里需要西方人在物质上、社会上、经济上指引其发展。热带的一切都不成熟，只有财富是现成的，等待宗主国去收割。对美帝国而言，经济和社会的不发达，都是因为政治的不现代，发展的理念、道路和目标都必须以发达的美国模式为标准。很显然，对于这个在过去三十余年中形成的全球唯一超级大国而言，“经济学帝国主义”是一种具有高度支配性的思想方式和意识形态，笼罩着人文与社会科学，它们和自然科学一道，支撑着美帝国的文化霸权，推动着新自由主义的华盛顿共识这一帝国发展话语走向世界。因此，对于美国与世界而言，新自由主义的发展话语都既是一种政治文化，也是一种文化政治。
▍结语：发展议程的“去殖民化”
对于西方世界而言，科学与帝国之间关系的三种叙事发展到今天，可以统称为北大西洋的故事。北大西洋的故事形成始于18世纪中期。在此之前，北大西洋还没有进入欧洲人的思想世界，只是“埃塞俄比亚海”“北海”抑或“西大洋”。18世纪中期以来，美洲印第安人、非洲人和欧洲人之间包括奴隶贸易、商品贸易在内的三角互动，改变了每个大陆的经济、政治和文化，让北大西洋成为一个分析单位。到了19世纪末，欧洲人形成了盎格鲁-撒克逊式的北大西洋伪科学概念。在虚构的彼此和睦的种族关系和血缘关系中，从东到西，欧洲新教徒及其美洲后裔、南方人、非洲人以及犹太人，构成了一个想象的共同体，建立了所谓跨大西洋团结机制。美国主导的北大西洋公约组织，之所以没有和华约组织一道解散，不仅仅是强者的傲慢，也意味着美欧联盟所支撑的北大西洋世界帝国梦想仍未破灭。
这个世界帝国梦想推动了北大西洋标准的全球化。詹姆斯·斯科特设想了这样一个未来场景：来自北大西洋的商人，在世界上任何一个地方走下飞机，迎接他们的都是一套熟悉的东西，从法律、商业、交通到物权、土地所有制和监管，都来自他们的故乡，只有食物、音乐、舞蹈和服饰保留了异国风俗特色，但即使是它们也完全成了商品。这是因为，18世纪中期以来，北大西洋崛起的现代民族国家，凭借其基于科学的文化与政治霸权，以普世制度的名义大行其道，殖民帝国竞争和现代化发展竞赛推动了这套制度的普及，并在1989年之后从两个方向变成了一套单一的标准，意欲征服全世界。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贸易组织、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国际法庭等国际组织，也都致力于在全世界范围内推行标准化的最佳实践，这些标准也来自北大西洋国家。
从文明使命的载体到支配控制的工具，再到文明的控制或曰文化霸权，科学与帝国的兴起亦步亦趋，科学与帝国的扩张密不可分。晚近三十余年来，米歇尔·福柯和爱德华·萨义德的思想深刻影响了殖民帝国的科学研究和对西方化的现代化的反思，布鲁诺·拉图尔将科学视为宗主国对殖民地本土知识进行转译的产物，为反思发展话语的变迁提供了新的思想武器。发展中国家的学术界兴起了本土化浪潮，希望反思源于欧洲的主流科学，彰显本土文化的自主性及其对欧洲科学的影响，探寻自身的现代性。对于意欲追求自主发展道路的发展中国家而言，要想开启发展议程的“去殖民化”进程，有必要重新理解科学与帝国的关系史，深刻反思北大西洋标准的全球化，进而厘清自己在多大程度上能将现代化与西方化区分开，找到真正符合自身传统、文化和人民需要的发展道路，谱写行稳致远的发展篇章。
本文原载《文化纵横》2021年第5期，原题为“帝国科学与帝国统治：发展话语的国际旅程”。欢迎个人分享，媒体转载请联系版权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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