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3年，一位俄罗斯男子走进中国驻俄罗斯大使馆，目的是为了办理签证手续。当签证官常规性地询问该男子前往中国的原因时，这名男子的回答令签证官感到极为惊讶：“我爷爷是刘少奇，我想去中国探亲。”
对签证官来说，他一时间无法将这位名叫阿列克谢·克里莫维奇·费多托夫的俄罗斯人，与前国家主席刘少奇直接联系到一起，更何况是爷孙关系呢？
后来使馆对此人提供的材料以及证明进行检验之后，发现他的确是刘少奇的亲孙子。这就更令人感到讶异了，这其中到底有什么关联？这就不由得引出一段陈年往事了。
这位名叫费多托夫的俄罗斯人还有一个名字叫阿廖沙，而他的父亲，正是刘少奇的长子刘允斌。1939年刘少奇去苏联看病，将长子刘允斌与长女刘爱琴一同带上，并让他们在苏联留学。留学期间刘允斌与苏联女子玛拉相识并坠入爱河，后来两人顺利结婚并开始一场新的生活，阿廖沙便是这两人的爱情结晶，除此之外刘允斌和玛拉还育有一女索尼娅。
看上去幸福美满的一家人，却被一封家书打乱了平和宁静的节奏，也成为了影响阿廖沙成长的重要分界口之一。
1955年，刘允斌收到了父亲刘少奇从中国寄来的一封家书。在信中，刘少奇写道，新中国正在发展当中，迫切需要学有所成的留学生回国效力。当时的刘允斌是副博士学位，在莫斯科大学化学研究所担任高级研究员，正符合新中国发展的需要。
在苏联生活多年的刘允斌对苏联有着深厚的感情，不过相比之下，在祖国利益面前，自己的个人利益又重几毫几分呢？祖国需要他，他深知这一点，也深深挂念着自己的祖国。
然而在这一情况下，刘允斌不可避免地遇到一个难题，那便是自己的妻子玛拉。从玛拉的个人角度来看，不管是作为妻子还是作为母亲，他都不舍得刘允斌离开。对玛拉来说，摆在她面前的有三个选择——与刘允斌回中国、与刘允斌分离，刘允斌独自回国、劝说刘允斌留在苏联。
但不管怎么样，刘允斌最终选择了坚定自己的内心。他选择了回到中国，告别了自己深爱的妻子与两名孩子，踏上了回到中国的道路。阿廖沙从2岁开始，便开启了与父亲长期分离的生活。期间他只在1958年随母亲来到中国短暂地与父亲相聚，随后又匆匆地回到了苏联。这时，刘允斌与玛拉选择了离婚。同时，这一回去，便成“永别”，阿廖沙再也没有见过自己的父亲刘允斌了。
2年之后的1960年，阿廖沙这才见到了自己的亲爷爷刘少奇，那是他第一次见爷爷，却也是最后一次见。
当年刘少奇因公差远赴苏联，期间他抽出时间特地去看望他的孙子和孙女。在见到阿廖沙的那一刻，刘少奇亲吻了阿廖沙的小脸蛋，这一幕温馨的画面在当时被拍摄了下来。后来阿廖沙将此照片珍藏，成为一段珍贵的回忆。或许当时阿廖沙也没想过，这是他唯一一次见到爷爷。
后来，中苏关系趋于紧张，阿廖沙与自己的母亲玛拉与刘允斌断开了联系，也无从打听父亲与爷爷的消息。直到多年以后的1987年，阿廖沙与玛拉才得知，刘允斌早已经去世20年了，他在1967年因受到迫害而结束了自己年轻的生命。
随着时间的推移，阿廖沙的妹妹索尼嫁去美国，外公外婆与母亲也相继因病去世，至此阿廖沙在俄罗斯基本没什么亲人了，骨子里的血液促使他产生一个强烈的念头：回到中国。然而事情就是这么巧，1998年，阿廖沙收到了一封来自中国的邀请函，希望他以刘少奇长孙的身份出席刘少奇诞辰100周年的纪念活动。
于是就回到了文章开头所提的阿廖沙签证一事了。因为各方面的原因，直到2003年阿廖沙才走进大使馆，并最终得以获得签证回到中国。
回到中国之后，阿廖沙便主要使用自己的中文名字“刘维宁”。这个名字是自己的姑姑刘爱琴取的，“维”是他在家族中的辈分排行，“宁”是他的性格宁静。在一次采访中，刘维宁表达了回到中国之后的感想：“回到中国后，我才得到了人生更大的舞台，这里是我的故乡，我要尽我所能报答我的祖国。”
如今，刘维宁已经66岁了，现在定居在广州番禺，主要从事中俄友好工作。对于这份工作，刘维宁表示了崇高的敬意，他说：“我爷爷（刘少奇）是中苏友好协会的第一任主席，我和我父母两代人都在从事中俄友好工作，我的孩子们也一样，我们家会世世代代继承这一事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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