冰川思想库研究员 | 陈季冰
我从来没有把余英时看成过一位“美籍（海外）华裔”学者，就像杨振宁、李政道、丁肇中……那样的。我对余先生有一个简单明了的定位：当代中国学术第一人。
尽管事实上他从20岁起就离开中国大陆，30岁不到又远赴大洋彼岸，此生绝大多数时间都不生活在中国，甚至都不在“大中华文化圈”。
我将余英时归入“当代中国学者”而不是一位“美国华裔汉学家”，表面上的理由有两条——
其一，余先生所毕生从事的专业，与“中国”须臾不可分，这与李政道等人从事的无国界的自然科学十分不同。
余英时在中国历史、中国文化、尤其是中国思想史领域所取得的杰出成就和留下的丰厚遗产，或许不能称“前无古人”，但“后无来者”是大概率事件，当代“无人能出其右”则是毫无疑问的。我在本文中不需要浪费笔墨详细展开，相信所有关心他的人都对此如数家珍。
第二，同大多数生活工作于西方社会的华裔学者不同，余英时用汉语撰写了大量著作和文章。甚至可以说，他的大多数作品都是用汉语写的。
这也是我对他至为钦佩的另一个重要原因，很多人也许会忽视。但你可以想象一下，一个人从20多岁开始就一直身处在全英语的语言环境中，却能够写得那么好一手现代汉语白话文，中国大陆读者读起来一点隔膜都没有，这是多么不容易的事！
▲余英时（图/视觉中国）
如果做一个比较的话，我们恐怕不得不承认，同时代另外几位大名鼎鼎的美国华裔历史学家，像唐德刚、林毓生、许倬云，他们的白话文就略显佶屈聱牙，要比余英时的文笔明显逊色。
我们可以从余英时自己的一些文章中感觉到，从1950年一直到1980年代，他虽然身在美国，或最多偶赴港台探亲讲学，但一直对中国大陆上的学术动向高度关切，他的论著中也有大量引述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大陆一些大学和科研机构的学报内容。
年岁稍长于余英时的唐德刚也在文章里写到过，余英时曾对他说，他们这批“飘零海外”的华人学者不应该放弃任何机会，努力多用母语、面向中国读者写作。唐德刚特地说，余英时的勉励是促使自己坚持在台湾杂志上写专栏文章的动力之一。
▲学者李泽厚先生的挽词（图/网络）
然而，我固执地把余英时看作“中国人”的最深沉的情感理由，是余先生这一生对中国文化的顽强坚守。我有充分的把握相信，如果此刻已经长眠于万里之外的异乡他国的余先生地下有知，一定也会十分满意地接受我送给他的这顶“中国人”的荣誉桂冠。
在直面中国文化传统衰微凋零的巨大危机时，他不是亲口说过吗：“我在哪里，中国就在哪里。”
如果你了解这句话的具体语境，你就不会从中听出丝毫豪言壮语的气息。这是一句阳明心学味道很浓的话，它传递出一种深刻的无奈，但也透着一股“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的刚健与倔强。
是的，这是文化意义上的，也是终极意义上的“中国”，是古圣与先贤留下来的那个“中国”。以这个终极意义来衡量，有的人生在中国，长在中国，拥有中国国籍，一辈子活在中国的土地上，但他不一定有资格自称“中国人”。
还有的人，像余英时那样，无论身在何处，已经与“中国精神”融为一体。
晚清以降，西风东渐。
特别是进入20世纪以后，政治的风云际会推动“传统”与“现代”、“中国”与“西方”这些看似对立观念在古老华夏大地上空激烈交锋。
中国精英阶层中的大多数人在这场“古今中西之辩”中仓皇无助、进退失据，从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思想学术的败坏与现实政治的败坏在现代中国是互为表里的。
在这股席卷全社会的思想变革大潮中，只有屈指可数的人能够卓尔不群、傲世独立。他们一方面坚守中国文化本位及其独特价值，不盲目肤浅地在“全盘西化”的时髦中迷失方向；另一方面又能真正站上当今西方思想文化潮头，主动接受乃至推动中国传统文化转型，以更好地适应时代变迁，而不是去充当迂腐顽固的文化木乃伊。
尤为重要的是，他们坚持了思想学术自身的独立价值，拒绝任何试图将它降低为现实政治仆从的外在胁迫和内在诱惑。
▲1947年，陈寅恪在清华大学的书房内（图/网络）
以今人的视野来看，陈寅恪大概是当时这个凤毛麟角的中国知识分子群体中的佼佼者。熟读余英时先生著述的人应该知道，这也是余先生的观点。
我在这里还想指出一点：我相信，余英时自己内心深处也一定以陈寅恪为自己的精神偶像和标杆。
余英时的煌煌25万字文言体《方以智晚节考》，无论是主题、内容还是形式，一望便知就是对陈寅恪《柳如是别转》的刻意模仿，也是一位学界晚辈向自己崇拜的前辈大师的献礼。
▲余英时先生的著作（图/网络）
薪火相传，是中国古代知识人和士大夫津津乐道的一个词。它所指的不仅是一般的专业知识技能的传承，而更蕴含着某种类似于宗教情感的虔敬。学术知识的“薪火相传”，与宋明理学强调的儒家“道统”有相通之处。
在命运激荡的20世纪中国，守护住传统文化那一点如风中之烛般的“薪火”，把它传承下去，就是那几代中国知识人的艰难命运。
而与此同时，那也正是中国知识人群体自身正经历艰难转型的重要历史时刻——从古代的“士”转向现代知识分子。
事实证明，当时的大多数人在这次“千年未有”之大转型中失败了。他们失去了士大夫这个传统身份后，没有能够承担起现代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在余英时的学术研究中，士与中国文化的关系以及士大夫的现代转型，正是最重要的主题之一。
出生于五四新文化运动之后的余英时完全称得上“同光时人”陈寅恪合格的薪火传人，他的学贯中西、融通古今堪比“三百年来一人而已”的陈先生，而他的专业研究因为不像陈寅恪那样受到政治形势束缚，所以取得了许多或许会令陈先生都会艳羡的突破。
▲余英时的恩师钱穆先生（图/网络）
说起来，余英时也的确当得上是陈寅恪的“嫡传”后人。他在香港求学时的恩师当然是另一位国学大师钱穆，但他赴美国哈佛大学时的第一位导师是杨联陞，而后者早年在清华大学曾经从陈寅恪学习过隋唐史课程。
陈寅恪是中国传统士大夫向现代知识分子转型过程中的典型的“中间产物”，或者更准确地说，他是古代士大夫与现代专业知识分子的合体，余英时也是。他们二人身上都怀有强烈的古代士大夫的人格与情怀，但在从事学术研究时又完美地采用并恪守了现代专业科学方法。
▲位于庐山植物园内的陈寅恪墓
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我想怅然若失地说，如今余英时先生走了，他留下的薪火，后继将无人再相传了。未来也许会有一些人在一些比较狭小的专业领域里取得比较高的成就，但像余先生这样的一代大师，很难再有了。
这既是时代变迁，也是个体追求。然而，余英时留下的那个沉重的追问并不会因为过去的士大夫转变为现在和未来的知识分子就自动消失。它仍将持续地拷问我们——
既然中国并没有变成西方，那么，士之不存，文化何处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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