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次奇迹般大难不死的大将罗瑞卿，和林彪多次争议而蒙冤受批，得到毛泽东邓小平两代领导人器重|林彪

文/任振杰

罗瑞卿生于四川省南充县。他身材魁梧，豪侠壮义，尽管出身富家，但却从小就要“和革命生死同心”。小时候的铮铮誓言，却真让他几经磨难，几经生死。无论是曾经夺命的伤寒，还是直面国民党的“四一二”屠杀；无论是直射脑袋的子弹，还是直面日军的重重包围；即使受到林彪残酷的迫害，但罗瑞卿仍身残志坚，始终相信党、相信人民，为了革命，可谓壮心不已。

一、大难不死，为了革命上军校，几经磨难终入党

罗瑞卿从小就为人豪爽，志存高远，加上他身材高大，又有兄长之风，在南充中学读书时，就有不少同学亲切地喊他为罗大哥。一次一个富豪的纨绔子弟欺侮一个穷学生，罗瑞卿挺身而出，将这位富豪子弟痛打一顿，使之抱头鼠窜，再也不敢胡作非为，大长了穷学生的志气。由于他行为高尚，被同学们推荐为学生会主席。

罗瑞卿入南充中学时，学校已经有了共产党的活动，公开的名义是国民党左派，秘密地建立共青团组织。他作为学生会代表，同师范班的任白戈等一起读了《新青年》和萧楚女主办的《新蜀报》等进步报刊，思想都倾向进步。当罗瑞卿得知任白戈即将加入共青团时，对任说：“虽然我和家人有约在先，现在还不能加入共青团，但有什么事大家一起干，我和革命生死同心。”

在和共青团不断接触中，罗瑞卿逐步认识到只有马克思主义学说才能救中国。正当他决心为共产主义献身的时候，遇见了他在南充中学的老师、共产党员袁诗荛。袁诗荛告诉罗瑞卿，黄埔军校已随国民政府由广州迁往武汉，改称武汉中央军事政治学校。袁诗荛鼓励罗瑞卿报考军校。听到这一消息，罗瑞卿十分高兴，从重庆的初试到武汉的复试，他均以优异的成绩过关，成为该校步科第五期的一名学员。从此，罗瑞卿开始了他历经磨难的军旅生涯。

◆罗瑞卿

1927年上半年，由于蒋介石叛变革命，驻守在宜昌的国民革命军独立第14师师长夏斗寅倒向蒋介石，向武汉进攻。5月，武汉分校编为中央独立师，由叶挺指挥讨伐夏斗寅。罗瑞卿坚信：打仗不要怕死，枪子打死不仅光荣，且比什么死都痛快，眨个眼儿就过去了。他正是抱着这一朴实而又豪迈的生死观参加了这一战斗。在战斗中，他对中国共产党有了进一步的认识，罗瑞卿曾由任伯芳和陈刚秉介绍，准备加入中国共产党。但几次提出，均未被接受。

部队回师后，由于汪精卫集团的叛变，武汉分校不久就被张发奎改编为第2方面军教导团。罗瑞卿认识到张发奎的反共面目，尽管他正在发烧腹泻，但依然带病离开队伍返回了武汉。在武汉，他的病越来越严重，加上身上所带的钱已无力负担过重的医疗费用，医院就将他从病房撵到了四川会馆一间久无人住、又霉又暗的小屋内。他举目四望，无亲无友，又重病缠身，感到绝望，想以自杀结束生命，但却发现严重的伤寒使他连动一动的力气都没有了。会馆的一位好心师傅发现了他，出于同情，端来了一碗粥，让他年轻的身体有所恢复。

此时的武汉仍是一片白色恐怖，大病初愈的罗瑞卿和其他一些党员已无法找到党组织。于是他们决定到上海继续革命。1928年8月，他军校的同学潘先知等人看到他大病初愈，衣食无着，便劝他投靠汪精卫、陈公博等人组织的国民党改组派。他义正词严地说：“我宁可冻死饿死，也绝不参加这个组织，绝不背离共产党。”

不久，罗瑞卿得知任伯芳已经接上了党组织关系，便再次向他提出入党请求。任伯芳提出，在白色恐怖严重、党组织已经转入地下的情况下，要想尽快解决组织问题，只有说自己当时在军校入党，但失去了组织关系。任伯芳让罗瑞卿写一个报告，由他作证明人。罗瑞卿虽然知道这样做不妥，但由于入党心切，就照办了。在几经磨难后，他终于成为了一名中国共产党党员。

二、南征北战，保卫局里演戏曲，咬牙切齿把话讲

罗瑞卿入党前后，经常和战友们谈论井冈山的朱毛红军。他们把红军利用井冈山独特的地理环境和当地湘赣统治者的矛盾，在边界的活动和斗争，形象地称之为“梭边边”，并心存向往。1929年春，罗瑞卿被派往闽西，组建和训练游击队，6月随部队编入红四军，参加了在龙岩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七次代表大会、在上杭召开的红四军党的第八次代表大会、在古田召开的红四军党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在古田会议前夕，罗瑞卿见到了毛泽东。毛泽东见到个子高高的罗瑞卿，问他是哪里人，现在干什么？当他听说罗瑞卿是四川人时，感到很惊讶：“川湘子弟身材都不高大，可你我都是长子。”从此，罗瑞卿便得了一个“罗长子”的外号。

古田会议后，罗瑞卿就任第二纵队政治部主任，和任第二纵队政委的罗荣桓一道努力工作，在不长的时间内就使二纵的面貌焕然一新。1930年底，罗瑞卿接任已上调红四军政委的罗荣桓，任第11师（即原第二纵队）政治委员。他和师长曾士峨一道率部参加了第一次反“围剿”。1931年4月，蒋介石又派何应钦率20万大军，向中央根据地发动了第二次“围剿”。

根据红军总部的命令，罗瑞卿和曾士峨率部在富田和东固间的观音崖下面阻击敌人。第11师指挥所就设在观音山顶稍下的独立房屋内。但由于罗瑞卿高大，进出都必须低头。于是，师特务连连长杨得志便带领人在旁边搭了一个棚子，作为师指挥所。部队刚刚进入阵地，蒋军便以猛烈的炮火对阵地进行了压制性轰击，那个棚子很快被炸坏。罗瑞卿和曾士峨此时正在棚子外面用望远镜观察敌情。但炮击过后，一阵密集的机枪又扫射过来，罗瑞卿头部中弹，由于打断动脉，顷刻之间，血流满面。看到政委倒了下去，曾士峨义愤填膺，一面命令医生抢救，一面令杨得志率特务连去抢占第33团前面的山头，自己也拿起驳壳枪冲下山去……

“罗长子”负伤了，当朱德总司令得知消息后，马上派总部的医生去抢救。然而，由于伤势太重，加上各方面条件的艰苦，罗瑞卿受伤后不久就并发了大叶性脑炎而高烧不止，昏迷不醒。不知过了多长时间，罗瑞卿忽然听到外面有锯木头的声音，还有人说话。只听一人说：“这个人恐怕不行了，赶快做棺材吧！”另一人却说：“棺材还得做得长一点，那个人个子长得好高！”然而，为罗瑞卿准备的棺材并没有用上。他昏迷数日后，竟又奇迹般地活了过来。

◆1935年，罗瑞卿在延安窑洞前留影。

中革军委于1932年3月发布命令，重新编组红四军，王良任红四军军长，罗瑞卿任红四军政治委员。随后，他又率部在入闽作战中，主攻十二岭、风霜岭，占领漳州，在占领石码镇的过程中，当地的保安队长不了解红军的性质，竟摆好茶点，恭候红军。第二天，在召开的欢迎红军的群众大会上，罗瑞卿即席讲话：红军初到此地，因为不了解情况，致使反动分子来欢迎我们，而我们的革命群众倒不敢接近我们了，真是大水冲了龙王庙，一家人不认一家人！他风趣幽默的讲话，博得了大家阵阵掌声。

在第四次反“围剿”时，罗瑞卿已被中革军委任命为红一军团保卫局局长。在工作中，他将新闻报道中的六个W运用于侦查工作，提出每一个案子都要做到“六何”，即何人、何事、何时、何地、何故和如何。正是由于他细心的工作，聂荣臻曾说：在我们一军团，干部错了就批评一顿，没有随便扣上“敌人”的帽子，没有杀过一个干部。行军作战时，罗瑞卿总是跟着军团首长。由于他显著的工作成绩，1933年荣获二等红星奖章一枚。

罗瑞卿从小爱好文艺，尤其是戏剧。任红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部长后，开始显露组织戏剧演出的热情和才华。他一就任保卫局局长，知人善任的政治部主任罗荣桓立即委托他在保卫局里面开办一个文化娱乐训练班。于是，这个令人生畏的保卫局里时时传出欢歌笑语。罗瑞卿头部负伤后，说话嘴角不能完全张开，有时显得咬牙切齿，但他的话大家却都爱听。

在长征中，罗瑞卿除了行军外，大量的精力在主持保卫局的日常工作。在过草地之前，毛泽东、周恩来还有李德等随红一军团行动，罗瑞卿明确要求坚决做好中央首长的外围警戒，保证绝对安全。红一、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分左右路军北上，张国焘反对北上方针，要部队南下。罗瑞卿及时在班佑召集保卫局干部会议，要求大家一切行动听中共中央和中革军委指挥，坚决跟着中共中央北上。

三、力争主动，抗大冲到最前线，华北围困新保安

在陕北瓦窑堡，中共中央于1936年6月作出了一个重大决定，成立了中国抗日红军大学，罗瑞卿被任命为教育长。他一面学习，一面工作。西安事变发生后，他作为中共代表团成员，随周恩来、秦邦宪、叶剑英参加了西安事变的处理。1937年春天，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改为抗日军政大学，罗瑞卿任抗大教育长、副校长。由于抗大的校长林彪长期不在位，特别是林彪在平型关负伤后，就到苏联休养去了，实际长期主持工作的是罗瑞卿。

在主持抗大工作期间，大批知识青年从全国四面八方乃至海外拥到延安，进入抗大学习。这为中国共产党和八路军补充了源源不断的新鲜血液，使之更加朝气蓬勃。但是，在这一时间也出了黄克功枪杀刘茜事件。曾在红军时候就当过团政治委员的黄克功，1938年在抗大任六大队大队长。黄克功与陕北公学学员刘茜确定恋爱关系后不久，刘茜突然变卦，心胸狭窄的黄克功丧失理智开枪打死了刘茜。此案发生后，罗瑞卿认真听取了各方意见，他认为，黄克功自恃有功，目无法纪，必须依法惩办。罗瑞卿将抗大党组织的意见和群众的反映向中共中央作了报告，中共中央很快批准对黄克功依法执行枪决。

◆1936年5月，罗瑞卿出任中国抗日红军大学教育长，在中央红军教导师检查工作时与教学干部合影。左四为罗瑞卿。

事件的处理收到了很好的反映。广大知识青年称赞共产党、八路军法纪严明，是国家和民族的希望。同时，延安也吸引了更多的知识青年。抗大第三期时的知识青年是477人，而到第四期时就增到了4000多人。罗瑞卿激动地说：“抗大抗大，越抗越大。”1939年5月26日，毛泽东在《抗大三周年纪念》一文中指出：“抗大为什么全国闻名、全世界闻名。就是因为它比较其他军事学校最革命最进步，最能为民族解放与社会解放而斗争。”6月20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决定将抗大和陕北公学等学校迁移到晋东南。罗瑞卿在传达中共中央决定时指出，抗大向敌后挺进，说明华北不仅可以发动游击战，而且还可以办学校。反共分子、摩擦专家污蔑八路军专事在后方宣传，而抗大上前线既是对他们的当头棒喝，更向日寇证明，中华民族优秀儿女的精神是永远战胜不了的。

抗大总校除少数人员组成抗大第三分校留在陕北以外，其余人员编为八路军第五纵队，由罗瑞卿任司令员兼政治委员，陕北公学校长成仿吾任副司令员。抗大的四个大队分别改称第一至第四团、陕北公学和鲁迅艺术学校等单位合编为独立旅，全纵队共5000多人。7月10日，在罗瑞卿的带领下，抗大东进队伍踏上征程。这次东进，共历时半年，途经陕西、山西、河北三省30多个县，行程达1500多公里，越过同蒲、正太两道铁道封锁线，被人们称为小长征。

到达抗日前线不久，罗瑞卿就出任了八路军野战政治部主任，参加了声势浩大的百团大战。不仅在政治工作中表现出了卓越的才能，而且在作战指挥上也灵活机动。1942年5月，日军2.5万人，兵分7路，对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所在地进行了“铁壁合围”。八路军总部在129师第385旅一部的奋力掩护下，向西、北、南三个方向突围。彭德怀突出了重围，而左权和总部几位干部却在突围中壮烈牺牲。罗瑞卿和其他几个干部却仍在日军的包围之中。面对日益逼近的日军，鲁艺校长陈铁耕激动地对罗瑞卿说：“罗主任，鬼子已经压到我们鼻子底下了，我们同生共死，和他们拼了！”罗瑞卿看着激动的战士和干部，深情地说：“同志们，我们同生共死，生死同心，不等于同归于尽。分散突围是我们唯一的出路。”化整为零后，被动局面逐渐被扭转过来。经过一个月的苦战，日军终于灰溜溜地撤回据点。

抗日战争胜利后，罗瑞卿被任命为晋察冀军区副政治委员，于1945年9月到达刚解放的大城市张家口。在我党与国民党达成停战协定后，罗瑞卿被任命为“军事调处执行部”中共方面代表团参谋长。他据理力争，及时反对和揭露了国民党的倒行逆施；在晋绥军区和晋察冀军区联合攻打大同和集宁过程中，面对傅作义部，罗瑞卿及时独自发报晋察冀军区转报军委：屯兵于坚城之下，久攻不克，兵力分散，若傅作义增援不好对付。结果，确如罗瑞卿所言，大同、集宁两地之敌并不好对付，加之前线指挥员求胜心切而分散了兵力，导致大同、集宁战役失利。

◆1947年6月，罗瑞卿出任新成立的晋察冀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杨得志任司令员。与野战军领导人合影，右起：耿飚、罗瑞卿、杨得志、杨成武、潘自力。

在虚心总结教训之后，晋察冀部队于1947年转入反攻。在新组建的晋察冀野战军中，刘少奇、朱德推荐罗瑞卿兼任第一政治委员。朱德在致中共中央的电报中称赞他是“此间优秀干部”，“平时训练、战时指挥均能胜任”。在随后的作战中，罗瑞卿和杨得志司令员一道发动了著名的正太战役、青沧战役和保北战役。在清风店战役中，他率部佯攻徐水、抗击援军、主力南下，将企图夹击晋察冀野战军的国民党第3军军长罗历戎一万多人全歼，生俘军长罗历戎。这一仗从根本上扭转了华北战局，中共中央称赞此役“创晋察冀歼灭战新记录”。

罗瑞卿率部在石家庄一举创造“夺取大城市之创例”不久，中共中央决定组成中共中央华北局、华北人民政府和华北军区。聂荣臻为军区司令员，薄一波为政治委员，罗瑞卿任政治部主任。在平津战役中，罗瑞卿任政委的华北野战军第2兵团，成功完成了在新保安对国民党军35军的围困和歼灭任务。

面对傅作义的王牌第35军，第2兵团主力在冰水中渡过大洋河，黑暗中向北飞奔。我英雄的第12旅更是率先将第35军牢牢“定格”在了新保安。在将第35军包围后，罗瑞卿坚决执行了中共中央“围而不打”的命令，他高兴地对司令员杨得志说：“这锅饭到底做熟了。”一位参谋插话：“这锅山药蛋都要煮烂了。”罗瑞卿挥了挥手说道：“你只看到了‘山药蛋’，毛主席那个锅里煮的，可是既有天津的海，又有北平的山，还有‘皇帝’的金銮殿啦！”对新保安的围困和攻打，确实对整个华北战局，特别是对平津战役的胜利发挥了无可替代的作用。

四、天下太平，公安部长创造安宁，总参谋长日夜操劳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之际，周恩来找到罗瑞卿，要他出任公安部长。而罗瑞卿则仍要随军南下，解放全中国。周恩来告诉他出任公安部长是中共中央的决定。毛泽东更向他说明，让他当公安部长是形势发展的需要。于是，罗瑞卿成了共和国第一任公安部长。

建国初期，社会极不安宁。国民党反动派的残余势力不甘心最后失败，仍在猖狂反扑；一些地痞流氓、恶霸盗匪更是借共和国的新生为非作歹；旧社会残存的丑恶现象，如妓院、赌场、烟馆等依然在危害着社会的健康和安宁。公安部成立后，罗瑞卿要求各级公安部门，在农村要和解放军一道剿匪反霸，加强对反坏分子的管制；在城市要抓紧清理国民党的残渣余孽，用强大的政策攻势动员他们自首；对于胆敢趁机进行违法犯罪活动的流氓盗匪，给予坚决打击；对于反动会道门等危害社会的活动给予坚决取缔。仅用三个月的时间，北京市共登记特务分子3533名、反动分子3243名，缴获枪98支，反动党团组织基本被消灭。

◆1949年7月，罗瑞卿任中央军委公安部部长。

在全国，共登记反动党团骨干分子、特务分子、反动军官11万人。北京、上海等13个大城市共缉捕盗匪近6000 人，各地盗匪案件急剧下降。一些著名的帮会、流氓团伙，如上海的黄金荣、杜月笙等团伙，北京的“三鸟一雁”、“三星团”等被彻底摧毁，全国治安状况明显好转。群众给出了最好的评价：“人民政府给人民除了大害，办了大好事。”

在此时间，兼任北京公安局局长的罗瑞卿还率先在北京进行了禁毒、禁赌和关闭妓院的严措。他指出，吸毒、赌博、卖淫、嫖娼等是旧社会遗留的丑恶现象，污染社会风气和环境，毒害人民的灵魂，新社会绝不允许存在。他亲自在北京市进行动员部署，并向中共北京市委和市人民政府报告。于1949年11月21日下午，全市共出动干警和公安官兵2400人，在市民政、妇联等有关部门的配合下，一夜之间将全市224家妓院全部封闭，解放妓女1268人。到1952年，祸害中国人民100多年的鸦片等毒害终于得到清除，赌博现象也基本被杜绝，游手好闲的人大为减少，社会风气根本好转，呈现出了一片“天下太平”的美好景象。在罗瑞卿的领导下，公安部还同国内外间谍、特务进行了坚决的斗争，对战犯改造工作也取得了很大成绩。广大群众拍手称快：千年的冰河解了冻，万年的枯木发了青。旧社会把人变成鬼，新社会把鬼变成人。

1955年9月，罗瑞卿被授予中国人民解放军大将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中共中央对于公安部的工作相当满意，毛泽东常常风趣地说：“只要罗长子往我身边一站，我就感到十分放心。”

◆1955年9月，罗瑞卿接受毛泽东授勋。

庐山会议后，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秘书长、总参谋长、国防部副部长。他到总参后，先是组织精兵强将修改战略方针，接着着手肃清西藏叛乱。在中苏关系破裂后，他又前往东北、内蒙、新疆等地视察，部署战备。1960年下半年，他参与中缅边界勘界警卫作战指挥。1962年，罗瑞卿积极落实毛泽东的指示，大力解决东南沿海的战备问题。按照毛泽东的指示和军委制定的作战方针，多次组织召开中央军委办公会议，研究落实措施。多次召开军委作战会议，作具体部署。到7月初，军队的调整部署已经就绪，各军兵种按时到位，东南沿海的陆、海、空军更是严阵以待。蒋介石见大陆已有充分准备，不得不放弃反攻大陆计划。

1962年10月，印军不断在中印边界地区向中国发动大规模武装入侵。中国军队被迫进行了自卫还击作战。中印边界自卫还击作战的决策者是毛泽东、周恩来，罗瑞卿作为总参谋长，在战斗最紧张的时候，工作异常繁忙，已到了不分昼夜的程度。他在住处临时布置一间作战室，挂上作战地图，副总长、作战部长、秘书、作战参谋进进出出，灯火彻夜不息。各种作战材料和战场信息及时送到毛泽东、周恩来手里，为他们决策提供依据；同时把他们的指示，化作一道道命令，发到参战部队。中印边界自卫还击作战历时一个月，不但打得有理、有利、有节，而且打出了国威，打出了军威。当罗瑞卿向毛泽东汇报战况，谈到“一不怕苦，二不怕死”时，毛泽东高兴地说，过去岳飞讲文官不要钱，武官不怕死，天下太平矣！现在我们的解放军则是文官既不要钱，也不怕死，武官既不怕死，也不要钱，这样岂不更好，天下岂不更太平！

五、生死同心，刚正不阿反林彪，志在千里岂嗟呀

林彪同罗瑞卿第一次发生冲突，是在1961年6月。当时，主持中央军委工作的林彪和罗荣桓对如何学习毛主席著作发生了分歧。罗荣桓主张学习立场、观点和方法，而林彪则坚持认为要“带着问题学”“背警句”。在这一问题的争论中，林彪认为罗瑞卿是站在罗荣桓一边的，最后冲罗瑞卿发了一通脾气。

1962年的秋天，林彪再次称病不出。毛泽东决定在林彪养病期间，由贺龙主持军委日常工作。毛泽东也一再嘱咐罗瑞卿，遇事要多向贺龙请示。从那时起，罗瑞卿经常和贺龙一道视察部队，参加各种会议和外事活动。对此，林彪也颇为不满。他认为罗瑞卿接近罗荣桓和贺龙，便是“大捧别人，大跟别人”，要把罗“当作又一彭（德怀）黄（克诚）”。

在林彪关注着罗瑞卿的一言一行的时候，罗瑞卿却仍从军队的建设大局出发，狠抓了军事训练，广泛开展和推广了郭兴福教学法，掀起了军事训练高潮。

◆1962年9月，罗瑞卿参加在广州举行的中央军委常委会议合影。左起：罗瑞卿、陈毅、聂荣臻、刘伯承、徐向前、林彪、陶铸、贺龙、叶剑英、罗荣桓。

之后，罗瑞卿和林彪在军事训练以及政治思想工作的时间分配上发生了多次争议。1965年5月2日，罗瑞卿到上海向林彪汇报工作时，林彪拿出了《毛泽东选集》和党章，在向罗瑞卿宣读了有关加强组织纪律性的章节后，对罗瑞卿宣布了所谓“加强通气，遵守组织原则”等五条“规定”。林彪的刻意刁难，使罗瑞卿在处理同林彪的关系时如履薄冰。8月初，他按照林彪的规定，由北戴河前往大连的林彪处“通气”。当时，罗瑞卿冒着有暴风雨的恶劣天气乘飞机到大连向林彪汇报工作，包括为林彪起草《人民战争胜利万岁》的情况。林彪表面客气，但在罗瑞卿走后不久，他即宣称有病，要罗瑞卿两个月内不要再来“通气”。

两个月后，林彪仍拒绝接见罗瑞卿。无奈的罗瑞卿只得改为书面“通气”。11月18日，林彪发出《1966年全军工作的五项原则》，提出：“必须大大地强调突出政治。”在突出政治的背后，林彪也要借机整罗瑞卿，他专门向毛泽东进行了六七个小时的汇报，告罗瑞卿的状。12月18日，在上海召开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扩大会议，在会上叶群作了“揭发” 罗瑞卿的三次发言，并把林彪告状的信和叶群等人收集的11份材料作为会议文件印发。这次会议也正式拉开了批斗罗瑞卿的帷幕。

从上海会议到1966年3月的“京西宾馆会议”，从背对背批判到面对面斗争，从最初的“反林彪”到“反毛主席”，最后罗瑞卿有了一系列罪名：“野心家”“伪君子”“农奴主”、“帝修反的代理人”，直到“反毛泽东思想”。作为毛泽东最好的警卫员，说他要篡党篡军，反对毛主席，对罗瑞卿来说，是不能接受的奇耻大辱。一向刚正不阿的罗瑞卿，根本无法接受如此侮辱。极度气愤的罗瑞卿，竟从三楼的平台上纵身跳下。然而，摔断腿的罗瑞卿却又一次大难不死，而林彪却认为罗瑞卿是“自绝于党自绝于人民”。

◆1965年11月，罗瑞卿在上海陪同毛泽东接见柬埔寨王国军事代表团。这是罗瑞卿最后一次陪同毛泽东接见外宾。

罗瑞卿摔伤后，立即被送进医院，住院达9个月之久。即使在住院期间，林彪也没有善罢甘休，反而不断上纲上线。1966年5月18日，林彪更把罗瑞卿和彭真、陆定一、杨尚昆一起升级为“反党集团”。6月底，中直机关召开了声势浩大的声讨“彭、罗、陆、杨四大家族”大会。12月底，一群红卫兵闯进北京医院，将罗瑞卿劫走。从此，罗瑞卿遭受了非人般的监护，即使睡觉也要亮着灯，脸还必须对着看守，一翻身便受训斥。随后，更是三天一小斗，五天一大斗。这些批斗会，一个比一个狂热，一个比一个残酷。由于罗瑞卿的左腿并未痊愈，无法走上台阶，造反派便把他放到筐里，连拖带拉把他弄上台。

罗瑞卿不仅遭受一个接一个的批斗，而且还要接受没完没了地“审讯”，他甚至学会了同所谓的专案组巧妙而坚决地进行斗争。有时他用铁的事实和犀利的分析，把“审讯者”驳得哑口无言，有时对那些视他为敌的看守的小动作、打击诽谤泰然处之。1968年7月，毛泽东亲自批准罗瑞卿住院治疗，三〇一医院已经作出手术方案。但是林彪一伙，竟恶毒地授意专案组在报告中写道：目前为抓紧时间对罗瑞卿进行不间断地审讯和斗争，建议对罗瑞卿的手术推迟到秋凉后进行。然而，一直到1969年初，罗瑞卿左小腿才被截去了三分之一，随后又被错误地摘除了股骨头。

离开医院后，罗瑞卿仍被监护，并开始奉命写自传，他在自传中写道：“从1966年12月20日深夜到现在，这三年多来我的经历就是：挨斗、受审、坐班房、写材料。在这些方面我当然是很痛苦的，有许多冤屈！”但他仍与党同心，坚定地表示：只要我一息尚存，我总要做一个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的拥护者。

“九一三事件”后，林彪的名字从报纸上消失了，罗瑞卿在监狱内的条件也逐渐改善。1973年11月，经毛泽东批示，解除对罗瑞卿的监禁。12月21日，毛泽东在一次会议上自我批评说，他听了林彪的一面之词，错整了罗瑞卿等人。1975年，在毛泽东支持下，邓小平主持中共中央工作，罗瑞卿被任命为中央军委顾问，他决心要“做一个配称跟了毛主席几十年的老干部”。在69岁生日时，他回顾自己的一生写道：“少小叛逃封建家，磨难虽多心无瑕。蒋匪屠杀犯众怒，烈士鲜血浇红花。革命一生未虚度，戎马二十年耻矜夸。吾今即令身残老，志在千里岂嗟呀。”这一首小诗，正是大将罗瑞卿一生真实的写照！

1978年，罗瑞卿不幸逝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