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内第四大银行——中国银行的例行内部审计中，有一笔整整存了30年的存款引起了银行工作人员的注意。
这笔于1967年7月8日以周总理的名义存下的存款，总额高达1.2万英镑。
要知道在那个年代，总理一个月的工资也不过四百元，且按照当年的汇率，折合成人民币的数额为82308元，无疑是一笔巨款。
那么，这笔钱是从何而来，又是为什么要以总理的名义存入银行呢？
又或者，这是总理的私人用款，还是另有他用？
而这笔巨款，揭开了30年前的感人往事。
英国女孩在中国银行
1918年，一个名叫多莉的女孩在英国伦敦出生。
那是一个不太平的战争年代，在多莉20岁的时候，二战的硝烟一点点侵蚀着欧洲，直至整个地球。
多莉二十二岁那年，伦敦迎来了黑暗的十个月——德国空军不停歇的轰炸。
多莉回忆到：“那是1939年，战争开始后，我的公司停业了。”
为了维持生计，多莉来到了与原公司在同一栋大楼的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工作。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银行伦敦分行是中国银行少有的负责海外业务的机构之一，不仅负责在英国本地的业务，还管辖着欧洲与非洲大陆的金融业务，同时还要给上百名在异国他乡工作的中国银行工作人员发放工资，办理存款汇款。
多莉进入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后，很快便开始着手相关业务和事宜。
在工作之余，很多中国的海外职员都会加入国民党的俱乐部里消遣娱乐，将大把的金钱用在俱乐部活动上。
多莉出生在一个传统普通的英国工人家庭，从小就过着节俭的生活。
她说：“看到中国同事们在俱乐部里染上了许多英国的坏风气，甚至还赌博嫖娼，我真的很心痛也很同情。”
心地善良的她经常劝说同事将攒下的工资寄回国内，既可以给在国内的家人用，又可以为自己未来回国后的生活做打算。
只要有同事听进了多莉的劝告，将工资寄回国，多莉就会在自己可行使的职权范围内，为同事减免掉一定的手续费。
一转眼，多莉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勤勤恳恳地工作了四年。
在这四年间，她的勤劳善良深深打动了一众中国同事，赢得了经理的青睐。
善良却受欺压
然而，就在1944年的冬天，多莉却“闯”下一场大祸。
那一年，中日战情进入了最关键的阶段，与此同时也需要更多的募捐。
中国政府和红十字会在中国银行伦敦分行设立了募捐箱，号召大家的捐款支持。
细心的多莉发现，中国政府负责募捐箱的官员居然会在暗地里盗取捐款，中饱私囊。
后来多莉回忆到：“我们在柜台上放两个募捐箱，一个是蒋介石的夫人设立的，一个是红十字会设立的。”
多莉知道募捐的钱一定会被官员们盗走，便把蒋介石夫人的募捐箱放在了柜台底下，红十字会的募捐箱则继续摆在柜台上。
负责募捐的官员发现了这件事后恼羞成怒，他认定了多莉是要挡他的财路，立刻便对多莉下手。
他向银行施压，污蔑多莉私藏政府的募捐箱，要求银行立刻开除多莉。
尽管所有人的心里都知道多莉不可能做出这种事，但是迫于压力，经理也只好低下了头。
而在这时，银行里一位年轻的中国员工无畏地站了出来，力挺多莉——他的名字叫刘本昆，是清华大学的学生。
大学毕业后，刘本昆在中国银行上海分行工作，一年前由于总部的工作安排调动来到了伦敦。
在伦敦分行工作的这段时间，刘本昆被这个正直善良的英国女孩深深吸引了，这种时刻当然要挺身而出，更何况多莉是无辜受冤。
在刘本昆的全力帮助下，最后多莉还是被银行保全了下来，可以继续在伦敦分行工作。
收获爱情，共同进退
刘本昆挺身而出的骑士精神深深感动了多莉，二人又年纪相仿，很快，刘本昆和多莉相知相爱。
五年后，也就是1949年，刘本昆和多莉在伦敦举行了婚礼。
多莉在婚后还给自己取了个地道优美的中文名——刘道蕊。
在同一年，海那边的新中国也成立了。
新中国成立后的要紧事之一就是让政府尽快接管国内的金融机构，稳定金融市场。
周总理亲自主持相关事务，中国银行率先成立了总管理处，并且通电海外各支行分行，要求冻结各行的资产等待总部安排接收。
然而事实情况却比想象的要复杂困难，尤其是在伦敦的中国银行支行。
原中国银行职员汤秉昆回忆到：“那时候有两派，一派是要归属北京的，一派是要归属台湾的，当时斗争很激烈的。”
伦敦支行位处欧洲最重要金融位置之一的英国，掌握着大量外汇，他们对刚成立的新中国抱有怀疑态度。
伦敦分行的总经理不但不接受中行新成立的总管处的命令，还准备将中行在欧洲存储的外汇转移到台湾，形势可谓是十分严峻。
就在这个情况下，保卫这些外汇成为了一个紧要任务。
作为一个爱国青年，刘本昆必然不会坐视不管。
当时，中国银行伦敦分行的员工几乎全部被遣散，只剩刘本昆等不足十人还坚持留守。
在我国人民的革命节节胜利，蒋反动政权不断败退的情况下，保卫当时伦敦中行持有的我国人民的财产便成为了一个紧要的任务。
楼、郭、周、席和我五个人不止一次地就这个问题在楼的家中开会讨论处理的办法。
这是刘本昆在自述材料中对当时情况的描述。
刘本昆毅然集结了另外四个爱国青年，成立了一个起义小组，商讨了一系列如何解决外汇的问题。
经过反复的商议，他们毅然给在北京的领导发去电报，请求总部的指示。
最后，按照总部的指示，他们以中国银行的名义，在伦敦的汇丰银行开设了一个新的银行账户，并由他们其中一个人签字，成功地保护了这笔国家财产。
起义胜利后，刘本昆被总行任命为襄理，并且继续让他留在伦敦协助经理工作。
二战后的各国经济开始复苏，英国也不例外，而刘本昆和多莉又是银行职员，生活渐渐变得富足起来，还在伦敦买了公寓和汽车。
就这样，刘本昆和多莉迎来了一段平稳安宁的日子。
思念故乡，毅然归国
虽然在英国过上了富足的日子，可是刘本昆心中依旧惦记着他的祖国，他的家乡。
刘道蕊说：“我们经常去中国大使馆，看了许多关于中国的电影，我知道我的丈夫很想念他的祖国。”
此时此刻，中国正在经历一段艰难的时期，粮食十分紧缺，可刘本昆仍然想回到祖国工作。
他给总行领导写了一封信:“我希望回国工作，我的夫人也极愿同我回到中国。”
刘道蕊很清楚，若是和丈夫去了中国，他们会面对一个什么样的情况。
可是作为一个妻子，她理解丈夫，尊重丈夫，为了和刘本昆一起去中国，她甚至做出了个一个勇敢的决定——放弃英国国籍，加入中国国籍。
刘道蕊在信里写道：
我决定改变我的国籍，成为一名中国公民。
但是阻力很大，英国政府要求我必须先出示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愿意接收我为公民的文件。
否则他们拒绝解除我的公民身份。
我立即把情况向中国大使馆做了汇报，他们积极接受了我的申请，很快向我颁发了入籍证明。
当我向英国移民官出示了这份证明时，他们感到震惊，但也只能同意我放弃英国国籍的申请。
刘道蕊加入中国国籍时是1957年，那时的她还住在伦敦。
直到1967年，在他们俩的不断努力下，总部安排的刘氏夫妇在国内的工作也下来了。
接到通知后，刘本昆很快和刘道蕊收拾了在英国的家当行李。
刘本昆归心似箭，恨不得马上飞回祖国，最后就连他们的公寓都只以1.2万英镑的价格低价出售，还半卖半送地处理了其他杂物，踏上了回国的规程。
在离开祖国后的第24年，刘本昆终于再次归国，而这次与他同行的，多了一位来自异国的妻子。
存款捐国，清贫余生
来到中国后，刘本昆来到了中国银行总行工作，而刘道蕊在进口部的欧美组负责相关工作。
对于两人来说，回国后的日常生活的开支并不成问题，而对于当时的中国来说，正是建设的关键时期。
夫妻俩经过再三商量，决定把卖出公寓的1.2万英镑捐赠给国家，用在国家需要的地方。
然而，当时的中国处于特殊时期，夫妻俩不知道将这笔钱交给谁最为妥善正确。
最后，他们选择以匿名的方式将钱直接寄给周总理，同时附上了一封匿名信。
信中写道：
我们敬爱的周总理，我们今天通过银行给您汇去英金一万两千镑。
这些钱是我们这些年来从我们工资内节省下来的。
我们早就打定了主意，要把这些陆续积累下来的钱交给国家，用在社会主义建设方面，但是由于目前的情况，我们还不很清楚应该通过何人将这笔钱交给国家才是稳妥可靠。
万不得已，我们才将此事交您处理，因为我们深深知道，我们国家的领导人是我们群众可以信赖的人。
随信寄过去的，是一张1.2万英镑的汇票。
在那个年代，1.2万英镑根据汇率兑换成人民币，价值高达八万两千三百零八元。
总理收到这笔巨款后，很快做出了批示：这是人民群众的个人存款，国家不能收，尽快找到是谁捐赠的这笔钱，然后给人家退回去！
而由于当时的种种情况，寻找捐款人的事最终没能正常开展，工作人员便将这笔款项以总理的名义一直存在中国银行。
谁也没想到，这一存，就是整整三十年。
而这三十年中，刘本昆夫妇一直过着节俭，清贫的生活。
成立基金会，福泽后人
三十年后，银行人员终于找到了这笔钱的主人——也就是刘本昆夫妇。
刘道蕊已经89高龄，刘本昆长期患病，经常要住院治疗。
可即便是这样，两位老人依旧不肯收回这笔属于他们的财产。
“这笔钱既然已经捐出去了，那么我们就不能收回。”
最后，他们决定将这笔钱成立一个基金会，用来表彰优秀的银行职工。
那一年，她六十岁。
虽然刘道蕊有着外国人的面孔，但她和她的丈夫刘本昆一样，有一颗善良，正直的爱国之心。
刘道蕊经常说：“中国是我们的家，我们是中国人，我是中国人”
1986年，她甚至庄严地写下了入党申请书，成为了一名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员。
刘氏夫妇的一生是曲折的，但他们最后又是幸福的。
或许这也和其他无数个爱国人士生命中最美丽的部分一样，感人而又伟大。
对于所有人来说也是一样，有一颗热忱的爱国之心，就能被历史记住，成为历史星河上一颗闪耀的星星，照耀感动着后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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