写在前面：
近四个月未更新，向各位读者说声抱歉。实在是因为太忙了，每天各类事务涌到面前，再怎么安排和统筹感觉都不够用。以致每天半小时的写作时间根本没法保障。我想，人类到最后最珍贵的资源大概就是时间吧。
为适应新形势，后面我想尝试改变下写作方式，一些短篇的感想发在这里，尽量保证发文频率。也欢迎大家在后台与我交流。
本文是最近阅读了一些日本电子和半导体产业书籍的成果，可以看到当前中美竞争的影子，限于尺度，原文做了删减。以下是正文：
反超与打压：美日半导体霸主争夺战
伐柴商心事：Fachai_story
作者：大帅去伐柴
“5年超过美国！”刚刚知天命的戴明一字一顿地向台下的企业家们说。
1950年，如果一个日本人说出这样的话，大家会觉得这人精神不正常。战后的日本，经济崩溃，工业基础损毁殆尽，物资匮乏。灯泡一度化身硬通货，可以用来换粮食。就这样还痴人说梦“超越美国”？
可戴明不是日本人，他是一名纯种的美国人。这位统计学博士，正在受盟军指挥部的委派，在日本做经济普查工作。在此之前，戴明在美国发现自己的老本行在企业和产品质量管理中并不像自己的老师休哈特博士所说的那么有用。于是他创立了一套体系来控制产品质量。为此，他还成立了一家咨询公司，在美国布道。战时的美国，说实话只管量，不太关心质，加上戴明人微言轻，一直默默无闻。
直到他来到了大洋彼岸。
在美国无人问津，可这是在日本，被美国从身体到精神彻底打败的日本。1950年6月24日，日本科学技术联盟（JUSE）主席石川馨邀请戴明为日本最有实力的21位企业家授课，传授质量管理的真经。而这21个人，控制了日本80％的资本。
对于在往日荣光和现实窘境中痛苦挣扎的日本人来说，戴明的话就像疫情中唯一的疫苗。他们没有选择，必须注射。
一
戴明的质量思维与以往通过检测再更正不同，他提倡前置部署，在设计生产过程中通过PDCA（策划、执行、检查和行动）来不断迭代，通过最高领导挂帅、全员参与，最终由顾客评判产品质量。这样精细化管理带来就是高质量的产品。
日本人全盘接受了戴明的思想和方法，先后有数以百万计的日本人直接或间接地接受了他的培训，20000名质量工程师上岗，质量意识从此时才在这个国家扎根。
戴明在日本授课
在戴明在日本巡回布道时，台下一个叫盛田昭夫的小个子默默拿出小本本，把戴明的质量要点记了下来，并结合自己对产业的认识，用在了自己成立刚5年的小公司——东京通信工业株式会社的管理中。 公司后来改了个命，叫索尼。
战后的日本，一直被美国极力防范再工业化。直到戴明到日本的当年末，东方大国志愿军跨国鸭绿江，美国对日本的定位才发生了180度大转弯。一方面要把日本当做反共防波堤，展现资本主义优越性；另一方面要成为朝鲜战场的军事工厂。因此，美国放下了戒心，开始大力建设日本工业体系。
在这样的大背景下，一年后，盛田昭夫从美国回来，又带回了另一个小本本——《晶体管技术》，这可是当时刚出锅热气腾腾的新技术。1954年，索尼的另一位创始人井深大干脆在美国以2.5万美元的价格，直接从贝尔实验室直接买到了晶体管技术。一年后，在索尼成立的第十个年头，它生产出世界上第一台晶体管收音机TR-55。
小巧便携的TR-55一改以往收音机粗大笨重的外观，马上风靡全球。从这一年，日本产品开始正式进入美国市场。随后在1961年，晶体管电视机开始在日本生产，并很快出口美国。
靠着过硬的质量、小巧的体积和便宜，日本电子产品在60年代火速占领美国市场。1964年，索尼公司上榜《财富》杂志，里面评论道：“收音机、电视机和其他民用电子设备的美国制造商已经一再被日本索尼公司灵活的竞争力弄得狼狈不堪。”至此，日本产品彻底摘掉了“劣质”的帽子，在全球热销。
日本人为了感谢戴明，把他尊为“质量管理之父”，并设立了以他头像为奖章的质量奖：戴明奖。
二
三十年弹指一挥间，80岁的老戴明没有想到，他在美国还有第二春。
1980年6月24日，美国NBC播放了76分钟的纪录片《If Japan Can, Why Can't We ?》（日本行，为啥我们不行）？片子里先是介绍了日本的种种成就，后半段的主角只剩一个：戴明。
主持人不停地追问老戴明：日本为啥成功？和美国有啥不同？我们能搞不？我们这样搞行不行？急切之情和题目的酸味相得益彰。原因很简单，美国人感觉到了来自大洋彼岸的威胁，虽然有些迟钝。
1960年，美国仙童公司在一片硅晶圆上集成了四个晶体管，这是世界上第一个硅基集成电路。赫尔尼又将半导体生产的台面工艺改进为平面工艺。也是在这一年，日本政府提出“收入倍增计划”，计划十年内将国民收入翻番。
1963年，NEC获得了仙童的平面工艺技术的生产授权，以此为标志，日本获得了集成电路的批量制造技术工艺。与此同时，日本政府要求NEC将取得的技术共享给国内其他国内厂商，包括日立、富士通、三菱和东芝。日本企业因此大规模进入半导体产业，并开始高速发展。
五年后，在电子、家电、汽车产业的带动下，日本GDP超越西德，成为世界第二，提前完成“收入倍增计划”。70年代，日本经济更是一飞冲天，除了汽车远销欧美，半导体更是深深扎了美国师父的心。
1976年3月10日，日本官办的科研机构“VLSI技术研究组”成立，专门用来研究以DRAM存储器为主的超大规模集成电路。研究组的成员，有日本电子综合研究所、计算机综合研究所、日立、NEC、富士通、三菱、东芝（后五家公司也是当年共享仙童技术的老兄弟）。研究组获得了总计720亿日元的经费，其中40%来自政府，60%来自五家公司。
这是一个庞大的计划，除了在短期内突破64K DRAM和256K DRAM的研发，并实现突破1μm制程工艺以外，还要实现从原料、设备到制造全产业链的自主研发与制造。
1978年，在研究组的领导下，富士通率先完成64KB DRAM的研发，两年后日立把产品推向市场。要知道DRAM最早在1970年由英特尔推出，日本在1972年才研制成功。而仅仅过了不到十年，变成了美国落后日本一年才开发出来64KB DRAM。
落后的原因，主要还是自大。美国人在很长一段时间都没有把日本放在眼里。在他们映像里，“菊与刀”的国度始终是点头哈腰的小跟班，政治上是，科技上更是。
但最先敲醒美国人的，还是日本人自己。日本学者野口悠纪雄在《战后日本经济史》这样描述日本的60年代：“当我得知‘黄金时代’这个词在欧洲意味着过去的荣光时，不禁有种奇妙的感觉，因为对60年代的日本人来说，谁都理所当然地认为，黄金时代是指未来的时代”。而到了1979年，因《邓小平时代》而在国内闻名遐迩的傅高义老师干脆给他的书起了一个低调的不能再低调的名字：《日本第一》。
三
80年代的日本，已经不是升起的太阳，而是如日中天。
在东京街头，手里没有1万日元（相当于人民币120元）现钞，打车就像现在雨中等滴滴一样痛苦。而一家人一顿饭能吃掉相当5000元人民币。钱除了纸醉金迷，还不断涌入楼市和股市，所有人都认为房价和股价会永远涨下去。后来日元被迫升值，日本人甚至放言：“卖掉东京，买下美国”。
半导体行业更给力，在DRAM领域，不再扎心了，直接打倒了老师父。
1981年，刚刚量产64KB DRAM一年多的日立，就把市场占有率做到了40%，成为全球第一。随后，NEC主导了256KB DRAM时代，东芝成了1MB DRAM的霸主。1980至1986年，日本企业的半导体市场份额由26%上升至45%，而美国企业的半导体市场份额则从61%下滑至43%，日本半导体产品的国际市场占有率超过美国，成为真正的全球第一。
美国国家半导体公司的64KBDRAM在1980年还喜气洋洋赚了5200万美元，一年后直接亏损1100万美元。同年，AMD的DRAM利润暴跌66%。而70年代的DRAM霸主莫斯泰克，巅峰时市占率达到80%，直接在1985年退出了DRAM市场。
和莫斯泰克一起退出DRAM市场的，还有大名鼎鼎的英特尔。日本人民的老朋友仙童公司有著名的“八叛徒”，其中的诺伊斯和摩尔后来出走创办了英特尔。英特尔曾经在DRAM领域也是风生水起，可日本人刚一发起攻击，就直接趴下了。公司连续6个季度亏损，亏损金额高达1.73亿美元。这是英特尔上市以来的首个年度财报亏损，没办法直接关了7座工厂，裁员超过7000人。
走投无路，英特尔宣布退出DRAM市场。诺伊斯在退出时心有不甘：“实际上我们并不想退出，因为不管怎么说，英特尔在创立时的初衷都是生产存储器的。”以此为标志，半导体产业发展史上的第一次大规模的产业转移形成，由诞生地美国转移到了小弟日本。从集成电路设计、封测到光刻机等设备，再到各种原材料，日本建立了完善的半导体产业链，成为了新的全球半导体龙头。
然而，第一的宝座还没坐热，美国人就醒了。
四
除了发出“为啥我们不行？”的灵魂拷问外，后知后觉的美国人为了重夺“第一”想了很多办法。
NBC的节目刚一播出，在美国名不见经传的戴明老爷子就成为了各家公司的座上宾。他的质量思想又回流到了3000多家美国公司，大到福特，小到没名字的小微企业。半导体企业也不甘落后，退出DRAM后，英特尔借着个人电脑的东风，转战处理器，和微软一硬一软，形成了霸屏40年的wintel体系。而且30多年间，它一直是半导体工艺和设计技术的领头羊。
上世纪80年代初，是计算机由巨型商用机向个人机转变的时代，IBM发明了个人电脑（PC），为世界电子产业格局重塑埋下了伏笔。在对自己行不行产生疑问后，美国人对日本的技术输出不再那么大方。而且他们更怀疑日本人在隐秘的角落偷窃他们的成果，只是缺一个证据。
1981年6月，日立的高级工程师林贤治拿到了10卷资料。这可不是普通资料，而是IBM关于PC设计的商业机密。林贤治激动坏了，想进一步搞到剩下的17卷，一统江湖。可他没想到，IBM察觉并告诉了FBI。苦于寻找日本偷窃商业机密的FBI大喜过望，和IBM一起做局，诱导林贤治和日本公司掉进商业犯罪的陷阱中。一年后，正当林贤治和另一名同事大西勇夫紧张地等待下一次交易时，却被FBI戴上了镣铐。与此同时三菱的一名工程师也中了同样的套路在机场被捕。
美国媒体一如既往地快，日立、三菱事件很快就登上了世界各大媒体的头条，被称为“20世纪最大的产业间谍事件”。针对日本公司的窃密行为，美国舆论惊呼，日本工业间谍对美国“硅谷”的冲击不亚于40年前对珍珠港的偷袭，因此称之为“新珍珠港事件”。
半年后，日立和林贤治、大西勇夫承认有罪后，才与IBM和解；三菱也在同年10月，以公司总部无罪、当事雇员有罪的条件取得和解。两家公司分别与IBM缔结了技术使用费合同，而正在研发PC的富士通也被迫在承认IBM著作权的秘密协议上签了字。随后，日立、三菱及富士通接受美国派遣工作人员入驻企业，对他们进行商业监督。
与此同时，美国商务部终于得出了“对美国科技的挑战主要来自日本，目前虽仅限少数的高技术领域，但预计将来这种挑战将涉及更大的范围”，“维持及保护美国的科技基础，是国家安全保障政策上生死攸关的重要安全因素”的结论。
虽然事件不在半导体领域，但企业间的商战，终于引起了美国政府的注意，在技术输出方面彻底关上了大门。
当然技术只是一方面，产业转移的巨大势能仍在继续。日本半导体企业仍所向披靡，美国厂家仍一败涂地。如何围追堵截，需要更多的套路。
五
1985年3月，戈尔巴乔夫上台，此时的苏联在冷战中已经尽显疲态。日本作为“防波堤”的政治作用开始下降，加之经济上的突飞猛进，美国眼见老大地位不保，再也坐不住了，亲自提刀下场。
半年后，美国带领英法德在广场饭店与日本共同签订了《广场协议》，迫使日元升值。在不到三年的时间里，美元对日元贬值了54%，变相吹起了日本经济的泡沫。
与此同时，美国人拿着《日本第一》、《日本可以说不》大肆宣传，报纸的醒目位置都是《Japan’s Big Lead in Memory Chips》（日本主宰存储芯片）这类报道，在国内掀起了一片反日浪潮。美国商务部趁热打铁，裁定日本存储器存在不正当竞争、低价倾销，对日本征收100%反倾销税。为了进一步施压，第二年6月，美国警告日本以当月31日为限，如果不能就日本在半导体领域的倾销达成协议，将会动用301条款。
产业界当然不同意，但是日本在政治上是美国彻彻底底的依附，再加上一年前曾让日本首相在报纸上登文道歉的“东芝事件”余波仍在。日本政府其实没得选。
6月31日，美国给出的截止时间当天，日本政府不情愿地接受了美国的条件，签订了为期5年的《日美半导体保证协定》，主要针对的就是日本颁布的《电子工业振兴临时措施法》等法规和计划。协定主要内容有：日本需降低市场准入，需提高外国半导体企业在日本市场份额至20%（之前外国半导体企业在日本市场份额不足10%，当然这里的外国主要是指美国）；成立价格监督机制，成本需按美国方式核算，日本需严格管理出口产品的价格和成本；禁止日本富士通收购美国仙童半导体。一言以蔽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必须按美国的要求来发展。
可产业惯性哪能说停就停，日本半导体产品还在主导全球市场。一不做二不休，1987 年 3 月，美国政府以日本未能遵守协议为由，就微机等日本产品采取征收 100%进口关税的报复性措施。1991年，协定到期，日本的统计口径下美国产品市场占有率已经达到22%，但是美国人仍旧认为在20%以下。美国再次强迫日本签订了第二次半导体协议，要求到次年底必须到20%以上。
与此同时，美国还培育了一个小兄弟——韩国。韩国1981年正式通过《半导体工业综合发展计划》，该计划支持4M、256M DRAM的开发，并通过人才的培养促进半导体产业的基础建设。三星、现代、LG和大宇四大财阀在政府的支持下，逐步成为IBM、TI和Intel的代工厂，逐步拥有了制造DRAM的能力。其中三星通过购买镁光和CITRIX的技术，并在韩国本土和硅谷成立两个独立的研发团队进行技术引进和吸收，分别于1984年、1986年迅速拥有了64K、256K DRAM的研发能力，与日美的技术差距仅剩2年。但由于持续高投入和日本厂商的倾销，1986年三星半导体累计亏损达到3亿美元，要知道，当时一架波音737也不过3000万美元。
1986年正是美日半导体激战正酣的时候，关键时刻还是美国暗地里通过IBM、Intel对韩国的半导体工业进行技术扶植。由于美国对日本的反倾销税，使得三星生产的256K DRAM销量大增，1987年三星电子实现盈利。随后，以DRAM为代表的韩国半导体开始起飞，直到1992年，三星DRAM销量超越NEC，成为世界第一。
凭借着杰出的拉打功力，1996年7月31日，美日半导体第二次协议到期。 美国已经在日本的半导体市场份额占到了30%左右，在全球市场份额也在30%以上，而日本已经下滑到不足三成。 美国的战略目的达成，便放过了日本，没有组织第三次协议。
六
1993年，老戴明走了。此时的美国企业也得到了他的真传，他的很多思想也融入到了后来让众多企业又爱又恨的ISO9001质量体系中，并重塑了美国产品的质量。而这一年，美国半导体的市场份额开始反超日本，重夺第一。
日本甘心吗？当然不，通产省开展了世纪大营救。1999年底，日立、NEC、三菱的内存部门不堪重负，被母公司剥离，由日本通产省整合成立了必尔达，意在保护日本DRAM产业。还没有缓过神来，2001年12月，东芝宣布，自2002年7月起，不再生产通用DRAM。自此，日本DRAM仅剩必尔达一家。
好景不长，2007年，微软推动的硬件大升级并未如约而至，Windows Vista的销量远远低于预期，之前扩产备货的各大内存厂商吃了闷头一棍。2008年爆发了全球性的金融危机，此时三星又祭出了他的反周期大杀器，逆势扩产，其他厂商不得不为抢占市场而被动跟进。2008年，2G DDR2内存条直接跌破100元大关。不是所有玩家都有如此坚强的意志和财力能够挺过黎明前的黑暗，2009年1月，德国奇梦达率先倒闭。2012年2月，历经多次输血后，必尔达被银行抽贷，宣布破产。此时的2G DDR3内存颗粒价格，仅为71美分。
1989年，全球十大半导体公司中，日本占6席，NEC、东芝和日立囊括前三。2020年，前十中再无日本企业身影。
读到这里，你可能以为日本半导体被美国人打趴下了。并没有。
2019年7月4日美国独立日，正当韩国为劳工补偿问题不断向日本施压时，日本突然宣布限制向韩国出口氟聚酰亚胺、光刻胶和高纯度氟化氢。仅仅三种半导体材料，死死地扼住了韩国的喉咙。三种材料都是在制造半导体折叠屏和芯片时必不可少的材料。韩国在这些材料上对日本的依存度超过90%，三星的库存为“1～2个月”，SK海力士的相关人士则透露“不到3个月”。
一场争端让世人惊诧，日本还有这两把刷子。事实上，得益于始于上世纪70年代“VLSI研究组”的分工与研发，日本掌握了半导体几乎所有的产业链关键技术。除了以上材料，东京电子在涂布显影设备领域掌握9成全球份额，DISCO在切割设备上份额最大，信越化学和SUMCO掌握了全球60%的硅片供应等等。
这些技术，成为日本半导体安身立命的根本，也成为贸易战中执剑人手中的按钮，震慑产业链上的每一个玩家。
尾声
虽然日本仍是全球半导体产业链上游不可或缺的一环，但不可否认在下游芯片成片领域，除了在CMOS摄像头芯片领域的Sony和汽车电子领域的瑞萨以外，你很难说出其他日本芯片厂商的名字。
从50年代开始，日本的半导体产业经历了低开高走、再衰落的抛物线发展过程。眼看他起高楼、宴宾客、楼歪了，很多人想探寻其中的原因。
首先反思的是日本人。日本产业观察记者西村吉雄在《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中总结了日本半导体产业发展走低的原因：
一味追求高质量，对市场变化反应迟钝。拜戴明老爷子所赐，日本人对质量的追求走火入魔，以制造的DRAM“精益求精，没有劣质品”为荣。“高可靠，长寿命”是在80年代中期以前的大型机时代日本半导体成功的要素，日本的产品常常连续使用5年不出任何故障。殊不知日本人想偷的PC技术恰恰颠覆了计算机的发展，它发展日新月异，升级换代快，对内存的寿命并不敏感，只需要在低价基础上不断推陈出新即可。日本人似乎忘记了高质量的初衷是低成本，一味追求质量性能极致，甚至嘲讽镁光和三星快速迭代的内存是“垃圾”。结果产品质量好是好，价格却降不下来，跟不上市场的发展，份额越来越低。
没有适时采用分工模式。日本企业从一开始就是采用的设计和制造一体的IDM模式，这种模式在今天看来对于产业链自主可控有天然的优势。但是在40年前的全球化过程中，台积电已经开创了芯片制造代工模式。这样的结果是设计企业不用承担设备的折旧费用，资产变轻，应对市场更加灵活。同时制造企业的设备24小时不停机，效率提升，制造技术不断优化。而日本在全球化的顶峰时代拒绝这种水平分工模式，几乎所有企业都强调拥有“制造”的重要性，过重的资产也失去了对市场变化的应变能力。
把研究与创新等同。这点与国内夸赞日本基础研究扎实截然不同。西村认为日本投入了过多无谓的研究工作，这些“新知识与市场的联系不够”，目的不明确，没法获取利润，刺激企业再投入进入良性循环。而创新如熊彼得所说是一种能够创造利润的技术或组织“新组合”，必须紧盯市场，目的明确。
有趣的是，日本人视角下的半导体产业兴衰，似乎有意无意忽略了一个最重要的因素——美国。
日本的半导体产业发展，受益于全球化的分工，资本寻找更低的劳动力成本，同时技术迁移，产业开始建立。低廉的劳动力，重建的决心正是日本产业发展的沃土。更重要的是，日本的卑微，苏联的针锋相对，让美国一直把它当作自己的附庸，亚太地区的马前卒。美国还要人给人，要钱给钱，要技术给技术。日本因此有了从50年代一直到80年代三十年的发展机遇期，承担了更多的产业转移，成为全球化的第一波受益者。
成也萧何，败也萧何。美国的一切初衷，是为了巩固自己全球霸主地位。谁想超越、当“第一”就要想尽一切绞杀。80年代中期以后日本，就是例子。
一切是否似曾相识？日本海的另一边，中苏交恶、尼克松访华、改革开放、中美蜜月期、市场化浪潮、加入世贸。中国在帝国主义国家的眼皮底下韬光养晦了40年。这源于中国把握世界潮流的能力，也得益于美国人和西方世界对中国落后的偏见，根深蒂固。即便改革开放以后的高速发展，绝大多数美国精英觉得数据不可信，即便相信也觉得不可持续，即便认为可持续也认定没有创新。在这样的认知背景下，中美分分合合。直到2018年，美国人终于回过神来，像30年前对待日本一样，撕下最后的面具贴身肉搏。
只不过，这一次，中国不是日本。
参考文献：
[1] 野口悠纪雄，《战后日本经济史》，民主与建设出版社，2018。
[2] 傅高义，《日本第一：对美国的启示》，上海译文出版社，2016。
[3] 汤之上隆，《失去的制造业——日本制造业的败北》，机械工业出版社，2015。
[4] 西村吉雄，《日本电子产业兴衰录》，人民邮电出版社，2016。
[5] 池田信夫 ，《失去的二十年：日本经济长期停滞的真正原因》，机械工业出版社，2012。
[6] 盛田昭夫 、 石原慎太郎 ，《日 本可以说不》，军事科学出版社，1990。
全文完，感谢您的耐心阅读。如果觉得有意思，就分享、点赞、在看三连击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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